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晖事件”看中国学术公共性的危机（修订稿）
—— 兼对《羊城晚报》的公开答复
月光族
一，《羊城晚报》的“健忘”综合症
9月12日的《羊城晚报》在没有与取得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刊登了本人在豆瓣读书小组上的帖子《顾彬先生的逻辑和羊城晚报的证据》的部分内容，作为郑也夫先生《解汪晖困局之策》一文的配发。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媒体开始进行自我纠正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
来看编者按：
8月29日、9月5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b1广角版、b2观点版针对汪晖涉嫌抄袭一事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专访及其他相关文章，引起读者关注。此次本版除继续刊出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先生的特约文章外，还应读者要求摘发认为汪晖并无抄袭的“月光族”的文章（原文5000多字，因版面原因，只能部分摘发，请见报后与责任编辑联系，以寄发样报和稿酬）。也欢迎汪晖先生对本报近期的系列有关报道进行回应。
似乎奇怪的是，这里的《羊城晚报》在历数家珍的时候，“遗忘”了它自己的一篇重要报道，8月15日在同样版面上发表的《杜维明：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的访谈，当时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尤其是以下的采访内容：
记者：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不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打假”事件，比如目前仍在发展中、尚未定论的“汪晖抄袭事件”和“朱学勤抄袭事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杜维明：你提到的具体事件，因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信，因为这牵涉的不仅是学术界内部，还有互联网、媒体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学术问题都是在学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
记者：国内不少专家认为，建立独立的学风调查机制刻不容缓，也有媒体刊发评论，“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高校存在的学风监管体制的薄弱问题？
杜维明：至于如何建立独立学风调查机制，其实还是涉及学术界公共性的问题。有一定的公共性，独立调查机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假如公共性没有建立，即使有独立调查机制，它起到的积极作用会很小。
如果我们愿意把它与之后的《南都周刊》的相关内容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不少奥秘：
南都周刊：今年上半年的“汪晖抄袭”事件至今无定论。上个月国内63位学者联合要求清华、中科院调查此事，两机构至今没有回应。在美国学术界，这样的
情况会被怎么处理？
杜维明：具体这件事我没有发言权。在国内，这件事从学术界内部，蔓延到互联网、媒体等不同领域，美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学术问题都是学术界内部讨论的，
因为比较专业，所以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之间到底能不能健康地互动交流？1985年我在北大讲儒家哲学课，不同“派系”、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热烈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了，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很多精力被耗费，要改变的是这种情况。必须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乃至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变成政治迫害，
现在这个任务还很艰巨。
（《南都周刊》2010年8月27日）
在这篇叫做《儒学不是我的信仰》的专访中，记者洪鹄是颇费心思的。该记者曾在4月13日的《南都周刊》上发表过倾向性鲜明的报道：《汪晖抄没抄，这是个问题吗？》 所以，作为代表中国南方主流杂志的专业准则和立场的洪鹄先生抹杀和篡改杜先生的原意，已经不难想象。相比较林毓生先生就此事的发言，是如何被中国主流媒体鼓吹得惊天动地，杜维明先生的观点除了《羊城晚报》的一篇意外报道之外，主流媒体没有任何跟进。
简单对照，就知道哪些杜维明先生的话被“南都”进行了消声处理。
