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困境，统计数据和经济现实告诉我们，以“利润极大化”为要素配置核心原则的经济体中，逐利资金势必以指数函数的态势积累，其代价势必是压缩消费资金，而它是利润的基础。两者间的失衡势必持续扩大，萎缩的消费资金能提供的利润，越来越难于喂饱高速膨胀的逐利资金，并导致宏观经济陷入困境。
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资本积累过程。其社会效应就是资本所有权集中在原来越少的人口手中，他们获取了几乎全部“财产性收入”，而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则逐渐演变为“无产阶级”，只能为前者打工，靠挣取“工资性收入”为生。他们的打工机会，取决于资本拥有者获取利润的机会，而这机会必然越来越渺茫。“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1：99”，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这种社会分化。
经济体应对困境的举措，逻辑上有四：
其一，超发货币，使资本拥有者可赢得账面利润，以维持系统的运转。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由来。凯恩斯将其视为短期应急之策，但资本积累过程导致的系统性失衡迫使宏观调控当局长期实施凯恩斯类型的财政、金融政策，于是货币与可交易财富的失衡只能持续扩大，其宿命就是滞胀。
其二，用投资带动有效需求。然而资本投资本质上是追逐未来的利润。在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当期利润都明显不足，遑论“未来的利润”？于是在未来，供需失衡只会更其加重，诚如张维迎指出的，这是个饮鸩止渴之策。
其三，靠海外市场消化过剩的产能，向海外投资消化过剩的逐利资金。历史上，这就是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原动力，人们看到的则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实证明，这熙熙攘攘中，军事、金融因素至关重要，拥有其优势者，可以半买半抢，迅速聚集财富，以缓和自己的内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积累技术与商业能力的优势。反之则只能接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为前者提供廉价劳力和原材料。于是人们在全球看到了“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分化，“核心区”的富庶、文雅、法制，正建立在“半边缘区”、“边缘区”的贫困、粗野、动乱的基础上。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其宿命就是被外来资本控制、肢解。
其四，用“虚拟经济”的笼子，将实体经济无法喂饱的逐利资金装起来，让其拥有者在其中玩对赌游戏，而实体经济则沦为游戏的“题材”。由于虚拟经济不产生真实的财富，这个游戏的可持续性，只能建立在“纸上富贵”之上。于是“虚拟经济”大大催化了货币超发过程。而“纸上富贵”只能是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由于“虚拟经济”的体量远超过实体经济，它的破灭势将震动整个世界。
由此，基于利润极大化机制的资本积累过程，势必将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引向死路。
几年前，在一次校友聚会时，我概要地谈了上述观点。一位作为正统经济学家的校友评价道：“你这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当时我很纳闷，我只是谈了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根本没有引证马克思，何以成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
当然，我年轻时读过马克思，包括资本论。坦率地说,没有读懂。现在回顾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学不是笔者的专业，业余浏览而已，没有动力去搞通那艰深晦涩的译文；其二，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笔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切身体会，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所以在80年代，对包括茅于轼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我信任他们恰如在数学领域信任高斯、欧拉、希尔伯特。
过去30年的切身经验给了笔者观察问题的视角；统计数据让笔者可以超越个别案例进行全局、动态观察；偏于数学的专业背景给了我分析思路和工具。这位校友的评价，提醒我回顾马克思。我发现，马克思与主流经济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分析视角。主流经济家的学理背景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模型”，它不涉及时间变量，隐含地假设当代主流经济体系永恒存在，而将它的发生、演化过程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马克思将经济系统视为动态系统，用各子系统间的关系来解释整个系统的演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本书对中国30年经验的梳理，在学理上只不过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居然预见了今天中国经济体系的宿命，要知道,那时引导我思路的“系统动力学”尚未诞生，也没有如今我能利用的统计数据。这让人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深刻与远见。
然而，生活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观察到更多、更广的现象，拥有比马克思时代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要直面现实，就不可能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历史经验已经显示出马克思理论的某些局限性。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并未在他预期的时空范围内发生。这令资本家的御用学者们喜形于色，宣称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全球经济危机使我们看到（包括西方学者们也承认），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深刻而符合事实。但马克思没能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另一个过程：传统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过程。它与资本积累过程相互交织、互为存在条件，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基因的“双螺旋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使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扩张已接近覆盖全球人口，可供扩张余地越来越小，其逻辑结论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走向自己的终点。
