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与新农村建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与新农村建设

·吕宇斐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狂飙突进的城市化与新农村城镇化初期，面临着人与自然各种关系急速变化的漩涡之中。在此巨大的经济社会变化时期，如何在影响深远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平衡利用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均衡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保护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根基与灵魂，保护我国的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是政府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此时期，保护我国的区域文化遗产将是保证我国城乡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 键 词】 城乡发展  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  文化遗产  文化资源  区域软实力  国家软实力　　

21世纪开始，我国物质财富的积累程度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物质财富比较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速。在此基础上，我国城乡发展跨入了新世纪的中国模式，1）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通过官商结合的圈地运动使乡镇城市化，城市集群化；2）新农村跨越式进程：通过各具特色的土地置换、房屋置换使乡村规模化，农村城镇化。乡村规模化与城市集群化使我国人口进一步向城镇、城市，尤其一线大型城市集中。这两个过程都将导致人口的高速与高度集中。　　

人口的高速与高度集中迅速激发了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4种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与矛盾关系。随着城镇人口的高速集中，大城市人口的高速与高度集中，这4大关系变得日趋复杂而尖锐。国民对建立和谐4大关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标准越来越高，否则难以保证我国新世纪中国式城市化、城镇化与新农村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但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旦4大关系缺乏和谐，4大关系的利益无法平衡，将导致4大关系的矛盾激化，最后导致4大关系的破裂，城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将成为自然、社会与人类发展所有负面问题的渊薮，可能会导致城市体系，乃至乡村体系的崩溃，这是中国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危险的。　　

如何在国内外的城市化与乡村建设潮流中寻找出符合本国本民族历史与现代发展要求，符合国家、集体与个人发展要求的城乡发展道路，是摆在我国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与所有学术机构面前，难度很大，影响很广泛很深远的国家发展战略课题。其中内容不仅包括了为城乡发展准备的物质文明，或称物质资源，更包括了为城乡发展提供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就是文化资源，涵盖我国传统与当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艺与民生等所有社会领域，关乎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足迹、民族认同、传统价值，关乎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创造力、生命力与凝聚力，关乎我国的国家软实力与地方的区域软实力。在城乡发展中，物质资源是硬件条件，本文不研究，文化资源是软件条件，是本文研究的内容。文化资源包含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前者是文化资源的核心，是时代文化的源泉。因此，文化遗产是我国城乡发展中的核心软件条件，举足轻重。　　

李长春同志在“6.12”报告中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提高文化遗产事业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经济社会发展是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基础和前提，保护、发展文化遗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城乡建设结合起来，既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又充分展示城乡蕴藏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增强城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不仅注重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关注对文化遗产依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模式，既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只有丰富的物质文明而没有健康的精神文明，我国城乡发展将很快被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吞没，城乡社会4大关系迅速恶化，城乡发展迅速进入恶性循环。只有健康的精神文明，即健康的文化资源才是我国城乡社会4大关系良性互动的唯一保障，是我国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剂与润滑剂。没有健康的文化资源，我国高速的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开发与利用是保证我国与区域拥有健康的文化资源与精神文明的核心，在我国21世纪的高速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中中起着平衡物质文明，消除物质至上思想，均衡物质财富的增长，消除拜金主义思潮的作用，是城乡发展中最重要的健康力量，是保证我国在高速的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和谐力量。　　

一、我国文化遗产的城乡价值　　

我国在近10年高速的城乡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城市消耗剧增、圈地无度、人口爆炸、污染严重、交通拥堵造成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大幅丧失了区域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优势，丧失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优势；导致的深层的问题是我国丧失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根基与灵魂，丧失我国区域软实力、国家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要避免我国城市化进程误入歧途，避免我国城市与乡村体系在城市化、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因4大关系失衡而崩溃，政府需确立正确的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观与发展规划。正确的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划必须是建立在可持续的物质资源、物质产品、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的发展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具备良好环境与良好民风的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城镇、城市与城市群模式都必须符合区域与国家硬实力与区域与国家软实力的要求，符合一个村民、镇民、市民认同的、向往的要求。　　

在区域硬实力与国家硬实力方面，必须符合1）全力以赴地保护区域与国家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原生性与多样性，这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维持生存与繁衍的物质基础；2）全力以赴地保护区域与国家的环境资源、生产资源与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保护国家硬实力，保护国家与民族发展与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3）人民享有公平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这些公共产品的权力，以维持政府的合法性、公正性与公平性，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和谐生活与发展的物质基础；4）人民可以获得价格合理的各种物质产品的渠道，以维持有人性的、有尊严的、有希望的生活，这是全国各族人民享受国家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在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方面，必须符合1）全力以赴地保护区域与国家的人文环境与文化资源的原生性与多样性，这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独立性与独特性的文化基础；2）全力以赴地保护区域与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是保护国家软实力，保护国家与民族创造力、生命力、凝聚力、净化力、传播力与同化力优势的文化基础；3）人民享有公平获取各种文化资源这些公共产品的权力，以维持区域与国家的文化优越性与文化认同感的精神基础；4）人民可以获得价格合理的各种当代文化产品的渠道，以维持有文化优越感与归宿感的生活。这些才是的城市、城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的“宜居”程度。　　

对此，我国中央政府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故李长春同志在“6.12”报告中指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城乡建设结合起来，既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又充分展示城乡蕴藏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与发展，增强城乡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要把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不仅注重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关注对文化遗产依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模式，既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加强区域与国家独特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保持区域、国家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与关键，保护与改善区域与国家特有的生态环境是保护区域、国家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与关键，有了这两个前提，区域内与国内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其他的人工设施与缺乏根基与灵魂的文化活动都是表面的与暂时的，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活环境。区域与国家政府部门有了这样的意识，我国城乡发展才有了建设良好生活环境的前提，只有把这样的意识真正转化为城乡规划、设计与建设时的实践，建设城乡良好生活环境才能成为现实。只有城乡实现了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的良性循环，才能具备对区域内与国内城乡人民群众的吸引力，进一步说是凝聚力；具备对区域外与国外民众的影响力，进一步说是感召力。在当前城乡建设过程中，除了纪念馆、博物馆、古建筑、考古遗址等传统的公共文化资源，区域内的考古遗址公园、线性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区成为未来区域与国家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公共文化资源。　　

要使我国的城乡发展，尤其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符合我国的国家硬实力与国家软实力要求，使4大关系达到良性的、均衡的发展，必须充分地、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国家硬实力及物质资源与国家软实力及文化资源的特征。首先，中国有世界第三辽阔的疆域，但与欧洲与北美大陆有很大的不同。我国有独一无二、极其丰富的气候、地形、山系、水系、植被、土地与矿藏的多样性，这赋予了我国世界独特、丰富的区域与国家物质资源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物质资源多样性使我国拥有独步世界的国家硬实力的丰富性。　　

