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居正执政方略
(一)强调朝廷政策必须真正贯彻执行
高拱致仕，其实只是人事上的变动，从执政理念上来说，高拱与张居正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高拱在隆庆那几年的决策，张居正都参预其间，如对于俺答封贡的事，二个人的意见完全一致。要说张居正与高拱有什么区别的话，高拱比较强硬，办起事来，不顾一切地蛮干，而张居正则比较精明，他能够考虑到内廷的方方面面。故从隆庆到了万历十年，这十六年时间的政绩，实际上是前后连贯的，都是着力解决嘉靖晚年留下的许多问题，改变那时对上下官吏放任自流的状况，也就是嘉靖去世时，张居正协助徐阶起草的遗诏中讲到的那些事情。《明史·张居正传》称：
“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这是对神宗而言，要遵守祖制，要亲贤臣远小人，要爱民节用，也就是约束宫廷的奢靡消费。)帝称善。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这就是徐阶去位，李春芳为首辅时，张居正上陈六事疏中的第一条，即‘省议论’，换一句话说便是‘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不要言官议论纷纷，干扰时政。)百僚皆惕息。”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一号令为主。”这就是他提出六事疏中的第二条“振纪纲”。第四条“核名实”，他强调“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行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图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讲的是根据其在位时，对朝廷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考核官吏的政绩，以此决定黜陟。
张居正执政的基本观念，强调考成之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他指出：“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益眇。”“上之督之者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请自今伊始，申明九章。”
这个旧章就是具体考察官员实际执行朝廷政策的政绩，不仅听其言，而且考察其如何执行以及执行的实际效果。在这一点上，张居正与王安石有差异，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想的是如何变更旧法，他的改革是希望通过创造一系列新法来改变北宋财政窘迫的状态，如他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都着力创建新制，以解决旧制的弊端。而张居正强调的是遵循祖制，不必纷更旧制，关键是要循名责实。他主持考核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蔑以踰之矣!”
这是认为朱元璋所定的律令已很完美了，现在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成算，问题出在如何贯彻执行上面。故其云：
“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按：《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里的文武，是周文王与周武王。以弓的张与弛譬喻国家的治理，一张一弛是自然的道理，张过头了，其反弹也猛烈，弛久了，弓要散架。明代朱元璋建国时，弓弦是拉得很紧的。读一下朱元璋的《御制大诰》及其续诰、三编，以及《大诰武臣》，便可知道其惩治贪墨是非常严厉乃至有些暴虐了，那时为了“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皇明祖训序》)吴晗写朱元璋传，改了四次，始终不合毛泽东之意，是因为二人心目中的朱元璋完全不同。吴晗只看到朱元璋暴虐的一面，而毛泽东是着眼于他处理的对象和目的，是为了治官。正如朱元璋在《大诰》序中所言：“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贪赃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把弓弦拉紧惩治贪墨是为了老百姓，不能只看到他残暴的一面，吴晗写不好朱元璋传的道理即在于此。朱元璋也懂得一张一弛的道理，洪武末年，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便说：“要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兴革去。”“杂犯死罪并徒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写成书，刊布中外。”这就是对刑罚放松，可以赎罪了，这是弛。明代仁宣以后，一直是处于弛的状态，到了万历初年，就不能再弛而不张了。我们建国以后，也是先张而后弛，可不能弛而不张，现在是重新把弓弦拉紧的时候了。)
“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昼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按：这是讲官僚主义作风，拖拖拉拉，不办实事。)
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按：这是在讲中央的号令在贯彻过程中常常阻隔于基层的习惯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样的话重则政令不出中南海，轻则等因奉此，用官话套话应付过去，政令不收实效，官员没有纪纲的约束，那就到了应该加强集中统一和纪律约束的时候了。)”
“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按：议论过滥，莫衷一是，结果往往是互相推诿，议而不决，观望不定，如此条件下，办事没有效率可言。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有时民主多一些，有时集中多一些，现在应是克服分散主义，集中要多一些了。)”
