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脱注”是否属于“剽窃”？
——从法律角度看汪晖“（被）抄袭门”事件系列评论之三
陈 青
笔者已经在系列文章之一和之二中分析了王彬彬先生所列举的10个例子中的8个，包括“参见式注释”和“偷意”的问题，并指出王彬彬先生在指责汪晖先生的时候，多处并没有如实、完整、公允地援引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或者忽略了汪晖先生原文中说明被引用名称、作品名称以及出处的注释或正文说明。本文笔者将继续分析王彬彬先生提出的其中两个例子，看看王彬彬先生所述是否有道理。
例三、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57页
此处王彬彬先生认为，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第59页的一段文字抄袭了李泽厚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57页。
查阅汪晖先生这部著作的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第72页，笔者发现，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的这一自然段与其上一自然段，以及之后的四个自然段，六个自然段在初版中原本是一个很长的自然段，因此，汪晖先生在该自然段的下面的在第60页的注释中说：“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
该段的另一个注释是引用马克思的话，因此该页的第二个注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
原文如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①。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着几段狭隘的地主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②，……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②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上述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维护地主商人的权利而害怕和反对任何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如宋育仁《采风录》：‘举国听于议院，势太偏重愈趋愈远，遂有废国法均贫富之党起于后’。郑观应《盛世危言》：‘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主共主者，权得其平’。”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再版时该自然段分成六个自然段，则所有的有关引用李泽厚教授的著作的文字都清楚地标有注释。由于该书后来再版时将同一自然段分成六个自然段，才导致被分出来的其中两个自然段没有了注释，这属于图书再版过程中的技术失误。但由于初版已经有清楚的注释，再版时也保留了原注释，因此不构成剽窃。
笔者认为“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这80个字引自李泽厚教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9页，而汪晖先生的这个注释仅说“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这里汪晖先生没有说明其引自李教授该书的第39页，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构成剽窃。正如笔者在系列文章一中所述，根据1991年6月1日生效的《著作权法》，在适当引用时，只需“指明姓名、作品名称”而删去关于“出处”的要求。也就是说，《反抗绝望》1991年8月初版之时，著作权法并不要求一定要列明出处，因此，汪晖先生在该书初版的这一大长段文字中说明引自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而漏掉其中80个字的引文的页码（即见39页），即由于汪晖先生已经提供了引文的原姓名和其作品名称，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抄袭”问题，因此王彬彬先生的指责并不成立。
例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第175、176页
王彬彬先生说：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时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汪晖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过 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用一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经查看汪晖先生的原文，笔者发现原书初版中关于启蒙运动的相关论述是整体作为一个自然段，有三个注释反复说明了该段文字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只是在再版的分段中把这段文字分为了四段，才造成了目前的“脱注”问题。
由于该书出版于1991年，在该书的初版中已经提供了注释，因此，不存在主观上要“剽窃”张教授的著作的主观动机，也不存在“剽窃”的事实，因此王彬彬先生的结论并无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任何根据。
并且，笔者发现，王彬彬先生的引文并没有客观公允准确的引用汪晖先生的原文。
汪晖先生的原文（《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以及《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是：
“在伽达默尔看来，在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时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也就是说，汪晖先生此处已经清楚地告诉了读者，他是在引述伽达默尔的观点，而非他自己的观点，并且他已经提供了三个注释说明他是在引述伽达默尔先生的观点，并且提供了出处，因此，王彬彬先生在引用汪晖先生的原文时用省略号省去前面划线的句子，仅引用了后半句话，笔者认为王彬彬先生生并未客观公允准确的引用汪晖先生的原文，因此其提出的指控也由于不符合事实而站不住脚。
总之，根据这两个例子可知，汪晖先生在《反抗绝望》的初版中在一个很长的自然段中关于整一段是带有注释和正文的说明的，只是由于再版时分段的问题，将原有的段落拆分为几个段落，因而才看起来存在“脱注”的问题。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剽窃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不存在将别人的文字窃为己有的事实，因此，并不构成剽窃或抄袭。
王彬彬先生在《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中一开头就说了《反抗绝望》一书有四个版本，并列明了“1991年上海人民版”，说明王彬彬先生明知初版的情况。即使王彬彬先生坚持称其没有看过初版，那么王彬彬先生明确说明其用来对比的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版本的第65页，汪晖先生明确说了“在伽达默尔看来，在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时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王彬彬先生为何仅对“在伽达默尔看来”视而不见呢？此已经构成歪曲事实。
例八、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9、50页
笔者在系列文章之二中已经讨论过此处，王彬彬先生指称《反抗绝望》第61-62页存在“偷意”林毓生先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9-50页的问题，笔者已经论证过这个指责并不成立。
但是，如网上有文章指出的，经笔者核查，汪晖先生的本处的543个字中的确有360字的文字来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译由三联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的一篇介绍《新青年》杂志的文章，该文的相关文字如下：
