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内外信仰崇尚普世价值论在本年度渲嚣一时后暂作沉寂状态，在广州亚运前开始前一个月，广东宣传主管部门就提出“限负”论，即限制负面新闻出现在媒体，例如各类影响外人观瞻的事件，灾害、交通意外等等。当然，有不良动机者（来自伊朗）试图在广州周边入境实施破坏性举动被阻止一事，更不能报道。“殃及池鱼”（用南方系某记者语）的是，南方报业的报纸们虽然“敢于与中X部对着干”（12月20-26日广州国际汽车展的厂家领导语，在谈论是否在南方报系登广告时），但 “限负”论令他们不得不就范，连涉及政改、普世价值论的东西都只好暂时搁置不上版面。只能在亚运、亚残运后重复旧观。前几天，领导人在央广谈国计民生，很多话题都涉及了，唯独没提到政改，让南方系们大失所望，又觉得节拍乱了。境内自由派和境外的民运人士，开始对北京政局走向指指点点，好像他们为在中国实现普世价值多么无私奉献，口口声声献出自我，献出个人身家，不惜穷困潦倒，死而后已。
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以为船过水无痕，历史就抹去记载吗？亮晶晶的口号，若没有金钱为后盾，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成闹剧，民运人士如此，刘某某08宪章人士亦不例外。
让我们之看看民运人士如何与台湾军情局如何沉瀣一气，收受大量金钱，并截留落入私人囊中，还未提及他（她）们如何收受美国民主基金会等外国机关资助的金钱及瓜分呢。
“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开端。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人士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1982年11月，大陆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北京，医学专业）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鼓吹“政改”初试啼声。台湾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其手下宁嘉晨去台洽商合作。大陆民运成了军情局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主轴。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工作契机，就是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策略后，台湾也宣布开放大陆旅游探亲。当时的军情局长殷宗文把握时机，迅即采取了有效办法，在组织布建和情报搜集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
台湾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军情局派处长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美国“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82年到84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等人。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美国“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给王个人。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专案”，取意自中国成语“愚公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实行和平演变。
86年到89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1984年10月，发生枪击“江南案”，陈启礼、吴敦、张安乐三人在美枪杀作家美籍华人江南（因出书《蒋经国传》而惹祸）。美国政府震怒，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当时派驻在美国的工作人员为应付变局，与海外民运组织的合作事宜，经国安会秘书长汪道渊、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安全局局长汪敬熙、军情局长卢光义等人商议，并报奉蒋经国核定。自一九八五年（民国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由文工会接办，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策划。原负责联系的翁衍庆上校表面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份，由军情局督导工作。
1986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Ｉ）约谈翁衍庆，明确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政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组织“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1988年初，“民联”召开“三大”，王炳章依章程不得连任主席，由胡平担任，但王仍抓权不放，并排挤架空胡平，导致内部重大分裂，军情局停止经援。王之后更擅自提领捐款遭开除，到外自组“中国民主党”，海外民运组织开始产生质量上重大变化。军情局为了因应大陆民运，主动与胡平建立直接联系管道，以开展大陆民运工作为目标。八月，胡平派林樵清去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1989年1993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1989年夏，大陆发生动荡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大陆逮捕十个台湾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动乱情况告知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1991年六月，于大海当选“中国民联”的“六大”主席，并兼任你“中国之春”社长，军情局顺势停止援助“民联”组织，改援“中春”杂志。“民联”和“民阵”在1993年元月合并，成立“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徐邦泰以权谋手段当选主席，为掌握“中春”的主权及捐款，向美国法院对院负责人提出控告。于大海、胡平、王元泰等人遂另行登记发行“北京之春”杂志。当时的两“春”斗争曾蔓延到台湾，安全局、海工会、陆委会、军情局等都收到不少请愿信和告密信，政策摩擦不断，最后军情局决定不理会国安局的意见，由经援“中春”改为经援“北春”。
从1994年到2000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大陆很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广州人王希哲秘密离境，是台湾与美国有关部门合作“结晶”。王希哲是文*&革期间70年代初广州“李一哲”街头大字报三人之一。台湾情报人员以参加广交会及经商名义，到广州帮助王希哲及家人。王希哲在96年服刑期满出狱后由台方协助取得一本中国护照，再换上王的头像，秘交美国驻广州总领馆政治组官员林震铎（Ted Lying，当时电话8889911转325），加注签证，由深圳出境到港。 王到达美国后成立拥戴台湾的什么三民主义大同盟，可见其感恩之意。
1996年，台海危机大陆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进入大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陈水扁亲自经手就有一案，但他从中克扣后交给儿子陈致中。台湾账户光是支援筹办民运杂七杂八的基金会、研讨会、研究中心，不明不白就耗费了三、四十万美金，还弄成尾大不掉局面。算算这些年，军情局对海外民运工作的投资，实际估计早已超过五百万美金以上。这些钱并不可惜，只是花了十几年功夫，肥了个人却砸了军情局招牌。
民国2001年2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大陆开始动手逮捕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大陆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李少民和高瞻在2000年秋季被大陆识穿揭发，高瞻当时并不知情，还继续为李少民提供大陆对台政策和其他正经及社会方面的情报。高瞻在整个案情中，一直扮演着中间人角色。大陆认为高瞻是受命于李少民，再由李少民将情报交给台湾有关人士。至于交给李、高两人秘密情报的曲炜，任职大陆的全国台联会，宣传部副部长，在1990年随团访问台湾时曾离队失踪，传闻与台湾情报部门接头，并收受10万元台币见面礼，引起有关部门注意，2001年初，曲炜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交给高瞻时，被发现遭到拘捕。周明伟（原上海市外办主任）之后就失意官场。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大陆喊话放人。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1989年六月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ＸＸ见面。
大陆是在2000年底盯上全案，2001年2月11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2月25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大陆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陆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大陆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遭大陆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台湾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人绑架抓走的。 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大陆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大陆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台湾情治界的说法，大陆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大陆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大陆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大陆西方从未予以置评。但有说法王被关在广东韶关监狱。
1998年1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他自以为得计可见再施。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
王炳章说“中国之春”需要的钱，经国先生全都给了。但台湾前军情局高官庞家俊在其回忆录《情报札记》却说：“我想了解的是：经国先生给了什么钱？谁拿了钱？钱又到哪里去了？王炳章甚至发表曲解偏激的谈话，把台湾的繁荣指为早年大陆撤退运来的黄金所致。其实，对“中春”的经援，表面上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内里是来自军情局，和他街头的是翁衍庆，他欺骗你，你找他算账去！王炳章在美国拥有产业，翁衍庆也有房子，大家门当户对，都是受益者嘛！”
众人宜认清一个事实，即“民运人士”大多数自觉不自觉都沦为国际及台湾的政治工具或棋子，靠外国纳税人和台湾纳税人的钱短期或长期糊口度日。台湾军情局曾盗用毛泽东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大陆变天的所谓“愿景”，可惜涓滴未形成巨流，民运人士的鸡鸣狗盗已落后于当今大势，无法卓然成型。普世价值之所以在某些阶层吃香，乃有些人听到西方民主始祖什么好口号，就抓进中国菜篮子里当做好菜了。历史更不可能倒扳时钟，不管当年什么胡某某赵某某，什么柴某吾尔某某，还是任何潜在的中式戈尔巴乔夫，都无法让中国成为普世价值俱乐部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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