“夫屡省考成，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重诏令，即政令要郑重，不能朝令夕改。如果政令常出现反复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下面就无法执行。二是政令要明晰，不能含混不清，否则下面只能等因奉此地应付。三是政令要雷厉风行，否则看起来是号令全国，实际上连京师也格而不行，那怎能在全国推行。四是政令颁布以后，要限期考成，才能看到有没有实效。名实一致，要由考成来明确，否则只是一阵风，躲过这一阵就没了。)”
“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按：这些积习，要改也难。其本质还是官僚作风问题，在今天则是干部的作风问题。而作风的背后则是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的问题。如此一来，一心只惦记个人的仕途，忙着走门路、托关系，哪里会有干劲去干成几件实事呢?故关键还是人的精神面貌的问题。要整顿好干部队伍，还得摆正思想政治路线，还得讲四项基本原则，还得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端正了，干劲会有的，作风也能端正的。)”(以上引文出自《张文忠公文集》之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二)
张居正执政的目标是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足食”、“足兵”，对于当前国事的认识还是富国与强兵这二条。然而形势的发展有其自然的趋势，要改变既成的发展趋势那就很难，从嘉靖到隆庆，明代积弱和萎靡不振的趋势已经形成，上面所讲的那四条弊端，便是积习，由积习而形成的趋势，便是萎靡不振。张居正说：
“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譬人元气充实，年力少壮，间有疾病，旋治旋愈，汤剂针砭，咸得收功。元气虚弱，年力衰惫，一有病患，补东则耗西，实上则虚下，虽有扁卢，无可奈何!”(文集十一《杂著》)
这是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个基本认识，积弱的趋势已经成型了，要扭转这个趋势很艰难。他讲自己只能耐心慢慢改变。
(二)通过京察考核官吏
他入手的方略是整饬纪纲，先整顿官僚队伍的作风，他借着京察来澄清吏治，整肃官风。在接任首辅的隆庆六年七月间，张居正便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责令自陈。
明代的监察制度有京察、外察之分，京察是每六年一次，是对京官的考察。外察是每三年一次。如果京察与外察同时举行，那便是大计，凡大计论处的便永不叙用。明代的科道官既纠劾他官，也包括纠察机关内部的互纠。张居正在原来京察和外察的基础上，要考核过去下达的政令是否付诸实施，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务不能停留在公文的旅行上。他在万历元年，规定了各个衙门分置三个账本，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收发文、相关的章程和计划的要求。一本是各部送六科之备注，即底册相关的事项，完成一件，注销一件，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考查。这样便能综核名实，考成的结论可以有账本核实，公事不再停留在纸面的公文上。政令不能仅仅通过置邮传之四方就行了，关键是要认真付诸实施。比如今天的保障房建设，政府有了规划，考成就要考核究竟建成多少，质量如何?有没有豆腐渣工程?分配了多少保障住房，如此分配是否合理?居民对住房是否真的满意?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许多地方仅仅发一个含混的报道便束之高阁了。六科有了账本，便可以随时检查，内阁亦可随时核查，这样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同时参严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言要以行之效果来检验了，那么言也会很慎重。关于张居正考成法的奏疏，神宗有一段上谕称：
“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积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
这样可以大大减轻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这对于一帮坐食靡费、不能办事的官僚主义者来说，这一切当然是刚狠苛刻，他们混日子就比较难了。张居正对行政官僚系统的改革，便是推行考成法，减少一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这一套实打实的考核办法，对今天考核政绩还有参考意义，不是只有GDP一个指标，而是一件一件实事来审计了。
张居正考成法实施后首先在赋税的整理方面收到实效。隆庆初年，国家的收入每年是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是四百余万两，这样的财政收支状况是难以为继的。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内阁把财政收支的账摊给穆宗，请求了解收支情况后，再考虑能支取多少银两，为了改善财政状况，节流为先，这样穆宗只要了十万两。隆庆六年下半年，张居正执政以后，首先设法限制宫庭的开支。如要修穆宗的实录，依例有赐宴开馆修纂之臣，张居正上疏免了这次公款吃喝，可以少开支几百两银子。又如这一年冬天，神宗开始日讲，次年正月开始经筵，元宵节要有灯火，这些都节省了，这一年光禄寺的春节供应节省了七百余两白银。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给明神宗讲课，便讲宋仁宗不爱珠饰，贤臣才是宝贝。君臣二人一对一答很是有趣。
张居正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明神宗说：“正是，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的。”
张居正表扬明神宗，他说：皇上说到这一点，是社稷苍生的福泽。那时内承运库太监根据嘉靖时期的旧习，请买金珠，张居正立即封还这份奏疏给神宗了。光禄寺在嘉靖末年的采办，每年的开支十七万两白银，隆庆、万历年间节省到十三四万，说明宫廷御厨的开支也节省了。
