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
“新”字用得好,妙不可言。大师就是大师。
为新,意思是走在人前,敢为天下先。这的确是北大的特点,也正是这个特点,造成了北大的尴尬:进步的时代她最进步,堕落的时代她最堕落。
这一点,鲁迅也早就看出了。他夸过北大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也骂过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这看似矛盾的评价,统一在了“新”字上。
北大是中国的北大,因为她走在前面,她提出的问题也往往是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应该关注北大设立燕京学堂,开设中国学学科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大学开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二级学科的问题,也不是设一个新专业扩招的问题。北大借此提出的是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走向都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国知识界该怎么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的主体性?中国应该怎样构建自己的主体性?
这是为什么清华的手笔更大的“苏世民项目”只是学校自身发展中的一步,而北大的燕京学堂却与整个国家的走向联系了起来,吸引了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校方显然还对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处于无意识的状态,还只是把“中国学”、“主体性”这样的概念用在装点这个新项目上,也没有意识到所作所为恰恰是缺乏主体性的表现。
北大要搞的中国学,没有脱离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根基的“东方学”的范畴,这样的中国学与中国的主体性毫无关系,只与西方的主体性有关。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需要中国学吗?
以中国的主体性为坐标,与其说中国需要中国学,不如说中国更迫切地需要自己的“西方学”。这还不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新的现代性历史叙事。这里才能孕育出中国的主体性。
在这之外,我们也看到,在争议中北大校方没有蛮干,而是倾听、沟通和妥协。我们看到,“兼容并包”之风仍在。在这点上,要给北大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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