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化”危机
（一）医疗化危机和被医疗化
本节请阅读者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医疗化危机、被医疗化、诊疗行为、疾病定义。
全世界都发生医疗危机。危机的表现为医疗费用，不成比例的增长，使社会负担增重，贫富差距增大，而医疗能力却相反在降低。这种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的恶果。因为，资本主义因其以市场为统帅，而忽略市场的目的与医学的目的正好相反：市场是发挥个人社会生存的自私的本能——要钱不要命；而医学则恰恰相反，发挥个人生命的自我维护本能——要命不要钱。本来，社会权力的责任是协调人的这两种本能，社会才能和谐前进。两者不和，造成了社会危机。
这个危机又叫医疗化危机。医疗化危机的关键在一个“化”字。医疗化危机的意思是一个因医疗器械与药物而得利的集团，正在利用他们所有掌握的医疗资源蛊惑健康的人们，使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促进他们的药物和医疗器械的销售，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其中的关键在利用医疗管理和舆论工具，一是制造生病的理由，利用科普普及假医学知识，使人人自危，使所有健康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例如当前的“亚健康”这个概念的出笼，其目的就是发出一种人人都不健康的信号；二是制造体检的理由，例如打出“早检查、早知道、早治疗”的口号，在美英两国实施的大规模的子宫颈癌和乳房癌的筛检；三是夸大某种微生物的危险，使某种轻微流行病成为人人畏惧、草木皆兵的疾病，然后卖出他们准备好的药品或疫苗，例如、禽流感、甲流……等。
“英国纽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一个由13位哲学家、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精英团体）认为我们的生命被医疗化已成超级趋势。在一份2002年出版的报告中，这个国际上著名的智库预言：‘一个问题是诊疗行为被扩大，或者说是疾病被扩大定义，越来越多的个人陷入诊疗网中。’这群有先见之明的英国人认为，追求获利是其中的动力。‘若有药物针对某一特征发展出来，该特征就有可能被视为疾病，或者被当做需要治疗和改变的东西。’”（《疾病的发明者》第18~19页）
“生命被医疗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词语，也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强迫不生病的人去接受医疗。再如，很多儿童上学，必须带防疫注射证明。然而，防疫手段是否完善，却从未经过评测。最近“被精神病”的报导现实，说一个非常正常的健康的人，被某些人认为是犯了精神病并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不仅失去了自由，还强迫吃精神病药物，而这些精神病药物喻多了，却会导致真的精神病发生。这种现象的发生，不只说明疾病的管理上的不完善，它容易被一些人所利用；另一个方面，它也反映了医学对疾病的确定，存在严重的不准确性。正因为这种不准确性，才造成被利用现象。“被精神病”当然是个别现象，但它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没病者是可以“被病”的。也就是说健康的人也可以被说成是生病的。既然说你生了病，那么你就应该接受治疗。如果你不愿意，就可以采用暴力给你治疗。“生命被医疗化”是指权力被用作强迫很多健康的人接受医疗的意思，这就有问题了。当然，这种“强迫”却不完全是行政命令，而是指在权力操纵之下的舆论、媒体工具、小说等蛊惑手段。
“诊疗行为被扩大”是指医生在检查后对发现的病灶，不管是囊肿、结核、息肉或炎症，都以“有癌变危险”威吓病人，明说或暗示必须做手术，把不须做手术的都一律做了手术，这样不仅使许多能自愈的患者变成了终身不愈，长期服药者，或者，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死了；还因此制造了一大批残疾人。这也是暴力治疗之一种。这种暴力称为语言暴力或软暴力。软暴力的祸害，远远大于硬暴力。软暴力是使用意识形态、语言等工具，其影响时间深远，范围广大。例如孙起元先生在他的《白血病人将获救》一书中说到，他在长海医院的十年中，所有使用化疗加中药治疗的白血病人，无一获救。只有一姓马的患者因拒绝化疗，完全以中药治疗，活了33年仍然健在。这种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在一个大医院中实行了十年，没一人治愈，这应该是个极为重大的教训了。它告诉我们：用化疗治白血病，或者加中医中药，是百分百的有死无生，为什么人们还如此盲目赴死呢？这是一种语言和制度软暴力制造的迷信造成的。所以，门德尔松说：“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
“疾病被扩大定义”即是把一种只有极少数人生的疾病扩大化，例如只有极少数人会发生的癌症成为有肿块者皆可能是癌症患者，其方法是把所有肿块中的异常细胞都称为癌细胞，这是因为什么叫癌细胞没有严格的定义，因此，它就被一些专家随意规定。例如白血病变成了血癌，而现在，再生性造血功能障碍又成了血癌症。白细胞增多是血癌，白细胞减少也是血癌，因为都可以看到血液中的幼稚白细胞。然而，正常人也会有幼稚白细胞，那该怎么说？总之，诊疗行为的扩大和疾病定义的扩大证明医学研究已经被随意性所弯曲，原因就在于药械公司需要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因此，只要医学可以被市场所支使，就别指望它能维护生命和健康。
“被医疗化”的意思是健康的人被当做有病的人进行治疗。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无病者为什么会被当做有病者掉入“诊疗网”中呢？医院和医生都不可能绑架病人，上医院是病人自己的意愿，是病人觉得自己有病才会上医院去要求治疗。人们没病为什么会自认为有病，自愿掉入“诊疗网”呢？仪器诊断、吃药打针都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件事，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排长队等待呢？
“被医疗化”行为的存在，暴露了现代医学的一个大毛病就是疾病病名没严格定义的不科学性，它才会被市场所利用。
（二）“被病”现象的启示是什么
什么叫健康，什么叫生病，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可以无病造病。如果认为生病的不知道自己有病，要通过痛苦的检查，或者，必须用强烈的幅射仪器才能检出来，这是极大的谬误。病还没有治，怎么可以先搞死身体上许多白细胞或损耗了自身的生命活力，让抵抗力减弱，把健康的人先用诊断仪器弄出病来再进行治疗，这能叫保健吗？何况，以现代医学仪器查出来的所谓病灶，只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如非外科手术，则毫无好处。如果这个病灶在人的身体里毫无痛苦,哪为什么要开膛破肚先把完整的身体搞坏？我觉得，并不是身体检查百分百的有害，而是医学不应该蛊惑不应该检查的人去做这种有害无益的检查，也就是医学不应该失去自己的道德本性。
一个健康者随时可以“被疾病化”，那只能说明社会管理和医学本身都出了问题。最近，媒体披露了许多“被精神病者”的故事，这不仅说明医学的不成熟和不科学，这才产生真病、假病随时混淆的社会怪现象。道理何在？答案是：疾病没有严格的定义。这当然不能怪没有定义，而是要怪现代医学离成熟还远着，是件还不能放心使用的“家伙”，有个营养科学家给我打电话，问我对营养学的看法。我告诉他：营养学就像一部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还不能使用，就像动车一样易出事故。其实，早就出事故了，维生素过多症的出现就是一种事故。
“被精神病”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除了告诉我们医学、医疗的不成熟之外，还告诉我们“被精神病”者会遭受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损失；而另一方则是受益者，这与谋财害命并无不同，而且是合法化了。拿到社会上来说，健康者“被病”，能使他成为病人的另外一方，则因此而合法获利。现在国家要立法治“被精神病”现象的社会病，能否也立法治一治社会上利用医疗权力的“被病”现实？这当然很难，因为，“被精神病”者只是个少数，而有权能“被病”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就是美国的制药公司，它们的利润占美国的一半。
