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意”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剽窃？
——从法律角度看汪晖“（被）抄袭门”事件系列评论之二
陈 青
笔者在系列文章之一中说明了王彬彬先生是如何忽略或隐瞒汪晖先生的著作中对被引用的姓名的说明或汪晖先生提供的含有被引用姓名和作品名称的注释，从而达到了夸张地指称汪晖先生“抄袭或剽窃”的目的，这种指称对于一个在国内外学术界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而言，由于与事实完全不符，已经构成对汪晖先生的构陷。
本篇文章将讨论王彬彬先生发明的“偷意”的概念及其法律意义。
一、什么是“偷意”？
王彬彬先生在《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中指责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存在“抄袭和剽窃”的问题时提出了“偷意”这样一种“剽窃”方式。
什么是“偷意”？王彬彬先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他指出：“最让人反感的，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只偷其意，而在字句上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王彬彬先生于是举了三个“偷意”的例子（下文将逐一分析），在第一个例子中他总结说：“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其第二个例子中，王彬彬先生再次将汪晖先生和勒文森先生的两段文字摆出之后，没有作出任何分析和说明，直接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两段话，意思完全相同”；第三个例子他则重复说道：“《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从王彬彬先生的文章中可知，他定义的所谓 “偷意”就是：两段“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的文字，只要“意思”相同或相似，就构成了“偷意”，就是 “剽窃”。
二、法律分析
“偷意”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抄袭或剽窃”，即文字不同而“意思”相同或相似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抄袭或剽窃？从法律角度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著作权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对象是什么。
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其第二、三条明确规定了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第二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第三条 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一）文字作品；
（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
（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对于作品的法律定义，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
“第二条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
也就是说，著作权保护的是特定形式的作品，即某种思想或意思转换为“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表达（如文字）。
如上所述，《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即思想或者意思的表达，而非思想或意思本身。此说法有如下法律依据：
中国1994年加入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版权的保护仅延伸至表达方式，而不延伸至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
中国于1996年加入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二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
我国2001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采纳了国际条约中的此项原则，在第六条规定：
“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法律保护的是思想或者意思的表达，而非思想或者意思本身。同样的思想、意思、观点或结论，只要表达的文字不同，都是法律所允许的，即“英雄所见略同”是完全合法的。
上述 “思想表达二分”原则得到了中国法院的认可，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采纳。列举三个案子：
（1）黄井文诉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该案原告黄井文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被告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冯延飞、吉林人民出版社发表、出版及销售的《美丽的田野》一书抄袭了原告所著的《荒原人》一书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命运，人物关系，故事框架，故事情节和文字，已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
北京市一中院在该案（2006）一中民初字第14484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分析部分首先指明原则：著作权所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作品的思想内容本身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对于被控侵权作品而言，只有在该作品与权利人的作品在表达形式上存在相同或实质性相似之处，且这种相同或实质性相似达到一定程度，并可能影响权利人的人身权和财产利益实现的情况下，才构成对权利人著作权的侵犯。
在原告诉称抄袭的具体内容中有几首打油诗，原告认为两部作品中的打油诗内容不同但中心思想相同，存在抄袭。法院认为：“如第2处的打油诗，原告认可其内容不同但中心思想相同。由于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思想，仅保护表达形式，在此即为语言本身，因此原告指控的这一相同点并不存在。”
该案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均支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2）李建平诉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原告李建平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被告出版及销售的《为什么富有的人越富有，贫穷的人越贫穷》一书中有大量核心文字抄袭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穷人缺什么》、《你为什么是穷人》、《他为什么是富人》和《在商言商》四书中的内容。
法院在（2009）西民初字第3356号民事判决书中全面分析了原告的主张，其中第三点涉及原告主张抄袭的部分为原告作品的核心观点，从图书结构上剽窃了原告的构思。对此，法院的分析如下：
“本院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对于思想观念的原创性表述，不保护思想观念本身。原告作品中的观点、构思应属思想观念，对于同样的思想、观点，他人可以利用或进行原创性的再表述，因此不应认定为抄袭。”
（3）刘宗意与卢海鸣著作权侵权纠纷上诉案
本案中，原告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主张被告在其《六朝都城》一书中关于“龙盘虎踞”、“金陵王气”、“石头城”、“北郊坛”的相关论述抄袭了原告在《玄武湖命名新说》、《“龙盘虎踞”的来源和龙虎文化现象》、《“金陵王气”之谜》、《“金陵王气”解》、《石头城新考》、《南京六朝“北郊坛”寻踪》、《六朝地坛寻踪》等文章中关于的相关论述，构成了著作权侵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而没有支持。
