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各地掀起的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跃进”是一场即将把中华民族拉进巨大灾难性深渊的“大跃进”，其严重恶果将有6个：（1）农业生产用地大幅地、急速地减少，乡村体系迅速减少、消失，这将毁灭我国的乡村环境，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2）低级的、重复的、污染的工业区大幅增加，城市和乡村中积聚的工业和城市污染大幅增加，这将破坏我国的工业结构，危及我国生态和城市安全；（3）农村失地人口和城市赤贫人口大幅增加，这将破坏我国的城市和乡村环境，危及我国未来的人口安全；（4）我国城市和乡村民族和传统文化资源迅速消失，直至消亡，这将重挫我国的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5）中华民族文明大规模地、迅速地消亡，这将毁灭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文化地位，危及中华民族生命力的安全。最后的两项是最严重的，它们将直接导致中国文化资源的崩溃，历史记忆的消失，民族文化的消亡和国家软实力的衰败。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在新世纪高速投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在西方社会经历了250年工业化和城市化无数成功与失败的发展之后，我国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面临着比西方社会更大量的、更多样、更复杂、更棘手的难题。西方社会漫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经济社会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国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便出现了比西方社会更严重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城市环境、生态环境面临双重崩溃的问题。如果我国指导思想正确，难题处理方法适当，解决模式成功，我国的城市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指导思想错误，难题处理方法不当，解决模式失败，我国的城市化可能进入恶性循环的歧途。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早，经历过相当漫长而痛苦的历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发展由西方文明追求商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传统文化（文化资源）特性决定，并由15世纪末开始掠夺巨额世界财富，促成了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而打下坚实基础。首先，发达国家普遍环境资源良好，生产资源匮乏，人口资源密集，这样的物质资源条件决定了西方农业文明相对落后，商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历史发展过程，适合走城市化的道路；其次，意大利“文艺复兴”后形成的“理性化和人性化”的享乐主义生活理念和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高消耗型生活模式促进了欧洲国家文化资源迅速地向大中城市集中；最后，发达国家通过世界性的财富掠夺和彻底的工业化，积累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城镇化所需的巨额物质财富，为进入城市的庞大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产品和时代文化。有了以上三个条件，欧洲城市化进程虽然错综复杂且问题丛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的城市达到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基本平衡，成为了绝大多数欧洲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家园。
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因为过度青睐专业化大生产和全球化大市场带来的利润和利益最大化，对环境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烈破坏，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安全危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已对19世纪的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发出了严重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我们。”恩格斯早已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工程中盲目自大，以为人类科技可以征服一切自然环境，以为经济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切，从而给自然界、生态圈和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因此进一步警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西方社会：“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生活，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1972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精英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对西方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质疑。经历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西方社会到了1980年代也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对城市文物资源带来的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和城区宪章》，简称《华盛顿宪章》。该宪章充分认识到了历史街区的文献资料价值和传统文化价值，认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这些城市历史街区的破坏和毁灭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城市人群消灭了自己的文物资源，也抹杀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再进一步来看，这些城市人群切断了自己的传统根源，也丢掉了自己的民族灵魂；再深远些来看，这些城市人群永久性地抛弃了自己的核心文化资源，也永久性地丧失了自己的原生发展动力。
然而，至今，西方，尤其美国的现代化农业大生产模式带来的种子问题、粮食问题、土壤问题、水质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整个生物圈的集体生存安全。同时，这种生产模式产生的不可循环的、不可持续的“工业化”粮食和食品生产模式和生产文化是对全世界多样性的乡村体系，尤其是对可循环的、可持续的东方精耕细作农业文明孕育的乡村体系一种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也是对我国乡村文化一种最彻底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毁灭性打击，那将是中华文明的灾难，也将是世界文明的灾难。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问题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重、更长远。其原因有3个，首先，发展中国家普遍环境资源丰富多样，生产资源富裕，人口资源稀疏，这样的物质资源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多样化的城乡发展道路；其次，发展中国家普遍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却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形成密切的物质和精神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和低消耗型生活模式，因此文化资源并没有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最后，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掠夺性的原始财富积累，反而被欧洲列强洗劫一空，更没有经过工业化的经济倍增过程，因此严重缺乏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物质财富支持，难以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以上三个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中的危机更广泛、更深刻，突出表现在4种关系全面失衡，即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失衡，人与社会之间文化资源分配失衡，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资源分配失衡，社会与自然之间总体利益失衡。