首先，杜先生说不信的话，被删除。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杜先生强调，在没有公共性的前提下，独立调查机构的独立性是无法保证的，这一点也理所当然地销声匿迹。最后，也是最猫腻的，晚报记者的提问中保留了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的并置，但是在洪鹄的提问中只剩下汪晖事件。这一点南方主流杂志倒是颇有豆瓣读品小组和“袭汪网”小组的风格。读品小组在朱学勤涉嫌抄袭的事件崩溃性爆发后，风声鹤唳，大规模紧急删帖，使得像vivo这样的职业打手们也忍不住抱怨不已。而“袭汪网”最初成立的时候，说是要对付一切抄袭事件，创始人vivo已经指控的抄袭名人，包括钱穆、余英时先生等，加起来也有一个排了。但是现在的“袭汪网”自我“净身”得只剩下汪晖事件，热闹了一番的朱学勤事件彻底消失了。这些都该如何解释呢？
但是，很遗憾，《羊城晚报》对杜先生的报道却只是唯一的空谷足音。8月15日之后，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朱学勤”作为名词的消失。杜维明先生说不可信，那就继承南周的遗志，再整黑材料；杜维明先生说应该在学界内部讨论，那就专访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王彬彬的同事顾彬教授；杜维明先生说没有公共性的独立调查没有意义，那就“特约”在汪晖事件中风头最健的郑也夫先生出来倡导“民间学术甄别机构”。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在独家刊登杜维明先生的采访之后，沉默了十余天，突然开始出尔反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报道突然出现于总体的舆论环境中，明显是一条“漏网之鱼”，主流媒体的压力很可能接踵而来。于是，“羊晚”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回归主流媒体的立场上，既可以从地方小报蜕变“主流小报”，在政治上没有了风险，又有商业利益，这十多年来大凡事与汪晖有关，总能吸引足够眼球，何乐而不为呢？无论黑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来就是市场的规律。8月29日开始，《羊城晚报》连做三期汪晖事件，王彬彬从“南周”转战“羊晚”，也就没有好奇怪的了。所以，杜维明先生的报道被刻意“健忘”就是一定的。 “事实”本身在这样的逻辑下，不过是任人捕猎和宰割的猎物罢了。这样的媒体有动力自我反思涉嫌构陷和捏造事实的问题吗？不会，起码到目前为止，没有。但愿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武断”，不信，且看主流大小媒体今后的继续表演。
以上“武断”也是鉴于该报对于本人网文的处理。因为“版面原因”，而“部分摘发”，连续三周的专题，只有本人的一篇网文属于不同意见，却被腰斩。而且刚好斩在对“最无理”的例证反驳上。编辑大人，你要我如何理解贵报的“平衡”原则？究竟什么是媒体的平衡原则？是掩人耳目的“面子”工程，还是干脆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贵报一本正经地把“袭汪网”介绍给读者，并且给出了详细的网址。但是，本文发布在豆瓣读书小组上的网址，为何不予以同样公布？大凡了解汪晖事件的人，都知道豆瓣读书小组是在极其恶劣的舆论环境下，唯一坚持理性分析，反对谩骂和诬陷、据实反驳的网络空间。摘发网文，既不给出处，又不与网民联系（豆瓣上发豆邮本是极方便之事），刊发之后，信箱里倒是来了编辑“吴小攀”先生的邮件，成了事后通知，——说明刊发之前并非无法联系，腰斩你本来就无需商量。这就是“主流小报”的“平衡”做派吗？
此番“羊晚”的三次专刊，前两次所涉嫌构陷的问题，已经有专文逐一反驳。本次，既蒙贵刊点名，那就索性再多说一说郑也夫先生的大作，看看他的逻辑究竟为什么被大小主流媒体如此厚爱？
首先，郑先生患了和“羊晚”和“南都”一样的健忘综合症，他只关心清华大学的“荣誉与公信力”，不关心复旦大学的“荣誉与公信力”。只关心汪晖事件，不关心朱学勤事件。究竟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这就需要把媒体在朱学勤事件与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问题上所做的大、小动作做一回放，才能明白。
二，朱学勤事件与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
根据网友“一笑置之”的整理：“复旦究竟启动调查没有：两起谣言、葛剑雄与学术公论”， 我们就会发现主流媒体是如何在该事件上自相矛盾和公然撒谎。（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250731/ ）
《新京报》7月14日C13版“教授被指抄袭主动面对，接受采访认为抄袭指控不成立”，最早爆料“复旦已接受朱学勤调查申请”：
12日，朱学勤已经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取得联系，按照规范要求，准备相关资料。昨日上午9时，朱学勤已经前往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递交申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接受申请并登记。接下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将会就报道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记者张弘）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7/14/node_117.htm）
7月15日的《人民日报》12版“文化”登出了题为“复旦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报道。同时发表的还有朱学勤的访谈，和一个署名“江晏”的博客评论。报道中说：
