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在1977年就以遏制跨国公司海外行贿为名出台了《海外反腐败法》（FCPA）。而后，通过对FCPA有选择地使用，逐渐使其成为强权的新大棒：凡是与美国相关的经济主体一旦被怀疑有腐败行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权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经常以“向腐败开战，要求良政”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打破了国际金融界准则，做出了一个“严重违反行规的举动”，即美国通过SWIFT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这一秘密项目由美国财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报局操作。这是2006年6月由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同时曝光的“惊天秘密”。鉴于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因此，全球任何一个个人、组织或公司的银行交易情况，都有可能被美国情报机构“偷窥”。此外，冷战时期建立的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监视系统，如今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用来搜寻关于武器扩散、洗钱和公司行贿等方面的情报。
长期以来，瑞士有着当今世界最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存放着世界1/4的个人财富。多年来，许多强国一直努力试图得到瑞士银行相关账户资料，都没有成功。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以打击避税为名，通过提起司法调查等强硬手段，强行撬开了当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险柜”。2009年8月，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同意向美国政府提交4000多个账户细节。2010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如此，那些多年隐藏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对美国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税天堂”，早就被美国逐一拿下，对美国已无密可保。
美国大公司与政府关系密切由来已久，大公司通常都会在华盛顿设立政府关系部，专门从事与联邦政府以及立法机构的联络和沟通。冷战结束后，美国很快将“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作为政府情报工作的新重点。199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把情报支持扩大到商业组织。Google在互联网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强大技术服务能力，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所倚重的。原先Google与政府的合作比较隐蔽，在中国市场遇挫后，Google干脆公开与政府联手，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及网络安全保障。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员的腐败不仅使其丧尽民心，而且成为列强不断对华进行讹诈的把柄。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很多新的、隐蔽的贿赂手段带到了中国。往往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则紧随其后，有时甚至不分彼此，对中国官员实施“钓鱼”腐败。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的资料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
正因为如此，这些贪官被美国情报部门控制，成为推崇美国普世价值的汉奸。
外资企业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往往是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和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用来加强联络，此后的出访出游、子女海外读书就业、境外账户等“洋贿赂”蜂拥而至，如此将一些部门整建制、成系列拖下水，让其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国公司轮番进入中国商业贿赂名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据南开大学调查，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为开拓市场，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外企在中国行贿案件近几年来一直在上升，而且这些“洋腐败”案件查处难度更大。例如，通过多次关联交易行贿，其复杂程度，即使专业律师或执法机构也会望而却步。破获、揭露“洋腐败”在技术上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行为。洋贿赂在华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无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依据《海外反腐败法》，“揭露”一个又一个跨国企业在华贿赂案件，个个铁证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当事方辩解“根本没有此事”。一边是积极布局，有序进攻，而另一边则是闭目塞听，保持沉默。无怪乎业内人士称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为“完美贿赂”。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进一步开放就有进一步开放。民间流传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得了“爱资病”。随着中国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外资在中国布局越来越广且越来越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控制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垄断核心技术与瓜分主要利润、挤压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大肆进行商业贿赂与偷税漏税、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影响中国的决策立法，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正越来越被外资所利用。一些官员对外资、特别是美资媚骨到无以复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进入中国，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纳税证明，没有银行账户，就开始在中国收钱，逃了四五年的税。对抗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蔑视中国大众等劣迹斑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紧密合作的美国公司，中国相关部门却以无比大度与无限热情，想方设法，不惜牺牲法律与政策的威严，帮助它成功。