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燕京学堂的事，我是一个局外人，今年七月份网络和报刊上，北大办燕京学堂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才引起我的注意，这件事成为各个大学和社会媒体关注的焦点了。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许它关系到我们大学教育的方向问题。北大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不仅仅是北大的事，常常会变成牵涉到整个社会全局的大问题。所以北大的重大事件，始终受到党中央的关注。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同志又去北京大学考察，并与青年师生对话。他在讲话的开头，便讲了他到中央工作以后，这已是第五次来北大了，亦可见北大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在讲话中首先提出了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二个旗手，陈独秀与胡适，都出在北大，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与北大有缘，而北京大学的事，又往往与上海有缘。新青年那个刊物是在上海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召开的，是那时的上海大学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北京与上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这次燕京学堂的事，与北京大学如何办学有关，把北大这件事的争论在报刊上公之于众则是上海。那是今年5月25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了北大外文系教授高峰枫写的《谁的燕京学堂》，到了7月间，《东方早报》又发表了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写的《燕京学堂，首先该讨论“是否该办”》的文章，这是他所作《关于我参加7月9日“北京大学堂专题咨询沟通会”的情况说明》，这是把北大学校当局在如何办“燕京学堂”这件事的种种分歧完全公之于众了。故这件事的盖子是在上海真正揭开的。其实“文革”这场运动也是上海与北京之间的互动，然而它真正成为全国性群众运动的起点，还是北大聂元梓等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于历史的原因，北大发生的许多重大争论总是会引起全国人民关注，这次关于燕京学堂的争论也是如此。除了报刊上的文章之外，在网上流传的文章，值得注意的还有甘阳和刘小枫发表于澎湃新闻网的《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他们是北大的校友，甘阳现任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刘小枫是中国人大文学院教授。潘维写的《屌丝们的胜利》，老田写的《从张维迎升官图看北大的殖民化办学方向》，这许多文章都是一面倒地批评北大当局在办燕京学堂这件事的办学方向，至于北大当局的主张，只在7月9日上午召开的“关于燕京学堂的沟通协调会”的发言中约略可以窥见一二，学校当局所以办燕京学堂的由衷并没有真正充分地公开自己的主张，总有一种由于理亏而躲躲闪闪不敢敞开见人的感觉。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当事人，是一个旁观者，要评判它的是非，总应先客观地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实事求是作出客观判断。
燕京学堂的来龙去脉
我先把从网上搜索到与事态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事项，按时间次序排列于下，目的是便于大家了解它经过的基本状况。
2013年3月23日，王恩哥任北大校长。
2013年4月22日，苏世民项目在京启动，习近平与奥巴马分别致贺电。
苏世民是美国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这个项目是苏世民投资一亿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奖学金，每年资助2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主要为美国的学生，出资建教学楼。2013年开工，2015年完成，第一期招生100名，以后逐步扩招至200人。其中从中国大陆招20%，从美国招45%，其他地区占35%。根据项目开设课程，教师是全球公开招聘10名国际知名学者，或顶级业界专家作讲席教授。
2013年4月24日，苏世民称，想要打造第二个果德会项目。
2013年10月25日，苏世民书院奠基。
2013年10月31日，北大提出静园的修建计划。
2014年3月27日，北大人事部发布燕京学堂招聘启事。
2014年4月22日，美国总统夫人在参观北大时，为燕京学堂留言。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考察，并讲话。
2014年5月5日，燕京学堂正式启动。
2014年7月9日，北大校方召开关于燕京学堂咨询沟通会。
还有一些未能确定具体时间，但亦发生在今年初北大当局的言论与事项，大体也能窥探到燕京学堂故事的一些背景。
在7月9日的咨询沟通会上，当有人询问办学的资金问题时，常务副校长刘伟说：“我们先有这个故事，给社会讲。大概讲到今年春节，有企业家捐款。”那就是说在2014年春节以前，去年的10月间，便已开始对外宣传筹建燕京学堂的项目设想，然后针对这个项目募集资金。哲学系的学生问募集了多少资金，刘副校长回答：香港人捐资一亿五千万用于基建，另有数位匿名捐赠人慷慨解囊，捐资十亿，其中两亿用于医学部，另有八亿用于学堂。
学生继续问，捐款将如何监管?
