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居正之死及明朝政局的变化
（一）张居正之死
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病了，开始是痔疮，开刀将痔疮挖了，元气大伤，请求宽假二旬，静养半个月，不能上朝行走。从那年三月开始，便请假在家票拟。到六月间，病势不见恢复，精神日趋萎顿。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又一次请求致仕退休，明神宗仍是一意挽留。到六月十二日，张居正再次上疏，恳求生还，说自己“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请求“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六月十八日，神宗以手敕慰问居正，“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张居正只能推荐张学颜等人可用。六月十九日，神宗再派太监慰问，张居正已处于昏迷状态。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死前，明神宗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张居正去世时，留下七十多岁的老母、六个儿子和六个孙子。
（二）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对他的报复
张居正去世以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由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护送灵柩回江陵安葬。这样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明神宗了，他那贪婪的本性逐渐流露出来。张居正去世以前，神宗宠信的的太监张诚被冯保斥于外，张诚那时就在外面秘密搜集冯保和张居正的过恶。太后归政，张居正去世，冯保便没有倚靠了，神宗对冯保的管束又有积怨，于是东宫的旧阉张鲸和张诚一起控告冯保的过失，那时神宗还怕冯保，他说：“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鲸曰：“既有旨，安敢复入?”“时御史李植、江东弹章入，遂谪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明史·冯保传》)冯保的家被抄了，“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张诚代保为司礼监，张鲸掌东厂。在冯保家抄了那么多财产，神宗以为张居正家也多有积蓄，益心艳之。既然冯保失势，当年攻张居正的人亦乘势而起，刘台赠官，御史羊可立追论张居正構陷辽庶人宪(火节)之罪，于是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橓带了锦衣指挥去江陵抄张居正的家。那时的地方官抢先封了张的家门，《明史·张居正传》记载：
“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事闻，时行等与六卿大臣合疏，请少缓之;刑部尚书潘季驯疏尤激楚。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其母。……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
从神宗对张居正在生前和身后的态度，可见其为人之卑劣可耻。
（三）张居正死后明朝政局的变化
张居正去世以后，朝政亦开始变化。居正去世时，张四维开始当国，《明史·张四维传》称：
“四维家素封，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武清伯李伟，慈圣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维结为援。万历二年，复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请增置阁臣，引荐四维，冯保亦与善，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赞机务。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
“初，四维曲事居正，积不能堪，拟旨不尽如居正意，居正亦渐恶之。既得政，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会皇子生，颁诏天下，疏言：‘今法纪修明，海宇宁谧，足称治平。而文武诸臣，不达朝廷励精本意，务为促急烦碎(按：这是指考成法而言)，致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此大庆，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国脉之要术也。’帝嘉纳之”
这一条奏疏，是把张居正从严治理、强化考成法的措施松弛下来，这在当时对多数官僚而言，当然是深得众心的事。张而复弛，这个事好办，弛而复张，那就难了。这样一来，张居正时期雷厉风行的王篆及曾省吾等人就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张四维让门生李植等人攻击冯保，从根本上动摇了张居正从严治吏的治国传统。张四维执政时间不长，接下来是申时行担任首辅。《明史·申时行传》称：
“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
“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
“然是时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纪渐不振。时行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请虽免讲，仍进讲章。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评事雒于仁进《酒色财气四箴》，帝大怒，召时行等条分析之，将重谴。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于仁赖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这是万历十三、四年间的事，从此，万历便远离朝政，明朝政局也就在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中不断下滑。
雒于仁于万历十七年进《酒色财气四箴》，《明史·雒于仁传》载其文曰：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黜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
这一长段文字，直接批评万历的所作所为，说得十分痛快，所云“十俊”盖十小阉也。张鲸即神宗东宫时追随的太监，掌东厂。给事中李沂谓帝纳张鲸金宝，故宽鲸罪，由于雒于仁《酒色财气四箴》直指张鲸，其宠遂衰。从这篇批评万历的文章，亦可见万历为人的情况，比较一下张居正在世时神宗的言论和他后来的为人，简直判若二人，明朝的政局便坏在万历这个做了四十八年皇帝的昏君身上。明神宗之贪财，最使我震惊的是1975年我参观十三陵定陵时，看到过神宗的棺椁内，在其尸体下及左右手边，还藏有几十锭五十两的金银元宝，都印有各地上送国库赋税的文字，不知他死后，如何使用这些民脂民膏，又借以赏赐给何许鬼也!