与外商打交道，油水又多，风险又少。中国市场、也是国际市场一个重要的潜规则即项目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交易额特别巨大，比如购买美国“两房”债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这都是国际市场“公开的秘密”。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每年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总金额的5%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2008年9月份，商务部条法司官员郭京毅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香港有媒体评论道：“如果消息属实，那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沦陷的一个重要标志。”从郭京毅开始，涉外经济领域随后有五六位汉奸官员被查。2006年，高盛集团并购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引起争议。关键时刻郭京毅对“外资并购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是每个行业都涉及经济安全，一家火腿肠生产企业的并购，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不大。因凯雷收购徐工案引发对外资收购国内龙头企业的争议，使得多家类似公司的股权转让审批工作遭遇反复论证，于是有部分业内人士猜测有关部门在立法导向上意在“对外资设限”。对此，郭京毅强调，商务部新出台的相关规定，是为了完善相关法规，使得并购行为更加规范，不会以“对外资设限”为首要目的，吸收外资的积极性并没有降低。郭京毅表示，“允许鼓励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2007年1月26日，北京大学今天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戴尔与中国经济增长》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北京大学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在京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高层对话活动上正式发布。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亚军、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本、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戴尔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罗林斯、以及来自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大型跨国公司、部分外国驻华使领馆、商协会等机构的高层代表出席。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郭京毅等一干汉奸买办，以拥护改革开放为幌子，大肆活动，毫无顾忌。汉奸买办势力如此猖獗，中国经济安全岂不危如累卵？
由于市场化过度泛滥，连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市场化了，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接轨，处于世界前列。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依靠出口、房地产等泡沫拉动，经济危机阴影笼罩。除了在产业领域攻城略地外，中国经济心脏--金融领域也出现一个汉奸买办集团。据香港《太阳报》报道：“中国金融界丑闻迭爆，早已被国人声讨。远的有几间大商业银行海外上市，低价出让，流失上万亿国有资产，近的有投资美国黑石公司失利、购买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的几千亿美元因次贷危机而风雨飘摇。”于是，以下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有人高唱“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资企业”；以不到市场价1/10的价格就把银行卖给外国人；一大批国有企业为跨国公司“定向破产”；不惜代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把评级业交给穆迪”；让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来“补充审计”；剥离所有坏账后，让20%股份获得100%的经营权；西方经济危机时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国货，2008年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巨资刺激经济，但很多部门在采购设备时，却优先照顾外企而歧视国货；等等，一系列在国际关系史、世界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开放事件”在中国持续上演。据《经济参考报》 2005年6月4日 报道，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
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渗透，严重地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据《环球财经》今年第十期刊登的中国建设银行邵风高的文章《警惕国际热钱战略做空中国》说：关注国际热钱唱空中国经济的主体、依据、途径、后果，尤其必要。不断升级的“唱空中国”具体表现为“四大质变”：一是唱空的主体发生了质变，二是唱空力度发生了质变，三是做空思路发生了质变，四是做空发生阶段性质变。例如英国对冲基金经理人休·亨德利（Hugh Hendry）宣称押注中国信用泡沫将破灭，造成经济萎缩，进而引发全球危机，其旗下资产管理公司已在国际市场买进20 家公司的选择权。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崩溃，这些选择权就能获利近5 亿美元。又如美国西北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他认为2004 年至2009 年底地方政府负债额达到11 万亿元，这比国内五、六万亿元的估计要高出一倍，并称今年中国政府累计负债或许会达到GDP 的96%。最糟糕的情况是，会在2012 年左右爆发相当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唱空中国发生真正质变的标志，是国际投机资本之领袖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参与。《经济学人》披露，2010年4 月高盛发表了一份关于如何对冲经济下滑的报告，尝试着曲线远程做空中国。该杂志如此转述其内容：“高盛关注购买以下金融产品：与中国关系紧密的香港和记黄埔电信公司的信用违约掉期、一项亚洲（不包括日本）信用违约掉期的指数、从澳元、高盛的大宗商品指数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此指数由中国在港股上市的公司组成）下跌而获利的组合期权。”这些都是高杠杆的衍生品，也都是高盛运用最娴熟的看家本领。据《经济学人》披露，摩根士丹利设计的盈利方案是：投资者应该买入互换和期权，从而在韩国和澳大利亚通过降息提振需求的过程中获利，建议投资者买入原油、铜和大豆的虚值看跌期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降低。2010 年上半年，中国央行公布的信贷额度是4.6 万亿元，但惠誉认为还存在1.3 万亿元的表外信贷，这使得真实信贷规模被低估了28%，可见表外业务对中国构成的风险相当之大。 “曲线做空中国”是重要手段：一是韩元和澳元的衍生品。二是石油、铜和大豆的衍生品。三是五个股票指数衍生品。四是看跌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利率，五是做空中国经济相关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对可能的后果需格外警惕。有六大影响。一是中国持续吸引资本流入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二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陷入深度破裂。三是大宗商品大幅回调。四是外汇储备快速消耗，甚至可能出现兑换困难。五是人民币贬值压力急遽升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周其仁近期已经反复表达了人民币升值转化为贬值的极大可能性。六是热钱从股市和楼市的撤出。金融大鳄索罗斯，1992年金融战攻击英镑，一天获利10亿美元，一夜世界闻名，1997年攻击泰珠，是制造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现在还是这个臭名昭著的索罗斯，携90亿美元已经在香港安营扎寨。而就连欧美等国为了国家利益都在清算美国投资公司高盛的欺诈行为时，我们仍在容忍高盛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变本加厉地攫取中国民众的巨额财富。
美韩黄海军演，明明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国内有人却高喊，中国不偏袒任何一方，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把原因归结到朝鲜头上，告诉人们美韩黄海军演不关中国的事，中国还处在裁判的位置上，还是很有面子的。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 党校 教授林喆说，现在我国有118万“裸官”，平均每个省区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尽管网络屡次盛传美国政府要公布中国官员180万子女在美档案，但这就像航母来军演一样暂时还只是一种威慑。其实，单纯的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为裸官往往就是贪官的代名词，已经到了“没有贪官不想成为裸官，没有裸官不是贪官”的地步。而掌握裸官档案已经成为美国威慑中国的“杀手锏”。今天，中国民众辨别是非的能力再也不是过去的状况了，即使有人往脸上涂上再厚的粉脂，民众早已看清了粉脂后面那伤痕累累的丑脸：中国真要有面子，真正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就必须放弃驼鸟思维，必须要重新高举毛泽东战略思想旗帜和采取必要的军事抵抗行动。不抵抗政策，无论古今中外，结果只能是自行毁灭。今天的世界并没有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由于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人类生存面对资源紧缺的困境，“丛林法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遮蔽下更加激烈和残酷。
反腐肃奸已刻不容缓。不遏制腐败，党将失去民心。不肃清汉奸，国无宁日。清除腐败，要靠制度和法律，靠人民民主监督。对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只要证据确凿，不论他们亡命天涯，也要清除干净，不受任何限制。
中国要想把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拒于国门之外，就要抓住有利时机，宣布美国为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行为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严禁美国航母编队在中国领海领空和专属经济区附近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演习，绝不容忍武力侵犯朝鲜，否则坚决予以还击。美国不是散布“中国军力威胁论” ，非常关注中国海军装备航母吗？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军事力量，提高武器研制能力，加速发展远洋军事打击力量，公布航母下海时间。美国媒体不是渲染中国加紧部署打击航母导弹吗？我们就对外宣称加强国土领空领海防御，打开导弹发射井，战机升空巡航，严阵以待。美国以及中国国内的媚美派不是高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吗？我们就抛售美国国债，撤销对美国产品的采购定单，把美国在华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美国不是鼓动中国周边的“友好邻邦”挑衅中国吗？我们就收紧贸易政策，取消已有的优惠待遇，把交流级别下降到司局一级，宣布废除“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政策，坚决主张权利。再是远交近伐，首先针对日本。中国要在经济上挤压日本并不难，因为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日本的商品也不可能没毛病，美国就在丰田汽车挑毛病上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而资本的本质就是逐利的、肮脏的，在中国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资本违法乱纪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上打压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挤压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挤压出的份额，一部分可以交给我们的民间资本，一部分则可以让给欧盟，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的矛盾，一方面可以给欧盟以甜头，减轻其对我们的压力。同时。被挤压出中国市场的日本商品和资本也必须去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会加剧日本与欧美之间的矛盾，这样经济问题就会演变为政治问题，那日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再辅之以民众抵制日货，逐步清理日资企业在华的违法行为，就能让日本彻底败下阵来。三是在韩国认贼作父，死抱美日大腿时，中国要从经济上制裁韩国。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很高，通过经济制裁的软手段迫其放弃制造半岛紧张局势，颠覆朝鲜的行动。在制裁的过程中，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向韩国人民讲清为什么制裁李明博反动集团的道理。通过争取韩国民众，鼓动韩国民众起来反对李明博极右亲美集团，要求美国退出韩国。同时我们保证美国退出后，支持韩国与朝鲜的和平统一，坚决反对任何一方采取武力手段统一。这么做还能有效防止朝鲜被巅覆，通过制裁韩国间接支援朝鲜。四是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国际机构，开展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互助。对古巴进行经济支援，同时争取建立中国海军在古巴的补给基地。与朝鲜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中国组建朝鲜韩国维和部队，进驻三八线，防止双方任何一方的冲动行为。同时在南海开辟新的战线，分化瓦解并收服越南，掌握南中国海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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