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国际气候多变，中国须做好“三个定位”
近几个月以来，中东及北非多个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内乱的重大变局，少数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某些西方媒体仍旧象过去一样打着“人权”的幌子为霸权主义和动乱分子摇旗呐喊，大有将战火烧遍全球之意，中国国内也有一小摄人利用亲西方媒体制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试图配合反华势力制造事端。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冷静观察和慎密思考，必须用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审视当前的变局。我个人认为：当前的动荡属于国际气候的常规性变化，不必太过紧张，整个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并没有因小国动荡发生质变，霸权主义主导下的新殖民主义仍将持续很长时间，最终会形成一个多极主导下的“二元世界”（此处不展开论述）。
国际秩序没有发生质变，并不代表中国不对目前的气候变化引起重视，为了避免中国因国际天气变化发生感冒或者积郁成大病，及时地根据新形势作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定位是非常必要的，利比亚撤侨的成功只能算是被动应对上的成功，不是战略性安排上的成功，撤侨成功的背后也隐含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这种代价的付出只能是短期的和有限的，决不能让它演变成周期性危机和重复式陷阱，从长期战略来看，中国至少要对国际气候变化做出三个定位：
第一个定位：必须坚定地向世界表达自己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
国家利益这个概念非常广泛，过去，我们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因为我们害怕别的国家抛出什么“中国威胁论”，我们害怕人家说咱干涉它国内政，不敢在国际上公开与西方联盟唱对台戏，国际上受些闷气，忍了也就忍了。这种“忍”的思想也许已经不太符合变化的国际环境，至少是要做局部改变的，我不主张什么事情都针尖对麦芒地树敌搞冲突，但在核心地区和关键国家，中国要敢于公开表达利益观念。比如说：埃及再怎么闹，中国大可不必锋芒毕露，绝对要做到不干涉它国内政，但在利比亚，用同样的观念就会吃大亏，中国将近240美元的巨额投资就受到了重大损失，利比亚政府军也好，反对派也好，他们不敢随意动法国和美国的设施，但他们都会大胆且随意地在中国的工地上闹，为什么会这样？简单讲还是国家力量的展示不足。这种不足不能单怪现任政府，这是多年来形成的顽疾，要改一定得有个过程，最近的国际天气变化就是中国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契机，要果断地利用好这次大好的机会。中国的对外投资尽管有诸多不如意之处，但是，很多领域不走出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要走出去，国家就必须有能力保证走出去的企业能走得好、走得稳，还要回得来、有收获。
中国如何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谋求霸权主义，所以，中国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不能象欧美一样主动制造事端，不能在它国制造社会动荡，更不能通过用破坏它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中国表达自身利益的方式应当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敢于对蓄意破坏中国利益的欧美说“不”，世界的动荡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背后阴谋的，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在哪里的利益较大，哪里就会被西方盯上，哪里就有可能出现动荡，从而让中国承受政治和经济损失，象利比亚这样的国家，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国不能听之任之，要有果断要求西方国家保证不损害中国利益的勇气，决不能让西方国家的闹事行为形成惯例，你走到哪里，它闹到哪里，就会没个尽头；第二个层次是要敢于对动乱国的相关各方表达态度，必须要求冲突各方不能蓄意破坏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一些世界小国势利眼很明显，弹丸小国都敢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忍得太多，纵容他们的恶劣行为，这种态势不能延续，需要用外交和其它各种可能的手段加以阻止，当然也不能排除军事层面的考虑；第三个层次是要在联合国树立新的形象，联合国这个地方也就是个舞台而已，多数情况下都是大国的木偶，但毕竟它还是有点作用的地方，中国在不能主导舞台的情况下，决不能不利用舞台，该唱戏的时候一刻也不能闲着，以往，我们在联合国的形象就是当当陪衬、跑跑龙套，不太喜欢唱主角，以后，我看需要改改，别人唱过的戏，我们不去抢主角，事关中国自身利益的戏，中国就要勇敢地唱主角，并且还要带点“亮剑的精神”去演，只要联合国不垮掉，只要中国还是常任理事国，在应对中国利益所在地区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就要把联合国变成自己的舞台。也许有人说，你中国想演主角不一定能演得了，人家不听怎么办？这个不要担心，西方大国有时候就是纸老虎，你硬了，它就软了，你软它就硬，如果事关中国国家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欧美要乱来，中国也可以乱来，大不了搞个两败俱伤。
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已经在众多地区和国家涉足很深，必须用新的理念来看待自身的投资回报和资产安全，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中国投资多少钱出去都会是打水漂，最后都将成为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第二个定位：中国必须坚定地促成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上一直奉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从国家战略层面讲，中国将不会寻求以干涉他国内政的方式实现所谓的“中美共治”，从现实及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发展的趋势看，中国也不具备共治世界的能力及条件，“中美共治”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外交噱头，根本无须进入中国政府外交的思维当中，不要幻想去当“世界老二”，但是，不想搞霸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就要在国际外交中无所作为，为了实现和谐世界的远期目标和稳定的国际格局，中国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至少要做好与之相关的几件事：