原告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4）苏民三终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如下分析：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应是思想的表达方式，而非的思想本身。具体而言，文字作品受到法律保护的，应是文字的具体表述。反之，的思想、观点、作品的结构、论证过程、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等均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范畴。本案中，上诉人刘宗意始终强调其作品需要保护的是作品的框架编排、古籍史料的具体选择使用、独特的论证思路及判断、文章的分析鉴别过程以及考证目的，而对文章具体的文字表述，则没有提出具体对比的内容。因此，上诉人刘宗意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根据上述三个案例可知，在司法实践中，学术作品抄袭的认定一般都限于狭义的表达形式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情形，而不延及思想和观点本身。这是由于学术研究活动本身就具有延续性和承继性，后来学者对之前学者就同一领域、同一主题的研究活动产生相同或者近似的观点和主张属于正常情形，即便在同时期学者之间发生上述情形也不足为怪。
而在小说、剧本等文艺作品的著作权纠纷案中，著作权的权利边界则可能延及作品的故事梗概、主要情节和人物的设定等方面。这是因为小说、剧本等文艺作品，其创造性较高，发生重复的可能性较低。
总之，法律只保护思想或者意思的表达，而非思想或者意思本身，只有思想或者意思的表达形式存在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才有可能构成剽窃（还要进一步考虑有无主观故意以及相同或者相似部分是否构成作品主要或实质部分）。
三、王彬彬先生关于汪晖先生《反抗绝望》中存在“偷意”而构成抄袭和剽窃的指责是否成立？
在原则明确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王彬彬先生的指责，就清晰简单了。如上所述，从王彬彬先生文中可知，所谓 “偷意”就是：两段“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的文字，只要“意思”相同或相似，就构成了“偷意”，就是 “剽窃”。上文已经反复提到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中确立的原则——法律只保护思想或者意思的表达，而非思想或者意思本身，王彬彬先生也承认“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说明该两段文字在表达上并不相同，既然表达上不相同，所谓“意”的相同也不构成抄袭或剽窃，更何况“意”相不相同并非仅凭王彬彬先生一家之言。
笔者将逐一分析这三个关于“偷意”的例子：
（1）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0、54页
两段文字的原文如下：
汪晖先生《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70页：
“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
同上第74页：
“由于这样一种内在的文化/心理需要，鲁迅在接受西方价值和批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分析方式：其一，他将欧洲的生机与欧洲的危机进行比较，从而不是简单地把欧洲的生机与中国的危机加以比较。他把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思神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革’不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想。同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是以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
勒文森先生《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第54-55页：
“梁启超的推论中包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来自他尊重传统又欲变更传统的含糊的思维方式。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则，梁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方‘文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
但有的时候，梁启超又用中西方‘文化价值类似’的观点为中国的文化辩护，这种辩护与前面的辩护差别很大。他认为，没有绝对相同的历史过程，而只有本质上相同的思想；并且中国人希望引进的新事物并不真正新，因为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过。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谈到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我们已经在本章最初部分的引证中接触到这个观念（见《西学书目表序例》）；读者会回忆起他关于中国古代反对世袭观念的记载和关于传统的思想方式有效力——但这种有效力后来被学生糟粕窒息了——的记载。”
王彬彬先生关于此例总结到：“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地用于对鲁迅思想的分析。”
通读以上两段文字，相信大部分读者和笔者一样的感受——两者的文字并不相同。王彬彬先生也是一样的感受，他说：“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是王彬彬紧接着下了一个结论：“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意思怎么就相同了？怎么就“偷”了？怎么就“确定无疑”了？王彬彬先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随便拿出两段“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的文字，不用给出任何解释，直接说“偷意是确定无疑的”就可以说别人构成“抄袭和剽窃”了——无怪乎有人认为这是在兴“文字狱”或“文革做法”。
汪晖先生在相关段落中明确地引用过勒文森的著作，这在正常引述的范围之内；但上述汪晖先生《反抗绝望》第74页的论述，与勒文森先生《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54-55页的论述意思并不一样。勒文森先生此处论述的是梁启超的“尊重传统又欲变更传统”的思维方式带来的“逻辑矛盾”，而梁启超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一方面梁启超将西方引进的文化转化为“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西方引进的文化“并不真正新”，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过。勒文森先生此处关注的是梁启超如何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而汪晖先生此处则指出，鲁迅并不是简单地把“欧洲的生机”与“中国的危机”加以比较，而是将“欧洲的生机”与“欧洲的危机”进行比较，认为欧洲的“新神思宗”是对欧洲以往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从而“中国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
王彬彬先生的另一举例，认为汪晖先生《反抗绝望》“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一句“偷意”勒文森先生《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一句。追求民族独立与平等是多数近代中国人的共同文化意识，乃是一个政治文化常识。况且汪晖在紧接其后的分析中明确指出，“然而，鲁迅似乎没有从这两大社会背景（引者注：五四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寻找民族‘平等’或文化‘平等’的依据”（《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76页），只要不刻意断章取义，自然不会认为汪晖所论鲁迅思想与勒文森所论梁启超思想相雷同。
正如上文所述，“偷意”不是一个法律认可的概念。如上文所述，著作权保护的是学术思想的表达形式，学术思想本身、分析问题的方法、观念或结论相同，并不构成“剽窃”。何况此处汪晖先生和勒文森先生论述的对象和意思都并不一样。因此，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汪晖先生的文字都没有构成对勒文森的“剽窃”。