“‘新青年’的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燃起的短期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有岌岌不可保之势。……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
……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②。一九一六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①。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
从上述两处文字的对比可知，汪晖先生在使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中的介绍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的相关文字时，并不是全文直接引用，而是根据其要讨论的内容，对相关文字做了间接的引用，因此汪晖先生对间接引文没有标上双引号。但笔者注意到汪晖先生在此遗漏了注释，即没有标出他所引用这篇介绍《新青年》的文章的有关文字的原的姓名、被引用的文章的名称和出处。
经笔者核查发现，汪晖先生引用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在该书的封面上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仅仅有该书的书名。翻开该书后笔者见到一个一页半纸的“说明”（相当于前言），其中，在“说明”的最后一行，写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即或编者是该研究室。
在该“说明”之后是该书的目录，目录之后就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即介绍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的文章。
当翻到介绍《新青年》杂志的文章时，笔者看到在《新青年 —— 新青年”与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标题下面，并没有关于的任何信息，在该文章的结尾也没有表明谁是该文章的。事实上，全书共有21篇文章，介绍了21本五四时期的杂志，但每一篇文章均没有的信息。
相反，如果回到该书的“说明”的部分，则可以在该“说明”的倒数第二段发现如下文字：
“本书是集体编写。参加第一集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的是丁守和、殷叙彝……等同志”。
然后，继续读该“说明”的最后一段，才发现如下文字：
“本集论述和介绍“新青年”的文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李龙牧同志写的，曾发表在“新闻战线”上，现经同意收入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和 上海的许多图书馆和科学研究单位的帮助，使我们能集中大量资料，完成这一任务，在此一并致谢。”
也就是说，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核查，可以发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介绍的21本五四时期的杂志，其中的20篇介绍性的文章均没有具体的姓名，因此他们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而其中只有一篇文章，即介绍《新青年》这一篇，在“说明”的部分中提到了谁是该文的。
除非特别注意查看该书的“说明”的所有文字，否则，一个通常的人如果看到该书，都会认为这本书是资料性的，其中的文章是属于集体创作而没有具体的的。因此，如果汪晖先生此处漏掉了关于李龙牧先生是介绍《新青年》杂志的文章的的信息，没有提供注释，笔者认为这有一定的偶然性。
问题是：如存在没有提供注释的疏忽，的行为是否就一定构成了剽窃呢？
笔者认为，汪晖先生著作中引用的是介绍《新青年》杂志的这篇文章中的介绍五四时期的思想发展的描述性文字，来作为《反抗绝望》中分析鲁迅的思想和观点时介绍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对于此介绍性和描述性的历史资料，在引用时他遗漏了一个注释。但汪晖先生引用的这360个字仅占他的著作全书约30万字的千分之一点二，不构成《反抗绝望》一书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有此疏漏（应当予以纠正），但这一失误应当不足以构成王彬彬先生指控的所谓剽窃。
不仅如此，笔者注意到，汪晖先生当时在博士论文中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列入了该书的“参考书目”中，说明其并没有隐瞒他曾经参考过该书。而该文在1991年第一次出版时，应出版社的要求，删除了全部参考书目，就此汪晖先生在该书在2000年由河北出版社再版时，在其中的第296页关于主要参考书目一节的最后作出了说明：
“注：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原书目中大量的资料已经编入两套系统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即《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和《鲁迅回忆录》（散篇、专著）。这里仅列出资料集的标题，具体的文章及著作部再标出题目。此外，全书涉及的其他资料均见各章注释，不再一一列出。”
也就是说，汪晖先生当初参考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他并没有隐瞒，因此我们认为他没有要剽窃的主观动机。
总之，就王彬彬先生举出的这第八个例子，笔者调查的结论是：
第一，没有事实证明存在汪晖先生“剽窃” 林毓生教授的著作的问题，两者的文字并不相同；
第二，汪晖先生的此处的部分文字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中的介绍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中的若干段的部分文字相同（360个字），但笔者认为由此得出剽窃的结论仍然是不适当的，理由是：（1）由于查看介绍《新青年》杂志的文章本身，原文中的确不能看出谁是该文章的，因此汪晖先生当年有所疏忽，没有再仔细查看该说前言部分的“说明”，因此出现了这个失误。这个失误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2）汪晖先生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作为其著作的参考书之一告诉了读者，因此应当并不存在要剽窃他人的主观动机；（3）汪晖先生此处引用的他人文字的部分，仅占其全书约30万字的千分之一点二，不构成《反抗绝望》一书的主要部分或实质性部分，因此，王彬彬先生或网站上的文章得出的这360个字是所谓“剽窃的铁证”的说法，笔者认为法律根据不足。
小结
总之，笔者认为王彬彬先生关于《反抗绝望》存在“严重”的“抄袭和剽窃”的指控都不能成立，其中第一、二、四、五、九例（共五个）（见系列文章之一），均属于汪晖先生提供了注释，而王彬彬先生忽略或省略了注释的存在，或者将所谓的“参见式注释”不视为是注释所得出的错误结论。
如上文反复提到的，当学术著作中在评论和分析某些观点时引用了他人的文字，如果提供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注释，即提供了被引用者的姓名、被引用的作品名称或正文中已有所说明，就不构成剽窃。至于注释中使用了“参见”、“参阅”、“见”等文字，并不是判断是否依法进行了注释的考察因素。
关于王彬彬先生列出的第六和第七个例子，则属于王彬彬先生所谓的“文字不同，意思相同”的指责，但如笔者的系列文章之二中所反复提到的，从法律角度，对同一领域的同一课题持有相同的思想和观点尚且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何况在汪晖先生提出的思想和观点与其所引的他人的观点并不相同的情况下，王彬彬先生的指责就更加没有道理。
关于王彬彬先生列出的第三个例子是由于再版的分段而引起的 “脱注”问题，但汪晖先生在其著作的初版原文中，是标有注释的（见本文）。另外，关于王彬彬列出的第八个例子，王彬彬先生指称说汪晖先生存在“偷意”的情况。笔者的结论跟上文第六和第七个例子相同，即所谓“偷意”不属于“抄袭和剽窃”。
最后，关于王彬彬列出的第十个例子，汪晖先生的著作的原书初版中作为一个自然段，有三个注释反复说明了该段文字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再版的分段才造成了目前的“脱注”问题。并且文中被王彬彬先生忽略或省略的“在伽达默尔看来”这句话已经说明了引文来自伽达默尔的相关观点，因此，“剽窃”之说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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