西方医学为什么可以无病造病？是因为健康与生病都没有明确的定义。诊疗行为如何被扩大的？例如当前出现的一个亚健康概念普及全球。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人人都是病人，人人都需要检查和治疗。但是，没有人去想检查和治疗的有效性如何。为了健康去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使被查者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一般都认为知道名称就可以进行治疗，却不知道这是个陷阱。有两人是好朋友，一起去做检查。一个被查出得了癌症，另一个身体健康。后来，这位得癌症者，因为治疗加忧愁死了；那个健康者天天游山玩水过得十分惬意。没多久他却从医疗事故检查中得知，原来那张检验单给填错了。他本患有癌症，因为没有治疗的伤害和心情舒畅，体内的癌症已经消失了。
这个故事既反映了癌症治疗的无效性与癌症检查对精神的伤害性。既然知道自己得癌症会造成精神伤害；即使进行治疗也是如此无效，那么在美英两国又要展开大规模的筛检那是为了什么？答案当然是为制药公司谋利。在所有的医疗行为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社会现象，制药公司为了获利，利用公权力和软暴力的现象，西方许多医生揭起反旗，揭露这些不人道行为，但是，又觉得很无奈，因为没有中医，找不着方向，也无法取代。
我的一82岁的患者诊疗时与我说笑，两年前他被诊为患有胃癌。医生说，如果不手术几个月内就会死亡；如果动了手术还可以住上一年。他在手术前一天突然有灵感，觉得自己高龄，手术危险，就从病床上起来回家，不再与外科打交道。如今已过两年，活得好好的一点没事。我的朋友张彦，说他的姨父76岁患肺癌。医生说做手术和化疗能争取多住一年，可是老人坚决不同意。其儿子几近跪求，老人就是不答应，独自离家去一个高山上偏僻的农村里住着。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年头，老人已82岁，不仅健康平安，还经常打电话给子女，要他们上山拿他种起来的新鲜蔬菜。假老人当时做了手术，即使不做化疗，能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活到这个年纪，如此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吗？这个事实反映现代医学诊断与治疗的有效性难以令人满意。我们现在许多人毫无顾虑地把生命与健康交给这样的医学窨是什么道理？正如门德尔松说的：“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人们应该反思，对现代医学的信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三）医疗保险和最佳医疗照顾
读者请注意本节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医疗保险、医疗照顾、可治疗疾病
“在西方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下，接受最佳医疗照顾是基本权利，生命医疗化因此属于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医学专家，医学相关的生意、媒体，频频打出颇具诱惑力的广告的制药商和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个人的通力合作下，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压力，迫使可治疗的疾病一再扩增。恐惧和侵犯就像一枚偏离航线的火箭越飞越高。医生和消费者逐渐屈服在这个想像之下：‘每个人的每个问题都是可以治疗的。’”（《疾病的发明者》第19—20页）
西方虽然有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人们去医院治病的医疗费有固定报销的地方，包括它的管理体系。这样完善的体系却是在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疗体系服务，实在不值。我发觉，在医疗问题上，人们提出一种讲法，往往都经不起质问。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医学太糟糕，太幼稚，就像一个不知世故的人上大学讲台，一问三不知。例如我们只知道医疗保险，医疗照顾，却不知道医疗目的。上节所述的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中，所有进入长海医院治疗的白血病人，用化疗加中药，结果是“无一获救”，全部死光光；只有一个拒绝化疗用中药的马姓患者活了33年还继续活着。那么，即使有最好的保险和照顾，没有最好的医疗，对病人来说是毫无用处，他们没有达到治愈白血病的目的。然而，许多事实却显示，病人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医疗保险：百分百报销；也没有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医生的治疗方法是被规定了的。如果这些病人都能用中药治疗，也许就不会百分百死光光。这里说明，最好的医疗是用中医中药，而不是化疗加中药。
什么叫“可治疗疾病”。高血压、算不算可治疗疾病？如果你是个西医，当然会说：“算”。道理？因为它可以治疗。即过高了我们可以用药使它降低。就我的认识，高血压本就不是一种疾病。血压是生命存在的一种需要，它的高低，是由生命自己调控的。它从未被固定在一个点上，一天之中无时不刻不在变化。我讲的这个意思即是：血压是动态的，它随时需要调控它的高低。这种调控的能力，称为生命的控压能力。生命自己有这种能力。高血压被认为是一种病之后，医学就要给它划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叫静态标准。给动态事物规定静态标准，是不合逻辑的，是一种反科学行为。这里，使用标准是错的，病名也就是无稽之谈，没有了病名，也就不好谈治疗，说什么可治不可治！
什么叫最佳的医疗照顾？可以免费住在医院里做各种检查不付任何费用是否就是最佳的医疗照顾？在医生不拥有正确的治好病的知识和医疗方法的情况下，即使有最高档的病房，有最细心的护士，能算最好的医疗照顾吗？这里讲的医疗照顾其实应该分开，即最好的医疗与最好的照顾，不能把它们合起来讲，使医疗与照顾混淆。患者的要求是治好病而不是什么医疗照顾。治好病的条件首先是医生必须拥有真正能治好病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而不是只能坐在那里开检验单，然后根据检验单开药方卖药的、毫无任何治病技能的医生。
事实是医学院之所以培训出这样的医生，不是医生本身不好，而是医学研究的权力被西方制药公司掌握了，它们需要这样的医生。我朋友的儿子从医学院毕业后到某医院做了医生，他跟我说，一天就是上述的这样的坐班：每天给病人开检验单，然后根据检查出来的病名开药方。他也不知道这药能不能吃好病，反正出了医疗事故一点责任也没有。看病看错了是仪器出了故障；用药吃出的问题有制药公司承担。治死了人跟医生毫无关系。这不是医生的责任，也不需要医生做什么检查。这朋友儿子没治好一个病人，就升了一级。据说他参加医院里的会议，从不迟到早退，尤其是制药公司的人来讲课，只要去听，就会有加分。只要分数及格，加上一篇论文，就可以升级。这些论文都是用什么药治什么病的经验和数据。治好治坏的本就需要跟踪观察，这才学可能产生诩实的跟踪数据。可是现代医学是今年事情今年了，哪管明天的是与非。人的寿命太短，无法跟踪观察积累医学研究资料。这实际是医学出了毛病——医学研究给套上了项圈，拉着绳子的是制药公司。这到底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还是必然的结果值得探讨。
美国哈佛医学院1998年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当年美国的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收入超过了公立医院的医疗费收入。公立医院的医疗费是有报销的，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是没有报销的。这个统计数据让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对待替代性医疗的态度，于是，下了个文件，认为人民拥有维护自己健康、选择医疗方式的权利。美国各州正在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完善他们的立法。这说明西方国家虽然出了个最不争气的医学，却有一个自我完善的体制。这才有雨后春笋般的反主流医学书籍的出现。门德尔松因著《一个医学异教的自白》，麦克塔格特因著《医生没有告诉你的》获奖。
