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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夫:国际矛盾现象与中国的现实挑战

儒夫 · 2014-08-3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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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它为中国两条道路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不同的蓝图。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国为镜,可知存亡。人类社会自出现私有制以来,其发展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且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贯穿了整个私有制社会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不仅是社会革命的产物,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景象。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也改变了在此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作为社会革命的产物,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矛盾和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以私有制为绝对地位的世界里,对公有制的围堵与进攻始终是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它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是通过新民主义革命后建立起完整公有制体系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两种所有制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书写了两种所有制的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和社会矛盾的斗争史,它为中国两条道路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不同的蓝图。

  第一节、苏联解体——中国修正主义前途的镜子

  苏联是世界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这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着2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强大国家, 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在1991年12月顷刻解体灭亡,成为人类历史上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审视自己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镜子和历史遗产,是社会主义的政党接受正反两方面历史教育的教科书。虽然,各种国际组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但从苏联解体的过程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训:

  1、思想蜕变与意识形态的斗争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取得了苏联的国家领导权,以他为首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进而全面否定列宁、否定苏共的历史和苏联的国家历史。从那时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开始了,并愈加尖锐。否定历史就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思想领域的混乱。意识形态的蜕变对苏联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成为西方世界争夺接班人的对象,最终成为瓦解苏联国家的主力军,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西方世界对苏联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诋毁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将报刊私有化合法化,导致社会主义及其政党丧失了舆论阵地,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道德话语权,最终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社会道德地位。它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社会主义及其政党,不仅失去了道德的制高点,还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历史清算创造了舆论环境,并奠定了社会的思想基础。

  清算历史的思潮是苏联意识形态质变所导致的结果,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的万恶之源,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些报刊趁意识形态的批判邪风盛行之机,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在文化领域,大量的所谓揭露历史、解密故事、反思小说等诱导、误导和骗导民众,在情感上、认识上、甚至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彻底否定苏联和共产党。在教育上,取消学校中的马列主义必修课,中学的马列主义课改为《社会与人》,在根本上切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承与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构和研究会变成了宣传西方意识形态的阵地,急进的反对派控制电视台扇动颠覆社会主义,进而达到在政治上、组织上全盘否定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目的。

  意识形态质变是社会质变的开始,苏联的解体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西方世界在苏联通过宣扬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中国社会的私有化改革也是先从意识形态开始的,在私有化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否定历史、清算历史的思潮。在宣传上,私有化让资本占领了社会的重要宣传媒体,鼓吹私有化、全盘西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内容充满了舆论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丧失了话语权。在文化领域,伤情文学替代了革命文学,用娱乐精神代替了理想信仰。在教育上“去意识形态化”,实质就是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化,导致一代人理想和信仰的缺失。社会出现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共产党的历史,用脱离“文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成因的批判,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意识形态的质变必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2、政治多元化与组织渗透

  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统治。但是,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0多年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却自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权。戈尔巴乔夫认同西方的意识形态,赞赏西方议会民主,追求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在推行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中确立了多党制和总统制。不仅在法律上动摇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剥夺了苏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军队是国家机器,也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的“非政治化”、“非党化”,最终是苏共失去了统治国家权力的保障。从那一刻起,戈尔巴乔夫成为彻底背叛苏共的叛徒,是他出卖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恰恰证明了一个道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复辟资本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部,就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团内部!

  所谓“政治多元化”,也是上层建筑的多元化,就是让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放弃绝对领导权,与其它政党分享权力,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反对党上台,让共产党下台。西方世界的所谓“政治多元化”,准确地讲是“政治多源化”,他们具有共同的阶级基础。“政治多元化”粉碎了社会上层建筑的统一性。政治为谁服务成为最根本的原则问题,政治多元化不仅是不同利益集团代表的多元化,也是不同阶级利益代表的多元化,政治更成为了矛盾斗争和博弈的旋涡中心。政治对立必然是路线对立和道路对立。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的“八月政变”,又称“八一九事件”,是多元政治势力围绕捍卫苏联和解体苏联展开的政治斗争。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苏共开始蜕变。“政治多元化”动摇了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渗透到苏共党内,并不断侵蚀着苏共的机体。戈尔巴乔夫让亲西方分子进入各级干部管理层和军队领导层,把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使苏联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纯洁的队伍,结果是摧毁了苏共的组织基础。官僚腐败,脱离群众,也使苏共逐渐丧失群众基础,越来越失去群众支持。

  在中国,鼓吹走西方式民主政治道路,宣扬“军队国家化”,推动政治多元化的“改革”,都是为了分享和剥夺共产党的权力。抛弃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淡化和混淆阶级概念,推动“宪政”,其根本目的是要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最终结果只能是自掘坟墓。