至于“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还是留给言必称亚当•斯密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吧。
有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书与其说是对经济理论的论述，不如说是对经济现实与统计数据的梳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视角，是因为主流经济理论既无法清晰解释经济现实，又无法客观评价、预见各类政策的作用。这迫使笔者直面现实，试图从事实而非理论中探寻真相。笔者的原专业是弹道分析，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动态系统，这引导笔者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观察现实的经济体系，结果将笔者引向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
基于对经济现实与统计数据的梳理，笔者形成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反观所谓“主流经济学”，这个形似“公理化体系”，由晦涩的术语和混乱的逻辑堆成的杂草丛，其症结一目了然。
主流学界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建立在所谓“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之上，这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1874年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的。瓦尔拉斯是边际效用学派奠基人之一。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用“稀缺性”解释价格，他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市场可以达到所谓“一般均衡”状态，这个状态下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每个消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从而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沿着这一思路，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数理经济学”。
上个世纪80年代，“数理经济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能看懂“数理经济学”的人寥寥无几。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机车专业毕业的茅于轼，用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极值的模型表述“一般均衡理论”，出版了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在中国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自此，“市场经济”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取得了如同“公理”般的地位，不容置疑。“公理”源自几何学，但很少有经济学家意识到：“公理”并非真理，只是构建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必须有的，不加证明、也不能证明的起点。
茅于轼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背后的数学模型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而这个数学模型不含时间变量，即隐含地假设“约束”与“目标函数”都是不变的，整个经济体系如同按某种方案设计的钟表，可以在不变的结构与环境下永远运行下去，然而，这却不符合事实。这个数学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我们的社会系统是个动态系统，用静态的模型不可能探讨动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
换而言之，当今主流经济学从其数学模型开始，就假设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万古长存，就排斥了研究这个经济体“成、住、坏、空”过程的可能性。于是，从一个远离现实的静态模型，导出了一大堆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所谓“普世价值”，其思维方式根源在此。茅于轼对此信心满满，他说：
“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
而本书梳理的统计数据与经济现实则证实，茅于轼所谓“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之虚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指的是“经世济民”，它首先关注社会的整体稳定，关注调整“四民”间的利益关系，关注统治阶级行为理性，关注开通社会纵向流动的渠道。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本末之争”是一个被持续关注的重要的话题。用今天经济学的术语，“本”相当于实体经济的生产一线，而“末”相当于流通、金融领域。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而工商业者则容易富家。注意到“金生而粟死”，“国好生金于竟（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富。”（见《商君书》）正是这种事实求实的认识，使地处边陲而落后的秦，战胜貌似富裕、先进的六国，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当今主流学界引导我们追逐“虚拟经济”，追逐美国纸币30年，直到201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认识到“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者寥寥无几，细数那些亿万富翁，有几个不是靠“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张之洞评价盛宣怀语）致富的？
其实，西方经济学的视野本来并不局限于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卢梭的眼里，“经济”是“为了公共的善而施行的智慧而正当的统治”，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世济民”；重商主义关注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配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李嘉图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罗雪尔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
