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言
改革教大五毛任志强，在近日写了一篇文章，谈八零后的幸福指数。原文参见：http://www.cnstock.com/index/gdbb/201007/691294.htm
他认为八零后之所以幸福指数偏低，远不如改革开放前毛时代的幸福指数高，原因是“对生活质量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提高了”。他对此给出的解决办法，一是改革版的“忆苦思甜”，通过贬低毛时代，来要求八零后承认自己幸福；二是通过“教育和批评”，降低八零后对生活的预期；三是劝说八零后别去批判社会现实，而要把一切问题归因于自己不够努力。
这篇文章的好处在于收集的问题比较齐全（历史教育、情感问题、社会分配、就业、住房、贪污腐败等等），有一条较完整的逻辑线索。有趣的是，作为被任志强谈及的八零后，他谈到的每一个问题我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观点。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机会，正好依凭他给出的问题和逻辑线索，反其道而述之，把我这几年的一些感受和想法记录下来。
我本人是八三年生人，在中国南方的某老工业城市成长。祖辈是农民，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大多数同龄朋友都是国企子弟。现在与我同龄的同学朋友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在社会由下至上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中奋斗着。
我很想分享每一个同学朋友的人生感受，然而八零后的一代已经分化得非常严重，地域差别、城乡差别、社会分工差别、价值观差别、文化差别、信仰差别……导致八零后的内部也存在着无数观念的冲突对立，已经不可能整合所有人的认识。
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仅能代表自己。情感上更加偏向于我们八零后一代中的工人群体。姑且将此作为八零后成员认识改革三十年的样本之一，呈现如下，以供参考。
注：下文中，蓝色的文字是任志强的原文。黑色的文字则是我自己的观点。
1 引子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中国改革之后，社会弊病的快速发展已经让全体国人陷入苦闷焦虑中。年轻人深刻地体会到社会现实的扭曲和不公正，一部分人甚至因此痛恨起生其养其的祖国来。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精英和外国人却在赞叹中国的进步和富强。他们敬佩中国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甚至以为中国人民已经过上富裕生活。
中国城市农村两级分化日趋极端，无数农民为生存所迫忍受着歧视去城市打工；农村公共设施荒废、土地撂荒，劳动力流失，文化教育医疗退出。而那些精英和外国人，却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从网上到处可以看到我们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心中的迷惘、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八零后已经成为底层的一代，在这个社会中受到剥削压迫和虐待。我们切身感受到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对人民造成无数的不公。然而再去听听精英们和外国人的声音。我们体会到各种各样的黑暗，可这个时代在他们眼中却是一片美好
世界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精英和外国人愿意就业安家的那个中国，已经不是蚁族、农民工辛苦挣扎的那个中国了。穷人感受到的苦难，已经被屏蔽在富人的世界观之外。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这也是对我们年轻人感受的一个间接证实。可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幸福指数却比现在高的多。为什么媒体日复一日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人民的幸福指数反而变得更低了呢？
改革前的中国真的极度贫困吗？改革之后的高速发展，到底是哪个阶层的发展？改革后的生活改善，到底是哪些人群的改善？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为何会有任志强为典型的这种精英存在？——每当我们用感受来认识这个时代，他们就急迫地跳出来，公然否认我们年轻人对时代的切身体验。他们认为幸福指数的问题，处在“现有的宣传和教育体系”还不够强大，没有充分地“教育与批评”年轻人，未能使我们降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降低对精神追求的预期。
当社会现实让我们年轻人失去方向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用自己的感受和智慧认真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问题？
2 被割断的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资改精英否定了毛的历史地位，将毛的建设道路解释为历史错误，并认定毛时代人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的努力和成就，把改革定义成中国现代化唯一合法的路线。
由于人民对毛的支持，毛思想对人民的巨大影响；使得当权者封禁了毛的言论和思想①，在各个领域打倒了毛道路的代表人和继承者。并且把作为斗争领袖的毛 抽象成为一个被崇拜的政治符号。每逢国庆的大典前，总会有一系列将毛抽象化的宣传，为的是回避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架空毛思想的影响力。
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我们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
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证的反映那一段时期——曾经整个社会都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是为了防止中国走到今天这样扭曲的地步。然而这一阶段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影响如此巨大，使我们心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公平正义的观念，还能意识到现实社会的不公正。
注①：举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49~1957年）于1978年出版，但不久后就停止发行了。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否定毛的三种人，从不正视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各种思想，不承认毛在历次斗争中为人民着想的真实内心。他们反复强调毛在战争时期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却故意回避了毛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成就，正是为了消除毛的历史威信，架空毛泽东思想在人民心中的权威。
正因为这改革前三十年历史教育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文化断裂的代沟。我们亲身体验了改革之后的社会弊病，又在教育中接受了改革前平穷落后的宣传，总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混为一谈，而不知道“改革”之前，中国的劳动人民曾有一段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经历。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我们八零后比上一代人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呢？
改革开放持之以久的宣传教育屏蔽了历史。八零后的一代只知道中国有暴涨六十倍的大蒜、猪肉、绿豆……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打击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来剥削百姓的“三反五反”。更不知道中国为了防止权力者绑架国家，走上剥削、压迫的的道路，曾经有过反右、庐山、四清社教和文革、批林批孔、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运动。