(三)推行一条鞭法
节流是一个方面，考成法最有效的是开源，那就是均平赋役的负担。张居正给当时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一封信中讲到苏南地区的财税问题。其云：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仆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即治贪腐还好办，治官僚主义则非常困难。)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即苍蝇老虎一起打。)至于姑息之政，倚法为私，割上肥已。(若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在三公消费上没有节制，不吃白不吃，任意挥霍公共财物，慷公家之慨。)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能几万顷而国不贫!(而今权贵势家，损公肥私，富可敌国者，何其多也。)故仆今约已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严治侵渔揽纳之㚥，所以砭姑息之政也。(这是改变官僚主义作风。)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此即损豪门的既得利益，富国家而益平民百姓。)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建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
“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将尸而祝之，何以逃亡为?究观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乎?”(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明神宗登基以后，曾下诏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隆庆五年以后的积欠，则需要征交。在考成法的规定下，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案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明代财政的状况，经过嘉靖、隆庆两代虚耗亏空以后，从神宗登基起，到万历十年，明代财政转向富庶的阶段。
在税制方面，张居正另一个重大措施是推行一条鞭法，这实际上是差役征收方法上的改进。明代民间有差役的义务，而差役又分成力差和银差两种。由于差役编派不均，造成民间负担轻重不等，所以要推行均徭法。一条鞭法，是把一个县的力差和银差所费加在一起，完全摊派到全县的丁粮里面，随同赋税完纳，然后由此所得银两收入由国家政府用来雇役。这样做征收的办法简化了，民众负担也平均了。第一个提倡这个办法的是浙江巡按庞尚鹏，嘉靖四十五年在浙江推行，以后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曾推行。隆庆初年，继周如斗任江西巡抚的刘光济亦奏请在江西全境推行一条鞭法。隆庆四年十月，庞尚鹏任福建巡抚，再次奏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一条鞭法先是在南方浙江、江西、福建推行，依丁粮的多少来派遣全县的银差和力差，好处是负担均匀了，丁粮多的富户负担重了，丁粮少的负担轻了，征收手续也比较方便。万历四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次年他决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那时他说：“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的正月，他通过诏旨，将一条鞭法推行到全国。故一条鞭法是自下而上，逐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广，最终在全国推行。要推行一条鞭法，与之相关的，是必须弄清丁粮的实际情况，丁要有户口的编审，粮要丈量土地，田亩的所有关系弄清了，才能真正均平负担。《明史·食货志》称：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故张居正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有功的。
明代国家的岁入，主要是赋与役二项，赋是田赋，役是丁役，一是按田亩来分摊，一是按丁口来分摊，要分摊得合理，便必须把田亩和丁口调查清楚，负担才能均平。洪武二十年时，朝廷命国子生等分行州县，量度田亩方圆，确定土地主名及田之面积，这样便在全国丈量土地，编制鱼鳞图册，因为土地册上有图，确定地块的四至和形状，其图若鱼鳞，故称鱼鳞册。户口是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派役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户口册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府、县、布政司各一。户口册因为封面是黄色的，故称黄册。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调查的结果是户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弘治四年时，户是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是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人，与洪武时相比，户口数略有减少。土地田亩的数字，在弘治十五年，天下田土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比洪武时减少一半，实际上是被寄在豪民名下。万历六年全国有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田亩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多了三百万顷，接近洪武年间的数字。田亩数的变化，是万历时丈量以后，隐匿的部分被清理出来了。从这个数字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考成法在整顿赋税收入上还是有成效的。至万历六年，太仓的岁入达到四百五十余万两，比嘉靖时翻了一倍，从收支上讲，应该说基本平衡了，这就是张居正“为考成法以责吏治”所取得的成绩。“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由于财政上扭转了亏空的局面，明朝万历初年的政局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张居正的努力。当然，徭役是封建主义超经济强制下，对劳动力的直接剥削，折色归并以后，还会有新的徭役产生，一条鞭法只是一时之便利，过了一段时间还会有新的徭役再生，杂役仍会复生，税负是无穷累积的过程。