以“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的中心，追求“资源利用效率”，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以至于有了“主流经济学”的称谓。在被称为科学的各学科中，除了经济学外，还没听说那个学科被标榜为“主流”。能与“主流”相关的似乎只有“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自己是“意识形态”，它自认为是科学。你看，它有类似于力学的逻辑结构、高深的数学模型，更为重要的，它研究的是资源、要素之类物与物的关系，犹如力学研究刚体、化学研究分子、物理学研究基本粒子。真是既客观又中立，完全不涉及研究者的利益与立场，这还不是科学什么是科学？
然而，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的背后，是资源拥有者的利益极大化。“1：99”证实了资源拥有权在人群中分布的高度集中。由此，我们看到“主流经济学”为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源拥有者服务的基本立场。
当今“主流经济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边际效用学派。这一流派将利润极大化视为先验的、不容置疑的价值准则（普世价值），研究有效实现利润极大化的方略。以至于长期被讥为“教人挣钱的学问”、“庸俗经济学”。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列举的“行动指南”中，第一位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这个“庸俗经济学”称霸中国学界达30年之久，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成为资产阶级御用文人达30年之久，奇哉怪也，可耻也夫、可悲也夫、可痛也夫、可危也夫！
自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写了《建国大纲》、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写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今我们的事实上走的道路是“融入”、“接轨”，力图和平地融入“主流文明”。当初主张这一道路的改革精英，其理论基础是“补课论”：试图跳过资本主义阶段是不现实的，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在“补课”论的引导下，中国走上了亚当•斯密的道路，依靠“比较优势”建立国家的竞争力。我们最显眼的“比较优势”莫过于几乎无限供给的低素质劳力。于是“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出口加工”、“招商引资”在二十多年里成了事实上的基本国策，导致2000年外贸依存度突破40%，引发学者的警惕，而在一片对依附型经济的警告声中，外贸依存度突飞猛进，到2006年居然达到了66.52%。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资源瓶颈、两极分化、社会安定纷纷发出警报。
30年的“补课”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有效地给国人补上了认识资本主义这一课。30年的统计数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实施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的长期后果是造成四大失衡：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失衡。维持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必须有马汉所说的“外部资源的支持。”即对海外市场与资源的依赖。注意，这“外部资源的支持”的本意，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互通有无”，而是利益的净流入。第三编第一章1.4节图3.79显示：2003年以后，出现了系统性、持续扩张的资本过剩。这意味着如果坚持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
其一是坚持亚当•斯密的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甘愿以“中美国”的身份，呆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在这样的格局中，广大劳动者成为西方列强“输血”的劳工，而资本家成为西方列强的包工头。前述的各种矛盾势必愈积愈烈，势必很快形成爆炸性的局面。对此，任何直面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无需赘述。
相当多的主流学者，向国人兜售“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它其实是蒙上“社会主义”纱布的亚当•斯密道路。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既要给资本提供利润，又要给公民提供保障。如果不是早期“海盗资本主义”将北欧诸国推上了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置，他们如何支撑这种经济体系？客观上，给公民提供保障与给资本提供利润相冲突，它直接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驱使资本家成为“国际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向更能提供利润的地区转移。
国人熟知的芬兰资本诺基亚，就将自己的利润基础放在国外。1985年，诺基亚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办事处，此后在中国建有六个研发机构和四个生产基地，办公机构遍布全中国。有资料显示其1988年净销售额的70%来自芬兰以外的国家（http://baike.baidu.com/view/1724.htm）。芬兰资本在13亿人口的国土上深耕，还控制着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池”，所需保障的“卧室”只有531万人（2008年），与之对比，同年仅北京市人口就达1695万人，为芬兰人口的3.2倍。这条道路对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现实吗？
可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市蜃楼。
其二是力图爬到国际产业链的高端（郎咸平就主张此路）。这其实是李斯特道路。当年德国开始选择工业化道路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作为超级大国自然拥有经济学理论上的霸权地位，这种地位自然服务于当时的英国利益。而当时的英国利益需要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以便在全球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