生活在言论管制、媒体垄断信息的今天，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知道宪法中一度写有工人罢工的自由。不知道毛时代宣传的“群众组织的天然合法性”。
八零后一代总被主流宣传告知，你有不满的就该去辱骂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国家领导人。我们自己在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却不能公开批评专制虐待学生的老师，不能检举单位贪腐无能的上级，不能与残酷剥削员工的老板斗争。
八零后的一代大多不知道在前三十年，曾有“四大自由”做武器，有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让许多政治人敢于用言论批判那些官僚主义者，批评他们脱离群众或是滥用权力。从教育机构、政权到企业内部，到处都有公开的言论自由（注）。
从政治上看，我们八零后一代所没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同龄人在生长期中所拥有的斗争权力、武器和力量。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妖魔化宣传，向八零后的一代灌输了 “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 ①的神话。那个数字从一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到最近的六千万、八千万，甚至发展到了一亿二。尽管我们生活中接触的大多数长辈，鲜有直系亲属在那三年里饿死。
然而在现实之中，我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做月光族，走入菜市场看见十三块一斤的大蒜头皮发麻。QQ签名上高喊二师兄的肉价已经比师父还贵了！电视新闻里播放，某超市促销，市民为了争购降价7块的食用油导致踩踏死人。
改革神教不停地给我们洗脑，市场经济万能，市场经济天然公平，而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是万恶之源。八零后的一代已经不明白当年稀缺资源的凭票证供应，曾经意味着怎样的安心与公正。
反观现在，庄家操纵市场，一个月大蒜绿豆涨价数十倍，农户得不到好处，小批发商直接破产，市民在菜市场里举步维艰。被洗脑的八零后已经意识不到了，这种投机倒把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公然抢劫，这才是对人尊严和自由的粗暴践踏。②
注①：供参考，网文《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疑惑》。关键点之一：得出人口减少1000万的关键资料，国家83年统计数字中，1960年生人总数1392万，到1990年统计的60年出生健在的人数达1444万，到2000年增加到1468万。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83版的统计数字很可能有误，甚至可能是故意篡改
注②：参见《财经郎眼-疯狂的蔬菜》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jF6Ccat_PE/
3 扭曲的教育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专家”、“教授”垄断性的话语权威。重新把“读书改变命运”、鲤鱼跃龙门变成了我们人生道路的强制性选择。
工人、农民，这些属于诚实劳动者的身份，居然不再能让一个家庭体面且幸福地生存。社会现实逼迫每工农子弟在精神上抛弃了他们父辈的人生道路。为了挤入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逃避贫穷窘迫的命运，每年几百万的年轻人以自戕的状态投入高考竞争，将大好青春耗费在极端枯燥、毫无意义的应试教育，用教条化的知识点和流水线般的解题程式摧残着自己的智慧。
八零后的一代，有多少人放弃了自己本来擅长的体育、动手能力、异想天开的思维能力，放弃了兴趣和爱好，投入无数精力在自己不擅长的应试教育中，却仍然在无比残酷的竞争中面对失败。
然而无论从父辈到整个社会，不但不能体会我们的艰辛付出和挫折感，却总是把问题原因归结于“不努力”。他们总在忽略这样的事实：即便所有人都勤奋致死，但从比例上说，十个人也只有一个能上名校的独木桥。是否能在这条自己不擅长、别人擅长的应试之路上赢得成功，与主观努力的关系并不大。
而且现实也是，这种锦标赛一般的高考，往往只是由于几分的差距，就可以淘汰掉成千上万人。
当我们痛恨高考制度的时候，却不知道毛时代的中国人，曾为改变这种“只有知识才能逃避苦难命运”的扭曲现实付出过巨大努力：
——一方面持之以恒地改善各个层面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尊严，让我们父辈大部分人能安于他们作为劳动者的生活。并且大兴在职教育，工厂农村配有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工作强度适中，家庭生活安定，让劳动者有身心闲暇用于自学知识。
当时的劳动者不必强迫自己踏入不擅长的应试教育领域。而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无法踏入金字塔的上层，就总要操劳，害怕结不起婚、住不起房、生不起孩子、孩子读不起书、父母看不起病甚至死后办不起丧葬。
——另一方面，毛时代的教育界，也有一系列的运动以打破僵化教育、科举应试的弊端。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把学习和兴趣结合，把学习和学生的身心健康结合，把学习和学生的尊严理想结合，把知识学习和学生的阶级性相结合①。而那些旧式思维的知识分子，总把术业专攻视作高人一等，看不起劳动者，从观念上认可剥削压迫制度，通通从学阀的位置上被打倒②，才有新一代知识分子愉悦而专注的成长经历③。
注①：参见《毛主席谈教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4/79481.html
注②：可参考电影《决裂》，http://www.56.com/u89/v_NTM1OTUyNDY.html
注③：参见《孔庆东：我的本科岁月》：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502/20/519772_25835092.shtml
4、情感问题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扭曲了人的本性，色情文艺过早地激发了年轻人的肉欲，使本能脱离了互相尊重、相亲相爱的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使我们父辈为工作疲于奔命，矛盾不断，忽略了家庭亲情。孩子们不仅被寄托了家庭的全部期望，而且在枯燥的学业中总是付出努力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无数的孩子因此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孤独感，不得已，要从陌生的、或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寻找片刻亲密感，填补内心的空虚。
早恋、人格异化、自我标榜、非主流、滥交、黑社会、网瘾、极端偶像崇拜……各种边缘化的人格状态在年轻人中爆发出来，向社会倾吐着年轻人的孤独和压抑，控诉着现代社会中集体文化的缺失，人与人亲密关系的瓦解。他们反而成为被舆论嘲笑的男默女泪党
在改革开放的物质崇拜、道德堕落与政治经济基础缺失的三大前提之下，年轻人往往没有坚守真情的能力，却拥有滥交和情感欺诈的权力和自由。多少人因此陷入了极端的精神痛苦和人格缺陷，多少家庭因感情纠纷陷入毁灭性灾难。
不稳定的两性关系对女性的创伤是最严重的。不仅在精神上使年轻女性高比率地陷入难以言喻的抑郁伤痛中，更不用说反复堕胎、性传播疾病造成的各种人间悲剧。人工流产居然成了街头最常见的传单广告，半个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成果丧失殆尽。
八零后的一代，许多人在孤寂的夜里为爱情失败而哭泣，在极度恐慌中害怕自己永远失去一颗能对情感真诚的心……精神失落空虚，颓废到不能没有舞厅与歌厅的疯狂，不能没有幽怨苦闷甚至以乱伦、虐心为乐的文艺消费品，不能没有让人醉生梦死的伤感音乐。他们不明白这是饮鸩止渴，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被剥夺了太多的东西，才使得精神如此饥渴，视毒药为甘露。
许多人却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将普遍存在的情感痛苦视作社会的必然规律。他们已经不知道曾经有一个真诚的年代，当我们父辈还是男孩和女孩的时候，许多人只要手牵手就会在心中许下相守终身、不离不弃的承诺
5 失去产业的流动劳动力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国企改制摧毁了工人自己的产业。而分田到户、统购统销变市场经济、城市农村两极分化加剧、以及社保体系从农村抽出……摧毁了农民自己的产业。
诚实勤劳的体力劳动者失去了前三十年的产业基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勤劳的工作突然不再能养活自身，更不用谈赡养多病的父辈和孱弱的子女。