我国高原与山地占了国土面积的59%，大型山系17条，山脉54条；河流流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4.6%，流域面积100km2以上的有51 600条，1 000km2以上的有1 500多条，10 000km2以上的也有79条，河流总长度达43万km，长度超过1 000km的有20条。高原生态与气候不适于人类居住，山地资源要植树造林以维护地球之肺，大河流域要涵养水资源与湿地以维护地球之脉，只剩下国土面积的44%的平原丘陵可作为城市与城镇的建设用地。中国有13亿之巨的人口资源，减去不能使用的国土，每平方公里达到300人。因此，可用于城镇与城市建设的土地资源本来就比较紧张，加上众多的人口需要保持相应的耕地面积以保证相对独立自主的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加剧了可耕地与工业化、城市化与城镇化发展用地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解决好，我国国家硬实力将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我国上万年绵延不绝的传统农业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都留下的数不清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与古迹，地上与地下的文化遗产、遗址与遗迹多如恒河沙数。由于我国各民族上万年相对固定的生活地域，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城镇，乃至乡村与交通要道都叠压在重要的古代乃至远古文明的地层之上。这些地层下至旧石器时代上至明清时期，有的叠压一两个文化期，有的叠压多个文化期，有的甚至叠压十几个文化期的地层关系。一些历史悠久的城镇、尤其大城市，如洛阳、开封、登封等，都叠压在许多重要而宏大的古代遗址上，具有无比珍贵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艺与民俗历史意义与现代意义。如此独一无二、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多样性与文化资源多样性使我国拥有独步世界的国家软实力丰富性。这样更要求中国要走一条非常节约、谨慎、适度使用土地资源，而且有严格统一规划与审批制度的可持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一旦政策不当，我国国家软实力将受到严重破坏。　　

对比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西方社会从其文明诞生之日起便建立起了“天人隔离”的城市发展思想与建设模式，其城市化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走出自然环境时期（工业革命以前），从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城市发展逐步离开自然与生态环境，城市与城市建筑越来越人工化，人和自然的沟通越来越少；2）脱离自然环境时期（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从地理大发现至二战后，西方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走到极致，城市发展完全脱离了自然与生态环境，城市与城市建筑完全机械化，人和自然完全隔离。在前两个阶段中，西方社会离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渐行渐远，但这一模式的结果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城市走向了高消耗、高能耗与高污染的反自然的死胡同。3）回归自然环境时期（信息革命以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引起了西方社会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回复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模式。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从其文明诞生之日起便建立起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城市发展思想与建设模式，其城市化发展只有两个阶段：1）融入自然环境时期（公元前2070年～公元1911年），从夏王朝至清王朝，我国城市发展一直与自然与生态环境融合，城市与城市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人和自然保持良好的沟通；2）走出自然环境时期（公元1911年～1980年），自清末西方列强瓜分我国，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五四运动”以后日益加深，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逐步取代中国模式。3）脱离自然环境时期（1980年～）。从目前情况来看，现代西方，尤其美国不可持续的单一性的工业化、现代化农业与城市化发展模式早已深刻地影响了的我国各级政府与土地规划官员，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致命的问题，相反，为了建立类似西方的生活模式与满足个人的享受欲望，他们在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忽略了我国独特的、丰富的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多样性，尤其是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也忽略了我国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的东方特色，尤其是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比较随意地破坏我国丰富的地上与地下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破坏着多元化、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最终伤害了我国的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伤害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气候极其复杂，从南到北跨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寒带等6个气候带；地势从海拔-154.31米的新疆艾丁湖洼地至海拔8848.43米的西藏珠穆朗玛峰；拥有地球上最多的大型山系、山脉与最多的大河流、湖泊，高山峡谷资源与河流水力资源在全球首屈一指；矿藏资源与土壤资源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些条件使我国成为地球上环境资源与生产资源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气候、地形、山系、水系、土壤、矿藏都具有地球上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丰富的环境多样性，因而形成了地球上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多样的环境资源与生产资源为中国发展传统农业文明，并建设与之相配套的都城、城市、城镇与乡村体系打下了最坚实、最雄厚的物质资源基础。　　

我国伟大的先民没有辜负如此优越的物质资源。在全新世大暖期初期（距今9 000～7 000年），中原进入了裴李岗文化时代，此时的中原大地上，华夏先民刚刚渡过了末次冰期的严寒，迎来了逐渐变得温暖湿润的气候。他们居住在河谷台地上，种植粟、黍等华夏先民的主粮，生活日渐改善。随着全新世大暖期高潮的来临，环境资源越来越优越，中原先民搬迁到生产资源更加丰富多样的河谷平原地区，他们不仅继承传统的粟作农业，而且开始种植人工栽培稻谷。 　　

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7 000～5 000年），环境越来越适宜，农业突飞猛进，中原人口资源迅速增长，使先民在北方辽阔地区创造了2 000年辉煌灿烂的仰韶文化，此辉煌一直维持到了5 000年前的龙山文化。到了4 000年前开始的二里头文化时代，环境资源从仰韶文化时代的温暖湿润转向二里头文化时代的寒冷干燥。 此时，中原地区的先皇早已通过“历象日月星辰”的久远农业实践与研究，总结了极其丰富的东方天文学与物候学知识，为东亚万民“观象授时”，使之依时耕作、丰衣足食。 　　

在中原地区跨入文明时代早期，他们便把5千年建立起来的天文学、环境资源与生产资源的利用知识汇集于《尚书·尧典》、《尚书·禹贡》与《山海经》之中，建立起以中原地区为天地中心的世界视野； 在同时期，他们把5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形成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浓缩进具有高度哲学智慧的《连山》、《归藏》与《周易》三易之中。到春秋时期，由伟大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最终总结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最高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是我国先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生存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他们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即天、地、人是平等的，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反对以人为中心，反对过度索取环境资源与生产资源，反对过度追求物质财富。　　

先民的智慧与勤劳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具有万年传统农业历史的典型农业文明古国。我国的农业文明不仅历史极其悠久，绵延万年不断，而且推广地域极其辽阔，由中原向四周扩散到除青藏高原以外的整个东亚大地上。从夏王朝开始，中华民族各族先民把精耕细作的可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农业逐步地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发展到了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高度与规模，形成各具地域特色、技术特色、文化特色的多姿多彩的传统生态农业文明。按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理论，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次浪潮”中因为全新世大暖期的滞后没有成为先驱者，但却成为了登顶者。在我国，传统农业文明在各个区域都发展到了各具特色的极致，其成就高高耸立在世界传统农业文明的巅峰之上。基于传统农业文明如此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空间、先进的理念与优良的技术，我国5千年来经济社会的核心发展理念是“天人合一”，是古人说的“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参人和”，发展实践是以建设乡村与城镇为主，以城市与都市为辅的模式。　　

我国先民自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 300年）便开始在中原地区构建大型城市， 而且在各地建设过很多建筑概念与技术都很先进的举世闻名的世界性都市与城市，如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北宋开封城、南宋临安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等，但它们都只是国家的顶层建筑，而国家的基础与支柱始终是乡村与城镇。在我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史上，各地先民构建了满天星斗般各具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乡村与城镇。它们无不像世外桃源般地融入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城镇如睢阳古城、平遥古城、福州古城、丽江古城、洪州古城等等；乡村建筑如中原四合院、江南徽派建筑、豫西地坑院、陕北窑洞、永定客家土楼、云南哈尼山村等等。　　

