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相关改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国家治理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国家治理体系早已存在且不断发展完善，其成效受到国家制度及制度执行力的影响较大。在各国相互竞争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重要参数，一些地区组织、国际机构也极力促进各国提高治理能力。历史上，发达国家制度建设大多先于民主化，但长期的政治博弈也促进了制度的完善，治理体系总体呈现稳定、渐变的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民主化大多一步到位，或民主化早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构建，其治理转型不到位、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情况较为突出，政权的非正常更替还经常导致秩序混乱和治理失灵。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因治理水平较低，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贪污腐败猖獗、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然而，随着不少发展中国家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均衡包容发展，其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治理能力的建设也获得了新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治理弊端凸显、民生困苦，也促使国际社会对政府组织形式与国家治理的认知更加客观、理性。
当前，多数国家均不同程度面临国家治理问题，变革呼声高起，在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尤为突出，如系列“占领运动”提出改变社会不公的要求，西班牙“5‧15”社会风潮还要求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在此背景下，不少国家执政当局有意听取民意，适当加大改革力度，但是在经济社会困难时期推行相关改革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朝野力量都着力抢抓治理规则的制定，直接影响到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治理能力建设。部分国家政权“摇摆”、制度不稳，不同政治力量往往利用优势地位，设计于己有利的治理体系，进而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多变性、反复性特点。二是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利益相左，围绕国家治理的博弈激化。掌握国家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为政权稳定，须顾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突出改革的渐进性和平稳性，但这往往与社会大众的激进变革要求不相一致，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三是执政党谋划国家长远发展与响应民众短期利益要求的矛盾突出，影响了国家治理的平衡性、科学性。在多党选举制国家，执政党既要考虑国家长远发展，制定、实施结构性改革，也要考虑民众的现实需求，取悦多数选民，否则将面临选举失利、改革失败的结局。四是内部治理改革容易遭到外部势力干预，出现偏差。一些国家内部主流政治力量谋求治理改革，但经常会受到地区内外大国的干预，不仅治理改革方向被扭曲，而且治理进程、节奏都受到影响。
重视引入社会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联动、交织的过程，需要引入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参与其中，凝聚各方力量，扩大共识。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的治理意识越来越强，对国家治理影响日益增多。
针对上述情况，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注意妥善处理政党关系，促进政治共识和集体治理。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上台后与主要反对党签署合作协议，加强对话，就国家发展改革达成共识，为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消除障碍﹔哈萨克斯坦斯坦官方规定议会必须由两个以上政党参加，以改变“一党唱戏”、社情民意流通不畅等问题，就国家建设凝聚更多政治共识。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注意吸纳社会大众参与决策过程，促进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更好反映社会要求。如厄瓜多尔左翼政府大力发展参与制民主，促进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目前共有38个政府部门参与这一进程，这些部门分别设立圆桌会议和行业委员会，与民众共同协商制定社会政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提出要在各层面加强同民众的沟通，在决策前更积极地搜集民意，并推出“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等沟通平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公民个人只要争取到一定数量的民众联署就可以向议会提交议案，或者授权社会组织可直接向议会提交议案。
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既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增加了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促进法律规范的完善以及权力运行的规范，国家治理更趋民意性、科学性。如印度民间反腐力量经过长期斗争，推动议会通过了争议46年的《公民监察法案》，批准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反腐监察机构，监察包括总理在内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所属社团，扩大公民对政府的监察权利，还明确腐败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时限。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为加强腐败预防体系建设，要求在推荐党的候选人出任政府公职时，推荐人要切实负起责任并在党的层面建立自查和过滤机制。此外，问责制度的深化也给执政当局带来重大挑战，能否敏锐把握民意要求的变化，及时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直接关系其政治竞争力。埃及、突尼斯等西亚北非部分国家前执政当局顽固僵化，忽视社会民意要求，对问责呼声漠然处之，以致快速垮台，其教训十分深刻。