大量劳动力资源被迫背井离乡，在故乡陷入死寂的同时，怀着“个人奋斗”的迷梦，加入春运的数亿流动大军。抛弃自己的专业知识，接受企业剥削规则、放弃个人自尊、完全服从管理，以此为代价，才能在拥挤的城市之中，得到一个出卖自己的机会。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没有组织保障，经济上依附于剥削者的现实，使得大部分人在恶性的竞争中失去了挑选工作的能力。
多少年轻人被迫把青春消耗在服务娱乐行业中，要么把血汗撒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更不用提到色情行当里挣积蓄的那些孩子们。每个前辈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诫新人，工作就是工作，job is a job，这是养家糊口的职业，永远不要把工作和理想志向混为一谈。社会教育在每一个年轻人脑中虚构出人头地，让亲人幸福的美梦。然而在现实中，绝大部分的产业拒绝向劳动者许诺一个可以期待的人生。
现在八零后、九零后的工人阶级过着怎样的生活？未成年、伪造身份证和学历到北上广的血汗工厂打工。“自愿”放弃五险一金、“自愿”申请每天加班三至五小时、打个瞌睡罚掉一天的工资、旷工一天扣三天的工资；敢于顶撞工头直接开除，薪酬免谈。若是得罪了人，到处都有能让自己身不如死的黑社会①。精神上陷入痛苦，自然有抗抑郁药、网络游戏和“保健按摩”让人苟延残喘，当然这些还是要自己付钱的。
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八零后一代的工人阶级，从“国家的主人”沦为“劳动力资源”。他们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存土壤”的历史，更不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他们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诚实的劳动者能够在绝大多数行业中享受尊严和主体意识，以自觉和勤奋的劳动为荣。各个行业都尊重劳动者的主观努力，不存在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不存在尊严被剥夺的困境，不存在丧失集体生活的空虚。我们的父辈从事与父辈们从事每一份职业，甚至在工厂里成为学徒工，都有机会获得一个可期许的人生，教育、医疗、住房、婚娶、养老保障都是集体对每个人的制度性承诺。
在这个时代里，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安心的。这使得挑选工作失去了必要性。工人甘愿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在心中立下誓言，任何岗位上都要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
相比现在，八零后的一代即便更换十几个工作，也未必赢得一个可期许的人生。企业招新的工资总是超过老员工，一遇上危机就大规模裁员。为应对通货膨胀把辛苦积累的血汗投入股市、基金中转眼就能跌得血本无归。与此同时，劳动者若想要自己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通过工人运动主张自身利益的权利，却一定被法律和现实残酷镇压。
多少人被时代逼迫着选择高风险的自主创业。工作数年甚至十几年、推迟结婚、不买房才积攒的积蓄，被投入到统计学视域上失败率极高的自主创业。就为了摆脱被剥削的身份，希望能做自己的老板，终于摆脱给别人打工的命运。归根到底，这只是为了能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未来。
注①：参见《北航学生深圳下厂经历》 http://www.ibeidou.net/?p=3643 。里面谈到了工资问题、加班问题、工伤问题、工人维权问题等等。
6 分配不公还是抢劫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
改革开放打着计划经济向市场过度的旗号，而实际上却是集体经济转向私有经济的破坏性改造。为追逐利润而抛弃公平原则，导致收入差距无限扩大。
在集体经济时代，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全民财富，诸如国企、教育、医疗，它们既是劳动者创造的的成就，也是劳动者合情、合理、合法的财富。然而一次次掠夺性的私有化浪潮，却把这些财富变成了极少数人的私产。
在国企改制的抢劫中，在教育改制的抢劫中，在医疗改制的抢劫中，在房价上涨的抢劫中，在货币贬值的抢劫中，在物价疯长、投机倒把的抢劫中……无数劳动者失去了生活必要需求的保障，与此同时却造就了极少数人的亿万级富裕。底层工人拿着最低工资水平，承诺每天3~5小时加班来换取一个月一千几百的微薄收入，与此同时，某些企业高管拿着千万级别的年薪，还不包涵各种福利待遇。
总在被富人抢劫的劳动者，包括八零后的一代，已经不知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期、按劳分配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还意味着财富不会被极少数人掠夺，从而确保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
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改造，使得劳动者第一次摆脱了被私有制抢劫的命运。一个企业在不断的生产中获得了大量财富，不再只是成为资本家的利润、变为他们剥削更多劳动者的工具，而是通过公共医疗、教育，社区建设等等，直接转化为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集体经济不创造利润吗？不对！前三十年创造的利润，最大的证明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八零后一代，在良好社区环境中健康成长、享受家庭的亲情伦理、接受健全教育。同样的成长条件，我们要花费多少金钱，才能让我们这代人的子女也享受到？——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这才是经济体系创造的最大价值。
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集体经济的确立与保护，阻止少数人通过政治、经济特权对劳动者进行抢劫和风险转嫁。在这个前提下，凭着能力与本事，凭着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劳动者可以获得一个基本需求（健康、教育、婚嫁、赡养老小、有尊严的社会交往）得到满足的人生，然后追求物质上的进步。
如此劳动者才会有主人翁意识，使得劳动力得到解放，自觉地投入生产实践中。而不是在残酷剥削下绞尽脑汁对抗剥削者的“科学化管理”，学会各种偷懒的办法，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度疲劳的灵魂稍稍喘息，不至于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相比改革神教宣传的，通过分田地、卖国企重新制造土豪、资本家，反而能让穷人变富人、先后带后富。这个痴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允许少数人通过私有制抢劫多数劳动者，反而能共同富裕，这种谎言是永远无法兑现的。
7 住房问题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价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们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将住房制度的“集体建设”强制转向了开放商和政府垄断的供给方式，成为了当前社会GDP盲目增藏的生机，却成为了普通劳动者心中的万恶之源。
八零后的一代深知商品房本身的无数罪恶，知道政府、开放商与银行三者的互相勾结。却不知道曾经有一个集体建设的住房制度，在健康的发展进程中被强制中止。
曾经的工人阶级拥有稳定的产业工作，在企业内有牢固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福利住房成为了一个必然兑现的制度性承诺。在福利分配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社会自信心。使得适龄青年只要有正当工作，即便还没有分房，也可以抛开顾忌组织家庭，生育后代，把工资收入用于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或者积攒起来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做打算。相比现在，以八零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因为住房问题普遍推迟结婚，节衣缩食，更不用说生育后代。
住房对八零后的我们意味着两个家族毕生积蓄，使得婚姻的风险成本高到不可理喻。住房不仅仅是夫妻的问题，还是两个家族的问题。因此物质考量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提高到损害真感情的地步。这还只是组建家庭时必须解决的危机。不知道八零后家庭迎来属于我们这代的离婚潮时，还会有怎样的社会动荡。
住房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心二字啊！
