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名导侯孝贤眼中，他是“咬住历史不松口的大牛头犬”;在熟悉他的大陆学者眼中，他是“文化界的福尔摩斯”;而他也这样描述自己：“为了掌握历史细节，我的写作过程就像特务一样，只是目的、动机有所不同。”
他，就是台湾知名作家——
蓝博洲：用笔打捞被湮灭的台湾民众史
在台湾，很多人熟悉和喜欢蓝博洲，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侯孝贤导演对他的推崇。他是侯导眼中的“先驱”。早年，他发表在《人间》杂志的《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和《幌马车之歌》赢得了侯导的这一美誉。尤其是《幌马车之歌》两度被侯孝贤搬上银幕，一次在《悲情城市》，另一次是《好男好女》。而1988年9月，蓝博洲发表在《人间》杂志的《幌马车之歌》，也成了其最著名的后缀，获得了未曾料到的反响和轰动。时至今日，关于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纪实文学，极少有出其右者。
在蓝博洲笔下，湮没于荒野的台湾民众史片段一点一点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显露出鲜活的生命力。
2014年8月17日上午，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作家蓝博洲在2014上海书展主题为“《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现场，讲述其花费20余年、采访多位当事人后代、查阅无数历史资料后精心创作的30余万字的非虚构类新作《台共党人的悲歌》。
一
蓝博洲拍过电影，但他没有成为一名导演;他写过大量的采访，然而他也不是记者。他是一位作家，他关注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那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岁月。蓝博洲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之于一位台湾作家的使命，就像革命之于孙文，白话文之于胡适，民国杂文之于鲁迅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和历史使命。
1960年3月8日出生于台湾中部苗栗县客家籍工人家庭的蓝博洲，是地道的本土作家。1979年入读辅仁大学法文系。在担任大学生文学社社长期间，曾邀请杨逵、陈映真两位“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政治犯”进步作家到学校演讲;在校期间，蓝博洲还阅读了大量鲁迅等30年代作家的“禁书”，手抄过鲁迅的《呐喊》;他说，是鲁迅给我力量，他每逢遭遇困惑时，就去读鲁迅作品，阅读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充实。
蓝博洲从台湾作家吴浊流的长篇纪实《无花果》等作品解读发生在1947年台湾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岁月。从1983年起，蓝博洲发表了小说《旅行者》和获得时报文学奖的小说《丧逝》等。1987年，他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写“二·二八”事件的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讲述50年代被台湾当局杀害的台共地下党领导人郭琇琮的事迹。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虽然出道获奖的作品是小说，但更多的人还是把他当作报导文学作家。
作为资深报导文学作家，那么，报导文学在台湾的生存环境如何呢?蓝博洲说：基本上是爹不疼娘不爱，绝对是非主流。在台湾，早期做调查文学，困难是没有太多的文字资料，档案没有开放，找资料需要亲力亲为，后来档案开放了，也不能依赖，因为档案中不少东西不可信，还得靠自己。蓝博洲的履历中曾有当过短暂的记者职业记录，但蓝博洲说，先后在两家报社加起来呆过几个月，因为不合适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还是离开了，他一直坚持自由写作、独立写作。每年都出书，都是台湾重要的出版社，但是他自嘲说：台湾图书出版一般都是首印两千册，他说，除了早期的有两本卖得不错，自己经常是那种2000本卖不完的，所以单纯靠版税无法生存，还得靠稿费、讲课才可以。年过半百的他回首往事，想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幌马车之歌》、《沉尸·流亡·二二八》、《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1913——1945)》、《高雄县二二八曁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等都是揭露“白色恐怖”的。在他的报导文学名单上还有：《人间正道是沧桑》、《天未亮》，以及《麦浪歌咏队》、《台湾好女人》、《藤缠树》、《红色客家人》、《红色客家庄》、《老红帽》、《寻找祖国三千里》等等。
那些被掩盖被遮挡被歪曲被修改的历史，在他一点一滴的发掘中，渐渐露出了真容。
二