中国要提供世界性的文化信仰体系。美国和前苏联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世界的共治，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共治，但是，由意识形态主宰下的两个阵营基本上还是包含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站队”，即使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但从国家的战略需要角度出发，还是选择靠在苏联的身边，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在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之后，世界仍然大体维系了美苏共治的大框架，直至苏联解体，这一个时期的共治，最主要的力量来源于“意识形态”，但是，当苏联解体以后，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时代，苏联终究被自己解体了，一枝独秀的美国靠什么称霸世界的呢？它是如何独撑大旗治理全球的呢？抛开实力因素以外，美国手中握有的最特殊武器就是文化，一个相对年轻的大国本没有资格向世界输出文化，美国本没有很深的文化积淀，但是，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智库和人才，美国聚集了世界上所有文明的精华，由此诞生了足以支撑世界几百年的先进文化潮流，美国在以武力作为后盾的情况下，疯狂向世界各地推销美式现代文化体系，推销美式民主信仰，推销美国的科学技术，推销美式政治制度，其改造世界的力度在最近二十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向世界推进的两条准则：一条是带给世界人民想要的文明，另一条是从世界带回自己想要的利益。
反观中国，我们现在拥有什么可以向世界推销的？有人问我：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难道文化上还比不上美国吗？美国有几百年？我只能回答他：五千年是不短，一万年又怎么样？一万年的文化，如果世界不接受，你还是没有可推销的文化。如果现在仍然有意识形态的争论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发言权，更谈不上盟主的地位，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状态，并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典范模式和理论，暂时没有人承认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推销社会主义意识还路途艰苦！说到信仰，中国暂时也没有可自豪的地方，“孔子学院”重形而没有重质，无论它推广到多少国家，无论它建设到多大规模，都无法实现价值体系及儒家文化的传承，顶多只能算是中国在国外的“汉语学院”，无法引导世界走向未向。民主呢？民主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美式的民主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学也学不会，学会了也用不好，学会了也不会有美国那么具有推广性，中国只能选择自己的民主方式， “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主模式成形的速度还太慢，我们根本就谈不上与世界分享，谁也无法把她推广出去，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须首先有信心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模式，并且要抓紧时间总结出一整套可以向世界推广应用的范本。
如果一个大国没有可以一样从精神上能让世界人民可接受并分享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治理世界呢？谁又会接受你的治理呢？ “中庸之道”难以征服世界。
中国需要具备参与管理世界的物质基础。无论是美苏共治时代，还是美国独霸时代，要想参与管理世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物质，没有物质基础，谁也不会接受你的管理，这一点中国人体会非常深刻，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也是给予了相当大的物质支持，不光是中国，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投入了大量的物质援助。美国当然也不例外，整个欧洲在二战后的复兴不能不说是美国的功劳，一个“马歇尔计划”，让整个西欧实现了经济复收，实现了欧洲的物质供给和西欧政治的平稳运行，保证了西欧大部分国家经济转型。历史告诉我们：管理与殖民的区别在于，治理要先给予，而殖民是先掠夺。有人说，中国不是也给了那么多国家的物质援助吗？为什么就不能象美国那样领导世界呢？当然不行，美国除了政府每年有大量对外援助之外，美国宗教事务部门的对外援助每年约为80亿美元以上，而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及民间团体每年的对外援助比美国政府更为庞大，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实力，中国对外援助的总和估计不足美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我们的援助集中在非洲大陆，其国际影响力远不及美国，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援助总伴随着政治条件，但是，我必须要说：没有政治条件，美国就不能实现治理世界，没有政治条件的援助，从理论上讲是不存在的，只是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以前的所有援助也是有条件的，你不服从它的理论、不进入它的阵营，它就一定会停止援助，这一点中国恐怕在将来也无法避免。
我们的物质丰富程度还有一个不确定之处在于：中国经济的主动权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还在西方手里，经济的“被殖民性”有过度之嫌。纵观中国经济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还很少很少，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凤毛麟角，这告诉中国人：中国如果没有开放的市场和庞大的采购团，那什么也不是，不是值得尊重的国家。在了解到中国物质丰富背后的脆弱性之后，我们要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努力的方向：中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要把视野专注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充分地掌握创造财富的钥匙，中国人才能给世界人民配一片新的钥匙，世界人民只有在接受了中国的钥匙以后，他们才会接受中国的管理。
中国要准备参与管理世界的军事实力。在美苏共治的时代，尽管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不能完全抗衡，但是，军事上却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一方都对对方构成了致命性威胁，苏联解体后，虽然武力仍在，但是，物质基础垮了，失去了内力和外力，俄罗斯光靠武力不足以赢得统治力，而美国的两条腿则完整无缺，并且比以前更加粗壮，所以，其统治力得到加强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的情况跟前苏联相比，存在不同的差别，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有优势，但在军事威慑上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从整体上讲，中国自身还是一个武器装备的净进口国，尖端常规武器还没有摆脱依赖它国的命运，武器出口还只能在美俄的夹缝里做文章，更为惭愧的是：银河号事件、大使馆被炸、飞行员王伟的牺牲等等带有国际影响的事件，每一次蒙羞的都是中国。一个自身尊严尚且不能自保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具备参与管理世界的尊严和威性。中国适时地加大军事投入不必害怕“中国威胁论”的杂音，如果中国不能自保，中国不能稳定，那才是真正的威胁。世界要稳定，中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中国需要培养管理世界的政治家。