在一个住房有制度化承诺的时代，没有分到房的年轻人拥有安心，很自然地谈恋爱、组建家庭。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成家之后总会优先得到分房机会。
在一个开放商拼命忽悠房价将持续疯涨的时代，没有房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安心组建家庭的。改革神教的精英们总嘲笑年轻人对住房有过高的期许。他们和西晋的傻皇帝一样，看到老百姓饥荒吃不了饭，问他们为何不喝肉汤？
为何要买房不租房？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明白：
1、 如果要安居乐业，这个家庭在一生中迟早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而不是寄人篱下的
2、 房价像开放商鼓吹的这样无限疯涨，不尽早买房，就永远得不到属于自己的住房。收入提高连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速度都跟不上，如何跟得上房价的变态飞涨？
3、 如果住房是婚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它一定是婚姻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旦结婚，怀孕、分娩、奶粉、养老、子女教育、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障……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超越买房，成为不得不解决的头号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全都意味着大量的金钱，一点不比每月房贷轻松。婚后不可能靠积蓄再准备首付的
4、 从结论上说，以开放商和投机者永远垄断房市为前提，如果我们结婚初期不解决住房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住房问题。
两个时代相比较的时候，改革神教还在不断地宣传：制度性住房承诺才是通往奴役之路！你们这些想要拥有自己住房的年轻人，仅仅是“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提高了！”
我真不明白，到底何等尊贵的奴隶，可以逼迫国家机器，逼迫绝大部分企业为收入公平和住房保障做出责任性承诺
我真不明白，到底怎样卑贱的自由者，仅仅为了结婚和抚育后代的天伦之乐，就要将两代人毕生积蓄的血汗拱手送与投机分子，还要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给世界上最富有的机构还债，一旦遭遇困境就将被举家逐出自己安生立命的住房。
注①：中国人还只面临房价高的问题，尚未触及房贷问题的本质。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以住房贷款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恰恰是金权贵族把危机转嫁给中产阶级的最好工具。
两代人买房只是开场白，在经济危机爆发时银行收房才是重头戏。
这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尤为显著。参见迈克尔·摩尔反映次贷危机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220LnqJG2iY/
8 贪污腐败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表面上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社会不公平。实际上，权钱交易使得一切政治经济领域内，抢劫劳动者的行径得到公然认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仇恨，远不只是贫富不均四字，更多的是仇恨权钱交易的根本目的——庇护对劳动者的侮辱和掠夺
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
我们八零后的一代，绝大多数的抱怨和愤怒来自于：即便我们花费了无数努力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艰辛换来的成果，却还要在一次次不公正待遇中（医疗、教育、住房等）被人劫掠走。
正是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平正义绝不是改革神教宣传的表面上的均贫富问题，公平正义本质上是捍卫劳动者的尊严、保卫劳动者的成就。不让我们在婚娶、孕产、后代教育、疾病治疗的天伦需要的时候，劳动果实被强盗化的社会规则掠夺走。
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
改革神教一直哭嚎着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却总在回避一个话题：满足人类一生中最重要的基本需求，实现劳动人民之间有尊严的、相亲相爱的社会关系，到底有多大价值？能抵得上多少物质财富？
然而即便是改革神教也愿意承认，新中国物质匮乏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工业文明时代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极端不公的世界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帝国，凭借他们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树立了他们的霸权主义经济秩序。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直接换取出产国的能源和原材料，而必须先把自己的产品换成美国印刷的“世界货币”，再用“世界货币”在超级资本垄断的“国际市场”上换取能源和原材料。
而这个国际市场的准入前提，是必须摧毁中国国内捍卫劳动者尊严和利益的公平公正原则，破坏劳动者自身的组织力量，公然允许通过政治与经济特权掠夺抢劫劳动者——关键是要而外国资本拿大头。这个食人的世界秩序本身才是最邪恶的
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中国改革开放的确提高了物质上的生活水平，但改革中的各种弊病，诸如腐败、两极分化、掠夺式的“保障”体系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劳动者最基本的尊严和情感，只要这些问题存在，所谓的改革就从来没有成功过，也绝没有获得真正的进步。决不能为了追求表面的物质提升，决不能为了少数富人享受的物质富裕，而放弃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难道仅仅为了电脑和手机，就要把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改造成男为奴女为娼的剥削社会吗？
正是公平正义，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获得了主人翁的政治经济地位，人格和精神上得到解放，才根本上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爆发了建设祖国、创造财富、享受权利和自由的欲望——才使得新中国六十年来能够持续增长。而这一切是通过漫长而艰辛、甚至血腥的斗争才得到的。
父辈们总是听到“决不能忘记斗争”的教诲，就是怕与苍蝇斗争的艰辛、让人们忘记了保卫居住环境卫生健康的巨大收益。
9 富人施舍与弱势群体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八零后的一代已经不知道中国人民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举世罕见的自救与重建，不知道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北大荒的故事，意识不到劳动者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会拥有多么伟大的力量。改革神教在不停地给人洗脑，试图把谎言说一千万遍使之成为人脑中的真相。
改革摧毁了中国的公平正义，让绝大多数劳动者在有能力购买娱乐和装饰品的同时（为了获得社会自信），却陷入无法满足人生基本需求的困境中。大多数的劳动者失去了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失去了属于劳动人民的组织力量。没有了集体的力量，在面对自然灾难和个人命运导致的贫穷时，必然会陷入无法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极端困境。
于是反而让那些在强盗化制度下暴富的少数人拥有了“慈善”的能力，把他人的困难变成了展现自己政治经济实力、塑造自己社会形象的作秀良机。改革神教却把这解释成“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儿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大道废有仁义！
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这个词语是如此伤害中国劳动人民的情感