答：主要由基金会打理，学校方面也有严格的财务纪律予以保证。
那么这个故事去年便开始讲了，所以到春节便有了捐款，那么这故事又如何讲的呢?这在5月25日，上海《东方早报》上发表的高峰枫的《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中透露了一点消息。他告诉我们，北大燕京学堂的英文官网，标明目标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而中文标榜的是“高端学术研究”，这两者有明显的差异。英文官网更加明确的解释是“为未来的世界领导者提供精英式的中国体验”。
那么这个燕京学堂，如何提供给未来世界领导者精英式的中国体验呢?具体地讲便是通过“中国学”的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管理这六个方向的概论课，每个学生一年内要选四门概论课，这些课程要用全英文教学，计划在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入学，名额一百人，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大陆学生，所有人都获得全额奖学金，教师的配置从北大现有教师联合聘任三十人，国内外招聘杰出学者二十人，国际顶尖访问教授二十人。
燕京学堂的地点设在静园及六院，静园位于北大图书馆西侧，是一个大草坪，周围是六个中式院落。这六院原来是北大中文、历史、哲学诸系及其他文科研究机构的场所，去年年底开始把六院腾出来，准备装修改造以后作为燕京学堂的学生宿舍，而静园的草坪在地下建教室，这就是这个项目的大概轮廓。从去年年底以前开始对外宣传说筹建燕京学堂的故事时，大体都有了，否则哪来这么多捐赠呢?虽然是对外而讲的故事，目的是筹款，但校内外师生也有所风闻了，所以质疑声不断。
不必沿着哈佛的路去追赶
为什么北大当局会设计这样一个项目呢?也许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刺激。清华与北大两校历来是竞争的关系，去年清华苏世民项目的启动，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项目启动时，收到习近平总书记与奥巴马的贺信，使他们感到这个方向没有问题，北大校长王恩哥新官上任，总要有所作为吧!于是与苏世民书院的大楼奠基几乎同时，北大提出修建静园的计划。再说燕京学堂之中国学这个项目的设计，也几乎是照搬苏世民奖学金这个项目。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大讲话的中心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讲了中央作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所以在5月5日就正式宣布启动燕京学堂的设想。也许北大当局误解了习近平同志讲话的精神了，当燕京学堂有关中国学这个项目的设想不断受到北大师生质疑时，甘阳和刘小枫的文章中讲到，北大办燕京学堂是被隔壁苏世民项目逼出来的，人家是一年制，北大也是一年学制，人家六个领域，北大也是六个领域。北大的主事人在各场合反复讲同一个故事作为北大办英文学堂的最大理由：“去年秋天哈佛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时讲话，我们听后特别有感触，她说，欢迎同学们，你们来自全世界110个国家，哈佛这一届有多少学生呢?1600多人，却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国际地域背景。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这个雄心要有。”这不是把赶上哈佛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了吗?至于怎样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同志是这样说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苏世民项目是美国的设计，我们北大怎么能亦步亦趋地去形式主义地模仿呢?要办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哈佛，而北大当局为什么老是要去沿着哈佛的道路去追赶呢?我还是好心地认为北大当局确实出于好心，真心诚意地要把北大办成中国世界一流的大学，缺少的便是中国特色这个主心骨。难怪校内外的北大人要群起而责难北大当局了。
再说，燕京学堂要用英文来讲中国学这六个专题的概论吗?可行吗?恐怕北大当局没有仔细想过，这六个概论性专题，涉及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当代的政治经济，都能用英语来讲课吗?谁有这方面的能力?就以中国学中哲学与宗教这门课的概论来说，谁能用英文来讲呢?不说别的，先秦的诸子，总应该讲吧，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讲的六家要旨，谁能用英语把其中的道理讲透讲深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这样水平的老师，洋人中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讲中国的宗教与哲学，总得讲一下《周易》吧，谁能用英语把《易》的道理讲深讲透?迄今未见其人。中国人用汉语和中文说清它，能让人在整体上掌握《易》经也不容易，请洋人来讲，恐怕更难讲清楚。至于请海外华人来讲，固然还有几个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但要他们完全用英文来表达也难。这类做法，一定要办，只能是骗人的把戏。至于“历史与考古”作为概论课，要用英文讲也很难，如果讲中国的考古，总要讲一点金文与甲骨文，过去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早期是王国维与郭沫若，后期是胡厚宣，我听过胡厚宣的课，他已经去世，他的学生裘锡圭也已年老，健康情况也不允许他上讲堂了，有谁能用英文讲中国的古文字学、讲六书呢?