(四)解决北方的边疆问题
北方的边疆，俺答互市成于隆庆五年，接下来河套地区的吉囊也请求封贡互市，于是也授吉囊都督同知，允许在河套互市。“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马各有数。……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王崇古传》)隆庆末万历初，北方边疆的中西部封贡互市，王崇古迁兵部尚书，边镇由方逢时接任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两人首尾共济，边境安宁，正北和西部边境得以稳定。为了处理与土蛮部的关系，张居正任用戚继光与李成梁对付土蛮的侵扰。经过几次战役，与土蛮部亦达成通贡。当时辽西是戚继光，辽东是李成梁，蓟门的防守甚固。这个地区在嘉靖年间，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杨选皆以失律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戚继光、李成梁在中枢靠张居正的支持，倚任不移。史称：“居正尤事与商榷，欲继光难者，辄徙之去。”(《明史·戚继光传》)《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谭纶、王崇古、方逢时、吴兑等人传后赞语云：
“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材，事克有济。观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事情是前方将士的努力，但与中枢主持政事者的支持和关心是分不开的。张居正对边臣也采取考成的办法，《明史·戚继光传》称：
“自顺义受封，朝廷以八事课边臣：曰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
对于边防要害地区军事将领的考成，那可要考虑到边防军事的实际情况，这与对一般地方官员的考核不同，那叫巡边。隆庆六年十月，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以后，他把巡边放在首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派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视东面的蓟、辽二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派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的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即延绥、榆林、宁夏、甘肃四镇，这就是明代在北边的九镇。张居正都要亲自具体过问，这三个巡视大臣都是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一级，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与张居正同年。汪道昆巡视的蓟、辽是戚继光的驻地，张居正让其带信给戚继光，信中说：
“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櫜鞬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事甚有关系，幸留意焉。”
那就是事先打招呼，双方互相尊重，所以汪道昆去了以后一切顺利，议额银，增设墩台的计划，一切都依原先的设想得以实现。王遴去陕西，张居正也去信加以鼓励，把事情办妥以后，王遴便告病还乡了。吴百朋去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那时双方便有一些误会。宣大总督王崇古当时顾虑受人掣肘，吴百朋则认为自己出使是贬谪，张居正给双方写信疏通。吴百朋去了以后，他从以下八个方面考核边臣：(一)粮饷，(二)险隘，(三)兵马，(四)屯田，(五)盐法，(六)器械，(七)番马，(八)逆党。这个人办事很认真，他对宣大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山西总兵郭琥都指出其功过，对大同总兵马芳则提出弹劾。明代的军队上上下下腐败成风，军费是最大的开支，总兵拿到军费下发是层层克扣，同时又把中饱私囊所得向京官、科道贿赂，有时大学士也受贿，故舞弊贪赃比比皆是，吃空饷成风。即使高级长官不受贿，也会和他的家丁联系。吴百朋当然能找到马芳的问题，并加以弹劾，同时言官还弹劾宣府的总兵赵岢，这让总督王崇吉脸上挂不住了。然而王崇古是封贡有功之臣，马芳与赵岢还是能战的宿将，轻易动不得。故张居正给吴百朋写信，他首先撇清自己与马芳和赵岢的关系，又说明为了边防安全不能对二人轻易撤换。他说：
“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㗖者。自仆在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墐，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亦无敢有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昔宿将，部下又多犷少，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瘢类，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不得已曲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士大夫乃独不谅鄙心，奈之何哉!”