一部影响我国三千年城镇建设的《周礼·考工记》已经充分说明，从西周开始，我国的城乡规划一直是政府的工作中心，而且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文化特色、富有东方文化魅力的科学规划、巧妙设计、与自然融合的建设模式，进而形成了大异于西方的东方城乡建筑文化。我国城镇与乡村核心理念用南宋著名理学蔡元定在《发微论·裁成篇》总结最恰当：“故善者尽其当然，而不害其为自然。”意思是说，善于建设的人懂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不破坏自然，这样形成一种东方独特的“天人合一”城乡建筑文化，历史留下的古都、古城镇与古乡村无不把巧夺天工的城乡建筑设计理念与别具一格的地域环境多样性融合，形成独步世界的中国都城、城镇与乡村建筑文化多样性。而且，我国城乡发展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尤其古城遗址多如天上星辰，它们都是这种东方文化极其重要的见证。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伊特尔1873年在《风水：中国古代神圣的景观科学》中写道：“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与深刻的哲理，中国传统建筑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而美不胜收，皆可据以得到说明。” 李约瑟博士曾经说：“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是集中还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与星宿的象征主义。”这样的建设与建筑理念与实践形成了无比深厚而且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资源，与西方文明以城市为传统商业文化的基础与支柱构建的西方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差异。　　

西方社会虽然从苏美尔与古埃及这两个地球最古老的但消失了的文明中继承了一定的农业文明传统，但从古希腊文明开始，西方社会基于其单一的环境资源与生产资源，方便的海洋贸易渠道，基本奠定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基础。商业文明以发展城市与城邦贸易为立城立邦之本，贸易需要大量密集聚居在城市内的消费人群，需要大量转运站、码头与港口等城市与城邦设施，因此，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西方商业文明社会模式便走上与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模式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它需要比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更多的城市与城市人群，故其文明从古希腊开始便以城市化与城邦化为特征。此传统历经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发展至今，人和自然基本隔离，不考虑人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城市化成为了西方社会的基本发展模式。　　

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西方社会逐步整体进入了托夫勒所说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从古希腊文明以来，西方文明便一直强调人的内在价值与在世界中的核心价值，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凭借着工业化大生产，西方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而且从表面上看，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也空前提高。这样，西方社会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轻视转变为蔑视，认为人类可以彻底“征服”自然。凭借着伤害力与破坏力日益增加的先进的科技，西方社会对自然界的蔑视态度转化为对自然界无节制的掠夺与破坏行为，以获取西方社会一直追求的高消耗与高能耗的城市生活模式，最终导致地球资源的接近枯竭与地球生态圈的濒临崩溃。 　　

17世纪，西方社会才开始懂得欣赏自然之美。在此之前，在西方人看来，自然、荒野往往是可怕的禁地，是凶残的土著与野生动物的领地。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 Homboldt）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有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 Ritter）认为“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在西方社会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 中科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指出：“直到19世纪，美国才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迷人的自然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区，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中的首例。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是文明生活的摇篮，不能不顾后果地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因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生态资源。”　　

与西方商业文明相反，东方农业文明把人类自身视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强调人和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我国传统民俗的生活习惯，典籍文献的思想理论，考古发掘的文化遗产，无不深刻体现中华文明对土地，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所以，5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坚持以乡村体系为基础。虽然中国的城市体系很大，但乡村体系更大；虽然城市体系保留的文化遗产很多也很重要，但乡村体系保留的更多也更重要，因为中国巨大无比的乡村体系保留了中华文明最多与最纯的文化遗产。国家文化遗产局的最新文化遗产普查证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在各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中，有半数以上分布在，村、镇，并且不断出现新的类别。”而西方直到20世纪中期，才出现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接近东方哲学思想的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他指出：“城市与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　　

自从中华民族跨入文明以来，我国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城乡多样性体系在国家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创造力、生命力与凝聚力，对外放射着强大的传播力、感召力与同化力。在当前进行中国城市化、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我国城市体系，城镇体系，尤其乡村体系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因为，保护我国城乡体系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精神赖以长存的文化资源，就是保护我国现在与未来国家与民族生存关键的国家软实力。无论从东西方历史上来看，从当代科学发展观来看，还是从未来生态文明发展观来看，城乡规划是一个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必须科学地、有机地、合理地、充分地、可持续地结合在一起的庞大系统工程。而我国的文化遗产是这项庞大系统工程最强大、最丰富、最核心的资源，更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工业化与城市化方向与政策的科学的、技术的、历史的与艺术上的知识资源与经验资源。　　

二、我国文化遗产的城市化价值　　

（一）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是保护城市的文化“根基”与“灵魂”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在新世纪高速投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在西方社会经历了250年无数痛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之后，我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将面临着比西方社会更大量的、更多样、更复杂、更棘手的难题。西方社会漫长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的经济社会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国在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便出现了比西方社会更严重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城市环境、生态环境面临双重崩溃的问题。如果我国指导思想正确，难题处理方法适当，解决模式成功，我国的城市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如果指导思想错误，难题处理方法不当，解决模式失败，我国的城市化可能进入恶性循环的歧途。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已对19世纪的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发出了严重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早已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工程中盲目自大，以为人类科技可以征服一切自然环境，以为经济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切，从而给自然界、生态圈与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因此进一步警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西方社会：“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与生活，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而我国当前恰恰正以比西方社会更高速度、更大规模的态势经历这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我国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竟然排在第100名；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全球交通堵塞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特大型城市都榜上有名。我国当前如此“急功近利的建设方式与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发展观念的短视与浮躁，是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一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与难以为继。” 这样的城市化不仅将严重破坏我国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多样性，也将严重破坏我国人文环境与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导致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如此严峻的事实摆在我国政府与人民面前，我国政府应该如何面对？　　

在我国极其丰富的历史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具有深刻与深远指导意义的城乡发展理论、方法与信息。而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无比丰富的先民居住遗址，无论是城镇遗址还是乡村遗址，蕴藏了更加海量的，指导意义更加深刻与深远的实证案例与结果，为我国政府研究区域生态环境与文化资源变化历史，制定合理的城乡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发展政策，对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学界专家与普通国民进行充分的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教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指导思想与文化遗产资料。　　

我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万物都处在一个天地交流的整体关系中，生态圈是其中的生命体，人类是生态圈中的一部分。从6 5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虎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先民已经开始“立竿测影”，摸索太阳，月亮、北斗及二十八宿的运行规律，探求它们与地球天地交流，形成昼夜、四季、24节气变化与各类灾情间的关系。最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先民已经形成了世界最早的，东方独特的北斗四象天官体系与九宫八卦的自然与人文科学综合体系，进行“观象授时”。他们把天象当作世界的真实反映，试图通过四象与八卦体系来打开认识自然与人类奥秘之门。到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把这套经验体系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中国哲学体系，形成《论语》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维摩经》中“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的中华民族最高的生命与生活智慧，也形成了城市与城市建筑“人即宇宙，宇宙即人”的山水园林城市与建筑模式，成为指导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经济社会发展融入自然生态圈内良性的、可持续的循环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建设实践。　　

到明代，我国的“天人合一”的山水园林情怀在文人画中得到全面地彰显，而人和自然，城市与生态圈和谐相处的山水园林城市建筑理论与实践也在城市与建筑发展中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山水园林城市与建筑领域人才辈出，文震亨、高濂、李渔、计成等空前绝后，傲视全球的设计理论与实践大师把我国山水园林城市与建筑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发展到极致。在造园高手云集的明代中晚期，计成以一本被时人称为与《周礼·考工记》“并为脍炙”的《园冶》与一座亲手打造的“影园”成为其中的国手与世界级的大师。崇祯7年（1634年），《园冶》一书出版，成为我国山水园林城市及其建筑的最高指导思想与技术规范，也成为举世闻名的最古老的山水园林城市与建筑设计经典，被日本设计界尊称为《巧夺天工》，与北宋《营造法式》并列。计成在书中《园冶·园说》中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城市与建筑设计思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自然与生态中心城市发展与建筑理论。　　