——新中国一穷二白，劳动者们团结起来，筚路蓝缕，把中国建设成拥有独立工业体系、独立国防体系、工农业自给自足，拥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与美苏相抗衡的国际影响力。
能够一手创建一个伟大国家的劳动者们，居然成了这个时代的“弱势群体”！
是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用体制化的抢劫制造劳动者的贫穷、艰辛。个人的奋斗犹如薛西弗斯的推石之刑，每次稍有成绩，石头便会滚落山地，一切从头开始。
劳动者在过度操劳的工作强度下，微薄的收入却仍然上不能赡养父母、中难以组织家庭，下不能抚育子女；还要在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医疗教育住房问题上一次次被抢劫；不止如此，一旦经济环境动荡，出现由资本巨擘自己导致的经济危机时，还被股市下跌、下岗裁员、次贷危机转嫁了灾难。这种成就感反复被剥夺的精神摧残，让无数年轻人陷入了深达灵魂的疲惫之中。
然而改革神教如何看待劳动者的这些苦难？他们说这是一群“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 的懒人
10 从“剥削”到“打工”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
改革开放以少数人拥有产业和多数劳动者“自谋生路”为名，搁置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劳动者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可改革神教却试图用奥博的名词置换我们的切身感受。在这个“智慧出，有大伪”的时代，政客、学者、媒体三位一体地宣传他们的新宗教，为剥削压迫的意识形态服务，束缚一切人的斗争意志。
正是当年哲学家和劳动者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使得劳动者拥有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理论武器。中国人民在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历史中，发展出了属于我们文明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反抗压迫，难道需要向敌人解释吗？道理是对亲人和朋友讲的，是为了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才需要理论武器，用来破除各种遮蔽人们良知、困缚人们斗争意志的迷信。
正是有了这样的武器，新中国才能在历史上几度击退了旧秩序的反扑。在那个时代，少数人即便发展出了庞大的、惟命是从的政治派系，坐拥国家第二高的政治权力，也不能违背人民意愿、把国家带向剥削压迫的道路。于是中国在公有制的社会环境下，虽然物质匮乏，虽然斗争激烈，但劳动者仍能怀着雷锋精神奉献着青春，为建设属于集体的产业而努力。这恰恰是用理论武器不断斗争的成果。
正是因为当时的工人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文化，有属于自己阶级的价值观念，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拥有结社和罢工的宪法权力——才使得工人阶级在经济体系的纵向分工中拥有极高的话语权，使得工人的政治地位宪法化、经济地位制度化；企业的利润在工人阶级的意志指导下广泛用于公共投资，保障劳动者们最为昂贵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曾经一个月薪40元的工人，也能养活一家七八口人，而且全都在医疗、教育的保障下成长为诚实、真诚、受教育、自我管理、能独立组建家庭的社会成员。正是这样的社会土壤，只有这样的社会土壤，才能诞生出崇高的雷锋精神来。
人类是群居动物，天生就有相亲相爱的一面。人类天性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然而正是被人类创造的阶级社会，通过政治经济的不合理秩序反过来异化人，导致了人们“失其本心”的社会现实。一个健康的社会秩序，有物质保障的社会秩序，才能使人们能“追其放心”、重新“致良知”。
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
当今天的年轻人在痛恨一部分通过假冒伪劣、欺行霸市、投机倒把、残酷剥削致富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时，并不知道这些丑恶现象曾经都是非法的。
是许多怀着不可告人野心的改革鼓吹者们，先强行篡改了中国法律制度，甚至在宪法中删除了工人的罢工自由，这才逐渐有了——工人阶级失去权力、失去地位、被剥夺福利、产业被贱卖、强行下岗失业、不允许追讨欠款，甚至为生存所迫要放弃基本劳动权力、拿最低工资、以超时加班为前提换取月薪千余——的历史巨大倒退。
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国家机器保护的言论自由和罢工自由，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劳动保障制度就是一纸空文。就业竞争与生活困境成了剥削最大的优势，劳动者根本没有选择就业条件的从容。
劳动资源的频繁流动，只有一个原因：劳动者已经被剥夺了自己的产业，沦为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的无产者
于是农民工、国企职工背井离乡，远赴异地打工。大多数岗位质量都在压榨劳动者的青春和活力，却完全不能实现一生中的几项必要的基本需求。就业环境如此恶劣，这才导致理想的就业岗位永远不够。
劳动者的价值观念也因此被扭转，正当劳动不再被视作产业，而退变为过渡性的活计。欺诈性销售、求职诈骗、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传销、卖淫……种种恶现象沉渣泛起，让剥削社会的受害者转变成为虎作伥的加害者。节衣缩食积攒着低廉的酬劳，就为了有朝一日能加入自杀般的创业大军、自置产业。
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少数人在改革过程中通过掠夺劳动者财富而致富，又试图通过深化改革维护由此建立起来的剥削制度。为此改革神教的鼓吹者们，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掠夺事实，美其名曰发展市场经济，把工人、农民因产业崩溃而沦为劳动力寻租者，强行解释为“劳动力就业的自主流动”。
他们的传教法门，就是绝不把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会关系进行估值。试问多少钱可以买到全国人民的四大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
改革通过国企贱卖、教改、医改夺取了劳动者的过去，又通过房市、股市、银行债务来剥夺劳动者的未来，攫取了无数财富和权力后，再把现阶段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进行剥削诠释成“共同富裕”。在改革神教的经义中，“剥削”一词被“打工”取代，劳动者不被允许再持有“剥削”的观念，因为现实中“打工”已经取代“主人翁地位”、居然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11 贫富差距的原因
必须承认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
人人都无法隐瞒这个事实：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直接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而是来自于腐败换取的权力庇护，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然纵容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抢劫。纵容过去对十几亿工人农民财富的抢劫；对现在的恶劣剥削制度的视而不见；允许夺取劳动者对未来人生的希望；同时在遭遇剥削制度所面临的必然经济危机时，公然帮助强盗们把自己的风险转嫁给中下层的劳动者
改革初期大多数工人、农民拥有稳定的产业。从统购统销转为双轨制，官倒、走私泛滥开始，一部分人立刻在以损害公有制体系为代价的市场置换中迅速暴富，万元户的出现严重打击了工人农民的恒产恒心。此后当权者将“国营”改为“国有”，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被“法人”厂长取代。
同一时期对国企利改税、拨改贷的政策，使长期“国营”的企业瞬间变为银行的债奴；在国企面临八级累进税的同时，私营企业却得到了无数优惠政策和剥削劳工的权力，使得国企必须以自残方式和私企、外企竞争。
经济收入两极分化迅速恶化，破坏了从农村到工厂一切领域内的政治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传统道德观点与社会地位构成。几次物价闯关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劳动者的生存安全感。
国企效益的严重下滑使得所有国企工人爆发了失去产业的危机感。教育产业化趋势，医疗产业化趋势，使得国企的危机成为了工人阶级子辈孙辈的共同危机，逼迫出急于改变生存状态的焦虑情绪。