13日上午，朱学勤向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递交了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复旦大学方面已经受理并责成相关委员着手调查。由于朱学勤是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校领导同意调查期间他主动回避，不参加学术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复旦大学校方表示，......为保证独立判断，学术规范委员会由哪些专家组成，将严格保密，调查过程将封闭进行。复旦大学强调，不希望此事受到媒体追逐采访的干扰。"对学术规范问题，学校一定会旗帜鲜明，决不姑息，尊重专家意见，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 （记者姜泓冰）
（http://news.qq.com/a/20100715/000759.htm）
姜泓冰的话音未落，7月15日当天的《北京晚报》第二版就有“要闻”报道，标题赫然是“被指控博士论文涉嫌抄袭朱学勤主动申请调查 复旦大学称是否调查朱学勤尚无定论” （记者周明杰）， 这篇报道称：
复旦大学是否会进行调查此事，目前还没有定论。“朱学勤老师本人表示已经向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递交了启动学术调查的申请，但是委员会是否接受朱学勤老师的申请、是否会启动学术调查程序还都没有最终决定。这需要委员会成员的集体决定，短时间内要求学术规范委员会给出答案是不现实、不严肃的。”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复旦大学时，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的答复非常谨慎，他还澄清了之前部分媒体关于复旦大学已经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说法："学术规范关系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非同儿戏。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5年以来，每年都会受理十几起涉嫌学术违规的事件，但还是第一次收到不确定'原告'的'被告'主动申请调查。我们会严格按照章程来对待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会有结论。"
（http://book.ifeng.com/culture/whrd/detail_2010_07/15/1777093_0.shtml）
7月19日晚9点左右，“新京报网”再次发布张弘的“即时报道”：今天下午（7月18日）从葛剑雄那里听来的重要消息教授“朱学勤涉嫌抄袭事件举报人已向复旦交材料”：
今天下午（7月18日）记者从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著名学者葛剑雄处获悉，举报朱学勤的网友Isaiah已通过某报记者提供了他在网上公布的全部材料，以及相关图书资讯。对于调查结果，葛剑雄表示不会很快出来。
葛剑雄说，"上周六，举报人通过某报记者提供了他在网上公布的全部材料，以及《卢梭与德性共和国》这本书在网上的链接。我们希望他直接跟我们联系，他不愿意公开，匿名也可以。在今天的情况下，有些人要匿名，我们还是不应该去怀疑他的动机。但是，他要通过媒体联系我们。如果Isaiah实在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勉强。"
对于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调查结果，葛剑雄说，"调查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做这件事，初步结果出来后，我们要统一思想，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然后要跟朱学勤见面。我们这个结论发表以前，最好能够跟举报人直接联系上，听取他对我们结论的意见，接受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证据可以提供。这些事需要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快。"
（http://news.163.com/10/0719/21/6C03DQFO00014AEE.html）
但是，过了不到两个小时，7月19日晚22:48:32，挖出朱学勤《道德理想国》大量抄袭BLUM著作的Isaiah（宝树）在“水木社区”的“Reader版”发表题为“所谓‘匿名举报’不存在”的声明，否认了《新京报》记者张弘的“即时报道”和葛剑雄的说法。Isaiah的声明说：
今天看到一则《新京报》的新闻："'朱学勤抄袭事件'举报人已向复旦转交相关材料"（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19/1796346_0.shtml），不由感到惊诧莫名，也感到对这种说法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事实上，本人的兴趣，仅仅限于探讨朱学勤教授著作中的一些事实性问题，并不要求相关机构对朱学勤教授个人有任何调查和惩处，......有关机构也从未试图通过本人不难查找的联系方式和本人有过任何联系，因此不存在"匿名举报"这一事实。