我国这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使我国传统城市与建筑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模式从诞生之日起便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演化而来的“天人隔离”哲学思想体系分道扬镳，走生态中心主义模式。与西方传统城市与建筑模式，尤其是工业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模式相比较，我国的模式实际上更加符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更加符合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更加符合生态环保与绿色低碳的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比较充分结合了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环境学、规划学与建筑学，从一开始便定位于西方社会20世纪中叶才出现的生态中心主义学派的高度，是一套综合的、生态的、人文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规划、设计与建设模式。简而言之，我国“天人合一”生态中心主义城市发展模式遵循：1）自然之理，2）自然之数，3）自然之气，4）自然之形。　　

这套哲学思想体系最终归纳为理、数、气、形四个字：1）制约万物的“理”以一定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运动着，由最初的混沌，产生了阴阳，进而演化出天地及一切自然事物。2）宇宙万物合理地存在，有序地显现，和谐地共存，是因为处于适当的位置，有着一定的质量与轨迹，即“数”，在“理”的各种相互作用下达到平衡。宇宙万物反映着数的平衡，阴阳不断交流，故数的平衡也是动态的。3）“理”的推动与“数”的平衡推动世界形成并作为一切存在物生命过程的能量，而且释放出“气”来相互影响。4）“理”、“数”、“气”都不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则以其外在的“形”，默默地反应着理、数与气。通过其“形”，从中把握一定的理与数之下的气的作用，对自然平衡的破坏将受到自然的报复。理、数、气、形四者达到最佳的平衡，便达到明代杰出的园林设计师计成提出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　　

万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孕育的东方哲学思想形成了中国先人独特的城市与城市建筑哲学、美学思想与规划、设计、建设实践。他们把乡村体系的建筑模式，也就是人类与大自然，或者说是天、地、人三才紧密结合的“天人合一”模式经过优化移植到古代城市与城市建筑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乎自然、融入环境，追求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模式，追求天、地、人三者最大程度的融合。正如战国名相管仲在《管子·乘马》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样的城市与城市建筑思想与实践产生了符合自然规律，符合生态循环，独特、有魅力的东方山水城市与园林城市的设计与建设模式。　　

河南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北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环嵩山地区与伊洛河流域既地处中原，环境资源、生产资源与人口资源等区域硬实力一直睥睨四方，加上西周以后这里道路四通八达，成为地理上的“天地之中”，积累了成为文化“天地之中”的区域软实力。《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如此区域硬实力与软实力优势成就了洛阳、郑州、开封中原三大世界级古都，也成就了登封、新郑、新密、偃师与巩义等一大批世界级古城，拥有如此密集，数千年绵延不绝且依然生机勃勃的世界级大都市与中小型城市在世界屈指可数，本身拥有的巨大历史活标本就是任何区域与任何国家无比珍贵的宝藏，何况其别的大城市难忘项背的深厚的、丰富的生态资源、文化遗产与景观资源。　　

伊洛河流域坐西向东，南北西三面名山环绕，北依邙山，南面伊阙，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在“全新世大暖期”中属于亚热带与暖温带间的气候与生态过渡区。如此丰富多样的区域气候与地形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环境资源与生产资源，条件产生了“南北物种齐集、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加大的特点”。 自然界形成的极其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与数千年来积累的深厚的文化多样性产生了复杂多样，由低山、丘陵、台地、平原等自然景观与山环水绕，“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城市景观相间分布，相映生辉。　　

考古学家已经很难全面恢复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与两周洛邑的古老城市面貌，也难以认识当时的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具体情况，但从汉魏洛阳城与隋唐洛阳城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礼制思想，遵循传统山水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模式的世界级大都市。尤其是隋唐洛阳城，其区划分布与整体布局完全符合管子的思想，把自然环境与城市建筑的有机结合，故北依邙山，以西北地势较高而将皇城与宫城建于其上，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之胜。城中洛水自西向东将洛阳分为南北二区，四座桥梁连接南北两区，还有伊水、谷水、瀍水注入城中，漕渠纵横交错，水上运输畅通，尤其东南隅的伊水引渠周围，达官显宦建有许多住宅园林，成为景色秀美的风景区，使洛阳城迥别于长安城而具有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山水园林城市建筑的杰作。　　

真实地再现中国山水园林模式的城市与乡村的伟大传世作品有两幅，描绘城市与城郊风俗的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乡村与农庄风貌的是北宋另一宫廷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证实宋人深刻地贯彻了管仲提出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哲学思想与美学境界。图中的北宋开封城建于豫东大平原上，符合管子提出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的城市规划理念，地势平坦，汴河、惠民河、五丈河与金水河缓缓地穿过城墙内外，符合“水用足、沟防省”的城市设计要求，城墙、街道、桥梁与房屋无不依地势，傍河流，符合“因天才，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城市建设模式。　　

《清明上河图》上的开封充分体现了东方哲学思想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中包含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山水与城市、山水与建筑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无不天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城市与建筑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境界从头至尾都散发着浓郁的东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令人心旷神怡。如此“是人间非似人间，似仙境非是仙境”的古代城市是中原大地优越的物质资源与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结晶，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艺与民俗价值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吴良镛先生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城市的自然画卷美迥异于西方城市的人工雕塑美。“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领略之后，再对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但在当前物质第一与经济挂帅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却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模式，轻率地走上了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老路，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急速而激烈的城市化狂飙突进运动之中，大量无比珍贵的我国城市体系的灵魂与根基——文化遗产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毁灭性打击。传统文化被抛弃、古老建筑被拆除，传统品牌被抹杀，每一个城市都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铺天盖地的广告牌,在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失去了地域独特性及文化独特性。相反，盲目崇洋而产生的没有任何根基与灵魂的文化糟粕大肆泛滥，使我国城市体系的文化资源与时代文化变得空前地贫乏与苍白，基本进入北美化的“千城一面”，即城市建筑文化单一性的危急时刻。如此下去，我国城市群将要切断自己的传统根基，丢掉自己的民族灵魂了。正如许多西方建筑设计师参观中国城市时发出的悲叹：“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东方城市与建筑魅力”。可见，追求城市现代化、追求市容整齐划要坚决把握一个尺度，保留城市特色也可以实现城市的现代化，保护我国城市与城镇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就显得更加十万火急了。　　

而经历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西方社会到了1980年代也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对城市文化遗产带来的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简称《华盛顿宪章》。该宪章充分认识到了历史街区的文献资料价值与传统文化价值，认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这些城市历史街区的破坏与毁灭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城市人群消灭了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抹杀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再进一步来看，这些城市人群切断了自己的传统根基，也丢掉了自己的民族灵魂；再深远些来看，这些城市人群永久性地抛弃了自己的核心文化资源，也永久性地丧失了自己的原生发展动力。　　

河南除了洛阳这样拥有巨大文化遗产与山水园林建筑历史的大城市外，还有登封这样的拥有丰富文化遗产与山水园林建筑的中型城市，还有登封告成镇这样的活着的中原历史文化古镇。这些古城与古镇组成的庞大文化遗产时间久远，空间广阔，既有湮没了的古代遗址，也有活着的历史街区。它们是河南省最宝贵的旅游收入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更是中原地区最宝贵的中华民族历史与传统教科书。这些不可再生的巨型教科书蕴藏着巨大而珍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教育、文艺与民俗价值，是城镇原生、强大、持久的文化资源，也是城镇的灵魂。　　