八、结语
对于张居正执政的这十年，我想应该给予正面评价。对比一下嘉靖到万历这一百多年时间，只有张居正这十年振兴了一下，前四十五年是走下坡路的，后三十八年也在走下坡路。嘉靖、万历都是十岁、十五岁开始做皇帝，是从娃娃抓起，但在皇宫中培养成长，这个环境很难造就一个好皇帝出来。世宗与神宗后来为什么如此昏庸，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没有管束，任性而为，私欲永无底止，自然会荒淫堕落。一个人学好需要一定的约束，要有教养，不是天然能形成的。不是说人没有向善的本性，但要有人去发扬和鼓励才行。以市场经济为例，它能调动所有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从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还得有规范，有监管。就证券市场而言，如果监管不到位，那么坑蒙拐骗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内部交易，信息造假，制造各种泡沫等负面情况都会涌现，最终导致完全崩盘。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迄今仍深受其害。故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统率，没有道德伦理上的自我约束，没有行政制度上的行为规范，没有严格的监管，没有严厉的刑罚措施，那就不可能保障社会生活正常健康运行。同样的道理，市场的运行，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监管的严密和雷厉风行，否则的话不可能有良好的运行秩序。改革好像工程建设一样，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设计，二是施工，三是监工和验收，三者缺一不可。这三方面都是实施制度和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应该把这三方面的代表人物都称作改革家，那就不能只承认制度设计者是改革家，而不承认实施与监管方也是改革家。张居正的功绩不在制度设计方面，他是坚持成宪，给神宗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宝箴》，实际上是讲皇明的祖训。我们有自己好的传统，不要拿别人的牙慧当宝贝。故张居正的考成法，实际上是讲吏治的监管和验收考绩，也就是现代工程设计施工的最后，由监理完成的这一道工序，这道工序的实施也要有决心，有才干，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才能收到实效。张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天下事实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这便是大智大勇。没有这样的实干精神，便不可能通过考成法、一条鞭法，在惩治贪墨，巩固国防等各个方面取得整顿吏治的效果，那就无法扭转正德、嘉靖以来的颓势。尽管相关的主张徐阶、高拱都曾言及，但真正全面、深入付诸实施并收到实际效果的是张居正，故不能贬低张居正在诸多改革家中的历史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王安石高明，王安石在制度设计上比他想法要多，但还得看最终实施的效果。今天讲全面深化改革的道理也在此处，关键是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取得真正的实效，不是要另搞一套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在原有制度范畴和原有改革开放的政策范畴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它的执政和治理的能力，并实实在在地考核各级一把手的政绩。批判明神宗的《酒色财气四箴》仍值得一读，可不能因为自己“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居密邃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要懂得“鼓神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何况如今网络通讯发达，贪墨这张纸币怎么包得住火呢?毛主席说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问题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嘴上念经，心中却全都是歪门邪道。对于那些公知们从西方搬来的“妙门要道”，可要提高警惕，这可是迷魂汤，我们有自己的传统，不能数典忘祖。目前思想混乱的还是知识分子群体，如有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摸到一点边，就任意地给中华文化涂鸦，故千万不能由这类挂着共产党招牌，又以公知自名的知识分子专政，让他们专政，国家就搞不好了，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朱元璋之所以做得好，那是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真本领，他在民间底层生活过，做过游方僧，吃过百家饭，知道老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分辨是非与利害。建制改革不能靠嘴上的功夫，还得看你实践的真效果，全面深化改革的要害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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