至于新闻中反复提及的"转交举报材料"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本人从未委托任何人向有关机构转交任何材料。的确，本人同意任何读者使用本人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的言论，文字，包括寄给有关机构，只要不是抄袭了自己发表----如果有人将其转寄给相关机构作为参考，这是读者的自由，本人并无反对意见。但这一点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当视为本人授权他人以自身的名义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提供材料。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110&id=388895）
然而，第二天的《新京报》仍然坚持原来的说法。7月20日《新京报》C13版"文化新闻*对话"发表题为"网友质疑复旦是否会偏袒朱学勤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葛剑雄回应质疑"的报道，葛剑雄的说法没变：
上周六，举报人通过某报记者提供了他在网上公布的全部材料，以及《卢梭与德性共和国》这本书在网上的链接。我们希望他直接跟我们联系，他不愿意公开，匿名也可以。但是，他要通过媒体联系我们。现在，我们正在搜集材料，然后再根据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因为有些知识我们7个人不可能全都懂，具体的调查工作，我们会找人或依靠有关院系，但负责的还是我们7个人。（记者张弘实习生 何睿）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7/20/content_127458.htm?div=-1）
在这篇访问的开头，著名“倒汪”记者张弘写到：
朱学勤被指抄袭，主动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申请调查，后者接受了申请。很快有网友质疑，复旦是否会偏袒自己的毕业生？如果由第三方组织调查委员会是否更具公信力？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著名学者葛剑雄。（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7/20/content_127458.htm?div=-1）
葛剑雄与记者有如下对话：
新京报：学术规范委员会就这个事情的调查已经开始了吗？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葛剑雄：调查的第一步是要求资料齐全。据我了解，Isaiah（举报人）说到的《卢梭与德性共和国》这本书是没有中文译本的，举报方、涉嫌抄袭者都应该提供这本书。我们也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朱学勤了，希望他能够提供这个原始材料，复印件也可以。因为我们要根据原文来对。
......现在，我们正在搜集材料，然后再根据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因为有些知识我们7个人不可能全都懂，具体的调查工作，我们会找人或依靠有关院系，但负责的还是我们7个人。
............
新京报：按照以往的调查经验，你估计调查结果什么时候会出来？
葛剑雄：很难说。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做这件事，初步结果出来后，我们要统一思想，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然后要跟朱学勤见面。我们这个结论发表以前，最好能够跟举报人直接联系上，听取他对我们结论的意见，接受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证据可以提供。
通过上述媒体表现，读者对于基本事实层面已经一头雾水。从7月20日到今天，又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复旦大学到底有没有启动学术规范委员会？葛剑雄先生到底能够在多大意义上代表复旦讲话？复旦大学对于朱学勤事件到底有没有采取行动？等等，这些问题迄今为止都是悬念。朱学勤先生涉嫌剽窃的证据在网上崩溃性爆炸后，据称中宣部下指令要求媒体不要介入学术审判。令行禁止，朱学勤事件从中国大小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汪晖事件除外，——果然不愧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媒体！
朱学勤先生到底剽窃了没有？迄今为止，除了像易中天先生这样穿着“学术超男”马甲的男人拍着胸脯保证朱学勤先生也是“男人”外，读者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严肃的从学理和法律的角度为其涉嫌剽窃的证据进行辩护的文章，朱学勤先生自称要逐条反驳也一直没有踪影。
试问郑也夫先生，复旦既然“一方面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无作为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谣言不仅在网络上散步，更是在主流媒体上游泳，“各种解释，上下四方，五花八门，更有骇人的猜想。众口铄金，这些离奇的猜想和不满的话语蚕食着这所名校的荣誉和公信力”，那么朱学勤事件是否应该纳入“民间学术甄别机构”的工作范围？郑也夫先生不是一再标榜自己面对学术剽窃事件的态度上，无党无派无私，那么为了证明这一点，证明郑先生并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请先从朱学勤事件入手吧，只有这样，才能还朱先生于“清白”和“男人”啊！