江南古镇因淡雅的山水园林而引人入胜，湘西古镇因奇特的民风民俗而倾倒众生，河南古镇将因厚重的中原文化而震撼人心。大到郑州“商城”与洛阳“隋唐洛阳城”等大遗址，中到登封古建筑群与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小到朱仙镇的木版年画，神垕古镇的钧瓷，道口的烧鸡，逍遥镇的胡辣汤，都拥有中原地区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古城之所以成为古城，必须拥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也就是独特的文化遗产的积淀。中原古城拥有的是自新石器时代至北宋时期独占鳌头的区域硬实力与区域软实力，因而中原先民创造出我国古代独领风骚的大量文化遗产，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底蕴。复活这些历史上的文化优势，充分发挥其文化特色，古城的文化遗产将重新发出生命的光辉，不仅将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增加文化资源，区域旅游与文化产业，乃至区域经济提供无穷的可循环与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而且将为区域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与文艺事业，乃至区域社会提供无穷的创造力、生命力、凝聚力、净化力、传播力与感召力。　　

要使文化遗产重新发出生命的光辉，为区域经济与社会提供无穷的发展动力，首先必须尽一切力量留住古城的文化根基，如此古城才有灵魂。无论对于洛阳、开封，还是登封、南阳，还是神垕、朱仙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开发不能急功近利。古城古镇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都极其珍贵，那些古城、大遗址、古街道、古宅院、古产业、古建筑与古墓葬等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最有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之所以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是因为这里能让人看到人类历史的脚步。老街古巷、断壁残垣，与高门大第、雕梁画栋同样具有旅游魅力。河南的古城古镇古风犹存、古朴凝重，步入其中都仿佛翻开历史，穿越时空，那里的居民生活的原生态本身就是一个立体的博物馆。只有保留着历史岁月感，才能够保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原生态”，才能保留住它们的文化资源与根基，才能保留住它们的灵魂，才能保持区域软实力。　　

西方社会经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后，深刻认识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最忌讳大拆大建。但当前中国处于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恰恰兴起大拆大建之风。各地打着“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旗帜愚蠢地、野蛮地成片摧毁历史文化古城、街区与建筑，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名堂大建既没有任何民族文化根基，没有任何民族灵魂，更没有民族生命力的“新、奇、特”的房地产项目、形象工程与地标建筑。正如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批评：“一时间新奇的创意，漂亮的平面构图，成为规划设计方案得以被采纳的法宝，而那些尊重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能够真正改善人居环境的设计方案却往往被视为过时，得不到重视。于是，一幢幢不讲究工程质量、不讲究结构安全、不讲究文化品味的所谓标志性建筑在各地拔地而起。”使我国城市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文化自杀，一方面斩断本土文化的根基，丧失中华民族的灵魂，另一方面嫁接不伦不类的西方文化，竖起毫无生命与灵魂的躯壳。　　

（二）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将提升城市软实力　　

如果一个城市的物质资源与物质产品组成了城市的肉身，那么其文化资源与时代文化便形成了城市的灵魂。缺乏文化资源与时代文化的城市如同一个徒具躯壳而失去灵魂的躯体，徒具物质外表而完全没有创造力、生命力、凝聚力与同化力。文化遗产是文化资源的核心，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资源的核心。拥有优质的文化遗产，便拥有优质的文化资源与时代文化，这样的文化可吸引大量的富有创造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人才，形成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将在地方政界、经济界、军界、教育界、文艺界与城市居民当中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生命力、凝聚力与同化力。　　

郑州市博物馆的参观者在留言簿上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留言。一位叫刘子傲的参观者说：“文化遗产观赏价值很高，以后一定多带孩子过来，让他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深意境。”这充分说明了郑州市普通市民自觉的民族意识与对文化遗产丰富创造力的感受。一位叫张营营的参观者说：“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我为中国骄傲，我也更加为郑州骄傲，我相信这么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一定会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我爱中国！！！中国万岁！！！中国加油！！！”如此发自肺腑的呐喊，从中国一个普通人身上透露出了充满震撼力的民族生命力与凝聚力。　　

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创造阶层的崛起》中首次提出：“一个现代城市化的社会……不仅需要密集的高级知识，而且需要创造的心灵。这个创造阶层是一个四处流动、青春焕发、学识过人、创造力强的群体。他们需要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需要充满启迪的工作环境。因此，‘地方感觉’（地方特性）是决定性的，而（城市）的艺术、媒体、运动、时尚、研究与文化等领域为创造力提供了这些充满启迪的城市环境，” 佛罗里达从当代北美学者的角度提出，城市的创造力来源于城市独特的时代文化，说明北美学者已经认识到文化资源蕴藏的创造力。文化资源的核心是文化遗产，可见文化遗产蕴藏的创造力。　　

查尔斯·兰德里在其2006年出版的名著《造城艺术》中进一步提出：造城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个程式。要为一个城市重新注入魅力，所需远超土地规划、工程学与建筑学这3门传统技能。21世纪城市的“终极目标已经不是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是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想象力的表率，如此才能同时满足个人的、集体的与这个星球的需要。城市体验着人类的文化、艺术与情感，城市用人类的语言讲述着我们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文化遗产，不是一项扎根于某个地方、某段历史的一个固定资产，而是一项把过去与一个开放的未来连接起来的清晰的集体财产，是现代都市关键的基础设施之一，灵魂。”他提出一个观点：“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城市永远漂浮在变化无常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文化遗产可以为城市提供可持久的与可持续的定位。” 兰德里如此明确地提出文化遗产在城市生存与发展中的作用，说明北美学者已经认识到文化遗产在城市软实力与区域软实力中的价值与动力。　　

我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环境资源多样性、民族性格多样性与文化资源多样性孕育了无数拥有独特与鲜明形象的城镇，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经过这些年我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即使有也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很难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2009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调查了当代中国青年心目中最美的中国建筑，结果完全出乎那些所谓中国社会专家的意料之外，1）竟然高达66.8%的青年表示喜欢中国古代建筑，只有18.6%的喜欢中国近现代建筑，长城、故宫与苏州园林名列三甲，得票率分别为49.2％、48.1％与41.6％。2）竟然51.2％的青年的第一选择是“传统”的建筑风格而非“西化”的建筑风格，46.5%的青年的第一选择是“简约”的建筑风格而非“豪华”的建筑风格。 中国文化报刊登程竹先生一篇“年轻人为何钟情古建筑”的文章，他说：“一些青年人坦言：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固然宏伟壮丽，它们以现代的雄姿见证着中国的崛起，但类似的建筑只要精心设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进行复制，它们不具备不可再现性，也不能代表中国独有的文化。” 　　

上述调查首先说明了4个很可喜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1）超过2/3的年轻人依然非常喜欢传统建筑，说明了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在青年一代的心中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依然是青年一代在城市生活中寻找的“根”与“魂”；2）超过1/2的年轻人首选传统建筑风格，这说明了如果市政建筑与住宅建筑有选择余地，超过1/2的青年一代将选择使用传统建筑，也说明了城市中最吸引青年一代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民俗；3）青年一代广泛认同的长城、故宫、苏州园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与艺术水平最高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相结合，物质生产与文化创作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灿烂的结晶，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哲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巅峰作品，说明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思想与模式依然深入人心。4）我国传统的城市风貌与传统的建筑风格是中华民族创造力与凝聚力的源泉，青年一代如此认同这些风貌与风格，说明这些城市与建筑依然是他们心灵的圭皋，是他们创造力与凝聚力的源泉。　　