于是在海南房地产泡沫、农村白条、信贷失控的背景下，点燃了遍及九州的下海潮。技术员工从内地举家搬迁到沿海，以老国企衰亡为代价换取了民企的新生。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家庭面临价值观和人生道路的分裂，我们八零一代的童年记忆普遍与亲人无休止的争吵结合。
而全民下海狂热，全民炒股狂热在紧缩银根、房地产泡沫幻灭后迅速冷却至冰点。无数停薪留职、下海奋斗的国企职工身背巨债回到了国企，立刻要面对集资救厂、减员增效、下岗分流。
大势已去的国企内部，在改制过程中新生的权力者为了转移自己遭遇的风险，滋生出了严重的贪污腐败，遍地小金库，为高额回扣购入劣质原材料，建皮包公司转移国企资产，而且在绕过职代会的法人负责制度下这居然是合法的。没有利润，工资停发，城市职工连饭都吃不上，哀嚎遍地，另一方面第一批卖淫者就从无法生存的国企年轻工人中诞生。
等到国企被银行债务和贪污腐败弄得半死不活时，权力者再发动新一轮运动，完全排斥工人自行重组工厂的意愿，硬要将国企贱卖给私人老板。这种贱卖在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保护下，往往是空手套白狼。不花钱获得完整的企业硬件，成熟的技术工人团队，完整的组织体系，然后再把资产贷款给银行，用贷款去还国企的坏账。贱卖后则是新一轮的裁减员工、压低薪酬、任人唯亲、同工不同酬，原本国企的社区福利不但得不到投资改善，反而被私人老板再转卖给别人。相对于私人老板，国企拖欠职工工资的各种案件，在法院有明令禁止受理，工人追讨无门。
工人阶级原本的主体单位是“国营企业”。在国营企业被改革进程抛弃的过程中，通过双轨制、通货膨胀、物价闯关、企业改制、下岗分流、医疗私有化、教育私有化……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遭到抢劫。
试问当年一穷二白的人民共和国，整个工业体系哪个角落不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全国工人农民在集体经济下的奋斗，会有国企吗？会有公共医疗体系吗？会有公共教育体系吗？会有住房保障吗？会有公共社区建设吗？
这些根本不是福利，从一开始就不是福利，而是工人阶级在公有制环境下完全合法合情合理的财富积累。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财富积累被少数人玩弄着形而上学夺走了，而工人阶级要使用这些自己创造的财富，还得再支付一笔巨额费用。
改革使得一个抢劫劳动者的社会规则合法地运行着。它在过去的三十年抢劫了无数劳动者，现在仍然在强势地运行着。没有任何人仇视勤劳和懒惰导致的贫富分化，我们仇恨的是通过掠夺制造的富裕，和因为抢劫而遭受的贫穷。我们更加仇恨维护这种抢劫机制的一切理论和社会组织
改革造成了巨大贫富差距，劳动者被抢劫，这才是贫的真实原因。而另一部分人的富裕，又何尝只是改革神教口中的“创业艰辛”？
要说起创业艰辛，前三十年的大庆油田，鞍钢，三线建设，内地的重工业城市哪个没有史诗般的创业成就呢？哪个私企老板经历过在大饥荒的年代到戈壁摊上用人力为主建设现代化油田呢？
如果私企老板的个人奋斗算是有价值的奋斗，那么国企动辄三十年工龄的老工人，拿着微薄收入为国企的诞生、发展、壮大付出了毕生心血，他们的奋斗经历岂不是崇高得多伟大的多，具备更坚实的天然合法性？
若没有政策对国企运行规律和效益的严重打击，若没有政策对私企的扶植和低成本雇佣工人的权力，试问私企是否能竞争过国企？
若没有国企数十年培育的成熟技术工人投奔私企，没有国企衰落的代价，试问私企是否能顺利起步？
若没有对供销体系的破坏与重构，使得少数人在这过程中攫取了大量资金，若没有国营企业“国有”化、大批干部通过贪污腐败致富、然后南下办厂，多少私企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一桶金？
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然而八零后一代却往往并不能从大局上了解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现实。并不知道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其实是被大历史背景下的因素驱动的。只听得改革神教拼命忽悠私企、个人老板创业艰辛，误以为贫富差距来自个人努力，以为个人奋斗能够创造命运，像杨元元一样把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之上，却走上了绝路。
八零后一代，许多人却没有看到社会的腐败和不公平，到底是如何伤害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看不到制度化的掠夺和剥削如何帮助那些“成功人士”攫取权力、财富与社会地位。八零后的一部分人很容易陷入切身感受和“理论真相”的相悖体验中，陷入迷茫。尽管牢骚满腹却总找不到正确的对象。
12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正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无数的不合理性。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被抛弃之后，无数不尽人意的事情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精英阶层对改革进程顽固与执着的一面确实在不断引发社会不满。为了庇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贪污腐败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将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转化成人民日益强烈的政治诉求。
以贫富严重分化为标志性现象，证实了改革开放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摧残，提示了剥削和压迫在中国的日趋恶化。但这一切，在人类的革命道路中确实是难以避免的曲折的反复，是社会法阵进程中，必须得到解决的根本矛盾。
我们要明白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的根源。种种社会弊病都被现行路线庇护，使得劳动人民陷入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痛苦境地。
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没有意识到改革三十年来的种种错误和日趋恶劣的生存环境，就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的先进性，以及为这些先进性所付出的巨大斗争代价的历史意义。当年的历次运动，恰恰是在避免阶级报复性的内战与死亡，为了在自我的认识与纠错机制中逐步完善，才被发动起来并得到群众拥护的。只是代表另一种路线的权力者永远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对抗意志最终导致了前三十年历史的曲折复杂，扑朔迷离。
并不是暂时地否定一条路线，制止一条路线，就能让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走上长治久安的轨迹。斗争必须是持之以恒的，而随后的发展也是必然的。没有毛时代的斗争，没有毛时代的成就作为基础，根本就不会有现在有限的物质进步，我们八零后的一代若看不清这点，那就真的陷入令改革神教欣喜若狂的愚昧中了。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
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
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制度化的掠夺、剥削和压迫面前，人们才会被迫陷入到这样畸形的现实之中：诚实勤奋的劳动无法保障一个劳动者组织家庭、长足和健康地发展下去；只有通过极端残酷的竞争，把和自己一样艰辛生存的对手踩在脚下（loser），自己成为所谓的“成功者”（winner）之后，才有可能得到人生基本需求的保障。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工人不能安心作为工人生存，农民不能安心作为农民生存。为了最起码的医疗、教育、住房、婚娶、赡养长辈、抚育子女……多少年轻人背井离乡，千万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在千军万马之中走上好学校、好企业竞争的独木桥，不得不忍受制度上的缺陷，以及腐败、潜规则、不公正的各种伤害。
少数新时代的精英，如马云，可以从拥挤的上海搬迁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安心经营他的产业。而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要冒着烈日工作，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既不安居也不乐业，只为了半分之十几的工资提升。与此同时家乡却因为劳动力流失、文化教育医疗产业消亡而越来越衰败。