既然朱学勤先生再三要求启动学术调查委员会，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葛剑雄先生也热情推动，而复旦校方却居然“如老僧入定，似鸵鸟藏头”，如此不作为！按照郑先生自己的逻辑，民间学术甄别机构的介入就应该是唯一的选择了。以下是对郑先生逻辑的推演，只是把主语换了一下：
那么朱学勤事件就此不了了之吗？出路何在？官办机构靠不上，希望只好寄托于民间。学者们自发成立一所剽窃甄别机构或许是一条出路。复旦校方对本校毕业的博士涉嫌剽窃的无作为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如此国情之下，此种无作为日后必将被若干所大学复制。所以，寻求民间几乎是必由之路。它具有两大作用：其一，填补校方无作为留下的功能空缺；其二，其存在和运作，对各大学构成无声的压力，促使他们改弦更张。
复旦一但“改弦更张”，朱学勤先生第一个感谢的人应该就是郑也夫先生了，把酒言欢，我们乐见其成。另外，鉴于易中天先生也被指控严重剽窃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为了帮助易先生恢复“男子汉”的名誉，以及厦门大学作为著名大学的声誉，郑先生也该劝谏易先生以朱学勤先生为榜样，主动要求启动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审查自己的剽窃案，凭易先生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如果厦门大学“复制”复旦大学的模式，不肯附议易先生的动议，那么也没关系，可以动员学者签名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不济，还有最后的出路，那就是郑也夫倡导成立的民间学术甄别委员会。要成立就要赶快，否则，如果郑也夫先生一旦被控剽窃的话，而北京大学也“复制”复旦模式，恐怕就没有地方可以还郑先生“清白”了。
可见，郑也夫先生倡导民间学术甄别委员会，是如何功在千秋，利在当代，赢在自我。
请《羊城晚报》的编辑吴小攀先生把摘发的网文稿费代捐给希望工程。样报，本人已经在网上学习过了，请代寄给朱学勤先生，顺便问一下朱先生：为了彰显郑先生设计的“民间学术甄别机构”的好处，并“终结官方无作为导致的僵死局面”，是否可以请君先入瓮，以成就您以身试法的义举？
三 “民间学术甄别委员会”意味着什么？
郑也夫先生认为针对汪晖事件启动民间学术甄别委员会的理由有两条：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涉嫌剽窃材料的不断增添。前面一条是为媒体暴力张目，后面一条是为捏造事实开道。而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即：用不断捏造的事实操控社会舆论，然后，在此基础上，逼迫清华大学按照其逻辑就范。其强盗逻辑在于：只要有人不断举报，那怕是捏造的，清华大学也有责任启动学术审查委员会。此胁迫还被美其名曰：还被举报人清白。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敢被审查，清华大学校长就是包庇剽窃，就要下台，从汪晖到校长，都应该自我了断！海外学者们在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信中说，媒体在针对一个特定学者发动无端攻击的时候，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的攻击，已经不幸而言中。
在这样的情势下，清华如果启动学术审查机制，难道不正是对任意诬陷和非法迫害的鼓励与纵容吗？！试问，举报者不需要为其造假和非法行为承担任何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与责任，操控社会舆论的大众传媒不需要遵从任何平衡原则和程序正义，其结果会如何？无须想象，它必然导致一个社会诬陷与迫害横行的局面，而这样的暴力与迫害可以轻易地降临到任何一位学者与公民的头上。试问，这样的法西斯社会和学界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社会“正义”和学术“自由”吗？
郑也夫先生要向清华大学喊话，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王彬彬等一系列举报文章到底有没有捏造事实？南周等大小主流媒体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到底有没有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回答了这些问题，郑也夫、林毓生等先生们的喊话才具有合法性。以非法的方式举报和捏造，还要强加给整个社会与学界，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这个社会应该允许这样的荒诞行径继续下去吗？如此拙劣和卑鄙的逻辑在媒体上大行其道，才是中国传媒的悲哀与耻辱。该事件已经成为中国传媒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晚清以来百年间，以言论自由为追求的中国新闻在最严酷的政治压迫的时代都没有放弃的理想，今天却在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中国主流媒体上走到了它的反面。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都是以保护各种异见为最根本的宗旨，但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却成了党同伐异的代名词，成为新的麦卡斯主义在中国的变种。中国的传媒界和新闻理论界，对此没有任何的反思与批判，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危险的征兆。