社会需要一个完善的医学。医疗是医学的具体实践行为。不完善的医学必然产生不完美的医疗实践行为，这才会发生上述被疾病的现象。由于已经形成严密的社会体系，它像个毒瘤似的黏在社会的结构上。政府、人民的医疗负担越来越重承担不了，所以，全世界都进行医疗改革，而且，前景并不乐观。西方政府要进行医疗改革，是把负担转嫁给人民，其实这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医学本身的问题；我国也在进行医疗改革，它却与西方的方向有所不同，是把医疗的“享受”面扩大，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有医疗报销。也就是本来是一个馒头四个人吃，现在有八个人可以吃了，这叫做平均主义。同样没有击中医疗危机的要害。因此，无论何种做法，都不可能产生最佳的医疗保险和最佳的医疗照顾。
（四）什么是医疗“享受”？
不过，现在的医学西医是主流，也就是它掌握着医疗经费和治疗报销的权力，也就是要治疗，看西医。但是，就我来看，西医内科是不会治病的。因贪图“享受”而送命的可不少。所以，我和我的家人，一直不敢贪图这样的“享受”，尽管她的单位里有领导经常打电话来，叫她只要少数缴点费，就可以到老、到死有“享受”了。这不是我强说它不会治病，而是现实如此。我决不能把会治病的西医，说成是不会治病的。
国外的医学“造反派”说得更厉害。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医生资格证书委员会主任、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预防医学副教授、美国全国健康联盟主席罗伯特·S.门德尔松医学博士说：“我们大家正处于一种危险境地，90%以上毫无用处的现代医学正在处心积虑想杀死我们。”（《现代医疗批判》第138页）纽约医师和外科医学院的阿朗索·克拉克教授认为：“尽管满腔热忱地做好事，但医师却造成了许多损害。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成历上万的人送进了坟墓。本来，若把这些人留给大自然来治疗，他们就会康复的。”
阿朗索的话说明，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获取利润，他们用宣传或组织的方法，蛊惑或迫使不应该进医院治疗而应该会自愈的人，也就是留给大自然治疗能痊愈的人进医院治疗，使这些人在医院里送了命。我们如果追究，为什么留给大自然治疗能自愈却要进医院治疗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利用宣传，把不会治疗的医院，描绘成什么病都能治的天堂神仙，这就是现在人们认为生病就要去医院的思想的由来；二是利用权力，把医疗报销说成医疗享受，你只要到某些指定的医院，就可以获得部分报销，既可以使医院有生意，也可以使“指定”的权力得到应用和获得好处。
医学是指导医生行医的理论和理念。医疗是医生的行医实践。也就是指医生对病人实施治疗称为医疗。医生对病人实施治疗采用的方法叫做疗法。疗法分为外治法和内治法。由于中医内科是个全科。全科就是不分科，什么病都要看、都会看的医生。医生的工作是为病人服务。因此，医生必须适合临床治病的现实，也就是生命不能分科。一个拥有许多外治法的中医内科医生，临床上必然是疗效最高的。笔者才会认为“不会外治法的医生，只是半个中医。”分科有它的需要，但，医疗的现实是分科占主流是医疗的变异。
例如外科手术、针灸、拔罐、推拿、贴膏药等几十种利用外力或物理方法从外治内病的称为外治法；服药、注射药物称为内治法；利用语言进行说服教育或利用情感的相互制药治疗疾病的称为精神治疗法。
做医生的就是为了治病；病人生病找医生可能是一种病，也可能是有多种病。他的要求是医生能把他的病治好，祛除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医生通过医疗收取服务的费用养活自己。但是，医生由于知识、经验、医疗方法等等的局限，却不能向病人保证他一定能治好此病使病人恢复健康。
说医生受知识的局限是因为，他的医学知识的局限是因为社会的总体医学知识还有欠缺，在学校或从师学习所接受的也同样不足；经验则来自行医治疗的实践，越是年轻越少；医疗方法繁多，它们的掌握是必须通过医疗实践得到的，实践少，得到的就不多，自己没亲身体会就不敢实践。因为医疗实践事关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举措都必须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医学院的毕业后，未从师直接看过病的就不敢开药方的道理。许多治疗方法，未见老师用过的，自己就不敢用。
病人接受治疗，根据一定的规则付给医生治疗费用，也不会要求医生提出保证包治包好。很多外科手术做好后病人给治死了或成了残废，不会索赔。因为，他们知道医疗就带有危险。病人付了钱还要自己承担危险，所以，病人在治疗前必须选择好医生。
现代权力机构利用支付医疗费用的权力，把病人选择医生的权力弄到自己手中，把医保称为医疗享受，这实际是一种蛊惑的词语。病人因为医疗享受成了残废或送了生命，却打不赢官司。因为掌握支配医疗费用的人同样是医疗事故的裁判官。
医疗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谋财害命。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理念，这才会在医疗“享受”中损害健康或失去生命。
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的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了50%。这就是说，医生开展医疗活动越积极，死亡者越多，平均2个人死亡，就有一个是医疗活动的结果。医疗会死人，但死人的比例如此之高，当然说明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问题——不成熟和被利用之故。病人吃了不该吃的药，做了不该做的手术而引起死亡的。病人为什么会吃不该吃的药？为什么会做不该做的手术？是因为医学利用了科普，借科普的名义，把它的垃圾理论、垃圾知识，普及到家家户户，使老百姓认为这是科学，就像方舟子一样，这西方的垃圾医学当成科学医学。当成科学医学犹可，还著书写文章攻击中医，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中医没治好病，或者因误治死人，总是要自责的。但是，西方的医学不以为耻。如果以为耻的话，在美国70年代总结出来的癌症治疗经验教训：“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手术、化疗、放疗，这三种害人的方法，就不会再到中国来了。
（五）医疗的关键在它的理念
医疗的关键是它的理念。做医生的就应该认为没有治不好的病，病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本领，还需要继续努力学习；是病人就应该认为，只要留着一分自组织能力，就有活命的希望。
医生是医疗行为中掌握主动权的一方，病人是被动的。如果病人掌握付款权，那就是平等地位了。因为有了报销，付款权却在医疗指定机构手中。医疗指定机构有可能指定不合格的医生，或正好对他的病没本领治的医生，那他只能做两种选择：一是不管治疗结果，只要有报销；二是不管有否报销，只要治疗结果好。但是，但是，结果大多数是病人成为听命的对象：医生说啥就得啥。
医疗是医学研究的实践活动。医疗实践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的关系：医生通过治好病增加了医疗经验，丰富了医学知识；病人通过了医疗解除了疾病的痛苦或对生命的威胁。可见，医疗的目的，不管医生或病人都是把病治好。医生通过医疗活动获得酬劳用以维持生活；病人通过治疗解除了痛苦而使身心恢复愉快，因而满意地付出给医生的酬劳。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是：病人的病没有被医生治好，或者反而增重了病情，病人也会照样付出相应的酬劳。这是因为无论是谁做医生，治疗都没有绝对把握，这个没有把握的原因，是任何疾病的痊愈，病人的生命自愈力起主要的作用，医生治疗只是辅助性质的。如果病人没有了自愈能力，那么，这就是神仙也治不好的病。医生当然不是神仙，即使病治不好，病人也无怨无悔。所以说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并不为过。