回想写作历程，蓝博洲最先提起的是早年的一部作品——《美好的世纪——寻找战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迹》。
“我写了这么多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一位。”蓝博洲说的是生命终结在32岁的台湾医生——郭琇琮。
出身台北士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台湾的年代，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1944年，与同学蔡忠恕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学生反日组织，结果被日本宪兵逮捕，判刑5年，1945年获释，再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完成学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普遍感到失望，作为青年领袖的郭琇琮经由徐征介绍，认识蔡孝乾(195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很快即变节投敌，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被摧毁，使1800多人被捕入狱。加入国民党后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笔者注。)，暗中与同样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台大医院医生许强、吴思汉等发展学生、农工组织。
1947年10月任中国共产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委员;次5月至香港参加会议，6月回到台湾后，代理台北市工委会书记;不久正式担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支部，以及其他所属各支部。1950年5月2日，郭琇琮被捕，同年11月28日，就遭到了杀害。
37年后，这个被隐匿了的传奇故事被《人间》杂志的年轻蓝博洲偶然听说。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坐牢34年又7个月的“老政治犯”林书扬先生给了他很大帮助，不久就找到了郭琇琮的遗孀。于是，蓝博洲做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关于台湾民众史的采访”。
“老太太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后来我知道了原因——郭琇琮被枪毙前，曾偷偷传递消息给他的太太，要她如果能活下来将来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蓝博洲说：“当时，将死的郭琇琮连故事的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
就是这次的采访报道，改变了蓝博洲后来的人生。他告诉记者，老太太说丈夫留下的遗言是是这样的：雪娇，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了极大的震撼。我想，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动我们，并不是他那么多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吧?”蓝博洲说。
“郭琇琮把我彻底征服了，他有那么好的家世，是台湾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却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他说。
“我之前存在主义式的找不到出路的困惑消失了，我确定了安身立命之所。我决定，之后的人生不做别的了，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从此，蓝博洲一头扎进“长期被湮灭的历史现场”，一路至今始终不辍。
与郭琇琮同一时代，一批台湾青年才俊挺身而出，短暂的生命都在50年代戛然而止。在蓝博洲的报导文学作品中，这一具具火热的躯体从历史深处“复活”，散发着青春、理想与爱，直捣人心。
《幌马车之歌》里，台湾客家青年钟浩东和妻子蒋碧玉(蒋渭水之女)跨越海峡，回到大陆参加抗战，历经烽火迎来民族胜利和家乡光复。然而，充满爱国情怀的他却倒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留给妻子的绝笔信最后写道：“我将永远亲爱汝怀念汝，祝福汝!”
《寻找祖国三千里》则打开了另一段尘封的往事：在大时代的颠沛流离中，受尽了种种苦难与折磨的20岁的台湾学子吴思汉为了回国抗战，毅然放弃在日本的大学学业，穿越朝鲜半岛和东北、华北沦陷区，历经艰险抵达战时“陪都”重庆。5年之后，年仅27岁的他也在故乡的刑场上被斩断了翅膀。
除了这些知识分子，蓝博洲的“历史笔记本”里还有着许多更加普通的台湾人。他说：“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内战，实现祖国统一。”
三
