围剿汪晖：牛二教授冲锋 “自由”帮闲殿后

为什么要围剿汪晖：牛二教授冲锋   “自由”帮闲殿后

: 云淡水暖

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们躁动起来了，因为《南方周末》操作了一次“围剿”，众“自由主义”热烈参与，而“围剿”之说，不是草民的原创，是“剽窃”来的，根据香港《太阳报》的描述：

“今年三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公开着文，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写于二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多处存在抄袭。汪晖是内地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他认为中国不应全盘西化，反对过度私有化。汪晖被指抄袭震动内地学术界，与新左派相对立的自由派学者连篇累牍攻击汪晖，尤其是作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南方周末》及《中国青年报》这两大媒体，更成为剿汪阵地。《中国青年报》甚至刊登六十三名自由派学者的签名信，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对汪晖展开调查。”（龙吟大地 冯海闻）

草民不大赞同这种有些极端的描述，因为把汪晖先生树为所谓“内地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太过牵强，“新左派”本来就模糊不清，“领军人物”则更牵强附会了。客观地说，汪晖先生极有可能令崇尚“市场拜物教”和新自由主义的文人贤达们不舒服，甚至是很不舒服，因为汪晖先生有两篇文献《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

在《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中，汪晖先生说“在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革命后的社会改造，工人阶级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过把这个阶层重新打入‘弱势群体’来营造所谓‘市民社会’或‘中产阶级’的方式，等同于在对这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造，其残酷性是令人深思的。…在调查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过程中，最为感人至深的是通裕集团工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公态度。他们的那一份渗透着血泪的呼吁书，以及由职工代表起草的一 大批上诉文稿，并不仅仅是在要求改变他们个人的命运，而是从一个历史的高度出发，重新伸张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揭示着这个由上至下的、问题丛生的改 制过程所导致的严重危机和社会不平等。这些工人代表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断地追问：中国正在往何处去？”

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中，汪晖先生写道“对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成长的一代人，主导的知识就是关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而且正如过去一样，是另一种片面的知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南欧，这些曾经为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及其文化现在几乎完全在流行知识的视野之外。…为什么人们只是从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即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历史经验出发来理解全球化和市场经验，而从未触及这一经验的另一面——印度、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为什么XXXX年的社会运动在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和韩国的学生运动而欢呼的时候却没有能力理解这些运动发生的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目标。”

仅凭以上两点，汪晖先生恐怕就已经跟新自由主义、市场拜物教精英、贤达们结下了梁子，本来“工人阶级”一词就早已经为精英贤达们所深恶痛绝，还把精英贤达们所心爱备至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背后的疮疤——这个阶层（工人阶级）重新打入“弱势群体”无情地揭示出来，无疑是掏了人家的心窝。本来新自由主义们就把内心唯一的标准定位在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即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身上，而且自身的物质利益，也有不少人达到了那个“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水准，汪晖先生把“全球化和市场经验”的另外一面——至少是拉丁美洲、非洲直白地摆出来，无疑是踩了一下新自由主义们的痛脚。所以，对汪晖先生的报复围剿，是迟早的事儿，当然，这需要下一些功夫，更需要一个打冲锋的。

以草民之所见，这个策划可谓处心积虑，以牛二型的教授打头，以“新自由主义”大小帮闲殿后，以南方们及其盟友提供媒体平台，形成合围之势，叫你汪晖浑身是嘴也百口莫辩。

为什么要以牛二打头阵呢？因为牛二在团伙中尚未成大拿，即便是失手丢脸，也不失大拿们的“风度”，牛二本来就为大拿们冲锋陷阵的。牛二的风格是不讲道理，或者说是专门搅合，只讲歪理，甚至栽赃构陷。如果不是向汪晖先生泼污，在高教大跃进运动中冒出来的无数“教授”群里，王彬彬实在也算不上名噪一时，也许是这些年来芙蓉姐姐、凤姐的“出名”和出彩提醒了王彬彬先生，不来点儿“毒辣”的，还真无法更上层楼，当牛二是最便捷的一途。

有人说，帮闲说，王彬彬是“学术争论”，但手法却极其不地道。

王彬彬列举了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北京青年报），“文理不通”显然与“剽窃”或者说“剽袭”无关，按下不表。根据《反抗绝望》一书的出版者三联书店的策划编辑舒炜指出，“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北京青年报），草民吃了一惊，既然人家汪晖先生已经在原文中已经给出了“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王彬彬为何要在其指责别人“剽袭”的文章中予以“隐去”呢？这不是栽赃么？

比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王彬彬无理搅三分地嘲笑“王彬彬评论：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如果汪晖是“剽袭”，何必在文中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既然已经注释了，何来“剽窃”？

在王彬彬的指责文章中，出现了其“独创”的“偷意”一说，也即可以莫须有地从两个不同的人的话语中任由王彬彬定义出谁“偷”了谁的“意”，完全不顾材料的实证性质，王彬彬定义了你“偷意”你就是“偷意”，比如，王彬彬咬定：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

这就算是汪晖“偷意”的“证据”，那么，已经有人把王彬彬自己的文章拿出来比较了，“根据王彬彬的‘搅拌式‘、’组装式‘剽袭概念，那么王彬彬本人的写作充斥剽窃。”（北京青年报 舒炜 “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这就是典型的牛二风格，按照自己的定义，别人是一身“肮脏”，竟不顾自己身上满是这种肮脏的印记。

值得一提的是，王彬彬先被《南方周末》抬出来炒热，南方系的围剿立马跟上，连篇累牍地邀请各路人马大声鼓噪，其中最为显眼的要算以“学术娱乐化、商业化”名利双收的易中天先生，6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檄文“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好家伙，一下子就把汪晖先生钉死在“涉嫌抄袭”的十字架上了。然后又在南方的表弟《新京报》上叫阵“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易中天也算是“名教授”了，这种对王彬彬的牛二战法视而不见，在媒体上热炒的恶习是从哪里学来的？

可笑的，被香港《太阳报》指为“自由派的领军人物、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亦被揭发他在一九九二年的博士论文，涉嫌多处抄袭。朱学勤是普世价值的鼓吹者，主张中国应全盘西化，实行三权分立。”的事情出来之后，朱学勤先生忽然来了一句“媒体不应对学术问题充任审判官”，这不是打南方们和易中天的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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