病人既然挑他来治疗，不管病愈或增剧，付出酬劳都得无怨无悔。这就不同于市场上买东西，付出了钱总有东西拿回来。付出买正品的钱，拿回来是次品或废品，那叫做受骗，可以起诉到消费委，请他们主持公道，不是退货，就是赔钱。市场上卖货，摆在那里随你挑选，医生却不能摆着随人挑选。医生是靠治病治出来的名气，被病人挑选的。这就是病人即使给治得不好，也无怨言。
现在的问题是：病人自己无权挑选医生，因为，医疗费用有报销。报销权力受到一些人的控制，病人失去了自己选择医生的权利换来的报销部分药费的权利实际是得不偿失。这种报销制度表面上是为了使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治疗，却疏忽了治疗的另一面是医生有可能因技能不好或思想出错而把病治坏而损害了健康或失去了生命。健康或生命是无价可算的，这才说得不偿失。
这是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医学打着科学的牌子在全世界横行。它为了获取利润，攻击和压制所有的民族传统医学，使人们找不到有经验、能治好病的医疗方法而发生的。其实，所有的民族传统医学都要比现代医学好，是因为民族医学的理念好。因此，现代医学为了获取利润就必须排挤民族医学。任何民族医学都会认为，疾病只是少数人的事，也就是认为在社会中，只有少数人需要医疗，而不会认为大多数人都是病人。所以，乌伟·海尔才预言：“可以预见，再过几年，除了没参加体检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是健康的。”（《疾病发明者》第46页）这就是现代医学热衷于全民体检的原因，也就是它的理念。
医学是以其理念为方向的。现代医学核心是制药公司，它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利润。麦克塔格特说：“医学研究不公正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数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而这些公司在不同结果上存在利益差异。这些药物公司不仅支付研究者的薪水，而且经常决定研究结果是否发表、在哪里发表。必须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企业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个药物公司只是发明一些快速治愈的药物，而不是终身的‘维持’治疗，那么它将很快破产。”（《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9页）现代医学是以借病人的苦难发财的理念，但是，它却打着救死扶伤的照牌，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落入“享受”的陷阱。
（五）疾病的自然产生与发明的方法
这里说明，医学研究已经由于制药公司的介入改变了它的目的。介入的原因是因为研究人员需要过生活，需要得到薪水。这笔钱由制药公司来付了。而制药公司的目的是增加利润。因此，研究人员不再是为治好病的理念来研究，而是为如何增加制药公司的利润而研究了。制药公司要求卖出最多的药物才能获取最高的利润。如果研究出来的药物把病治好了，病人就不再登门购药，制药公司不是就会破产吗？因此，他们研究出来的，不能是马上治好病的，而是要终身维持治疗的药物，才能使制药公司得到长期的客户。但表面上，这种研究结果，却要使人觉得确实有好转，不得不再来购买。
这就不是单纯的发明药物，而是必须“发明疾病”，还要“发明”医生在治疗时告诉病人的道理。《疾病的发明者》对此有很好的说明。“‘要是什么病都没了，药厂马上宣告破产。’波尔顿塔夫兹大学卫生专家桑诺夏因这么表示，‘科学最悲惨的地方就是医学专家为了帮助制药公司牟取利益，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专业鉴定能力。’对部分药厂、仪器制造商和医生团体而言，目标明确地把人类问题医疗化，构成了他们的商机基础。媒体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用不负责任的报道向大众贩卖疾病。‘很多记者、编辑用一堆没内容的医学用语，造成大家对新疾病疫情的恐慌，当中还夹带最新灵丹妙药的消息。”（《疾病的发明者》第12页）由此可知，西方的医学家，是最值不得相信的。这些话用于现今，我们随时都可以从媒体中看到，只要发生医疗或卫生问题，马上就有专家出来讲话了，其目的就是为现代医学辩白。
《疾病的发明者》中，对西方医学如何发明疾病做了很有说服力的归纳。西方医学界那些研究者是怎么发明疾病的？答：一、把正常的生命过程当做医疗问题；二、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做医疗问题；三、把致病风险当成疾病；四、把罕见症状当做四处蔓延的流行病；五、把轻微症状当成重病前兆……例如所有的健康老人都患有：前列腺肥大、内脏囊肿、息肉、结石、骨质增生等，不过，西医对这些疾病，除了手术就想不出别的办法。
一对夫妇每周从苍南赶到温州找我看病，需走一百来公里，只是为了治孩子的多动症。孩子有习惯性眨眼、抽鼻子等不自学的动作。诊治三四次已基本痊愈。我也放了心。你要问：是你治好的吗？我的答复是：“我出了一点力，主要还靠他的父母自己。”当他们第一次来温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认为这是多动症！”他父母听了觉得很奇怪。我说：“多动症是西方医学创造的一个病名。这个病名把生病的责任归到孩子头上，拿孩子来发他们的财，这是一种最该死的行为。西方用利他林麻醉孩子的神经，使之兴奋，使注意力集中而不会发生眨眼或抽鼻子，是暂时的。这种治疗会造成药物依赖，以后就可能成为吃毒品的接班人——患上了毒瘾。所以，千万别上多动症的当。”
“根据德国制药工业出版的药典（俗称“红皮书”）服用利他林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包括精神运动性兴奋、恐惧、失眠和被跟踪妄想，长期服用后若突然中断，恐怕将引发一些‘戒断现象’的后果。除此以外，该药还使一些小孩食欲大减。它的副作用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且看德国北部一名7岁女孩贾斯敏的经验。她父亲说：‘她手部产生神经性颤动，会把嘴唇咬破出血，晚上肚子痛到在床上打滚。’父亲让女儿停用利他林。尽管他们并不确定是否由药物引起，但他们依然开始寻找不必吃药的疗法。还去人担心，持续服用呱醋甲酯（利他林）将阻碍儿童生长；一项研究显示，连续服用该药物两年的小孩比对照组平均矮1.5厘米。”（《疾病发明者 》第99页）
孩子发育过程中眨眼、鼻抽动，是一种精神紧张的表现。它起因为家庭环境不和，家庭中有时候发生夫妻突然大声吵架，或突然大声吼孩子，使之受到惊吓而产生的。或孩子因“人来疯”而受到斥责而发生的现象。这是家庭环境不良而产生的。从生命医学的角度来看，应该称之为“成长的烦恼”。它反映了夫妇的家庭环境使孩子成长不良。因此治疗的关键是做父母的应该想到自己在照顾孩子方面有否失当；夫妇之间有否注意在孩子面前不能有不和的状况，给孩子心灵抹上阴影；尤其是在平时生活中与孩子的交流，使孩子思想摆脱紧张状态。这对夫妇回去后，遵照我所说的进行纠正，这才是孩子症状迅速消失的原因。我认为的小孩这种眨眼、鼻子抽动的症状治疗，千万不要过多的寄希望于药物。如果你上了西药利他林的当，孩子长大就可能成为一个毒瘾患者。
（六）生命的存在、死亡与健康、生病的界定
西方医学之所以如此混乱，皆因为他们自有医学研究开始以来，这几千年，没有把生命的研究放在医学研究之中，西方医学只有尸体解剖的研究。他们没有把医学建立在生命的研究之上，而是建立在尸体的研究之上，无怪乎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因为，医生的医疗方法用得不好，就会把活生生的人医成了尸体。而生命的研究的根本是给出生命的定义。为此笔者在《人体生命医学纲要》一书中，给出生命的定义：生命是信息运行的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之后，又给出了健康和生病的定义。生命既是一种信息运行，那么，信息运行不停歇，就体现它的存在；信息运行有序，就是健康；信息运行障碍，就意味生病；信息运行终止，就是死亡。我相信，只要学术界通过这个生命、健康和生病的定义，西方的制药公司就再也不可能制造疾病了。
医学是与社会的产生一起存在的。它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病痛。医生学习医学，其目的是使用医疗手段消除病痛，获取治疗的报酬以维持生活，不是借以发财。因此，民族社会达到一定的规模，民族医学就发展起来。民族医学是民族社会稳定和谐的支柱。在我国，中医已经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十几亿大民族的原因之一。现在全世界都看到现代医学的问题，要进行医疗改革，却都找不到方向，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医。