于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成了主流经济学。这个主流经济学力图构建一个完备的逻辑体系，使自己象力学那样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在当时正试图“崛起”的国家中，这一学说被视为先进国家发现的普世真理，成为引进、学习、消化、遵从的权威。
然而，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李斯特怀疑这一理论的真实性，他详细考察了意大利、汉萨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的经济史，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关注国家的财富生产力而不是财富本身，这是李斯特颠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关键，而这是建立在对经济史的考察之上，而非建立在一个“公理化体系”上（后来，李斯特的理论被称为“历史学派”，即源于此）。李斯特发现，向发达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落后国家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它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跌落下来，商品价格甚至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
于是李斯特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资本家发展工业生产能力。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列强在“崛起”的阶段都走过这条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必然导致与当时的列强正面冲突：靠压缩劳动者收入来积累工业发展的资本，结果国内购买力无法满足工业生产能力，国内资源无法保障生产力所需，只能向外扩张。
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结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为全民认同的共同目标，要求肃清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要求全国上下咬紧牙关、卧薪尝胆数十年。可见走这条道路对内需要以行政权力压制社会各群体对当前利益的追逐，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令行禁止的官僚体系，而这需要一大批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僚，以建设一个贤明而廉洁的政府，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国家认同的社会。当年的德国，体制外的纳粹党从解决底层失业者的生计入手，赢得了大多数选票，掌权后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日本的国家认同则建立在天皇家族“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基础上。
即便我们能走通这一条道路，提高层次后的生产力，它要求输出的将是飞机、巨轮、工作母机、工程机械、核心通信设备、计算机核心部件与系统软件、生物技术产品、军火等等。而今，我们出口裤子、袜子、衬衫之类东西，都让西方大国惕惕然。到那一天，他们能坐视“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孩子的饭碗”吗？到时，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显然，走这条道路对外则需建设一只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为此不惜勒紧裤。国防上，“边界安全”将被“安全边界”取代---商业利益涉及到哪里，国家的安全战略就必须覆盖到哪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其军事存在覆盖全球，盖因于此。“安全边界”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也存在于一切可能影响国家生存的社会经济功能领域----如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乃至思想安全，在这个意义上，麦当劳、奥斯卡都是美国的“安全工具”----使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价值”。
以今观之，中国的精英集团中存在能推动这条道路的现实力量吗？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势必建立一个不受制约的集权政府，它还必须明智而高效。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府中我们可以指望出现罗伯斯庇尔这样“不可腐蚀的人”，但决不可以指望集权政府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象罗伯斯庇尔那样清廉，而这是集权政府健康运行的起码条件。况且，腐败不仅可能出现于经济领域，在一个集权政府中，腐败往往首先出现于政治领域：昧着良心讲假话。当“假大空”肆虐时，这个政权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经济领域的腐败其实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非起因。当集权政府高度腐败时，它自身就成了消解国家认同的首要因素。
由此可见，主流文明的历史经验提供的两条道路，对中国而言均非出路，我们不得不跳出这个文明的“普世价值”，在更广的空间里观察、思考。
“主流文明”的核心动力是物欲。坦率的马汉从“主流文明”的视角将“爱财”视为一个民族重要的优点，认为这是它获得海权的必要前提，美国人就具备这种品质。阅读G7各国的历史，可知马汉所言不诬。中国人对此更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然而，这种特征要成为优点，需要一个必要前提：存在可供扩张的空间。一个欲壑难填的“文明”，必然会扩张到可能性空间的边缘，感受到空间的制约。于是它面对两种选择：或者在现有空间内相互厮杀、争夺；或者突破现有的边界，发现更大的空间。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是前者，所谓“地理大发现”是后者。前者导致整个欧洲生灵涂炭，后者导致印第安人、黑人沦入地狱三百年。
由此我们看到，亨廷顿讨论的“文明的冲突”之虚妄。历史与现实中的冲突，本质上不是源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而是源于“主流文明”的内在属性：贪欲指挥的强悍，或者用哈耶克喜欢的术语：财富控制的权势。
