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看国家调节的作用
2001年第3期的《真理的追求》杂志，刊登了我写的《从西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看国家调节的作用》。我写这篇文章时，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才开始实施。有些鼓吹市场经济的学贼，也在那儿鼓吹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中，应尽可能多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尽量少些国家的经济干预。我这文章当时主要是为批驳这种观点而写的，说明市场经济从未使地区发展悬殊缩小，从未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区域平衡。即使鼓吹市场经济的学贼们顶礼膜拜的西方国家，也只能用国家经济干预来缓和地区发展悬殊。当然，仅是国家的经济干预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国家的经济干预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的表现。但它比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具有进步性，能缓解地区经济发展悬殊。而最终消除地区经济发展悬殊，解决好经济发展的区域平衡，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实现。
今年两会期间及前后，不少高官和精蝇也大力鼔吹市场配置资源。因此，贴出这篇10多年前的文章，也是批驳这些高官和精蝇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市场配置资源谬论。同时也是为纪念2001年7月被停刊的《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
从西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看国家调节的作用
叶劲松
开发落后地区，使一国的生产力具有较合理的地域布局，曾经是西欧各国经济发展考虑的重要问题。西欧国家虽然多为发达的工业国，但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而这种地区不平衡的产生，市场机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个人和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使人、财、物向工业发达地区(即交通方便、基础设施较全、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集中，而不顾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整体利益。外国投资也为发达地区所吸引，拼命投向发达地区。冷落边远地区。一句话，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没有国家调节，生产力布局只能是给发达地区锦上添花，落后地区却不见雪中送炭，只能日益凋敝，气息奄奄。例如，“战后”初期，法国的主要工业集中在巴黎及其附近，意大利北方，尤其是米兰、都灵和热那亚“工业三角区”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而广大南方的经济则像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市场经济使西欧各国的深加工工业、金融业和服务业集中在各个发达地区。与此相反，它使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制鞋、服装等传统工业部门迁往人工成本较低的落后地区(这种现象最近几年在我国也可以看到)，甚至迁往发展中国家。
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地区间比例失调日益尖锐。这些情况大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要求独立的运动爆发出来，并在许多情况下引起公开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法国和意大利是南部落后地区的农民暴动，比利时是佛兰芒人和瓦隆人之间尖锐的民族及语言对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科西嘉人、英国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以及北爱尔兰人与各自的中央政府进行激烈对抗。这些社会的、民族的或宗教的冲突，其总根源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本地经济落后。经济越落后，失业率就越高，生活越没保障，地方财政越困难，这又造成教育落后和本地区基础设施差。这些落后地区的居民对现状、对中央政府不满，认为自己所在地区只是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供应地，是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他们受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剥削。他们称自己所在地区是“国内殖民地”，“ 国内的第三世界”。
鉴于市场机制使各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并引发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50年代，西欧纷纷汲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通过国家调节来发展落后地区，改造已陷于萧条的老工业区，从而改善生产力布局，减缓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带来的矛盾。国家希望通过以上政策，把落后地区纳入工业化进程，在落后地区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岗位，活跃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以满足落后地区居民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的迫切要求，并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西欧国家对生产力布局进行国家调节的主要方法是，限制在经济发达地区兴建新的企业，并加强落后地区的经济活动。国家通过预算拨款、税收优惠、调整价格和利率，以及政府采购等方法，使国家调节的方向得以实现。例如，把企业从已饱和的发达地区迁至落后的待开发地区的刺激，就是通过国家预算实现的。
西欧各国虽然都通过国家调节来影响生产力布局，但不同国家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有所差别。例如，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法国采取了把巴黎的经济潜力向外围地区分散的办法。在1959一1973年，从巴黎迁出汽车、飞机、机械制造、化工、电子技术、水泥、玻璃等工业部门的工厂3000多家，仅此就在落后地区创造了4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1955年，法国汽车工业员工的75%在巴黎地区，到1975年，这一比例已降为只占40%。与此同时，一些行政机关和科研机构也从巴黎分散出去，它们与从巴黎迁出的工业企业一起，组成科学工业综合体，成为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龙头企业”。例如，在南比利牛斯落后地区的图卢兹周围形成了航空航天综合体，它是法国最重要的民航客机生产基地;在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格勒诺布尔地区，形成了核工业综合体;在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区，形成了电子和电信企业和科研中心综合体。
生产力布局的变化，使落后地区就业人数增加，降低了落后地区的失业率。据统计，法国1962年到1974年新增就业岗位66.8万个，其大部分(45.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在落后地区，巴黎的就业岗位则减少了8.4万个。这些数据说明，法国的生产力向工业落后地区转移了。