中国并不是没有治理世界的历史经验，中国曾经是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宗主国”，“朝贡制”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终结，不能说中国不懂治理世界，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历史的中国，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在外交上只能采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不需要“依属国”，中国不需要同盟国，中国不能也不会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曾经出了个毛泽东，本来够得上治理世界的能力和魄力，但是，他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当时的中国只能扛起能力范围内的大旗，只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导局部地区，并不足以整体性舞动世界。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走上了“经济挂帅”的时代，走向了“韬光养晦”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很难造就出强势领导人和政治家，这样的时代不能产生个性领导人，如果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下去将不符合构建和谐世界的设想。政治家与经济强弱无关，只与哲学思想有关，穷国可以出伟大的政治家，富国可能只有政治人物而没有政治家，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有时可以超越千军万马，中国现在是处于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中国必须着眼于培养更多的治国理政的帅才和将才，必须培养出未来参与管理世界的政治家天才。
如果中国自己具备了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极的条件，那么，也就拥有了决定其它各极权力的资本，也就拥有了与其它各极相互制衡的基础，一个多极的世界才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世界，也是最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世界。
第三个定位：中国必须坚定地搞好经济转型和保持好社会稳定。
自本世纪第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世界一方面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危机的替罪羊。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思考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尝试着如何摆脱对西方经济的过度依赖。通过几年来的思考，国际社会已经有了一个共性的认识：欧美国家的泡沫化发展和无序化监管是危机的总源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间接受害者。然而，西方国家并不愿意坦率承认自身的过错，也没有准备从根本上改革自身的整套体制，它们试图把部分责任强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尤其想让中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企图用一种新的“冷战”思维将中国拖入到与欧美混战的漩涡之中，企图通过利用各种包围圈将中国引入陷阱。但是，中国党和政府必须冷静分析形势，稳健应对各种危机，不能因各种干扰而自乱阵脚，“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才是大国风范。
中国不是利比亚，当然也不是中东，中国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要想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唯有自身取得平稳较快的发展，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中国如果自乱阵脚，影响的不仅仅是十三亿多中华儿女的美好生活，而且将对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必须做好自己的事。
中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首先就要保持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突尼斯闹事以后，人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埃及人民也不能从闹事中得到好处，利比亚人民更不能从闹事中得到好处，他们的行为都只能是某些国家转移危机视线的障眼法，他们的行为都只是帮助某些大国的政客解脱自身的国内困境，社会混乱的所有恶果最终都将由它们的人民来承担。制造动乱的国家除了捞取可见的边际利益之外，不会给闹事者半点好处。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国人民有自己的理性思维，绝不会充当愚昧无知的跟随者，绝不能以动乱的代价换取个别人的私心抱负。在保持稳定的过程中，政府必须率先改革自己，只有政府能正本清源的消除自身问题，社会的不稳定源头就会减少，政府也只有用取信于民的结果来赢得人民的支持，有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根本不需要“维稳”，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不会在自己很幸福的情况下糊涂地埋葬自己，这不符合人类的共性。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实事已经证明：中国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法承载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新兴产业才能帮助中国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只有产业结构实现转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得到稳定提高，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国防建设才有基础，国防强大了，国家的核心利益才能有牢固的保障，各个环节相辅相成，断了一个环节，社会就要出大问题。
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十三亿多人的大国，光有丰富的物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物质和精神能够同步发展人民才有精神气，事业才会有奔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活力、前途光明，党和政府要大张旗鼓地对全体国民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要毫不放松地对青年一代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让他们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世界少数地方发生一些变局不可怕，国际气候有反复的变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看清方向，没认清本质，只要我们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坚定地发展好自己的事业，坚定地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就不怕任何风吹浪打，就能经受得住未来更大的狂风暴雨。人民要坚信：民意诉求必将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到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当中，民意政治将越来越多地主导中国政治的未来，一个尊重民意的中国必将用自己的努力和行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必将为人类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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