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一般地说，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选。再说“语言、文学与文化”，这三者有不同的对象，如何把它捏合在一起，而且这三方面都有地域性，这三门人文科学的设置都要用英语来讲，由什么人来讲，有没有考虑过潜在的教师人选?至于“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是属于社会科学，而“公共政策”则属于应用科学，把这六门概论课合在一起，有一点不伦不类，至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法律、制度，都缺乏系统的专门著作，作为概论性的课程，缺少基本的研究成果作依托。中国学这六个概论性的课程设置，大概也许只是北大当局想当然的设置，要聘五十名教师，再加上二十人国际顶级访问教授，那么这六门概论课岂不都成了请人来作专题讲座了，那又怎么保证这些课程都有严密的系统性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呢?故整个一年制的课程设置，而且是用英文讲授的课程设置，作为宣传广告用语，借以打动人捐款，未为不可，至于具体付诸实施，恐怕就成了想当然的空中楼阁了。
燕京大学往事
至于燕京学堂设置在静园的六院，也许北大能够动用的土地资源就是这个地段了，而且它是过去燕京大学的旧址，有一亿五千万元作为基建经费，那就可以在六院内部做装修，在草坪地下修教室了。这土木营建可是一项肥差啊!大学的腐败，这些年基建占了大头，就是没有考虑如何保护好这块净土。去年11月4日，我有幸在何崇吉与婆罗星他们的陪同下去了一次北大，走过静园，也在六院门前坐下休息，还去了未名湖，在那里留影纪念，北大保留到今天的老建筑就那块宝地了。我们中午在艺园吃的午饭，下午在咖啡厅聊天，对面正是谭其骧当年编《禹贡》杂志的旧址，在咖啡厅我与北京的朋友神聊了半天。
那个地方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燕京大学是1919年创办的私立教会大学，是美国长老会支持的，1926年迁到现在的燕园。我还记得我的二个老师，陈守实出身于清华研究院，他的导师是梁启超和陈寅恪。谭其骧出身于燕京大学的研究院，他的导师是顾颉刚。之前谭其骧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的历史社会系，读了二年便提前于1930年夏天毕业了，他的老师陈憬将谭其骧推荐给燕京大学研究院，很快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时研究生的招生用不到考试，只审查在大学的成绩单和导师的推荐信。谭先生在1930年9月便乘火车北上北平，进了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他的导师是顾颉刚，开的课程是“中国上古史研究”，听课的有二十余人，包括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和历史系与中文系的学生。那时燕京大学研究生的期限是二年，也可以延长到三年或四年，但规定学生只要修满18个学分，就能写毕业论文了。燕大历史系与研究院的课程是打通的，互相都可以选学分，故谭先生花了一年时间便修满了18个学分，第二年开始写毕业论文，他在1931年9月仍然去听顾颉刚新开的“《尚书》研究”，那时顾颉刚讲授《尚书》是一篇一篇教的。此外谭其骧还听了邓之诚中国通史的课，他是文史兼通，在课堂上经常批评胡适，说：“城里头那个胡适，老是胡说。”故谭先生对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很熟，邓之诚与谭其骧师生情谊甚深。说老实话，邓之诚那本《中华二千年史》可是我读中国古代史的入门书，在思想改造运动时，我便听谭先生指摘周谷老的《中国通史》抄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其实讲中国历史，哪有不抄书的道理，资料大都离不开二十四史嘛。在研究生期间，他听过陈垣的课、张星烺的课。谭先生在燕京的第二年开始写毕业论文，他的论文题目仍然是继续在上海由暨南大学教授潘光旦指导的《中国移民史要》的工作。在1931年底谭其骧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湖南篇》，在学期结束时，他通过了答辩，1932年6月，此文便刊载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年报》上，1933年，他进一步修改此文，发表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方志月刊》上，论文的题目为《湖南人由来考》。谭其骧虽然提前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但毕业的时间需满两年，所以直到1932年暑期前才通知谭其骧去领取学位证书。根据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协定，凡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可同时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当时谭其骧根本没有当一回事，没有去领取哈佛大学这张硕士学位证书。可见那时哈佛的学位，在中国学子心目中并没有那么神圣，现在可不同了，在一些公知心目中哈佛变成圣地了。1932年初，谭其骧便被国立北平图书馆录用为馆员，负责汇编方志的目录，月薪是60元。北平图书馆坐落在北海公园西南，环境优美，同时他又被邓之诚推荐到辅仁大学去代课，讲中国地理沿革史。那时谭先生只有二十一岁，一学期课程结束，他被续聘，上了三个班。谭其骧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还结识了那时燕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周一良，在1933年邓之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谭其骧在燕京大学上中国地理沿革史，那时在燕京听他课的学生有侯仁之、张家驹，后来他们都是顾颉刚的研究生。这一门课要有五个学生选修才能成立，为此顾颉刚还动员高年级学生杨向奎选这门课。此外谭先生还在辅仁大学代过邓之诚上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从1934年起，谭先生还协助顾颉刚创办学会和主编《禹贡》半月刊，在辅仁大学上课时，周一良也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谭让周听自己的课，并帮助谭收集学生对谭讲课的意见和反映，一起改进课堂教学。这样一来，周一良岂不成了谭其骧的课代表了嘛?