  3、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展开了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但这不是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因为,军备竞赛可能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但却不会摧毁经济基础。自苏联社会歪曲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成就开始,就为埋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也为摧毁苏联的政治制度打下了伏笔。

  私有制随着原始社会瓦解而诞生,已贯穿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而“私有化”则是在有了公有制之后出现的社会思潮,它要革命的对象正是公有制。所以,私有化是私有制发展的逆运动,私有化的改革,就是对公有制的革命。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从苏联时期就已开始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指责公有制“经济垄断”,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归咎为造成经济改革窘境的原因。为了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私有化的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给少数新贵。“私有化”的这种进程在中国得到了重演。

  苏联解体后,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都急速推进了私有化。私有化的实质是解决政治问题,在根本上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权留下的经济基础。正如担任过俄罗斯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有“私有化之父”之称的丘拜斯所说那样:“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私有化就是强盗对国家的劫掠,其结果不仅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及以此为基础的话语权、决策权、决定权和支配权,还使劳动者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和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1992年初,新独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起了一场以全面私有制为改革目的的“休克疗法”,全面放开物价,实现市场化。结果是卢布大幅贬值,物价全面暴涨。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生产总值比1991年下降了52%,超过了从194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的22%,同期工农业生产减少60%,卢布贬值5000多倍。贫富差距加剧,到1998年,20%的居民掌握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此外,社会陷于混乱,犯罪大量涌现,俄罗斯全国出现了八千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其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无奈地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

  在私有化改革步俄罗斯后尘的中国,贫富差距已远远超越了俄罗斯,并且为中国私有化的前途作了更进一步地验证。俄罗斯的新权贵们大量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和银行股权,迅速完成了资本集中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成为俄联邦的金融和工业寡头。私有化的恶果在中国得到了复制,大量的国有企业在转制中被廉价的转让,权贵们侵吞了人民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中国同样被不断激化,社会治安前所未有地恶化。这些都足以证明,私有化必定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不归路。

  4、敌对势力的颠覆与“和平演变”

  颠覆政权是敌对势力惯用的手段,它不同于直接的军事干涉,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各种形式对他国进行渗透、扇动策反、破坏,支持他国反政府势力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西方国家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金融、贸易、科技手段进行诱压;通过文化、娱乐、舆论手段进行诱导;通过政治、军事、外交手段进行诱降,以“和平演变”的方式颠覆了苏联的国家政权,推翻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颠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替代社会主义价值观,为自己寻找代言人,在苏联内部制造思想混乱和思想对立,从而达到内部分化和瓦解的目的。经济颠覆是利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通过扶持、资助、培养和收买代办人,制造经济危机,破坏经济秩序,以经济矛盾促政治裂变。政治颠覆是针对国家权力机构寻找和创造现政权的反对派,通过政治诱降、利益诱骗树立代理人,甚至武装代理人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现政权。“和平演变”是一场全方位、多层面、深层次,以西化、分化、转化为手段的没有硝烟的全面战争。在1991年3月举行的苏联全苏人民公决中,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票数占76.4%,反对的占21.7%。但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6个加盟共和国拒绝进行公投,实质是不敢公投。说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是反对解体的。为了维护苏联统一,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里应外合,扇动军队包围了克里姆林宫。苏联解体后,叶利钦还炮轰议会逼迫自己的政敌投降,用行动证明了西方价值观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虚伪性。

  “和平演变”是由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艾伦·杜勒斯所提出的,他在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就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1年就开始拟订并逐步完善的一套内部代号为《十条诫令》的行动计划,试图通过思想文化、传媒工具、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矛盾、武装策反等方面动摇中国年轻一代的传统价值观,进而达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从中国纷繁怪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乱象中,可以看到苏联“和平演变”的影子,且是如此的相似。

  5、民族矛盾与国家分裂

  “民族矛盾说”是苏联解体的解释之一,对不可回避的是它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作用。大俄罗斯主义播下了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种子。民族矛盾不仅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内部,也存在于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苏联的私有化改革使国家和利益整体瓦解成各个利益主体,官僚特权阶层为一己之私利的集体背叛,使利益整体进一步碎片化。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错误路线,破坏了党群关系,进一步瓦解了苏联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面对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民族矛盾尖锐的状况,苏共在丧失民心的同时,也丧失了团结民众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凝聚力。政治碎片化更加剧了民族矛盾,据苏联《真理报》披露,1987年苏联的非正式社团有3万多个,到1990年急增到9万个,其中政党约500个,全国性政党20个。他们都在干着反苏反共的勾当。

