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网10月18日综合报道(记者 廖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
1978年以来的35年，已经进行过7次三中全会，每一次都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部署。
为什么是三中全会?
按照中共政治惯例，每届中共中央的一中全会往往是紧接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主题是“人事”，讨论选举中央最高领导层，比如选举政治局常委，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等。而二中全会，则是在全国两会换届前召开，主要讨论的是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
而到了三中全会，每届中共中央即国家机构的人事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可以全力投入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往往可以通过观察三中全会的举措，来发现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
你最关心的改革议题是什么?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大佬又怎么说?本网精编 《大佬说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以飨读者。
厉以宁：必须给农村土地产权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十月谈会议上表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次分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厉以宁称，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所谓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方面，厉以宁称，目前正在推进城镇化，但农业和城镇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利与城镇居民不平等。收入差距大，福利待遇低，需进行城乡户口一元化和收入分配改革。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当前还没有对农村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必须给农村土地产权，这正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是需要调整，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城镇化过程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最主要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问题。
“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使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福利，比如医疗。所以说，中国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厉以宁指出，西方国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时，二次分配时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缩小。
吴敬琏：体制改革已到关口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9月14日的读书会上为新一轮改革把脉，直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还是体制上的问题。”
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阻碍，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危机。吴敬琏警示道，以宏观层面为例，主要表现在于我国的资产负债率太高，若这种情况再不改变，将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一些地区出现的危机很快传到其他地方，比如温州、苏南等地相继出现的“跑路”事件，包括6月的钱荒，其实都是给人们发预警信号。
微观方面即表现为基本生存环境出现问题，“经济增长的模式、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型，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水、空气，现在都出了问题。”
为何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问题未能得以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体制改革是当今我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弱化了。后者就是把GDP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标志。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去拉动GDP的增长。”
在吴敬琏看来，我国的体制改革问题已到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而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执行，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
许小年：取消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
许小年表示，城镇化是改革开放后资源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结果，而非政策变量。城镇化应当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20%，而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达到了50%，因此，城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形成的结果。
如何促进城镇化，许小年建议：首先，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让城市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各项待遇，人口自由流动，这样会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问题。其次，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给农民的土地进行确权，农民有了确权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农民个人和集体土地直接入市，自然会降低地价和房价。城镇化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农民赶上楼，农民住到楼上，收入从哪里来，这不是城镇化。第三，进行财政改革，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放松和解除管制， 创造投资与就业机会。
柳传志：经济政策会更加开放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表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政策上会更加开放，这对企业发展是利好消息，而他本人最关心的是土地确权。
做实业的到底如何排兵布阵，必须密切关注政策的走向和动态。最近我们频频开会，研究政策趋势，分析如果政策更放开我们怎么做，如果收紧我们怎么做。随着逐步传达出的一些信号，中国的经济政策逐渐明朗，我们心里越来越踏实，也比较放心了经济政策上未来是会进一步开放的。
分析此判断的依据时，柳传志列出了几点理由：1)金融领域，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银行就比以前开放了一步。2)城市城建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参与，也是很大的开放。3)农民土地确权问题得到了关注，如果以后房地产市场发展正常化，地方政府能更多依靠税收而不是卖地来得到收入，会为地方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4)城镇化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保证了房地产行业不会一拥而上，但也不会被限制得不能发展。5)服务业得到重视，尤其教育、医疗等基础服务业，将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
任志强：不解决产权问题我们不敢投资
任志强说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利和做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个人要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事做讨论。
所以我想三中全会最后给人们，如果仅仅是说经济上放开哪些，你可以进行投资，但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的恐惧感，我不觉得这次的三中全会能像前面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届三中全那样会给出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先对历史的问题做一个说明，党内若干问题的几点意见，然后大家就放心了，应该这样，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则要想让中国的经济真正能走入正轨还有一段距离。
贾康：分税制或有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政体制改革将是议题之一，地方政府收入最终可能提高。
中国1994年启动的旨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占据了大部分税收，并通过财政转移和补贴的方式将部分资金让渡给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导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增加，官方资料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目前约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25%。