在英国，落后地区问题主要是工业结构性弱点造成的，这些地区被称为萧条地区，其工业主要是“夕阳工业”。在威尔士，主要是煤炭和钢铁工业;在苏格兰，主要是钢铁、煤炭、纺织和造船工业;在北爱尔兰，主要是纺织和造船工业。由于这些地区的企业主要是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小公司，因而加重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落后性，使其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数，而失业率远高于全国失业率。例如，在50年代，苏格兰、威尔士的失业率比全国失业率高65～70个百分点，北爱尔兰的失业率竞高出1～2倍。
英国政府为消除地区间经济比例失调而采取的国家政策，在“二战”后不久就实行起来。生产力布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活跃萧条地区经济，把新建企业吸引到那里，来降低那里的失业率。
为刺激萧条地区的经济活动，英国采取了降低企业主费用的措施，这首先是通过国家对就业和投资进行补助及其他优惠来实行。例如，加工工业和服务行业在萧条地区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员，都可以从国家获得“奖金”;国家还对扩大这里的职业培训和重新培训提供特别补助金;这些地区的企业经常能得到附加投资优惠和津贴。例如，在70年代初，国家对萧条地区的补助和税收折扣，约比全国平均数高40～50%。
另外，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在萧条地区修筑道路，使企业现代化，并建设新的研究机构、学校等，以创造良好投资条件，吸引到此投资。据剑桥大学教授奠尔和罗德斯的估计，由于1960—1976年间国家的特殊措施，英国为萧条地区创造了50多万个工作岗位。
在改变生产力布局过程中，西欧国家注意发挥国营企业的作用。例如，英国国营INMOS微电子公司原来准备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建立一家制造厂，但撒切尔政府为缓和威尔士的严重失业问题，坚持要将该厂建在威尔士，否则不拨给该厂所需的2500万英镑。又如，联邦德国北部的下萨克森州在东西德时期处于西德东部边境，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本州私人企业多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迁移。好在设在该州的德国最大汽车制造企业——大众汽车公司等国营企业听从政府要求，继续留在下萨克森，这对均衡全国工业布局，保持本州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再如。在瑞典，工业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区，而占瑞典国土大部分的北部地区寒冷人稀，经济落后，私人资本不愿意去投资。端典政府集中大量资金在北方办了一些企业，并建设邮电、通讯、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为其创造发展条件。
意大利在利用国营企业改变生产力布局方面更是采取了重大举措。1950年，意大利政府设立南方基金，用于发展南方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意大利想用改善投资环境的方法，吸引意大利私人资本到南方投资，发展工业。但后来事实证明，把南方工业振兴寄托在私人资本身上是不现实的，因为私人资本对离开发达的北方到落后的南方投资搞工业的兴趣不大。50年代下半期，意大利政府认识到，“栽好梧桐树，不一定有凤凰来"，仅靠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使私人资本去南方发展工业。必须将国有企业调动起来参与南方的开发。1957年7月，意大利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国有控股公司在十年内必须把新建工业企业投资的60%投向南方，并争取把总投资的40%投向南方。1968年，意大利政府将这两个比例分别提高到100%和60%。尽管在具体执行上，不少国营企业打了折扣，但总的来说，国营企业毕竟大致朝这一方向发展，使南方工业获得较大发展，逐步建立了冶金、石油化工、制药、食品加工，航空、汽车、电子和计算机等工业。1958—1973年间，意大利国营工业企业总投资中，一半以上投到南方地区，国营企业在南方的雇员从2.7万人增加到16.33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雇员总数的30%。到1971年，国营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工业投资已占南方地区整个工业投资的45.9%。其中，1957'一1965年，国营企业在南方投资16，550亿里拉，占南部工业投资总额一半以上。例如，国营企业在塔兰托建成利用进口北非铁矿和美国焦煤，年产一千万吨钢的意大利最大钢铁企业。另在那不勒斯也建有国营钢铁企业，这两处生产的钢，在70年代占意大利钢产量的一半;在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和撒丁岛的卡利阿里，建造了利用进口石油作原料的巨大石油化工企业。又如，意大利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菲亚特公司(私人财团)不愿到南方建厂，于是国营的伊利公司在那不勒斯建成了年产30万辆中档轿车的阿尔法一萨达汽车制造厂。
我国的历史也说明。西部大开发只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不行的。解放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我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据1947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资料，当时我国上海就集中全国工业企业数的40多，天津占9%，广州和青岛各占3%。关内的这4个城市就占全国工业企业的一半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发展战略是加强中西部建设。1953—1957年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4/5摆在中西部;国家的694项重点工程，有2/3以上在中西部，这就促进了西部较快发展。1952年，我国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9.36%，西部为8.86%。到1978年，东部比重降为60.87%，西部上升为13.22%。
1978年以后的二十多年，由于市场的作用逐步加强，东部资金运行效益较高(1995—1998年间，东部除海南、辽宁外资金效益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除云南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收入较高，所以，在利益驱动下，资金和人才都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俗称“孔雀东南飞”。外资的利用也是这样，据有关资料，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占我国总利用外资金额的近90%，而西部仅占3%多一些。这就加快了东部的发展，而西部资金、人才供给都相对缺乏，使西部对东部的经济差距又重新拉大。因此，任凭由市场调节资金和人才流向的局面发展下去，而没有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国家调节政策，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和人民生活差距将继续扩大而不会缩小。
当然，现在已不能完全采取5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些做法。不过，现时也没有哪个国家搞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信奉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除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以外，国家也运用“有形的手”来调节。
我们开发西部落后地区、改善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应该更多地利用国家调节手段。西欧开发落后地区所使用的国家调节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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