当资本主义把医学绑上利润的战车，医学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学问，而是成为一种谋利的骗术和手段。“医疗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把健康的人，通过组织手段，蛊惑的语言和行为，甚至把他们说成是病人，并进行治疗，目的只是为了把药物卖出去，以谋取利益。医疗，亦即是通过医学的方式，把某些方法和技术，以治病为借口，使健康者生病用药，强加治疗，使之成为真正的病人，甚至造成死亡。
“医生有医生的手段，牧师有牧师的手段……，与战争相比，医生杀死的人数更多。他们手里拿着杀人的工具，放血、甘汞及其医药的威力比弹药的威力还要大。若没有专职医师，人类的身体就会一直保持着健康状态。”为什么？因为，人类的生命比之一般动物，有更强大的自我维护能力。这种能力，我们称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七）从结核病的研究看西医治病
例如过去，我们曾经认为因为结核菌的感染，才使我们得了肺结核。因此给出治疗结核病的方法——使用杀结核菌的药物。但是，法国的生物化学家和农业学家安德烈·沃伊辛说：“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结核病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现代医疗批判》第42页）
沃伊辛所说，与我们平常接受的知识不一样。他说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结核菌与人们非常融洽地一起生活。很可能它们需要人体寄居，才能过正常的生活；而我们人体，也需要一部分结核菌的帮助。这才是结核菌寄生身体里的理由。我认为，人是个大生命，结核菌是个小生命，只要是生命，都会有一定的适应性。几亿年的历史，地球上的生物相互适应，人类才会说生态平衡；几亿年的人体，发展成为微生物活动的场所，人类才提出微生态平衡这个说法。
是人们自己弄坏了身体，这才发生了结核病。这说明，当人们得了结核病以后，医生叫做检查，不管是或痰液检查，拍片、CT，或磁共振，无非是告诉你得的是肺结核，没别的用意。但是，他能告诉你的，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医生给你开抗结核药物，同样是治结果而不是治原因。因此，这种检查或治疗，可以认为是毫无用处。这种毫无用处的药物或治疗手段，被方舟子们捧为“科学”，那是因为西方医学的需要，也是方舟子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现在小孩子一生下来，采取的卡介苗注射，说是能预防结核病，同样是多余之举。
我的父亲是个西医。我的母亲只36岁，得了肺结核病。那时候西医还没有什么治结核病的药物，父亲只知道卧床休息和吃营养。母亲听父亲的话，卧床一年后死了。我的大哥哥16岁那年，也得了肺结核，父亲要他严格地遵守卧床休息，并吃有营养的食物，也是不到一年死了。我在29岁那年，也得了肺结核，因生活困难没法卧床休息，不仅没吃营养品，也没吃任何药物，只叫内弟给我灸膏肓。二年后完全恢复健康，而且，再去做X线检查，连钙化点也没有。这个故事片里告诉我们，现代医学根本不会治结核病，“卧床休息吃营养”是他们想当然的。因此，才会犯错误。那时候，西医医生对结核病治疗，只知道卧床休息。后来出来抗结核药物雷米风（异烟肼）、链霉素，就用这两种药治疗。也许有人认为它们在研究室里，可以看见一结核菌的抑制，但医生在治疗实践中的效果并不好。其不好的原因是，需要长期服药，却从没有跟踪观察报导，却只有跟踪观察对肝功能损害的报导。因此，医生不能确定多久能治好结核病，而只要求长期服用，并如果发现肝功损害，立即停药。这说明，在实验室里能抑制某种细菌的药物，用到病人身上的时候都会走样，不遂所愿。道理何在？就因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是治病的主角。用损害肝功能的药物治结核菌，就是损害生命自组织能力来消灭结核菌，怎么能消灭得了呢？最近，我发现一位患者因服抗结核药物导致白细胞减少，所幸还只有吃一个月，赶紧嘱立即停服并服补气生血的中药才恢复。至于能不能治好，还需要长期观察。
抗结核药物为什么治不了结核病？关键在西医学的医疗理念出了问题。正确的医疗理念应该是，一切疾病的痊愈，病人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是主角，而不是药物或其他什么方法。也就是任何疾病之所以能痊愈，是病人生命的自我恢复能力强大，不是药物能消灭某种微生物。现在治结核的药物进入人体，首先使肝功能遭到损害，生命的能力首先要对付肝功能的修复，哪有能力去对付结核菌？药物不仅治不了结核菌，还治坏了肝功能，这就是上面例子里的患者白细胞减少的原因。生结核病的病人，活到八九十岁都很容易，白细胞减少的患者，寿命就不会太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身体衰弱导致发结核病。但是，导致身体衰弱的原因却很多，例如生活困难，饮食不周；年青性欲旺盛，性交过度频繁；工作思虑太过，而睡眠早间太少，活动不足；环境空气不好等。这样的体质不好，使体内结核菌供应失衡，造起反来。因此，不是靠杀结核菌作为治疗结核病的主要方法，而是应该从调理环境解决问题。
（八）医学存在的自然结构
现代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就是理想的社会状态）是由政治(即权力)、经济(即市场)和医学（即医疗）组成的。人类社会要发展（经济、科学、技术等等），就得开展市场活动；然而，人得过一辈子，而这一辈子中免不了有病有痛，因此就需要医生的医疗活动。然而，医学与市场生来就是相背的：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市场是赚钱的；医学是用钱的。因此，需要权力来调节平衡。人类社会的权力，本来就是用来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同样，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需要的活动，也是有矛盾的，也应该由权力来解决。人类合在一起才产生了社会。社会有它自然组成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结构），这就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社会的存在产生万物的道理。如右图所示：
用现代的术语术说，右图的这种结构，称为稳定结构。稳定社会的稳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因（现在西方进行医疗改革，是因为看到了人们因医疗问题造成的不稳定。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不稳定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医学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改革是必然会失败的。我们之所以能看到问题，而且也有办法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有中医）。
在这样一个自然社会的体系中，市场与医学是因权力的制约取得相对平衡的。人在市场里运作的时候，希望取得最多的钱，而在生病的时候，又不顾一切财产的损失去治病，如果权力能在市场与医学中立场公正，使两者适当平衡，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必然合于理想，必然有序发展。