贾康表示，鉴于大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次会议也可能讨论资源税问题。中国可能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金属和煤炭。
贾康说，房产税试点也必须扩大，但重点应是豪宅。
宋晓梧：更彻底的市场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财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很多“过来人”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魔术一样。
但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运作，经营城市，层层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分解GDP指标，地方政府俨然成为一个企业，地方政府首脑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宋晓梧认为，“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财税体制弊端。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等到改善，但经过十多年发展，新的税制不合理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
今年3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宋晓梧提出，这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重在简政放权，除了中央向地方放权外，政府向社会放权也是其中重要内容，即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给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去管。
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这就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不再走“官办、官管、官运作”的老路。
吴颖民：给大学放权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吴颖民认为，高考考试科目、分数比值以及录取方式要由各省自己定。他还进一步建议，最好的方向是给大学放权，大学有更大的权力，不同的需求、标准，会促使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多样化。放权、多样化是目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措施。
关于放权后可能导致的“暗箱操作”，吴颖民表示，不迈出这一步代价可能更大。现在大家都担心“暗箱操作”，其实有解决的办法，就是“晒太阳”，让大学的一切操作在阳光下进行。
张维迎：改革不等人
张维迎曾不止一次的表示，过去十年既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十年，也是社会和谐最坏的十年，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失去的十年。而未来十年则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
“新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但改革不等人。张维迎警告称，“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在张维迎看来，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
张维迎表示，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在经济上坚持自由市场和死于产权制度，在政治上则建立宪政和民主制度。张维迎估计，这一过程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
冯仑：不是走夜路吹口哨
冯仑开玩笑说，他的干爹曾经调侃过他，说冯仑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改革，就像少女听说爱情一样第一次心动，“你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但是，冯仑并不认同，他说他38岁被改革，最后下海做生意，到48岁这个事都快遗忘了，大家才开始说改革。他认为，他的心里一直期望，三中全会以后，再谈到改革的时候，就不是走夜路吹口哨，而是要在阳光下唱心里的歌。
其实改革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拆，一部分是建。以前我们比较注重拆，现在建就比较难。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我们在公益领域做一些正面的事，那我们就能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黄怒波：要有契约感
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表示对市场改革非常期待，也非常看好。他表示，因为这个新的班子上来以后，我们也看到了改革不是光喊不做或者先把雷声打的很大，而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的，一个措施一个措施推，他觉得这是真正的改革。至于大的定调，他相信三中全会会给我们能够稳定十年的预期的定调，所以全世界都在盼，尤其企业家们，而且目前看都是抱着乐观的情绪，中国的经济还会有另外一次起飞。
对于最期待哪一方面的改革，他认为是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他说，过去十年政府越来越把市场固化，表现的形式就是国进民退。他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解决掉政府要说话算数，要让人放心，要有契约感，要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是要他解决了社会才有公平可言。
他表示，其实对于改革开放，始终有一股逆流在抵制，社会上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有二种，一是回到过去的集体所有制才是他想要的教条的主义;二是广场情结，对社会的贫富不均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情绪。他说，正是由于社会上这些斗争一直没有断，在让民营企业家入党的时候，党内有很大很大的争论的。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从文革走出来，现在还是后文革时期。他表示，所以他提出来，必须清算文革，因为文革破坏了他们的一切价值观念。包括他自己，有痞子情结，中国企业家很多都有这种情结。因为他们都是文革过来的人，都当过红小兵红卫兵，如果他们没有从心底里清算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过去错在哪?
作为一个企业家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他表示企业家先做好自己，不要去行贿，不要走灰色地带，就已经了不起了，自身能成长好了，就推动中国变革了，因为企业家是巨大利益的既得者，很多资源在手里，所以企业家自己先把自己变好。
张欣：推进私有化
SOHO中国CEO兼执行董事张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呼吁政府能在10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给出明确的政策方向，包括推进私有化，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促使近期放缓的中国经济尽快反弹。
她指出，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改革方向的不明朗，企业眼下都不愿大规模投资。
张欣指出，在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时，当时中国出台了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编者注：“四万亿”计划)，随着刺激方案的推出，资金直接流向了国有经济，立刻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实力，而削弱了私人部门。
她说，人们对于新一届领导人的期望是：带动经济重新走上正轨，让私营部门发展，这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王健林：希望掀起类似92年的改革潮
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表示对将于11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充满期待，希望这次全会后，再掀起一次类似1992年的改革大潮。王健林是在参加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做上述表示的。
王健林表示，新一届政府上台已经6个月，对于释放改革红利说的已经十分明显，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改革议题为重点研究对象，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改革为主题的全会。“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研究改革，但是它在初期并不是研究改革开放的，开会期间才转入这一话题。”
1989年后，中国经历一段时间改革停滞阶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得以重启改革进程，并在随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制度基础。
历次三中全会主题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届三中全会适逢新旧两种体制转换，因此治理和整顿了经济秩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善土地流转，激活农村金融。
(综合《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财经》、《金融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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