更多的二线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满腔的热情展现他们对剥削和压迫的高度宽容，以换取资本的青睐；也在吸引更多因产业崩溃而彷徨无措的人们，促使他们抛弃故乡的建设，把榨取自己的青春和活力创造的财富送与让与“富人”，从而换取在这个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下苟延残喘的资格。
13 八零后的现在与未来
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尽管八零后蚁族中大量存在着边缘化的心境，但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这样的地方而抱怨。在我的理解中，这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渐抛弃了“成功学”宣扬的彼岸梦想，认同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对自己勤奋付出应有的自尊和自信。
人的能力各不相同，社会分工体现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适应面。能够诚实地在自己适应的职位上工作，成家立业，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幸福的。少数人的职位显得更为“成功”，并不代表个人的优劣，而是体现了这个社会的不公正——社会财富分配，不但被扭曲成一个拉长的金字塔，底层的大部分人居然不能满足基本的人生需求，只是为了维护金字塔上层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
然而在最近两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之中，八零后的一代远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我们不仅从父辈创造的物质财富中获得利益，也仍然继承者父辈通过不懈斗争积累的各种精神财富。我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这代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民族的道路的抉择正确与否。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
回想我们八零后的一代，比起父辈来，多了许多科技发展的收获。我们这个时代有五颜六色的纸和笔，我们有计算器，我们有手机、互联网、电影电视，有私家车有商品房，有各种各样的世界名牌，耐克的鞋、LV的包。
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到二十六七岁仍然难以结婚、没有自己的家庭和让自己全心疼爱的子女。
为买一套住房我们花光了两家父辈的积蓄，却不知道未来的二十年中面对天文数字一般的家庭维护和子女抚养费用？
我们是否还能积攒同样的积蓄，为我们的子女结婚买房做出贡献？
当我们自己五六岁的时候，父母提心吊胆害怕被人贩子拐卖；当我们子女五六岁的时候，他们去学校是否会遇到持刀砍人的精神病人？
两个独生子女上头的四位老人，马上就要迎来人生的晚年；他们为我们的幸福操劳了一生，能否不让他们安享晚年，不再操心？
父母的最后一段道路是否会能一帆风顺？会否积劳成疾，需要与病痛搏斗？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抚育子女的同时支付得起那不可思议的医疗费用，让父母能安然走完他们勤劳而光荣的一生？
为了保护这种经济实力，我们能否在工作岗位上兼顾作为劳动者的尊严与自觉？在拼命工作以支撑这种经济实力的同时，我们能否有闲暇时间实现对子女和父母的关怀？
我们是否还能保卫自己仅有的亲情友情爱情，不被时代变迁的洪流所扭曲？我们接下来的人生，是否有可能要在令人窒息的无力感与深入骨髓的内疚中度过？
白天想到这些，不禁毛骨悚然。夜里想到这些，难免泪流满面
是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进步去比奴隶社会，但却可以对比改革前后，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八零后的父母们的经历，是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是在变化和进步的；至少他们还应知道不能仅停留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而应靠他们的牺牲于奋斗精神创造未来，而绝不能在原地踏步还痛恨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与条件。
我们可以对比改革前后，我们父辈的人生经历，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恰恰鉴证了新中国建设的两条道路。我们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我们应该明白父辈们在社会的巨变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至少我们要在用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创造自己未来之前，得弄明白改革三十年来，这个社会到底怎样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条件。
而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时间与机会，才能正确的认识到灵魂深处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轻装前进，才会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幸福指标。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正是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熟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也造成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正是官僚、媒体和资本的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数值的中国历史，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人民为了捍卫自己权利和地位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斗争。
于是我们把贫穷和苦难归结为个人不够努力。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的一员，对劳动者的整体权益提出诉求，反而接受了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的文化，接受了“弱势群体”的定位、接受成功学中对“losers”辛辣讽刺，从而造成了我们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如今红绿灯所能管住的恰恰是被社会称为是“强势”的司机，而行人、自行车、三轮车等被自认为是“弱势”的群体虽然并不色盲，但根本不将法律放在眼里，而任意的践踏。许多人用城管的野蛮来抱不平时，却不是道当年的“三自一包”中的养鸡养羊都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根苗而被强制性的没收。而如今至少可以合法的有了生存的渠道，为什么还要非法的掠夺社会的资源并不缴纳税费呢？思想观念的扭曲不正在于不能从对过去错误的比较中看到今天的进步吗？
如今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维护的仅仅是强势者的利益。私企老板根本不把劳动法放在眼里，任意践踏，而工人必须主动认可这种践踏才有可能获取勉强生存的就业机会。工人农民为维护权利的结社、鸣放、罢工权力全被禁止。当劳动者试图反抗社会不公，回击那些侮辱我们人格的压迫者时，首先要面对的却是国家机器的惩罚。不是说企业有了合法的生存渠道吗？为什么还要卖地沟油、三鹿奶粉，以次充好、欺诈销售呢？资本剥削和掠夺的本性改变了，还是与这种压迫相抗衡的社会制度被扭曲了？思想观念的扭曲，正在于人们已经被剥夺了和历史真相的联系，看不到社会现实的变化过程。
14 结语
中国从错误的泥沼中爬出来仅仅只有三十年，无法与坚持了上百年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制度上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人反而幸福指数高，而改革之后经济发展了反而幸福指数低呢？