我国当前更高速度地、更大规模地经历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我国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竟然排在第100名；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全球交通堵塞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特大型城市都榜上有名。我国当前如此急功近利的建设方式和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发展观念的短视与浮躁，是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和难以为继。这样的城市化不仅将彻底破坏我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多样性，也将彻底破坏我国人文环境和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导致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如此严峻的事实摆在我国政府和人民面前，我国政府应该如何面对？
在当前物质第一和经济挂帅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走上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急速而激烈的城市化狂飙突进运动之中，大量无比珍贵的我国城市体系的灵魂和根源——文物资源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毁灭性打击。相反，盲目崇洋而产生的没有任何根源和灵魂的文化糟粕大肆泛滥，使我国城市体系的文化资源和时代文化变得空前地贫乏和苍白，基本进入北美化的“千城一面”，即城市建筑文化单一性，的危急时刻。如此下去，我国城市群将要切断自己的传统根源，丢掉自己的民族灵魂了。正如许多西方建筑设计师参观中国城市时发出的悲叹：“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东方城市和建筑魅力”。可见，保护我国城市和城镇文物资源和文化资源就显得更加十万火急了。
但当前中国处于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恰恰兴起大拆大建之风。各地打着“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旗帜愚蠢地、野蛮地成片摧毁历史文化古城、街区和建筑，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名堂大建既没有任何民族文化根源，没有任何民族灵魂，更没有民族生命力的“新、奇、特”的房地产项目、形象工程和地标建筑。正如单霁翔局长批评：“一时间新奇的创意，漂亮的平面构图，成为规划设计方案得以被采纳的法宝，而那些尊重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能够真正改善人居环境的设计方案却往往被视为过时，得不到重视。于是，一幢幢不讲究工程质量、不讲究结构安全、不讲究文化品味的所谓标志性建筑在各地拔地而起。”使我国城市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文化自杀，一方面斩断本土文化的根源，丧失中华民族的灵魂，另一方面嫁接不伦不类的西方文化，竖起毫无生命和灵魂的躯壳。
我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环境资源多样性、民族性格多样性和文化资源多样性孕育了无数拥有独特和鲜明形象的城市和城镇，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经过这些年我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即使有也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很难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2009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调查了当代中国青年心目中最美的中国建筑，结果完全出乎那些所谓中国社会专家的意料之外，1）竟然高达66.8%的青年表示喜欢中国古代建筑，只有18.6%的喜欢中国近现代建筑，长城、故宫和苏州园林名列三甲，得票率分别为49.2％、48.1％和41.6％。2）竟然51.2％的青年的第一选择是“传统”的建筑风格而非“西化”的建筑风格，46.5%的青年的第一选择是“简约”的建筑风格而非“豪华”的建筑风格。中国文化报刊登程竹先生一篇“年轻人为何钟情古建筑”的文章，他说：“一些青年人坦言：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固然宏伟壮丽，它们以现代的雄姿见证着中国的崛起，但类似的建筑只要精心设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进行复制，它们不具备不可再现性，也不能代表中国独有的文化。”
上述调查首先说明了4个很可喜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1）超过2/3的年轻人依然非常喜欢传统建筑，说明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在青年一代的心中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和文物资源依然是青年一代在城市生活中寻找的“根”和“魂”；2）超过1/2的年轻人首选传统建筑风格，这说明了如果市政建筑和住宅建筑有选择余地，超过1/2的青年一代将选择使用传统建筑，也说明了城市中最吸引青年一代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民俗；3）青年一代广泛认同的长城、故宫、苏州园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和艺术水平最高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相结合，物质生产和文化创作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灿烂的结晶，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哲学和实践相结合的巅峰作品，说明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思想和模式依然深入人心。4）我国传统的城市风貌和传统的建筑风格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青年一代如此认同这些风貌和风格，说明这些城市和建筑依然是他们心灵的圭皋，是他们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其次，上述调查揭示了3个很深刻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1）经过三十年向西方全面开放，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社会中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早已充斥我国城市中各个部分，按说应该早就西化了，但实际上我国广大民众的内心却依然非常眷念中国的传统城市建筑风格，非常留恋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求之不得；2）当前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都特别青睐西方文化和近现代的城市发展模式，他们以为我国广大民众和他们一样都喜欢这些没有文化根源和文化灵魂的“洋、新、怪、大”的西方现代建筑，实际上却完全是无视民意；3）当前铺天盖地地耸立在我国城市中的没有文化“根源”和文化“灵魂”的当代建筑其实并非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而是是一些纯粹追求表面政绩和私人利益的政府官员和纯粹追求洋气俗气和超额利润的房地产商强加给我国广大民众千篇一律的城市垃圾和建筑垃圾。