由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医学与权力的关系性质起了变化，它不再属于自然社会结构图上所示的这个样子了。医学已不再是为维护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存在的，而是为制药公司的利润而存在的了。对人类来说，它已经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怪物了。因此，现代西方出版出版很多有关医学的书，如：《别让医生杀了你》、《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现代医疗批判》、《疾病的发明者》、《药祸》、《制药业的真相》、《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等，书中的内容，无不都是揭露与批判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但是，西方的批判书籍。尽管言词辛辣，没有情面，无所不及，有一点，他们却没有办法，说这东西不好，却只能接受，无法取代。虽然，替代性医疗在兴起，但这些替代性疗法，缺乏系统性理论，无法自我定位，只能按现代医学的规定办，也就是实验、鉴定等，都得照现代医学的程序来做，也会被限死。林内·麦克塔格特说：“要想知道医学是如何对待异教徒的，就看看它如何对待有科学根据的替代医疗的。最近进行了一项科学研究，有双盲和安慰剂对照平衡，设计科学合理，结果表明顺势疗法对于哮喘是有效的。科学家现在也早有证据表明顺势疗法是有效的。事实上，这已经是1985年以来同一个人第三次作同样的实验了，结果全都一样。然而，在发表论文时，研究负责人却又有意回避自己的结论，他指出结果可能是假阳性或错误的。尽管该研究有着科学严谨的设计，但《手术刀》杂志还是轻易地就否定了结果：‘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物质被如此巨大地稀释后病人可能连一个分子都得不到……’”（《医生没有告诉你的》10页）就这样，有话语极的现代医学轻而易举地把顺势疗法压下了。
以制药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已成为医学的核心，而不是与医学并起并坐的。在制药公司统辖下的医学体系，医学院、医院、医政，已不可能起到维护人们生命与健康的作用了。
（九）可悲的医生
人们以为医学院这个机构是培养医生的，其实错了。这个机构是给年轻的孩子洗脑后安排工作用的。孩子们从这里毕业后，他们的工作是当医生或做医政人员。假使说是当医生，那么他们到医院里为什么不会看病呢？在医院里看病的医生，实际是那些诊断仪器的操。这个名之为看病的医生，其实并不会看病，尽管看他穿着白大衣，戴着听诊器，俨然是个专家。然而，他的工作却只是个给诊断仪器开单子的，然后看回来的单子上的诊断病名，给病人念了一次就给病人开药方了。也就是说，病是别人看的，药是他开的。这样一个事实让人觉得真怪，医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医生不看病的，手里却拿着药方，他们只是卖药的需要。古代西方的医生难道是这样看病开药方的吗？
这个医生并不真的懂药，只能看说明书用药。说明书是制药公司的，怎么写怎么用。西方有公司的药物销售员给他解释明白。至于此药会对的病人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医生心中无数，即使治死了人，医生也不能明白。广州一医生把罗红霉素与氨茶碱同用，毒死了一花季少女才知道这样配搭是不对的。美国医生雷·斯丹医生写的《致命药方》里有很多故事，都说到许多医生只是做制药公司搞药物应用或推广的试验人员，充其量只是制药公司的药物销售员而已。
“如果你认为医生给你开处方时都以科学为依据，都是对症下药的话，那你真是太天真了。多数医生并不知道药物是如何被研究开发出来的。医生掏出纸笔开处方时，他只记得医药公司代表介绍的那些药物，或是那些医药公司广告中宣传的药物。”“医生再也不是一种职业了——这个事实够残酷的，今天的医生仅仅是制药公司市场部的附庸。一度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为了免费的午餐赠送的礼品和免费打高尔夫球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灵魂被制药公司所收买”。（《别让医生杀了你》第7页）
这种说法是不是把西医的内科医生说得太惨了？其实，还有更惨的：
“据报道，在各种职业中，医生自杀率和药物依赖率最高。这就意味着，医生比其他人更容易幻想破灭和痛苦，难道这种开始曾许诺会得到很多满足的职业，一旦未实现诺言就变得令人失望了吗？有多学科医生经过艰苦努力获得行医资格后，突然发现自己几乎成了领有执照的、为国际药物卡特尔公司工作的药物推销商呢？”（《现代医疗批判》第129页）
一个年青人立志为了救治被疾病纠缠有苦难的病人，作了不知多少的努力，因而获得了医师资格。但是他工作了多年之后，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救好几个病患者，反而送了好些人的性命，成了制药公司的药物推销商，这使他为之奋斗的愿望落空，救人反而害人，成了他一生的遗憾。有人像门德尔松一样“杀”了出来，成为现代医学的异教徒，从事揭露性的著作；有的受到良心的谴责，懊悔不已，只能选择自杀。
“对此，许多医生曾经主动反省和矫正，但他们往往被看作怪人，往往被看作试图破坏一个良好体制的坏人。这样一来，他们的批评便没有人理睬了。同行也排斥和嘲笑他们，以致其中不少人被迫著书立说，冲破医学界设置的障碍，把自己的思想直接告诉大众。因为这类著作的写作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而且是以长期临床观察研究为基础写的，所以，医学生会发现它们是最优秀的读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家医学图书馆都找不到一本这样的著作。”（《现代医疗批判》第129页）
（十）医学院做什么用的？
在医学院中被洗了脑的孩子，头脑简单得“四大皆空”了。因此，有被分配到医政部门的，则视其他疗法皆不科学。让这些人把持话语权，这正是制药公司所需要的。
医学（即医疗）、经济（即市场）和政治（即权力）是构成社会的三大要素。它们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医学（医疗）是要命不要钱的，经济（即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政治从属于市场亦变成要钱不要命的了，协调两者平衡则无从说起了。一个社会的和谐，就在于这三者发展的协调，如今医学变成了怪物，无助于社会和谐了。
医学本是为了社会人的生命与健康，是对生命与健康的研究，本不属于资本主义政治管理所统辖的范畴。但研究医学的人和做医生的人都是要在社会中生活的。而研究和生活都需要经济的支撑。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管理体制把医学纳入其中，为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医学体系。此体系说明，医学的目的已经走样。因此，才有所谓的穿白衣的黑心人之说。现代医学从事市场操作，因而走向反面。医生不会看病而光讲赚钱；医院管理以利润为标准而不问病人死活；体检仪器作为敛财为目的，而不问有用无用。一切都在背离医学的轨道。
因此，西方揭露现代医学的书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可是中国人似乎还被瞒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这才发生了方舟子、张功耀等在网上鼓动签名立法废除中医的活动。此活动导出了方舟子等在凤凰卫视的辩论情节，方先生在凤凰卫视上的积极和勇敢的表现，不愧为反伪斗士的称号，只不过他反错了对象，因而暴露出方先生揭露伪科学背后的真实野心。
在这些喧闹声中，我对现代医学做了系统的概括。我发现，现代医院并不像方舟子那样说的很科学，可以说完全相反，是一团糟。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医师资格证书委员会主任门得尔松医学博士曾著《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该书对现代医学作了无情的揭露，其内容概括如下：
（1）医院的身体年度检查是一个陷阱。这些检查报告告诉你的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对治疗（身体健康）毫无好处。
（2）大多数的手术给患者的伤害过于益处。外科医生每次告诉你说的话，必然是手术非常成功，但病人伤了或死了。因为，因为医生告诉你的时间是术后那瞬间，这瞬间他没有把病人弄死就是他们所说的“非常成功“；而生命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此后病人能不能经受得起手术的伤害而死去，或终生痛苦就很难预料。
（3）医生开出来的疾病化验或检验，检验的体系和过程不合理，即使是科学仪器，也是错误百出。因为这种检查方法80%未经过科学的验证，完全不可信任。
（5）最大多数的化学药物，不但没有真实的治疗效果，抑且是致病、添病的缘由。因为这些药物是压制病人症状的。而症状是病人的生理表现，也就是一种抗病的表现，怎么可以随便压制呢？
