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周末的“集会”，有人认为只是少数人恶作剧，掀不起什么风浪，政府如临大敌，实属小题大作，反应过度。其实，不管事件起因是不是恶作剧，既然通过网络传播已经广为人知，既然在现实世界已得到响应，就不再只是一个玩笑，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次集体行动。如果不是政府如临大敌、“反应过度”，说不定相关地点聚集的人就越来越多，再有什么诱导性的因素发生，或许就是又一次政治风波。
所以，中国要乱起来其实很容易。几年前常听人说，当年政府是幸运的，那时工人、农民还没起来，起来的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如果再发生类似风波，工人、农民就要起来了，天下大乱难以遏制。这几年工人、农民境况有所改善，但满意程度尚不如1980年代。如果发生类似风波，他们中应该会有不少人站出来。此外，现在的流动人口增加很快，突发事件聚集力更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往往乐于参与或进行“围观”。城市居民中很大一部分，也可能因物价、拆迁、医疗等各种各样原因参与进来。今天的中国，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利益不平衡随处可见，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民怨之积累比最近发生事变的阿拉伯国家有过之无不及。除如履薄冰地时刻准备“维稳”，将火星扑灭在萌芽状态外，政府确实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但是，总有人忽悠说：不能使用这种强制手段，压力越大、反弹越强、积怨越深，一旦达到临界点，必然一朝崩溃；只有赶快学习西方民主自由，以开放、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才能消危机于无形。可惜，突尼斯、埃及的现身说法，直接向全世界演示了什么叫做“一朝崩溃”。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大都沿用西方，是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结出的胜利果实。它们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言论和结社自由，都远远超过中国。但是，民主自由并没有为这些国家起到化解矛盾或遮风挡雨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成为激发和强化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或许还是最重要的体制因素。毫无疑问，如果这些国家有中国这样强大的政府，这么反应灵敏而高效的“维稳”机制，局势绝不会演变到今日情状。反之，如果中国像这些国家这样“民主、自由”，“一朝崩溃”都不知已发生多少次了。
政府和制度都只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崩溃就崩溃，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问题之一是，现行体制在经济发展上还有着特殊的效率优势，至少在此一优势耗尽前，现行体制还值得维护；问题之二是，像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的变局，将酿成多大的破坏和混乱？要损失多少财产和生命？人们要在混乱、无序的恐惧中要呆多久？混乱后来的又会是什么？至少在找到回避这些风险的明确有效办法之前，不可轻言民主化转型。
以上论述，只是对现状和事实的分析，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事实上，虽然民间、学界为左、右争得头破血流，权力高层却并不存在所谓左右之争，真正的左派、右派在那儿并不存在。那儿的左派大多是伪左，挂羊头卖狗肉。右派亦如此，民主化政治改革在权力高层并无市场。可见左、右在高层都只是姿势和口号，借此化解一些矛盾，聚集某种资源而已。对左、右的娴熟运用，见证了执政集团实用主义行为艺术的登峰造极。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执政集团已彻底告别意识形态的坚持，蜕变为利益集团，一切以保持政权和个人利益为最高目的。
既然大家都是“李鬼”而非“李逵”，都只是“假摔”，当然现实政策路线中也就不存在当年邓小平所说的左和右的风险。对执政集团来说，真正足以威胁政权和利益的风险只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二是在以强力“维稳”的同时，能否化解引发不稳的矛盾和隐患？
没有“维稳”是不行的，仅有“维稳”也是不够的。在“维稳”之后，还要找出造成“不稳”的原因，直面问题，尽可能解决问题，以减少“不稳”发生的频率和烈度，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正因如此，胡锦涛上任不久就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新理念，目的在常态性地化解矛盾，减少不稳。客观说，这些年政府做了一些事，赢得不少民心。具体说即是所谓“向左转”（其实无关意识形态的左右），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调整收入分配，重点是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些做法缓解了社会结构中最刚性的那部分矛盾，增加了体制的弹性和活力。近几年在低层，尤其是农村，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最好的一届。这种表达当然朴素、直观。实际上，从政策调整的角度而言，胡相当于邓，江相当于毛。邓是将毛时代积累的工业生产能力调整了一个发展方向，由军工重工转为民用轻工，解决了当时消费品匮乏的问题，为改革开放的启动赢得了支持和动力；胡是将邓江时代“发展才是硬道理”、不顾一切高速发展经济所积累的财富，调整了一个分配方向，由主要向少数人倾斜，转而拿出一部分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这种依据前任积累所进行的方向性调整，见效最快，也最易赢得声誉。
可见，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在大政方针上是清醒的，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应对方案。真正的危险不在决策，而在执行，在整个官僚的执行系统。执政集团的利益化，导致各级官员都将自我利益作为行动指南，政策层层落实的过程，往往就是效用递减、目标变形的过程。在这种系统内，再好的政策，也可能适得其反，至少是事倍功半。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变，就改变不了重要资源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根本趋势，阻止不了官民冲突和各种“不稳”现象的层出不穷，这条路终将走到社会财富和民众心理所能容纳的临界点。现在，就连公布官员财产（仅仅是官员自我申报的部分）也成了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再加上经济增长终有乏力时，执政集团之危殆，虽非眼前，却在脚下。
所以，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改造自己的权力系统。但是，对此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和政权的最大危险，朝野似乎找不到真正切实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利益化是去意识形态化后的必然结果，是“脱魅”。这种“脱魅”是自上而下全系统的，非个人力量所能扭转。纵出现个别清官、“ 明 君”，铁腕反腐，也只能澄清于一时和表层，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积弊土壤和力量对比下，虽然网络进行了详尽揭批，虽然三教授致信“两会”公开举报，大腐败分子秦晓仍可以大摇大摆露面现世，甚至再次吹响“集结号”，扬言要“重启”化公为私的“改革议程”——抽象说，让国企回到国民手中的方向并非不好，但操作起来却结果难料。想要坏的结果很容易，想要好的结果则条件苛刻，操作艰难。不管怎么说，由秦晓这样曾经将百亿国产揣入个人口袋的大腐败分子来倡导国企改革，只能让人联想到俄罗斯金融寡头瓜分国产并使之合法化、免罪化。高举一个看起来漂亮、做起来复杂的方向或目标，然后利用操作之便化公为己，这是以改革之名行盗窃之实的“原罪共同体”最惯用的伎俩。市场化如此，私有化如此，自由化如此，民主化还将如此。同一套戏法可以屡屡成功，一是因为操作权在他们手上，二是因为话语权在他们口中：通过掌控媒体，通过几十年的辛勤“启蒙”，许多人已经把他们的“改革话语”或“现代性理论”，视为无上教条，已至看不清近在眼前的基本事实。
对权力利益化问题，西方的学徒们当然建议学习西方，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通过选民、舆论和法律来约束政府。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窘境，必须面对“不改等死，一改找死”的悖论——不论怎么说，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等死”，毕竟在等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新的机会，新的选择；既得利益者尤其愿意等。
正因为在此根本危机问题上看不到出路，只能在边角问题上修修补补，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比“摸着石头过河”更无助。“摸着石头过河”方向是明确的，迷糊的只是路况；现在连方向都搞不清了，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能什么问题迫在眉睫解决什么，尽量维持现状，避免翻船。
这才是“中国模式”的困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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