我花那么多篇幅讲谭其骧在燕京国学研究院的经历，说明在北大燕京学堂办一个国学班的硕士研究生班，不是不可以办，而是如何实事求是一点，不要把办一个研究生班说得那么玄，其实只要有好的老师，好的学生，学制也灵活一些，二年、三年或一年皆可，修满学分，毕业论文答辩完就行了。培养的对象不是什么未来世界领导者的精英团队，而应该是第一流的学者群体。当然，并不排斥其中出一个二个领导世界的精英，也可以招揽一些当代各国的领袖的子女到中国的燕京学堂读二年研究生，不过得先读一年汉语才行。
当年燕京国学研究院与谭其骧一起相处的师生，还有如侯仁之、周一良、张家驹、杨向奎等，都是后来国内史学方面第一流的学者。谭其骧自己便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大家公认的。谭其骧与其师友的关系，我也曾与他们一起相处过，1959年3月3日，我曾随谭其骧去北京参加由郭沫若主编《中国通史》提纲讨论会，前后历时十三天，于3月16日才回到上海。在我印象中，这次会议的小组会是在历史所开的，住宿和吃饭是在前门饭店。《中国通史》提纲是分段讨论，上古史是尹达负责的，中古部分是侯外庐负责，近代部分是刘大年负责，现代部分是田家英负责，我参加侯外庐小组的讨论。谭先生在北京各方面的应酬很多，大会讨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都参加了，有一次会议陈垣也来了，还有合影。陈垣是一个白胡子的胖胖的老人，大家都很尊敬地围着他。那次会议周一良也来参加了，那时他还年轻，中午休息时他与我住在同一房间。那时供应还比较紧张，前门饭店有烟和日用品的特供，饭后休息时，大家都在卖品部买东西和闲聊。那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在，吴冷西、苏绍智在那里都见了面，那时我还年轻，接触那些老前辈，大家都还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会议期间的休息日，谭先生还带我去参观了静园和六院，对他而言这是故地重游，也讲了一点早年他在那儿生活的故事。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一批专家学者，是在燕京大学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还记得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我与谭其骧一起去北京参加大会，我住了一个大房间，谭其骧还约了顾颉刚一起来我住处聊天，我则是作为晚辈在那儿倾听他们师生神聊昔日的往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复旦本来请顾颉刚来任教的，因为他书多，住房没能满足他的要求，故去了北京。毛主席交代吴晗标点《资治通鉴》，是顾颉刚先生主持负责的，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也是他负责的。“文革”中恢复二十四史标点工作，分给上海的部分，中华书局让我接手负责，具体是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历史系教师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离不开顾颉刚、谭其骧他们啊，我既是他们的后辈，也是他们为人为学的见证人。如今我自己也已老朽了，回忆当年往事，不胜感慨。
燕京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燕京大学确实是美国长老会支持的一所教会大学，司徒雷登曾长期支持这所大学，他还是美国最后一任驻华的大使。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讲了“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指的就是燕京大学)，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长期生活在中国，说他是在中国的美国人，长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对中国有几分感情当也不完全是假的。然而他毕竟是美国人，他为美国的长老会主持燕京大学，他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当然要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情节值得注意，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广州，苏联大使罗申科也撤退到广州，而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不走，他希望能与中共建立某种联系。为此黄华还代表中共去美国驻华使馆会见了司徒雷登，最终他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国务卿艾奇逊召唤下回美国去了。他在美国并没有因在中国的工作而得志，反而是默默无闻一直到去世。在美国，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反华的言论。