因为那个错误的时代中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制度约束但有一种精神的约束，知道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吗，生活与幸福的标准与要求很低（也许是无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宽容错误。当文革打破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维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才给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后来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但从泥沼中爬出来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努力中，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从一群群探索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被无情的淹没开始，经历了的少风风雨雨，无数次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才让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让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继续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用自己的生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中国宣布从错误的泥沼中出爬了出来，摸着石头过河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可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才发现毛时代的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更高。因为不管改革神教如何妖魔化那个时代，但人民群众还是可以凭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判断。
尽管毛时代一直存在斗争，在和平时期是比较激烈而且残酷的，但正是这些斗争本身维系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这种公平正义表现为斗争的权利和武器，那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是写入 宪法的结社、游行和罢工权利。
这些公平正义尽管不能兑换到被超级帝国垄断的能源和原材料，却能保护中国的劳动者享受人生基本需要得到保障的安心，依靠勤劳创建自己和亲人的美好生活，从不需要以舍弃尊严为前提、为了生存忍受剥削和压迫。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成功的，而过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让天堂中的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恰恰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政府过度的承诺也无疑是给了八零后一代过多的幻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实现的事，都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个人均ＧＤＰ还排在全球１００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又怎么会一步登天的成为世界的前列呢？
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够成功的。急功近利、自毁长城的改革方式，让劳动人民的信仰毁于一旦，这才是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
改革神教三十年来对人们的无数承诺，现在看来只是幻想而已。他们以公共保障并非一天能建成为理由，公然利用公共保障体系来剥削压榨老百姓仅有的财富。一度是社会公正程度世界第一的国家，仅用了三十年的奋斗，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提高了近三十岁。而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排名前几的GDP大国，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却反而成了世界上不公正排名第一的国家。这些人根本没打算建设人民的福利，他们只是想着怎么牟利。
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树底下好乘凉，则这棵大树一定会在你摘一片叶子遮阴他折一枝挡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维护与培育之中。
看清楚中国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吧。认清幸福指数下降的根源。抛弃那些幻想，在内心中做好斗争的准备吧。直接去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才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如果只期待通过个人奋斗、个人努力，可以登上精英阶层许诺的诺亚方舟，冷眼旁观灾难毁灭一切；则我们自己将和这个所谓的诺亚方舟一起，湮没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烈焰中，熊熊燃烧，化为被人类文明厌弃的历史余烬。
抱怨并不能让社会财富增加，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进步之中让自己更落后。正如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蚁族”是一群“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和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八零后一代应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虽然中国的社会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与创造。而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我们八零后是改革之后出生的第一代。在历史曲折回旋的道路上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文明发展的两条道路，其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我们的一生中呈现。正因为中国社会今天还存在着如此之多的问题，才恰恰需要我们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和创造。
一味地遵守强盗们制定的社会规则，永远不能改变我们这代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被压迫命运。经济统计学中的一切增长都由全部劳动者共同创造，可是由强盗们建立的分配制度，却让大多数人沦为被增长的对象。我们的努力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劳动果实，反而强盗们视作竞争的失败者。
在强盗制定的社会规则下与自己的同伴竞争，总会有大量诚实的劳动者陷入loser的命运。对大多数人而言，要做的恰恰不是甘心承认自己失败者的地位。我们应该竞争的对象，绝不是游戏规则下通过击败同龄的兄弟姐妹以换取的几个奖杯，而是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竞争社会规则本身的制定权力。
这些话空口说说当然毫无意义。若只有雄心壮志、擅长空谈，却没有脚踏实实践的能力，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整个社会的现实都不会发生变化。要想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的确应该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而且有能力的独立个体。
然而随着时代的继续发展，总有一天，积压了数十年的种种弊病将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作用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影响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儿女各自的人生经历。每一个在劳动中自食其力的八零后，对待一切或好或坏的社会现实，自然会有属于自己的感受和意志。不需要强求，每个人的意志终将在历史潮流的带动下汇聚起来，形成一股变革的巨力，像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一样，为创造中国劳动人民自己的命运而不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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