其次，上述调查揭示了3个很深刻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1）经过三十年向西方全面开放，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社会中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元素早已充斥我国城市中各个部分，按说应该早就西化了，但实际上我国广大民众的内心却依然非常眷念中国的传统城市建筑风格，非常留恋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求之不得；2）当前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商界精英与专家学者都特别青睐西方文化与近现代的城市发展模式，他们以为我国广大民众与他们一样都喜欢这些没有文化根基与文化灵魂的“洋、新、怪、大”的西方现代建筑，实际上却完全是无视民意；3）当前铺天盖地地耸立在我国城市中的没有文化“根基”与文化“灵魂”的当代建筑其实并非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而是是一些纯粹追求表面政绩与私人利益的政府官员与纯粹追求洋气俗气与超额利润的房地产商强加给我国广大民众千篇一律的城市垃圾与建筑垃圾。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延伸，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建筑在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中被拆掉，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拆掉一座墙，如同挖去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如同剥去一层皮。对于维护与承袭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这一代人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自煊认为，“城市的魅力来自于其文化内核，而不是来自于其经济实力。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城市文化活的载体，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文化、历史的述说者，都时时在与市民交流。然而，现在许多新式建筑多是商业性的、时髦的、缺乏精神内涵的。历史缺席了，传统的民族文化不自信了，城市虽然已更新，但已千城一面，历史的脉络已割断，传统的神韵已消失，留下的是一座座受伤的城市”。所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忧虑地指出：“急功近利的旧城改造方式，使现代建筑的艺术性被大打折扣，大量的建筑根本没有艺术性可言，片面地求洋、求新、求大的心态，使一些历史名城风貌荡然无存。”　　

可见，保护好城市丰富的文化遗产便把城市的过去与未来沟通起来，保护了城市最富创造力的文化灵魂，保护了城市最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品味的文化根基。有了这个民族的高端文化品位，城市便拥有了巨大的文化魅力，即城市感召力，便能吸引大量具有无限创造力的高端文化人才。有了大量富有创造力的文化人才，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便有了质与量的大幅提升。当文化创造力不断提升时，城市各领域的创造力也随之提升，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以原生性与内生性创造力为主的创新思潮与创新浪潮，为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无穷动力。这样的城市正是当前中外各国寻求的拥有大量文化遗产，拥有大量创造性人才，拥有无穷创造力的城市。　　

（三）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是保护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城市不仅是一个国家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民族国家物质产品、文化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家时代文化的核心。作为文化资源与时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将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内产生创造力与凝聚力，对外产生传播力与同化力等软实力成分的中心。城市内的这些力量越大，城市软实力越强，产生这些力量的城市越多，区域内的这些力量越大，其区域软实力越强，这样的区域越多，国家内的这些力量越大，国家软实力越强。因此，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社会发展最高级与最重要的阶段，而城市化过程中的时代文化是由文化资源决定的，良好的文化资源决定了良好的时代文化，也决定了良好的城市化进程。　　

荷兰法罗克·拉兹拉克等学者提出，地区流动（推动了全球旅游业与休闲娱乐业）与福利国家（提供了更高的收入与更多的休闲时间）空前的增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城市不仅是现代文明与创新的决定因素与标志，而且是人们生活、工作、享受与访问的地方，因此，文化资本成为了城市强大的财产。 研究人员在2005年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中指出，世界城镇人口从1900年的 2.2亿，仅占世界人口的13%，上升到1950年的7.32亿，占世界人口的29%，然后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32亿，占世界人口的49%。报告预测，到2030年，世界城镇人口将达到49亿，占世界人口的60%。 如此众多的城市与庞大的人口，必然产生对文化资本的庞大需求。但法家经济学家费利佩·伯奇耶在英国未来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杂乱无章的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使进城的人群找不到地方住也找不到工作，这种快速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因此2030年世界城镇人口将远少于联合国报告中预测的60%，而是占世界人口大约50%。所谓“杂乱无章”指出政府缺乏正确的城市化发展观与发展规划，造成4种关系不同程度甚至全面失衡的局面。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早，经历过相当漫长而痛苦的历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发展由西方文明追求商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传统文化（文化资源）特性决定，并由15世纪末开始掠夺巨额世界财富，促成了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而打下坚实基础。首先，发达国家普遍环境资源良好，生产资源匮乏，人口资源密集，这样的物质资源条件决定了西方农业文明相对落后，商业文明相对发达的历史发展过程，适合走城市化的道路；其次，意大利“文艺复兴”后形成的“理性化与人性化”的享乐主义生活理念与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高消耗型生活模式促进了欧洲国家文化资源迅速地向大中城市集中；最后，发达国家通过世界性的财富掠夺与工业化，积累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城镇化所需的巨额物质财富，为进入城市的庞大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产品与时代文化。有了以上三个条件，欧洲城市化进程虽然错综复杂且问题丛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的城市达到了物质财富与文化财富的基本平衡，成为了绝大多数欧洲人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家园，也成为欧洲国家强大的软实力资源。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的问题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重、更长远。其原因有3个，首先，发展中国家普遍环境资源丰富多样，生产资源富裕，人口资源稀疏，这样的物质资源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多样化的城乡发展道路；其次，发展中国家普遍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却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人和土地、人和自然形成密切的物质与精神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与低消耗型生活模式，因此文化资源并没有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最后，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掠夺性的原始财富积累，反而被欧洲列强洗劫一空，更没有经过工业化的经济倍增过程，因此严重缺乏进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物质财富支持，难以为庞大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以上三个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中的危机更广泛、更深刻，突出表现在4种关系全面失衡，即人和人之间利益分配失衡，人和社会之间文化资源分配失衡，人和自然之间物质资源分配失衡，社会与自然之间总体利益失衡，这样的情况下，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困难很大。　　

同样在郑州市博物馆，笔者看到这么一段留言：“观众与文化遗产能有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以领略中华辉煌的文明。观赏是细微短暂的，收益是潜移默化而长久的。郑州博物馆为建设文化郑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遗产是宝贵不可再生的，它能昭示过去，启迪未来。郑州律师 王磊”有什么比这样的感受更能证明文化遗产的软实力呢？还有一段：“历史就是历史！什么都无法描述！文字的力量在这显得无力！中国古文化无法比拟，令人无法想象！河南厚重的文化，深深地震撼着我。深奥、神秘、吸引人！马丽”。还有什么比这种心灵的力量更能说明文化遗产产生的城市软实力对凡属中华民族的后人的巨大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呢？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全力以赴地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以提高欧洲城市的城市软实力，而欠发达国家也只有全力以赴地保护本国城市的文化遗产，才能保住本国城市的文化灵魂与文化根基，只有保住了灵魂与根基，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城市的城市软实力，提高城市的感召力，提高城市吸引创造性人才与孵化资金的实力，进而通过创造性人才产生城市创造思潮，通过孵化资金把创造思潮转化为创造浪潮。这样的创造思潮与创造浪潮是城市软实力的体现，也是城市软实力的目的。　　

三、我国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价值　　

（一）保护农村文化遗产将保护新农村文化的“根基”与“灵魂”　　