所以对司徒雷登这样的历史人物，对他的个人品格和职务行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我们不能否认他与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还是有他真挚的一面，否则他便无法在中国建立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我们也无法理解后来为什么在北大还要建立纪念他的墓碑。不忘故旧，这可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的执政当局要有所区别，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毛主席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有那特殊的时代背景，矛头还是对着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对着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1952年院系调整时，位于沙滩等地的北京大学迁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址，燕京大学被撤销以后，其文理科的教师和学生被调入了新成立的北大。高峰枫在文章中引用北大的一位校史专家说过“北大有义务维护燕京大学的建筑，却没有义务延续燕京大学的精神”，并称此语“真可谓一语中的”。这话说的稍稍过了一点，缺少分析的态度，要知道真正燕大的精神，并不都是基督教的精神，还有在燕大生活和从事教育的广大中国的师生，真正在教育第一线执教的是中国的学者，在那儿认真求学的是中国的优秀青年。他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才正是燕大精神最宝贵的一部分。我用这么多文字叙述谭其骧在燕大国学研究院学习和在燕大历史系执教的过程，便是为了说明即使在教会学校中国学子还是有自己主心骨的啊!我自己中学便是在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中学清心中学度过的，那里也有外籍教师，在中学时英语固然是外籍教师讲课，理化课也用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便是我们地下党最活跃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便是在那样的环境参加地下党的啊!对教会学校，如燕大的精神要具体分析，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北大五四讲话中不是也说了“我们要认真吸取世界上先进的治学经验”，燕京大学为我们造就了那么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群体，那么它多少还有一点办学和治学的经验，如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你可以从基督《圣经》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去解释它，也可以用世俗的眼光摆脱宗教的经典去阐释它。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从《圣经》中去找这几句校训的出处，并以此来阐释它的意义，大多数人是从世俗眼光来理解这九个字三句话的校训。更重要是看它实际办学的情况和效果来分析它的得与失。当然，北大从2003年聘任制改革到这次燕京学堂中国学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所贯穿的把北大彻底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借此与国际接轨，与新加坡大学、香港大学竞争亚洲第一，实现与哈佛并驾齐驱的目标，我对此是反感的。这不是我们的方向，最根本的一条是它脱离了北大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背离了习近平同志五四讲话中提出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的精神。要知道，毛泽东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道路相结合，邓小平改革开放所以能取得成绩，也是因为它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照中国的状况应用西方的经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更不是全盘西化。办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要遵循这条规律，即它必须是中国的，不能脱离中国的环境，这是根本所在。
最后我想强调，7月9日北京大学校方召开的关于燕京学堂的咨询沟通会还是一个好兆头，这个好兆头表现在校方能老老实实地讲自己的设想，能虚心听取大家反对校方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个意见如何尖锐，他们还是能认真地听下去，用积极的可以商讨的态度面对师生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发扬民主，通过各种不同意见和方案的对比和讨论，同时检查自己最初方案设计在思想观念上的失误，从而能客观地寻求最佳方案。那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达到科学的境界，这就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如果这个观念和方法能充分地在燕京学堂这个问题上能贯穿到底，那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再现了，团结与和谐是通过斗争才能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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