（2）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145、168页
王彬彬先生在第二个例子关于“偷意”的例子中说：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这两个鲁迅的思维特点，都能在勒文森书中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
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精神归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p70-71/p137）
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
勒文森说：
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绀绀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p145）
这意味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需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p168）……
汪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p72）：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如上所述，王彬彬先生在这一处也并没有指责汪晖先生的文字与勒文森先生相同，相反，他是在指责汪晖先生的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与勒文森先生相同。
笔者的观点与上例相同。首先意思并不相同。其一，必须指出，王彬彬先生在转述汪晖先生观点的时候偷换了概念。汪晖先生说的是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而王彬彬先生将这句话的意思扩大为“两个鲁迅的思维特点”。《反抗绝望》“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两分法”整个一节都没有讨论鲁迅的“两个思维特点”。其实，此节讨论鲁迅不同于梁启超以及其他思想家的特别之处，在于“鲁迅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否定性的”，“把民族作为价值理想的对立物而加以否定”，“通过对历史的否定来重建自己的文明”，进而，“较之他人，鲁迅对现代价值体系的追求如此坚韧执着，以至不惜以自我否定（个人的和民族的）来表达献身于价值理想的深刻的距离，与‘历史’的不可分解的联系。”（《反抗绝望》，河北教育2000年12月版，77-83页）
其二，汪晖先生指出的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与王彬彬先生所引述的勒文森先生的相应论述也并不相同。
● 汪晖先生论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的第一个思维特点，不仅指出“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而且指出民族文化演进的内部运动的方面，即“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而勒文森先生论梁启超，重点是中西之争，即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平等问题。
● 汪晖先生论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的第二个思维特点，鲁迅“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变革”与勒文森所论梁启超“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有着很不一样的内涵。例如，鲁迅“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变革”，包含了把民族作为价值理想的对立物而加以否定，这是勒文森所论梁启超思想没有的内容。
综上所述，该例中，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汪晖先生的文字同样都没有构成对勒文森的“剽窃”。
（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9、50页
王彬彬先生主张“《反抗绝望》对林毓生先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关于所谓的“偷意”问题，笔者已经提出了研究结论，请见上文。
经调查，笔者发现汪晖先生的此段文字，与林毓生先生的文字的确不同：
根据汪晖先生的注释（见《反抗绝望》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笔者找到林毓生先生著作的相关段落，该段共407个字，其原文如下：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此处，汪晖先生《反抗绝望》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相关段落有543个字，其文字如下：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③。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④。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①——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 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 、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②
③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④《新青年》2卷2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3号《宪法与孔教》，4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5号《再论孔教问题》、4卷3号《驳康有为共和评议》，6号《尊孔与复辟》诸文。
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②鲁迅对‘中庸’的批判可参见邱存平《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判》一文。见《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0期。”
笔者将汪晖先生与林毓生先生的这两段文字的上下文进行了查阅，发现两位学者在此讨论的题目似乎相近。但具体到文字，林毓生先生的这407个字中，与汪晖先生的543个字中，仅仅有若干词语相同，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思想”、“思想模式”、“帝制”、“复辟”等词语，其他的文字均完全不相同。而王彬彬先生也承认此处不存在文字相同的问题，相反，他提出存在的汪晖先生的所谓“偷意”问题。
汪晖先生的这一段话恰恰是要批评林毓生先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论断，紧接着所引《反抗绝望》该段的下一段开头，汪晖先生即有分析，“因此，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没有在思想方法上形成‘反传统’的整体观，而采取了一种传统的‘中庸’的思维方式”。汪晖先生与林毓生先生的差异在此一目了然。
与此条有关的其他相关问题请见系列文章之三。
五、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彬彬先生关于汪晖先生《反抗绝望》存在“偷意”的问题从而构成“抄袭和剽窃”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王彬彬先生恣意发明的所谓“偷意”的概念，由于没有法律根据的支持，不应当被允许用来当做公开打击学者学术研究的武器，他发明的这个概念没有任何认定标准：两段文字不同的表述，究竟要含义相似或相近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偷”了意了？谁有权做出这样的判断？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讨论、评价前人的观点，难道只要一提到前人的观点，就“偷”意了？“偷意”的概念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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