（6）X光检验是诊断程序的重点和特色，宣传认为“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然而，它不但辐射对人十分危险，而且检验结果错误频出。因为，解读X光照片的是人，人就会受偏见、情绪的影响而导致错误的判断，而且，片子本身不会说话。即使是同一个专家，在十年后再次解读同一张照片，也会有75%的偏差（实验证明）。可见X光照片检查也是基本不准确的。
现在的医生只要稍不顺手，便要病人住院。林内·麦克塔格特说：“如果你住进医院则会有1/6的可能遭遇厄运，因为某些现代医学的疗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了医院，将会有1/6的可能死在医院或受尽病痛的折磨，因为这种危险有一半来自医生或医院的错误。”（《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4页）
以上所摘说明医院并非治病救命的场所，而是为制药公司敛财，它自己则是从中分羹的机构。
医政（代表权力）掌握医疗控制权力的机构。它表面上是医疗管理，实际上是西方医学为了排他，实现垄断，以免其他医学或医疗方法竞争的工具。
医学的研究机构同样被制药集团所操纵，他们以自己的习惯认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承认自己还没有掌握和理解的现象，即使这些实验有着科学的设计，而且不断地重复一个同样的结果。此现象足可证明从医学院里教育出来的研究人员，或从事医疗行政的官员都已经被那种教育方法洗了脑。因此才固执己见，这才是现代医学教育达到的目的。
现代医学在我国，由于掌握了行政权力，便利用教育，制订各种不利中医发展的框框，尤其是教材、教学法等，实现消灭中医的目的。故老中医李今庸教授说：“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三十多年教学苦，培养自己掘墓人。”中医学院写的是一部埋葬中医的历史。
医院成为制药公司敛财的组织。给药物、医疗器械提供实验数据，以购买器材、药物的形式为制药公司创造利润。
医政代表行政部门垄断医疗权力，解决医院财政困难。其方法是国家拨款或集中医保经费供给。
（十一）为什么有权的有钱的死得快
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如果有这么一种规定：没有钱，便可见死不救，见病不治，那么，这岂不等于说：医学可以因病人没钱而不救，社会要这个医学岂不是为有钱人设的？无怪乎现在有钱的死得快，也应该说是一种报应！
1998年，患者徐阿德得肉瘤，每夜腹中如火烧，医生说这是恶性肿瘤，但徐先生失业在家，靠妻子开出租车维持全家生活。因此他没钱住不起院。我说，那就服我的中草药吧！也许它比医院里更加有效。他服我的中草药后，腹痛从未再发。症状消失得干干净净。此后他就连续吃了70多帖。三四年后，他到我诊所与我说笑：潘医师，我得了肉瘤，幸好住不起院，只能吃草药，现在还活着。我的一个朋友也得肉瘤，当时我叫他到你这里吃草药。他说：“我有钱不去大医院，还去小诊所吃什么中草药？”他去了上海，做了手术，用了几十万。三四个月后，尸体抬回来了。可徐先生十多年了，活得好好的。
郑文友先生在他的《世纪大交锋》中记载“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任期间曾向全世界宣布‘美国治癌失败’，卫生部长引咎辞职。‘化疗’在美国合法杀人一个半世纪左右，也没把癌症攻下来，因此说，‘化疗’不是先进的，是不可取的，是比假酒害人还凶的‘凶手’。”但是，我国却把它当作新技术、新方法来使用，以致许多国家重要领导人都死于化疗之手。例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患胃癌住进301医院，请来全国著名专家会诊，及至认为没有治疗办法了，通知其家属仅有一个月的生存期。肖华老伴听说北京燕山肿瘤医院郑文友（我当时受聘为该院副院长）治癌有专长，故请我出诊。我见肖华同志谈笑风生，仅有吞酸和剑突下压痛症状，怎能死人呢？我说：我立下军令状10天内让首长病情好转，三不放疗。可是医院的临床医生以保护首长安全为由，不准外院医生治疗，肖华主任百般哀求也无济于事，结果不到一个月人死了，是给化疗化死的。”（《世纪大交锋》第2页，香港人类福音报社出版）
我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媒体，经常劝人们生病要上大医院，别去小诊所。就好像医院越大越会看病。很多人来我诊所看病时都这么说：“我看过很多大医院了，还是没有好。”后来这病给我治好了，我与他们说笑：“你们有病总要找大医院，却不知道大医院是不长眼睛的。是医生看病，不是医院看病。病能不能好，不是医院大不大，而是医生与你有缘没缘。”媒体怎么会知道呢？
《国人年输液104亿瓶为哪桩》
邹纪平天才地指出，现代医学正确的取名，应叫做“资本主义医学”。因为它对外是展示它的救死扶伤的医疗形象，对内却是一个“分科医盲团队”；在学术上抨击压制不同的医学观点，层层控制医学，避免公开争论；地位升级只凭论文和学分。邹先生的妻子是个干了几十年的西医，却支持丈夫一起写了三本书《生命谁做主》、《反思西方医学》、《超猴医学院》，揭露现代医学“把病灶往那儿一戳，用‘临床理论’手段，一门心思玩疾病赚钱。所讲的条条道道，就像内部引爆的重磅炸弹：他自己出钱出版这些书籍，当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一个济世救人的伟大事业——医学。
（2010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香港《太阳报》12月27日文章]题：每年轮流百亿瓶，医院只为敛财忙。
到医院看病，通常只有重症病人才输液，但今日内地医院，输液却变成“常规动作”，无论大病小病都输液。国家发改委一名副主任日前透露，去年一年中，全国共用了104亿瓶输液，以13亿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平均输8瓶液，远高于国际水平。
滥输液只是冰山的一角，事实上，内地医院过度用药的现象非常严重医生开处方时大手大脚，无论病情需要与否都开贵价药，还动辄安排各种收费昂贵的检查。某地有名儿童发烧，看一天病竟花了一万多元，高昂的收费远超出民众承受水平，低下阶层民众更是苦不堪言。目前，过度医疗乱象在内地极为普遍，医生们利用手中的处方力，想尽办法推销药物，什么医疗道德，什么行为规范，早已被他们抛诸脑后。过度医疗歪风越刮越烈，完全是医疗体制混乱的结果。近年当局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在新的政策下，公立医院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于是各出奇谋，把盈利作为第一要务。
医院员工发奖金，院长要升官，都离不开经济效益。院方层层下达经济收入指标，落实到每个医生，不能完成经济任务者，第一年警告，第二年换岗。医生带着沉重的经营压力来诊症，唯有尽量开高价药，以求完成任务在为病人着想还是保自己饭碗两者之间，哪个医生会选择前者？
值得指出的是，医疗腐败也是过度医疗的重要原因。不少医务人员，尤其是医院负责人与药商串通，为了收养巨额回扣，不惜沦为药品的推销员，昧刁难良心把贵价药硬塞给病人。
不堪的是，医疗系统内部已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判断医生的能力，不是看他医疗技术和服务态度，而是看他能否从病人口袋中掏更多的钱，谁能为医院带来更多的收入，谁就能获院方青睐。相反，恪守医疗道德，想方设法减轻病人负担的医生，反而被视为“异类”。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素质每况愈下，事故层出不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近，当局对药品价格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整，平均价格有所降低。然而，有卫生部官员公开承认，医疗费用的的绝对值并没有下降，因为在注意控制药品价格的时候，贵价处方又出来了。
显而易见，单靠行政命令压低药价，无法根治长期困扰内地社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卫生部门如果不对所谓医疗改革作彻底反思，抛弃所谓医疗经济的思维，目前的乱象根本不可能改变。
（十二）看病难、看病贵的一次演练
有一个故事反映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秘密。我的同学的孙子只5岁，被水果刀割破手指，两个老的便带他去医院缝合。医生首先给开了几张检验单，说检验后再来缝合。俩老觉得弄不懂这点点指头皮破损就这么麻烦，其实，这老太婆就是个护士长退休的，她已经不懂得现代医学是怎么被“改造”了的。医生缝合了三针，收费400元，在过去，只收挂号费就给缝合了。交费后，医生又给开了一张单说：“再去缴2500元，验验有无什么病毒感染。”老太婆给支使得生气了，说：“要验就到自己的医院里去！”医生有点惊奇，就问：“老人家哪里退休？”“市某医护士长。”医生笑了：“自己人，那就不要验血了。”假设这孩子是此医生的至亲，或他自己的孩子，当然不会这么干的。无怪乎我问过一个光搞化疗的医生：你的亲人得癌症你会给他化疗吗？答：“决不！”