国家文化遗产局的最新文化遗产普查显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在各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中，有半数以上分布在，村、镇，并且不断出现新的类别。” 事实证明，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虽然广布于城市体系，但大部分依然存在于中国的庞大无比的乡村体系。在当前物质第一与经济挂帅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融合浪潮中，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大跃进之中，我国大量无比珍贵的城市体系的根基与灵魂——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毁灭性打击，相反，盲目崇洋而产生的没有任何根基与灵魂的文化糟粕大肆泛滥，使我国城市体系的文化资源与时代文化变得空前地贫乏与苍白。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国乡村体系依然保存着的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因为过度青睐专业化大生产与全球化大市场带来的利润与利益最大化，对环境资源过度开发与利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烈破坏，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安全危机。1972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精英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对西方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与质疑。然而，至今，西方，尤其美国的现代化农业大生产模式带来的种子问题、粮食问题、土壤问题、水质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整个生物圈的集体生存安全。同时，这种生产模式产生的不可循环的、不可持续的“工业化”粮食与食品生产模式与生产文化是对全世界多样性的乡村体系，尤其是对可循环的、可持续的东方精耕细作农业文明孕育的乡村体系一种彻底的，毁灭性的打击，也是对我国乡村文化一种最彻底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毁灭性打击，那将是中华文明的灾难，也将是世界文明的灾难。　　

当世界正在全面反思西方“工业文明”与“工业化”的“农业文明”带来的生物单一性与文化单一性灾难时，我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不仅成为农业科技的宝库，也成为世界农业科技的宝库；不仅成为我国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宝藏，也成为世界与未来生态农业发展的宝藏。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选出的传统农业文明试点之中，我国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被列入其中，确定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作为具体试验点。 其实，我国有1万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史，精耕细作模式发展到了传统农业的极致，各区域的乡村体系中这样的生态农业模式俯拾皆是，如桑基鱼塘、梯田、坎儿井、淤地坝、农林复合等模式不仅在我国历史悠久，而且在国际上也有极大影响。这种可持续、可循环的绿色农业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的未来所在，也是世界文明的未来所在。　　

生物单一性与文化单一性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末日。西方工业文明与“工业化”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正是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生物单一性与文化单一性。自然物种在大规模地毁灭，区域文化在大规模地毁灭，地球生态圈与人类文化圈面临的问题已经极其严重。为了未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世界都需要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生产出来的粮食；为了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因此，我国传统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其核心，文化遗产，更显出其历久弥新、无比珍贵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大到民族的生存与繁衍，小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都离不开本国健康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离不开乡村体系与土地资源，乡村体系与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最宝贵的生产资源，尤其对于我国这样拥有地球上最悠久传统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对乡村与土地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更深厚的感情。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有了乡村体系与土地资源就有了一切物质生产的基础，就有了未来发展的前提条件，丧失了乡村与土地就丧失了一切物质生产的基础，也丧失了未来发展的前提条件。　　

所以，我国传统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乡村体系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最珍贵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也是21世纪我国经历史无前例的、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城市化、城镇化大跃进，中华文明遭遇无法挽回的巨大历史与文化创伤后最珍贵、最有效的民族精神创伤药。所以，全力以赴地挖掘与保护我国乡村体系的文化遗产将保留并不断增加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资源，将保留并不断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面貌与文化层次，最重要的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如果中原经济体按照以往30年一切围绕GDP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崛起，河南省必将迎来新一轮新农村大跃进，那么新农村建设的理念与模式必将造成“万村一面”的结果。而按照“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崛起，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李长春与单霁翔等同志的文化遗产发展思路，河南省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有另外一个结果：适度发展，保护好新农村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保护好新农村的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保护好新农村的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中原地区万年以来一直是我国农业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原乡村体系保存了庞大数量的文化遗产。在已有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中，半数以上分布在河南省的村镇。而在最新的第三次文化遗产普查中，绝大部分新发现的文化遗产与古迹也都分布在河南省的村镇。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绝大部分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都将分布在河南省的乡村体系之中。由此可见，河南省乡村体系现在与将来依然是中原与中国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方，依然是中原与中国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因此，河南省乡村体系现在与未来依然是中原与中国文化的根基与灵魂所在。　　

河南区域内已登记在册的与在这次普查中新发现的大量文化遗产是河南省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与区域软实力资源。尤其是具有鲜明中原风格与深厚文化底蕴的乡土建筑，它们蕴藏的历史信息是所有文化遗产中最丰富的，不仅拥有其他文化遗产蕴藏的传统美学、工艺学与民俗学，还拥有其他文化遗产没有蕴藏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乡村建筑哲学与建筑科技。“中原第一红石古寨”郏县临沣寨与在第三次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的禹州浅井村等便是这样珍贵的乡村建筑。这些古村落是中原地区硕果仅存的大规模古建筑群，也是我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保留给中华民族后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先人对乡村建筑的哲学理念与科技水平，可以了解先人对城市与乡村体系的发展哲学与发展模式，更深一步，还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先人对宇宙、自然界、生态圈与人类生命的理解与认识，这正是中华民族农业文明最基础的根基与灵魂。所以，保护我国乡村体系这些文化遗产，是保护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根基与灵魂。　　

（二）保护农村文化遗产将提升新农村的软实力　　

中国是世界上保持农业文明最久远的国家，由农业文明而产生的家庭与宗族的血亲观念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都根深蒂固，数千年来难以动摇。这种由农业文明产生的最致密的社会纽带是孕育了我国数千年来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维系了我国数千年来家庭、宗族与国家三级社会超稳定的结构，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基与灵魂都在乡村，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与灵魂都在乡村。因此，在国家文化遗产局最近进行的全国文化遗产普查中，新发现的文化遗产中超过60%都在中国乡村中。但是，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与城镇化大跃进模式中，这种由家族与血亲关系带来的和谐关系与稳定结构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即使在这种观念更加牢固的乡村体系也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将严重破坏我国新农村的凝聚力与和谐性。　　

西方社会早一步认识到文化遗产不仅大量蕴藏在城市的名胜古迹、宗教设施与纪念性建筑中，而且广泛蕴藏在乡土建筑之中。为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乡土建筑委员会（CLAV)，成员遍布40多个国家。1999年10月，墨西哥很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2届大会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认为乡土建筑是依然保持着活力与现实生活功能的社会历史演变的例证，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乡土建筑对表达地方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当前推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推广城市化与城市集群化一样，是一个在具有悠久农业传统的文明古国尝试的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在此建设过程中已经连续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该系统工程仅有政治智慧与经济智慧远远不够，还更需要有文化智慧。2007年4月，国家文化遗产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乡土建筑保护”会议非常及时地提出，首先各级政府要积极行动起来，联合全社会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加强保护乡土建筑，“使我们民族的智慧与品格永远传承。” 2008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确立了历史文化村镇与乡土建筑保护的法律地位。 这都显示了国务院与国家文化遗产局不仅拥有了经济智慧，而且已经具备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文化智慧，但各级地方政府在认识上还有很大的旧惯性，仍然停留在经济智慧层面，还需进一步提高文化智慧。　　

文化智慧是对中华民族个人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认知与感应水平。人类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当前的答案当然是赚更多的钱，买房买车，但这是中国人的最终生活目的吗？拥有这些物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人类自其诞生以来就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下不断地发展经济，最终目的是追求更美好的个人生活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是为了拥有和谐宁静、恬淡安逸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环境。如何才能使民众拥有真正和谐安宁、愉悦舒适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环境？这是一种文化智慧。发展经济很重要，但发展经济是追求生活环境的手段而已。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不顾任何后果，不管任何代价，只为发展经济，这样就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意义。正如为了买房买车而买房买车，不顾自身收入，不顾家庭条件，这样就失去了买房买车的意义。这样的方式是把生活手段与发展手段当成了发展目的，失去了生活与发展真正的最终目的。　　