正是因此，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在此问题上的审慎，才是值得推许的。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思想讨论的堡垒所应该保障的正是言论的空间和思想的自由，杜绝任何捏造和诽谤对大学的侵入是每一位中国大学校长的职责。清华大学表示严密关注媒体上汪晖事态的发展，正是这一态度的体现。复旦大学表示：学术规范关系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非同儿戏，——正是对学术和学者的尊重。
汪晖事件在南周上爆发的时候，汪晖先生希望此事由学术共同体来解决，媒体说不行，学界不能裁判学界。学界中谁敢站出来说话，就会是“汪晖”第二，读品小组正在整杨念群先生的黑材料，无非是因为杨先生是站出来痛斥过此种“乱象”的学者。而从法律角度、法理意义上澄清王彬彬等一系列指控严重违背事实、侵犯公民权利的文章在网上公布后，又有人说不行，法律不能解决学术问题。所以，事到如今，郑也夫先生终于再度献计献策：民间学术甄别机构。
那么，这个“民甄机构”可以解决上述学术与法律的问题吗？
首先，这个所谓的“民甄机构”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它凭什么来裁判？郑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给了一个含糊的说法，就是委员们“要有良好的履历与声誉”。问题正在于此。谁来决定这些“良好”？王彬彬、易中天等先生是否属于郑先生心目中具有“良好”履历与声誉的教授名单之列？如果他们要属于这个名单，我想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会对这个“民甄机构”掩鼻而过，其对于学界的合法性何在，可想而知。如果他们不属于这个名单，那么这个“民甄”根本就不需要成立，因为他们的指控不被认可，已经说明整个所谓汪晖事件就是被“制造”出来的。
郑先生还说，委员“名单可以通过毛遂自荐和接受邀请而产生”，可以想见，王彬彬、易中天诸先生肯定很乐意毛遂自荐，或者“接受”邀请，但是且慢，“谁”来决定委员会的人选和发出邀请呢？郑也夫先生自己吗？或者《南方周末》再度出山？
由此可知，这个打着“民间”旗帜的所谓“学术甄别机构”一旦成立，不过是另一个宗教裁判所而已。不要以为打了“民间”的旗帜就可以拉大旗做虎皮，别忘了三K党和黑手党也都是“民间”组织！
其次，在法律意义上，陈青的系列论文已经从法理上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这个“民甄”要成立，它首先就必须从法理上回应陈青对汪晖“剽袭”的反驳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请给出法律条文；如果成立，事态已经清楚，那么这个“民甄”也就根本没有意义。
汪晖被袭事件爆发以来，郑也夫先生的言论不算少，花样翻尽，好词用光，目的无外乎为汪晖量身定做一个铁笼而已，以锁住其“异端”思想的流布，摧毁其学术的声誉。只是这次所谓“民间甄别机构”的铁笼能否打造出来，还要看这个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样的倒行逆施。
所以，无论是汪晖事件，还是朱学勤事件，真正的问题还是杜维明先生的话：学术公共性的建立是最根本的。中国学术的公共性不能建立的话，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此次中国大小主流媒体的表现，体现的正是中国学术公共性丧失的危机。
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先生呼吁中国学术界要建立学术公共领域，要倡导不同派别和观点的健康交流，是切中肯綮的。而一个学术公共性的建立，不在于它是“民间”，还是“非民间”，而在于能否保障不同观点都有存在和交锋的空间，任何意义上的党同伐异都是对学术公共性的践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判别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对中国学术公共性的建设还是破坏。而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的学术界，就绝没有公共性的可能，无论是学术的公共性，还是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汪晖被袭事件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
（本文凡引文没有标识处，皆来源于郑也夫《解汪晖困局之策》一文，《羊城晚报》2010年9月12日。感谢编辑吴小攀先生在本文上网后，告知该报在杜维明先生报道之前，已经做过三次汪晖事件的文章，分别是2010年04月10日《从汪晖抄袭案想到鲁迅的真价值》，肖鹰；2010年07月24日《只有真相，而不是沉默，才可能还汪晖以清白》，专访参与“63人签名”的学者张闳； 2010年08月08日，《一位美国学者的六点质疑》，奚密[美国学者] ，帮助澄清部分误解。但是鉴于上述三篇文章的立场与观点高度同质化，因此本文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
201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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