如果医生只凭挂号单就马上给孩子缝合，孩子看病可能几分钟就回家了。医生开了几张检验单，要先验后缝，家长不得不耐心等待。把只需几分钟看病孩子的等待时间延长多倍，目的是留着病人多赚钱。所以，这是医院的赚钱手法把“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搞起来的，不是因为“生活水平高了，关心自己健康的人多起来了”，这种颠倒是非的胡说八道的另一套辩护词，完全是为了蒙蔽民众。现在，卫生部门又使用降低药价的方法来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仍然是做做花样的老把戏。迄今为止，药费降了多次，医疗费用不仅没降低，反而提得更高了，这是什么原因？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能被领导说成无作为，总得摆摆样子。
假设，一个病人患有发热、头痛、鼻塞、咳嗽、腹泄等，要分科去看发热科、神经科、五官科、呼吸道科、消化道科，那不是变成了五个病人吗？一个病人变成了五个病人，五个病人又各自有各种不同的检查指标，医生和检查人员不是又忙起来了？
我认为，行政部门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医生的良心，一切改革措施都可能白搭！医生的良心变坏，那是因为医院的领导要抓收入。而抓收入，又是卫生部门作为医院办得好坏优劣的条件。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屁股打来打去，最后我认为医政部门应该先打他们自己的屁股。
医学的问题不只出在这些管理体制上，根本出在医学的本身的研究和出在医学的理念上。西医学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医学。集体医学没有医疗经验的积累，因而不可能产生医学的理论。而没有医学理论的指导，医学的医疗实践，则永远只能在原地打转转，根本无法提高。社会可以容忍医学的幼稚，但不能容忍医学的欺骗。西医的内科医学的医生根本不会治内科病，这才是个关键的问题。
（十三）卫生部能切断医与药的利益关系吗？
今天，医学工业已成为制药工业的一个下属机构，它现在是世界首富。目前，所有医生都是受金钱控制的木偶。从自己垄断地位中，制药工业公司获取了巨额利润。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们必须要把充足的资金用于蛊惑健康者，即，蛊惑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制药公司提供或控制大部分用于医学研究的经费，某种研究只有得到认可，才能获取所须的经费；它们给各类刊物提供大笔赞助费，以便自己在上面做广告；它们打着举办医学会议的名义，过分慷慨地为医生提供度假费用；它们还赠送各类礼品给医生。（《现代医疗批判》第113页）
报2011年10月13日《温州日报》载：“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12日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此话仍少了一句，就是“也包括医政部门和它的退休官员”。因为，各地的卫生局长和医院院长退休后，相互勾结开医药器械公司的有多少，算不清了。在职的，当然不在话下了。
卫生部谈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的利益关系。此话依我来看是一句空话。卫生部从出台医疗市场那时候开始，鉴于医疗市场化后所反映出的种种丑恶行径，他们不得不表示自己与这些行径无关，并因此拍胸脯讲了许多空话、大话，保证这保证那的。比如说用解决降药价减轻老百姓治病的负担之话已经讲了多次，也实行了多次。可是，药价越降，老百姓看病的负担越重。因为，医生不再开那些低价的、对他们无利可图的药了。医生的理由是药厂不生产这种药品了；药厂当然有理由不生产没利润的药品。当病人享受医保的报销时，医生正在向病人积极推销无报销的进口药物呢？病人为了病好得快，也宁可自己出钱购买进口药品。
药厂与医生的话都是假的。说假话是市场的潜规则，这，说好听点就叫做市场机密。市场机密不仅合法，还受到法律保护（笔者当然不反对市场机密，而是反对医学中做生意的假话）。所以，既然你卫生部鼓吹医疗市场化，那么因医疗市场化出现的若干有关问题都应该考虑在内。我们是一个大国，这大国的卫生部里出理念（医疗市场化），岂可等同儿戏？那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件，政策、规章是围绕理念产生的，就该早考虑怎么做！现在说这样的话，等于“屎拉裤裆底找毛厕”——太晚了。
该图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医学，已经构成了一个稳定社会体系，医政部门只是它的一个利益与共的“小兄弟”，成了三个台脚中的一个台脚。所以，卫生部说要切断医与药的利益链，可以认为这是“拜佛乱许愿”，千万不能相信。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台脚，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吗？不过，表面上，它是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它需要演演戏，表现表现自己的立场，仅此而已。
我们应该知道这套体系，是西方医学发展快速的根本原因。医学的组织体系非常完整，但医学本身，却并不完善。因此，以这个体系发展医学，就成了个大气泡。这个气泡租用其组织体系欺骗人民，说它是最科学的。说除它之外的所有医疗方法都不科学，都应该用它制订的标准来衡量。医学医疗的本质蒙蔽、被扼杀，真实面目无法显示。因而，许多人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医学与医疗。这个体系，它搬自美国。它是为美国制药公司赚服务的一个体系，决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医疗保健事业。世纪前，我国文化领头羊犯了方向性错误把这种极不成熟的医学当做科学领进国门，结果就像骆驼挤进了马的帐篷，一脚把马踢了出去。
现代医学（西医）的医生，如果没有仪器，还可以治病，过去没仪器的时候，不是也在治吗？如果没有药，就治不了病。可见，仪器是骗钱的；药是治病的。病人看病要用的是药，而不是仪器。仪器不断增多，对治疗毫无用处，不是骗骗钱的，又是什么？这说明，药是医的根，没有药，就成不了医：医是靠药来维养生存的。那么，切断药与医的利益关系岂不等于切断了西医的生命线，这只能是一句空话、大话。是糊弄领导的空话、大话；是欺骗人民的空话大话。]
西药被控于西方的制药公司。制药公司的利润占美国经济收入总利润的一半，因此，美国所有的政策、法律、规章，都对此利益予以保护。任何国家的政策、法律、规章，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产生的。卫生部想切断医与药的利益链，首先要切断自己下面各部门与药的利益链，也就要切断自己与上头美国制药公司的利益链，可能吗？当然，在我国，因为有中医，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在完全由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疗现实中摆脱，重树以中医为主导的主流地位，这一点，暂时不可能完全做到，必须有个长期打算。
要是问：这样有可能吗？答案：可能。方法：发展中医。问：如何发展中医？答：很简单。一、与60年代一样，迅速培养赤脚医生；二、与日本一样，西医学中医，每个西医都需要通过中医的基础理论考试；三对西方反主流医学的著作，组织班子迅速翻译，把最新的医学信息交给人民，不作任何隐瞒；四、认真研究与酌定正确的医学理念，贯彻到幼儿教育教材中去。
卫生部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利益。中国医学是成熟的医学，连美国的FDA都承认中医学是有系统理论的医学，为什么卫生部领导下会日渐衰退？因为，医疗卫生的经费，都用于发展西医西药了。美国70年代已经宣布的癌症治疗失败，为什么美国化疗已逐渐消减，而中国却在逐年递增？为什么美国1938年停用的氨基比林，中国至今仍在使用？为什么美国连含有抗菌素的猪肉都不愿意吃了，中国人的孩子，为什么会排长队注射抗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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