国家治理体系对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关系的认知更加深化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这几个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协调互动的特点十分突出。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多推崇自由放任主义，在危机爆发后则加强政府干预以遏制市场无序性，但随着危机的深化特别是政府干预能力的削弱，不少国家又改变立场，加大了对市场的重视，强调通过激发企业和个人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则大体呈现两种情况：一是走发展型国家道路，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依靠良好的政商关系以及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推进发展﹔二是推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忽视政府作用，导致危机频发，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停滞。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过渡较为平稳的国家大都选择寻求均衡型发展、包容性增长，坚持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并举﹔注意深化机构改革，提高执政效率，以促进基层、地方和国家不同层次治理的协调发展﹔强化对社会的引导和支持，扩大政府采购范围，以更好发挥社会作用。
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利益纠葛、错位、踩脚等问题影响到相互关系的均衡发展。其一，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可以更大程度影响政府、社会。如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因增税导致资本外逃，因而在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时，在用工、税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很多妥协。其二，随着政治碎片化的发展以及联合政府的普遍化，政府治理能力日益弱化，这直接导致一些国家政府倾向撂挑子，把更多社会责任抛向市场、社会。其三，民间社会对政府政党的双刃剑作用日益突出，促使政府政党采取更加复杂多元立场，不仅要注意用好民间社会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民间社会的非理性冲动危及自身处境。
政党恶斗、三权踩脚弱化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离不开政治运行主要行为体——政党的参与，但是政党作为有一定信仰、宗旨和目标的组织，有其自身利益要求，其与国家、社会大众的利益如果一致，则可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可能走向反面。
近年来，一些国家治理问题突出，广大民众对传统政党失望增多，求新求变意识增强，使得印度尼西亚、印度、意大利等国一些新兴政党、政治新人受到追捧。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主流政党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重选举、轻治理，在野党围绕政治得失持续斗争，而无视国家发展、民生问题，使得执政党和政府根本无力履责﹔二是三权出于不同利益考虑，相互掐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特别是立法或司法机构在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对政府干预增多，导致政府四面受困，应对内外挑战、加强治理的难度增大﹔三是主流政党理论主张趋同使得政党轮替对治理的积极效应弱化，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左翼社会党还是右翼保守党上台，政策几乎都一样，使得选民无从选择。
面对民主异化、政党对国家议程的劫持以及政府执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少国家着力推进制度性改革，以提升治理执行力。一些国家对立法机构进行改革，削减议员数量，乃至裁撤不必要的议院，如爱尔兰谋求裁撤参议院。一些国家对选举法、选举制度进行改革，限制参选人员的资格，确保品行不端之人难以进入议会。有的国家对利益集团的游说机制进行改革，防止强势利益集团过多干预政治，损害下层社会利益。少数国家推出权力分享机制，使得大选获胜一方无法独占全部资源，失败一方可以获得一些制度性照顾。还有一些国家扩大直接民主，围绕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从而避免政治纷争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从上述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表现来看，其改革尽管声势浩大，但由于尚未切中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问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不够，难以在短期内切实改进治理状况。
以党建助推国家治理成为多数执政党共同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能力。纵观全球各国治理表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治理有序的国家无不是由强有力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领导的，它们通过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满足了社会期待。其一，善于抓住当前国家面临的核心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妥善解决民意关切，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如2013年德国联盟党之所以能打破西方大国执政党“逢选必败”的怪圈，蝉联议会选举，关键在于其保增长、促就业、谋长远的思路切中实际，有效化解了各种挑战。其二，加强内部团结并突出内外联动，形成广泛合力。不少政党注意通过内部互动促进决策的共识性，提升内部团结。还有一些政党注意利用青年、妇女等外围组织，乃至引导那些理念相似或主张相近的社会组织，扩大宣传和动员，将更多社会力量团结在自身周围。其三，倡导共同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争取治理理念的社会认同。如英国保守党提出，面对别国的发展模式，英国无需临渊羡鱼，只要重新弘扬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独立自主、善于创造、乐观至上、重在实干的英国精神，最终可以渡过难关。其四，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争取大众理解和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上次大选认识到民众对该党高高在上、不注意倾听群众的不满，及时调整政策，积极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反映群众要求。
同样，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政党自身建设问题百出，对国家治理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引发恶性政治后果。其一，政策极端化或中庸化，应对实际问题能力不足。不少国家执政党思想理论创新不足，一味追随短期民意，政策民粹化倾向突出，难以担当领导国家、引领社会的重任。还有一些国家执政党无视自身特色，片面强调兼收并蓄，走中间化道路，以致丧失个性和色彩。其二，动员组织能力弱化。一些国家政党满足于一时的选举得失以及领导人的利益算计，对内不注意凝聚共识和团结，对外则过于强调利益分歧和斗争，导致党内离心离德、党外日益孤立。其三，忽视友爱、平等、正义等传统价值观，遭到惩罚。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片面推崇市场原则，将市场因素渗透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引发社会反感和敌视，丧失道德制高点。其四，腐败堕落、脱离群众，被群众抛弃。一些政党领导人长期执政，专权独裁，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对群众呼声不闻不问，成为党的最大负资产，恶化了党的内外形象，使得党在社会风潮面前不堪一击。
(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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