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记者 王皓然/摄
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转型”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关键词。这一变化涉及理念的变革，模式的转型，路径的创新，是一种系统性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转变，下一阶段，中国应如何走好这条必由之路并取得新的成效?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接受《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现在应该对2020年的中国有一个清晰的愿景：社会是更为和谐还是更加割裂?机会是否更加平等?社会诚信度能否提高?社会发展和环境能否平衡和可持续?”斯蒂格利茨说。中国在持续转型中，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对外贸易依存度依然很高，而贸易保护主义增长使得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具可持续性。其次，中国基尼系数仍然较高，环境问题突出。在政府治理中，决策也需要更加透明。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将牵扯到政府职责的转变：“目前对中国最大的争议之一是中国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是否应该把职能简单地转变为市场?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市场只是手段之一。”
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作用的性质需要变化。“政府不再决定怎么做，而是想怎么去帮企业实现。要使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转型，需要有这样的精明政府才能实现。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互动，政府扮演合作伙伴的角色，确保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共同合作，去发展一种可以把利益带给所有公民的经济，并由此去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他同时指出，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沿袭西方模式，导致经济粗放式发展：“我相信中国的GDP增长可以维持在7%的水平，但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不是GDP而是生活质量，旧的发展模式未来未必有效。”
事实上，依照劳动力价格低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并以充分就业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资本的快速积累，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正不断改变，工资水平的整体上扬正在削弱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对此，斯蒂格利茨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是必然趋势，但中国制造业未来仍然会很有竞争力。劳动生产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且实际上它提高的速度很快。“但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全球主要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我们认为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型。”
让人担心的是，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受制于人口政策的影响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未富先老”的困境。对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转型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摒弃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同时，用新的社保和退休规则来适应老龄化趋势。
“中国正向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经济体靠近，政府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增强中国企业在创新领域中的竞争力。但随着高技术工人数量增长，能够覆盖很多曾经需要人工操作的岗位，民众将会变得更富裕，也可以工作得更久。因此，中国需要设计一个更灵活更有弹性的退休机制，可以灵活运用于复杂的、非常多样化的情形。”斯蒂格利茨说。
在退休机制的问题上，全球范围内都有持续的争论，存在大量困难需要克服，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完全顺利地完成其转变。“事实上这已经出现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你们在更早的阶段就面临这个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实施一系列的程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提升国民福利水平方面，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非常成功，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推进。“以人民生活水平衡量，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都是社保系统相对健全的国家，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获得经济上的更快增长，那么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加大投入非常必要。”斯蒂格利茨说。
同时，斯蒂格利茨指出，考虑到一国经济实力能否承受的问题，社保水平应该与国民收入水平相适应，中国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不应以富裕国家的标准为准绳，而是应该建立与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社保，在此过程中，也将促进让经济获得更加强劲和健康的增长。：记者 李唐宁 侯云龙 实习生 王珏/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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