文化智慧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水平与感应水平。要提高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与感应，必须提高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与感应；要提高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与感应，我国浩瀚的古老文献很重要，但包括中原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与实证案例更加重要，其中揭示的信息更加丰富。只有对以中原为中华民族文明核心的中原文化有了透彻的了解，才能对中华民族文明产生强烈的共鸣，继而产生深刻的认同。有了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强烈共鸣与深刻认同，民众中间将会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政府官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才能在经济智慧的基础上再上升一个层次至文化智慧。从经济智慧提升至文化智慧，发展观将从急功近利的，毁坏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与文化环境，激烈冲突的，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型黑色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到有条不紊的，保护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文化环境，和谐安定的，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从“天人隔离”的工业文明观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　　

环嵩山地区与伊洛河流域是中原地区的文化发源地，其中分布着无数的古村落遗址与依然充满活力的老村镇，这些古老村镇不仅拥有秀丽的自然环境，还蕴藏着大量的文化遗产与深厚的中原文化。在秀丽的环境资源、丰富的生产资源与深厚的文化资源条件下，该地区形成了一个和谐宁静、恬淡安逸的社会生活环境与一个清心寡欲、怡然自得的个人生活方式，这是所有“长寿之乡”的关键。我国最著名的长寿之乡有六个：江苏如皋、湖北钟祥、广西巴马、四川乐山、辽阳兴隆、新疆克拉玛依，均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之乡的标准：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寿星7.5人。6地的长寿之道不尽相同，但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长寿食品皆优是普遍的长寿之道。据洛阳日报2010年11月17日报道，洛阳市百岁老人人数从去年的174位增至201位，达到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寿星3.2人。从洛阳市百岁老人的分布区域来看，最多的是伊川县，目前有百岁老人41位，达到每10万人中拥有百岁寿星5.5人。伊川就在伊洛河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形成的和谐安宁、愉悦舒适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清心寡欲、怡然自得的个人生活方式是其地的典型特征。　　

从我国的古老传统到联合国的国际标准都明确指出，文化资源是自然资源之外另一个关键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环境标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都只注重物质条件，只注重建筑、街道与广场的建设，认为只要这些最表面的硬件条件改善了，地方居住个人和社会生活环境就改善了，其实大谬不然。从个人发展来看，重物质轻精神的个人都会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心灵不可能获得片刻恬淡安逸，生活不可能怡然自得，越重物质生活，距离安逸生活与长寿生活越远；从社会发展来看，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都是物欲横流，矛盾重重，社会环境不可能获得片刻的和谐宁静，社会生活不可能恬淡安逸。忽视精神条件，仅有物质条件没有文化条件是不会有和谐安宁与恬淡安逸的宜居环境的，这是我国当前城市与城镇发展的误区，而我国的传统乡村体系恰恰拥有这样的文化遗产与文化条件。　　

当焦虑浮躁的城市游人忽然来到与世隔绝般的临沣寨外，徜徉在清幽宁静的护寨河边，漫步在和谐安宁的古老村道上，逡巡在曲径通幽的古老四合院中，观望着恬淡安逸的闲散村民时，他们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反响与憧憬呢？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心得体会。据课题组详细的调查，总体来说，无论谁来到这里，都会怀念这里每一片土壤、每一个角落都充溢着的和谐安宁、恬淡安逸的古村风气，羡慕这里每位村民、每个村童都流露着的自足常乐、怡然自得的古老民风。临沣寨虽然不是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但也一样充满了像广西巴马、四川乐山、江苏如皋、辽宁兴隆、湖北钟祥与新建克拉玛依那样的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气息。　　

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古建筑、古遗址与古村落等文化遗产拥有巨大的教育价值，其中一个功能是净化力。中原地区世外桃源般的古村落蕴藏着万年农业文明的生存与生活智慧，体现了中原农业文明宗族在选择自然环境、村落布局、农田水利、耕作方式、建筑布局、村舍设计等等时的理念与实践方式，揭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生活哲学与生活模式，拥有最巨大的精神净化力。正如一位郑州市博物馆的参观者葛予宁在留言簿上说：“亚洲艺术节来到了河南，我们感到世界各国之间距离越来越近了。艺术在人们心中流淌，净化我们的灵魂。”这样的留言在博物馆参观者留言中非常多，原因就在于文化遗产对于观者有一种自远古而来的，沛然莫之能御的心灵净化作用。乡村体系的文化遗产在当今中国这种非常焦急浮躁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中更能起巨大的镇定作用与净化作用，从而恢复和谐宁静、恬淡安逸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虽然当代人不可能追寻“衣锦还乡”的古老传统，但保留好区域内与国内乡村体系中的文化遗产，让当代人可以获得文化意义上“衣锦还乡”的精神回归，对建设和谐新农村与新城市将有巨大作用。　　

（三）保护农村文化遗产是保护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与栋梁　　

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费孝通的年轻学子来到江苏太湖东岸一个名叫开弦弓的小村疗养。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了他轰动一时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江村经济》，英文版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他在论文中得出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中国人要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费孝通先生的导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与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后发表的名著《乡土中国》，深刻的描述了传统中国的图景。他站在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社会，因为我国有许多特有的乡土文化符号在起作用，所以称之为“乡土中国”。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一定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马林诺夫斯基的评价也恰恰反映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农业文明。东方的农业文明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工业文明，因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为自然界、生物圈与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数深重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国应该选择一条可持续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结合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更好地保护中华民族的根——乡村体系的文化遗产，进而更好地保护中华民族的魂，乡村体系的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大陆—农业文明的传统决定我国不能盲目模仿西方海洋—商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道路，我国必须经过充分研究、充分论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谨慎选择、谨慎前行。如果继续采取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的高消耗、高能耗，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不可循环、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会对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成严重威胁，对我国21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这其中最关键的战略是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大跃进中保护好我国各区域的乡村体系，保护好乡村体系的文化资源及其核心——文化遗产。　　

中国各区域的乡村体系极其庞大，虽然有些经济发展慢些，有些经济发展快些，有的落后些，有的富裕些，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农业文明最坚实的基础与栋梁，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体系来说，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这些乡村体系文化根基绵延不绝、错综复杂，体现了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在当今世界无可比拟的文明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这是未来中华民族创造力、凝聚力与生命力的源泉，是未来我国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构建文化产业最巨大的文化资源，是未来我国最基础、最关键的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资源，同时，也是世界恢复文明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是世界由工业文明转向未来生态文明发展的基础。　　

河南乡村体系的文化遗产是我国乡村体系文化遗产的核心部分，其中蕴藏的民族创造力、凝聚力与生命力，构建文化产业、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文化资源更加显赫，是河南区域与我国提升民族创造力与凝聚力，提升文化创新水平，提升区域软实力与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中的基础，关键中的关键。且不说像临沣寨这样保留完好的、鲜活的古村落，像浅井村这样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逐渐走向死亡的古村落依然放射出古老文明的光芒。如果保护好、研究好、开发好、利用好，临沣寨这样活生生的古村落固然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庞大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为提升区域软实力贡献力量，就是浅井村这样荒废了的古村落也能重新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凝聚力、生命力与净化力，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