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如果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利润，而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生产过剩。对外贸易的目的将仅限于互通有无和短期调节，海外市场将不再是经济体系能否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思潮泛滥的今天，这很容易被视为封闭的保守思想。而当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后，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元看待，原本是单个国家的困境已发展为全球的困境。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正在将全球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群手中，亨廷顿将这群人视为一种“文化”，名之曰“达沃斯文化”。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正是“达沃斯文化”的成功,导致了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导致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所有的大资本都不得不为争夺市场而剑拔弩张；导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然而，人类并没有另一个地球可供殖民，可供我们去开发“外部”市场。
于是，今天摆在各国面前的困境其实已经在预示一个全球共同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大资本冀望于技术突破，冀望于“虚拟经济”。但技术手段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虚拟经济”不过是富人集团内部的赌博。日益严峻的经济现实早晚会迫使人们摆脱鸵鸟政策，正视问题的根源。
“主流文明”只有“发展”、“进化”、“进步”的理念，用系统动力学的术语说，它只懂得追求正反馈和指数增长。当年严复曾注意到：
“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论事变之亟》）
为何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明代以前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很少，可以近似地认为中华传统社会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一方是指数增长的人口和无限膨胀的欲望，一方是有限的空间与资源，这尖锐的矛盾导致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留下了惨烈的历史纪录，数千年的集体生存经验凝聚出的集体领悟包含：内省、克制欲望、整体重于个体、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重于眼前利益，并将这种领悟渗透到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社会结构和学术理论中。
而发源于西方的“主流文明”靠炮舰政策突破了有限空间的制约，使自己“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扩张是“主流文明”得以生存的前提。其代价则是其他民族的衰败乃至灭亡。“主流文明”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理论将其合理化、正义化。强权即真理，于是强盗和鸦片贩子成了“文明人”，他们的受害者则成了“野蛮人”。
而今，“主流文明”的扩张遇到了不可能逾越的制约。今天GoogleEarth将整个地球都摆到了您的桌面上，又能上哪里去搞“地理大发现”？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地球这个人类寄居的“宇宙飞船”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全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封闭而无法扩张的世界。
在“文明的冲突”理论指导下，强悍的美国人已经搞得这个地球“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主流文明”只能将人类引向死路。事实上，现在全人类面临着“文明的选择”，我们是否有能力选择一个在封闭空间内得以长期生存的文明，换而言之，用生态学的术语说，人类能否从“演替群落”向“顶级群落”过渡？
面对强悍的“主流文明”，中国面临两难的选择。
其一是继续“接轨”，那激烈的冲突势不可免，而地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突？最危险的是，对“接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只须按教科书上的标准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乖学生，而看不清先生与学生的相对位置，意识不到先生的真实利益与愿望，意识不到被当作几何公理灌输的主流理论不过是先生卖的迷魂汤，事实上没有哪一位先生是依此而坐到太师椅上的。
其二是追求和谐共生，向“顶级群落”过渡。那途径何在？笔者不才，尚未看到相关的严谨学术研究。
数千年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居安思危才有可能“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想明白自己的事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孙子曰：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计篇》)
中华民族站在两个时代之交，道路选择既决定了民族的未来，也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此刻“庙算”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请问，中国主流学界的“庙算”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你们从什么视角观察国家安危？
既然主流文明是个动态过程，就恰如一辆车，有已上车者、正在向车上挤者、和在下推车者。中国正在从推车者变为向车上挤者。独特的是中国巨大的块头。当中国在下推车时，2.3亿农民工为美、日、欧带来了滚滚财源，这一方面让他们欣慰，一方面又让他们瞧不起，你见过哪个富豪会尊重三餐难继、衣衫褴褛的穷鬼？然而，当中国这个大块头就要挤上车时，他们顿时变得恐惧起来---你个推车的穷鬼都要爬上来，莫非叫我们下去推车？况且，你的个头如此之大，他们的恐惧自然会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正是这样氛围，刺激海外华人林良多的友人，写下了《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一诗: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
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
当我们闭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
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
当我们风雨飘摇时，你们铁蹄入侵要求机会均等；
当我们整合破碎山河时，你们却叫嚣“给西藏自由”。
当我们推行马列救国时，你们痛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
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你们又嫉妒我们有了资本。