在《幌马车之歌》之前，蓝博洲对“白色恐怖”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原来以为“白色恐怖”就是“二·二八”，通过对郭琇琮遗孀的采访，才知道“白色恐怖”其实同共产党有关，并不是台独派说的国民党杀台湾人，外省人杀本省人那么简单。
为了“咬”住浓雾里的那段历史，蓝博洲辞去了《人间》杂志的工作，从此，以作家的身份投入他已认定的田野调查写作的工作。
“20多年里，为了寻访被湮灭的历史，我几乎走遍了台湾的城镇、乡村，还去了大陆很多地方，也到过香港、日本，去采集幸存者的历史证言。”他说。
20多年的写作生涯，留给蓝博洲的不是功名利禄，只有一部又一部分量十足的作品。最新这本《台共党人的悲歌》，在由台湾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获《亚洲周刊》年度好书等荣誉。据蓝博洲介绍，被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前辈”评价为“比以前写的都好”。
台湾版的《台共党人的悲歌》的封面上，印着一个旧痕斑驳的信封，这象征着蓝博洲在完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深入海峡两岸民间找寻线索的艰辛与执着。他介绍，这部报道文学作品透过张志忠、季沄及杨扬一家三口的悲剧故事，“从历史的积土中，挖掘50年代‘白色恐怖’下牺牲者的群像，诉说一段不为人知的悲壮台湾近现代史”。
关于张志忠的传奇及其妻儿季沄与小羊的悲剧故事，要从作家柏杨突然得到的绝笔遗书开始说起……《台共党人的悲歌》用详尽的笔墨与详实的资料，叙述了张志忠一家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种种经历。
虽然，199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赠了张志忠夫妇“革命烈士”称号，但张志忠是谁?他与台共是什么关系?他经历了怎样一段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的革命生涯?对此，不仅大陆人不了解，台湾人也大多不知道。
但蓝博洲偏偏就掘地三尺，从家书中找资料、探访各种可能的相关者，直到拼出一个完整符合逻辑的历史故事。而写作过程中向大陆相关人士查证史实的往来书信，无意中也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史料。蓝博洲说：自己希望尽量掌握历史细节，把革命志士的人性化一面写出来。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四
提到台湾共产党，因为其发展历程曲折，又遭遇50年代“白色恐怖”禁忌，普通人对此不甚了了。听说过“台湾共产党”这个名词的，多半也是因为2008年的前“民进党”人士、台湾南部农民黄老养，在奋斗了18年后，终于当上了党主席。他的党全称为“台湾共产党”(简称“台共”)。
蓝博洲认为，台共研究之所以“没成果”，就是因为在“台独”势力兴起所谓“台湾史”热潮以来，研究台共始终是一件很冷门的事。即使有一些“民进党”人士曾做过相关研究，也刻意将台共与中共切割，“但事实上，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之后，台共就在组织上回归了中共”。
因为关注“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因为常年研究台共、写作相关作品，蓝博洲笑称自己因此被扣上了“统左派”的帽子。在他看来，民进党利用“二·二八”事件抢夺意识形态话语权，误导大众对当时台湾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其实当时的台湾青年是从对‘白色祖国’的失望，转而对‘红色祖国’的向往，并非大量转向主张‘台独’。”为了让这段被诬蔑的历史反转过来，蓝博洲说自己想要写“台共三部曲”(按照台共不同历史阶段划分)，让大家了解真实的台共党人。
据蓝博洲介绍，1949年之后，台湾的进步历史彻底结束，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社运传统亦彻底断绝。而在“白色恐怖”的漫长年代里，台湾民众接受的是“反共”、“恐共”的思想教育。以至于台湾社会的“反共”痕迹无所不入，这种意识形态至今没能得到彻底清理。“在台湾，骂一个人‘阿共仔’是非常狠的话。”而这种声音，似乎又常在绿营人士嘴里听到。
这种意识形态糟粕作祟，为两岸交流深化带来的是无形的顾虑与偏见。“台湾的中国人认同比例在下降，但一边又希望在经贸领域大陆能对台让利。”在蓝博洲看来，虽然许多“陆客”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台湾看一看，但在台湾，还是有人对陆客怀有偏见。要解决两岸交流领域的深层次问题，蓝博洲特别强调：“清理旧有的意识形态非常重要”。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华民族当今面对着一个自然的海峡，另外还有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海峡。
蓝博洲最后说，中国已和平崛起，但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达到伟大复兴的目标，两岸必须早日统一，而台湾虽已光复近70年，但也只有待中国再统一时，才是台湾的真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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