国家文物局的最新文物普查显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半数以上分布在，村、镇，并且不断出现新的类别。” 事实证明，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留给子孙后代的文物资源虽然广布于城市体系，但大部分依然存在于中国的庞大无比的乡村体系。在当前物质第一和经济挂帅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融合浪潮中，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大跃进之中，我国大量无比珍贵的城市体系的根源和灵魂——文物资源和文化资源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毁灭性打击，相反，盲目崇洋而产生的没有任何根源和灵魂的文化糟粕大肆泛滥，使我国城市体系的文化资源和时代文化变得空前地贫乏和苍白。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国乡村体系依然保存着的文物资源和文化资源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
当世界正在全面反思西方工业“文明”和“工业化”的农业“文明”带来的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灾难时，我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不仅成为农业科技的宝库，也成为世界农业科技的宝库；不仅成为我国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宝藏，也成为世界和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宝藏。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选出的传统农业文明试点之中，我国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被列入其中，确定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作为具体试验点。其实，我国有1万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史，精耕细作模式发展到了传统农业的极致，各区域的乡村体系中这样的生态农业模式俯拾皆是，如桑基鱼塘、梯田、坎儿井、淤地坝、农林复合等模式不仅在我国历史悠久，而且在国际上也有极大影响。这种可持续、可循环的绿色农业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的未来所在，也是世界文明的未来所在。
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末日。西方工业文明和“工业化”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正是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自然物种在大规模地毁灭，区域文化在大规模地毁灭，地球生态圈和人类文化圈面临的问题已经极其严重。为了未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和世界都需要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生产出来的粮食；为了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因此，我国传统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其核心，文物资源，更显出其历久弥新、无比珍贵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大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小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本国健康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离不开乡村体系和土地资源，乡村体系和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最宝贵的生产资源，尤其对于我国这样拥有地球上最悠久传统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对乡村和土地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更深厚的感情。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了乡村体系和土地资源就有了一切物质生产的基础，就有了未来发展的前提条件，丧失了乡村和土地就丧失了一切物质生产的基础，也丧失了未来发展的前提条件。
所以，我国传统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乡村体系的文物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最珍贵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也是21世纪我国经历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城市化、城镇化大跃进，中华文明遭遇无法挽回的巨大历史和文化创伤后最珍贵、最有效的民族精神创伤药。所以，全力以赴地挖掘和保护我国乡村体系的文物资源将保留并不断增加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资源，将保留并不断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面貌和文化层次，最重要的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但现在中国的走向却恰恰走向了这种绿色农业和未来农业的相反方向。当前，我国大部分的官员和专家都以为西方所谓现代化农业文明，或者称为工业化农业文明更准确，是人类的发展方向，但实际恰恰相反。从政府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全国各地依靠买地财政、房地产业和工业开发区三种急功近利发展模式建立政绩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早已盯紧了农村所剩无几但无比珍贵的宅基地。在当前掀起的城市化大跃进中，各地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圈地运动”手段把农民手中的宅基地夺走，用来进行房地产和工业区开发，把失去宅基地的农民送入根本不适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也根本不适宜农民生存发展的城镇公寓中，人为地制造出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
官员和专家信誓旦旦地说，进行城市化大跃进可以节省出大量的土地进行复耕，增加中国的可耕地面积。但实际上这是画饼充饥、缘木求鱼，结果必然走向相反方向。因为各地急于制造政绩的地方政府都在全力以赴地增加房地产和工业区的开发，任何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必然被政府和开发商用于急功近利的，个人一夜暴富而国家损失惨重的房地产和工业区开发项目。房地产和工业区的泛滥只会造成各地空无一人的住宅区和废弃荒芜的开发区，造成国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造成百姓财产上的巨大损失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农村可耕地大量减少，低档工业区和劣质住宅区的大量增加，将制造大量的农村失地农民，迫使他们涌入根本无法提供良好工作环境和良好生活环境低档工业区和劣质住宅区，或者，迫使他们涌入早已人满为患，交通接近瘫痪的大城市，从而制造出越来越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和难以脱贫的赤贫人口，制造出越来越大量的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制造出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不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就是中国城市化“大跃进”走向恶性循环的拉美化城市发展模式的最终结局。
中国是世界上保持农业文明最久远的国家，由农业文明而产生的宗族和血亲观念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都根深蒂固，数千年来难以动摇。这种由农业文明产生的最致密的社会纽带是孕育了我国数千年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维系了我国数千年来家庭稳定，社会稳定，国家安定的结构和面貌。但是，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城镇化大跃进模式中，这种由家族和血亲关系带来的和谐关系和稳定结构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即使在这种观念更加牢固的乡村体系也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将严重破坏我国新农村的凝聚力和和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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