最终还是将马芳免职，张居正再去信向吴百朋作解释，说明自己的苦衷。九边他要派人巡视，但九边的人选不能轻易变化，因为这牵涉到边境的安全。守边的将领与北方诸部的人事关系也很复杂，且这些人兵权在手，军队里的袍泽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情同父子，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因人事变动发生变化，一旦边境多事，问题就更复杂了。李成梁是那时守卫辽东地区的名将，威镇这个地区，他对付插汉和建州卫均有策略，卓有成效。李成梁在辽东镇守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不下十次，然而他“贵极而骄”，“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李成梁去位以后，结果是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满洲的努尔哈赤随之起于辽东。万历二十九年，不得不重新启用李成梁，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处理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处置边防将领，应注意轻重缓急，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有分寸的，否则边防稳不住，就会影响大局稳定。不仅张居正如此，当年高拱也是如此。隆庆三年，内阁决定派兵平定广西的动乱，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正茂有才，但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只有他能把事情办好。”后来是殷正茂平定了广西的叛乱。历史上梁武帝用曹景宗，他的部下皆“桀黠无赖”，毛泽东阅读史书时在其传记中批注：“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军队里难免有流氓无赖，将领中也必然有贪黩之人，毛泽东批注：“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五)张居正对黄河的治理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还有二个相联系的问题，一个是治河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保障运河漕运的问题。通过运河每年运输到京师的粮食达五百万石左右，保障北京及边防的粮食供应。由于运河有一段是借道黄河，故治理黄河与漕运关系密切，通过治河保障运河畅通，才能使北京的明代政治中枢和北方边防正常运转。
黄河，唐以前皆由北边山东入海，北宋熙宁中，黄河改道，一分为二，一趋东南，合淮泗入海，一合济水仍自北入海。在女真金朝统治时，北边一条入海通道不通了，黄河都由东南合淮入海，入海口在今江苏北面草湾以东。元末黄河泛滥，贾鲁治河，便是疏导黄河向东南汇合淮河入海。关于运河的问题，那先得了解漕运的问题。元代是海运，由太仓入海，通过海道运到天津大沽口。朱棣建都北京，从东南转运粮食到北方，仍依元旧，参用海运。但海运易遭风浪漂没，陆运则费用太高，于是转而通过运河漕运。这条运河分好几段，长江以南是浙、松、苏运道，到长江之京口(今江苏镇江)，江北自淮、扬至京口以南之运河，通谓之转运河，由江都即扬州北上到淮安，谓之南河。由清河转入黄河，沿河溯上到达丰县、沛县，称中河。然后由山东到达天津称北河。再由天津到达张家湾，称通济河，总称漕河。然后踰京师而东抵蓟州西北到昌平，都曾有水道通运，转漕饷军。这条运河成为京师和边军的生命线，因而保障其畅通极为重要。由于那时运河有一段路是与黄河相通的，故治河与保障漕运通畅紧密联系在一起。运输的困难是如何保障黄河的安流，由于黄河含沙量高，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泥沙淤积，就会填高河床。宋代都城在大梁即今之开封，河决为患，那里河床高于平地，靠河堤束水，河床高于开封城墙，这一段被称为“悬河”，其险情可想而知。黄河决口，在南则病河南，北边决口，病在山东。故元末贾鲁治河的办法，是导河入淮，逐淮入海。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多里运道俱淤。到了隆庆年间，黄河水暴至，在睢宁、宿迁之间迁徙不定。这时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是在徐州、邳州、宿迁之间。到了万历四年，黄河水在清河与淮河合流，经清江浦东至草湾，再折西南，经过淮安入安东直下云梯关入海，而入海口泥沙淤积，河水入海不畅，那么河流泛溢，使苏北之盐城、淮安、高邮、宝应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那时管理水道是二套机构，一是河道总督，一是漕运总督，一旦水道发生问题，这二个机构都不能不管，但河、漕意见往往不同。张居正则认为河、漕是左右手，要同心协力，以其共济。而河患又有一个时间问题，黄河水落时，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黄河水盛时，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上高邮、宝应的洪泽湖泛滥，那么淮安、扬州一带便成为一片汪洋了。万历六年，张居正采取断然措施，先是命吴桂芳兼理河、漕，吴桂芳去世后，他让潘季驯总理河、漕，采取借淮之清水以刷黄河之浊水，筑高堰束淮水入清口，以敌河之强，采用二水并流、海口自浚的办法，到了万历七年，河工成，治河取得了成效。张居正又调整运船的时间，“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率以孟冬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明史·张居正传》)潘季驯前后四次奉命治河，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才使河、漕都得以平稳下来，这一点与张居正知人善任关系很大。
由以上内容可知，张居正在考成、理财、边事、河工这几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为万历初年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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