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
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
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
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
当我们发展工业时，你们说我们是污染源；
当我们把产品卖给你们时，你们又说造成地球变暖。
当我们购买石油时，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灭绝种族；
当你们为石油开战时，却说自己解救生灵。
当我们动乱无序时，你们说我们没有法治；
当我们依法平暴时，你们又说我们违反人权。
当我们保持沉默时，你们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
当我们敢于发声时，又被说成是洗过脑的暴民。
(见新华网2011年0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1/12/c_12971602.htm)
这首诗既道出了中国的困境，也道出了主流文明的困境---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让多数人体面生存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为极少数人的“幸福”奠基的，是多数人的被剥夺状态。
追逐幸福是天赋人权，而幸福的基础是货币，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有多少钱才够幸福？美国水平就是当今的主流标准。----30年来，这一切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今连奥巴马也宣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追逐了30年，我们追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对这样的世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然不满；占人口极少数，当却聚敛了巨量财富的富人，则心怀忧惧。2010年07月19日羊城晚报一则报道的标题是«珠三角现富人移民潮 去年我国外流移民资金百亿»，就是这种忧惧的表现。
我们需要追逐一个怎样的状态？理想的自然是“均富”。当初播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种子，期望收获“先富帮后富”的果实，而实际收获的却是“富人移民潮”。这迫使人们深思“均富”可能吗？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看，至少在主流文明中，“均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均富”不可能，两极分化又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逻辑上剩下的可供讨论的状态就只有“均贫”了。
“均贫”曾是当今主流文明卫道士们攻击传统文明的重要口实。欧、美虽然没有实现“均富”，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整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化”，因而即使其无产阶级，也在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下，比我们的百姓生活优越。当年的主流媒体据此与我们的“均贫”对比，向国人兜售主流文明的优越性。
“均贫”被打入另册30年后，中国终于有望挤上主流文明的列车，甚至有望取代美国，开创“中国世纪”了，我们却发现，让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也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实现英、美或北欧那样的“均富”根本不可能。于是当初用主流文明引诱我们的“文明国家”们，一转眼露出了狰狞的面孔。
如果所谓“中国世纪”能成为现实，它绝不可能是当今“美国世纪”的升级版，绝不可能基于当今主流文明这个“操作系统”。事实上，“美国世纪”已经将当今主流文明的功能发挥到极限。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看，“9.11”以来，日渐失控的社会冲突证明，主流文明已经制造出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关系看，500年来主流文明已经将大自然上亿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并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全球系统的学者们，已经大声警告多年：“西方文明是个错误”，他们预言地球系统正在跨过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走向大突破、大转变、大跃迁阶段，整个人类势将进入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全在我们如何选择：要么进化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要么灭绝。
至此，“均富”梦彻底破灭，最早梦醒的可能是海外归来的南怀瑾先生。2004年他在一次讲座中说：
“共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全国中山装，男女穿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仅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哪个时候，有位同学从大陆回到香港跟我讲：‘我佩服了共产党﹗我当场和他们讲，有三点不得了: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医药方面，医疗挂号只要两毛钱，任何人吃药，中药西药合起来只有十几块钱，没有医生要红包的。这三样，我真佩服了﹗’我说，有道理。”（《南怀瑾讲演录》）
就笔者有限阅读所知，如此正面评价“均贫”的当代学者，南怀瑾似乎是第一人。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明中，这却是主流思想：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回顾文明史，中华传统文明始终面对一个艰难的课题：如何在严酷的资源制约下，维持种族的存续？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都与此相关。而现代主流文明,以扩张和奴役它族为原动力，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主流文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我们先辈曾认真对待的问题，以远为严酷的态势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全世界面前,我们该如何思考？既然在主流文明的藩篱内没有出路，那就只好----
“让思想冲破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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