  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是无孔不入的,苏联的民族矛盾问题是他们决不会轻视的,且也是绝不会放过的。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手段。不仅趁苏联出现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之机,西方国家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澜,还主动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挑起民族矛盾。如1986年苏联改革之初,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赤裸裸地公开挑拨苏联民族关系。1989年春,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主动接见分裂势力的代表,公开支持他们的分裂诉求,并直接促成了意在强化分裂主义势力意志和决心的 “波罗的海之路”运动,两百万人手牵手,并喊出了“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的口号。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成功得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千方百计支持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最终让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与苏联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因为民族矛盾有极其深刻的杀伤力和巨大的破坏力,西方国家颠覆中国也决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战略手段。所以,他们也会千方百计扇动民族仇恨,制造矛盾。西方国家支持“台独”、“藏独”和“港独”,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分裂势力的活动,对“疆独”及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制造的暴力事件实施“双重标准”,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国。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总统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感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苏联修正主义的失败,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镜子。

  第二节、朝鲜问题——中国社会主义艰难行进的影子

  朝鲜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中国的邻国,不论在历史渊源、民族关系、地缘政治,都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联系。朝鲜半岛虽然面积不大,但其军事对抗程度、国际矛盾的复杂程度却是世界上少有的,这与其地缘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问题是“冷战”的产物,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

  1、朝鲜问题的由来

  朝鲜国家虽小,却很古老。考古研究发现,在朝鲜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朝鲜历史几乎与中国历史并行发展,在各个历史朝代都有相互往来和联系。朝中之间文化相近、相通和相融。近代朝鲜与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倍受外族侵略和蹂躏的国家,历史上朝鲜曾是古代中国的藩属国,1895年因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而脱离宗藩关系,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朝鲜被日本彻底控制,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并实行了殖民统治。朝鲜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与日本占领军展开了英勇斗争,并在1919年成立了临时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朝鲜临时政府向日本宣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中的一支抗日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根据协议,在第一号指令中宣布,以北纬38度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南北接受驻朝日军投降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俗称“三八线”。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条不以自然地理走向和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的分界线。1948年,在“三八线“以北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南成立了大韩民国。朝鲜被分裂成隶属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朝鲜民族的南北双方同室操戈,相互对立。

  “三八线”原本是美国阻止苏军南下的政治折中分界线,是美苏两个大国强加给朝鲜的,并没有得到朝鲜南北双方的认可。如今,“三八线”也成为朝鲜民族分裂的分界线。1950年6月25日,朝鲜在苏联的默许下对韩国发动了名为“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这是一场以民族统一为目的的朝鲜内战。在朝鲜军队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美国为了自身的战略目标和朝鲜的地缘政治利益,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入侵朝鲜,支持韩国军队进行反击。美军在三百多艘军舰和五百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在仁川成功登陆,切断了朝鲜军队的补给和退路,朝鲜军队全线溃败。中国政府曾警告美国军队不要跨过“三八线”,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视中国的警告,决意要将共产主义逐出整个朝鲜半岛,把战火烧到了中国黑龙江边,美国飞机还轰炸了中国丹东。一个与中国有一千多公里边界的朝鲜,落入资本主义阵营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威胁。出于对国家战略安全和现实的国际形势考虑,中国政府被迫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全面升级,除朝韩之外,十八个国家卷入了战争,双方投入军队都超过百万人;美军对中朝军队实施了“绞杀战”和细菌战,成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1951年7月,联合国军方面与中朝方面为停战展开谈判。但美国在谈判中进行政治讹诈,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美军为了逼迫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从1951年8月开始,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最终都被彻底粉碎,25万名联合国军成员被消灭。联合国军又在1952年10月发动了“上甘岭战役”,双方对表面阵地反复争夺,多次易手,人员伤亡惨重,山岭平均至少被炸翻3米,是朝鲜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联合国军到此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已无望越过中朝防线,最终被打回了谈判桌。1953年7月27日,朝鲜、中国和美国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虽是停战,但战争状态直到今天始终没有被改变,这导致朝鲜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最终解决。由于美国的介入,朝鲜的解放战争没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中国也没有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梦想。

  2、朝鲜的地缘政治

  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地区,面积2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400多万,被分割成南北两个国家,“冷战”期间分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国际阵营。北方的朝鲜与世界两个大国中国和苏联(今日的俄罗斯)接壤,南方的韩国与日本隔海相望。而战后的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的大国,在日本有驻军。因此,朝鲜在地缘政治上包含了三个层面:一是朝鲜处于大国势力的夹缝中,大国间的博弈都可能牵连上朝鲜;二是朝鲜自“冷战”以来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旋涡之中,社会主义朝鲜一直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钉”;三是朝鲜一直被绑上大国军事斗争的战车,大国间的军事对抗常会把朝鲜作为“挡箭牌”。

  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是唇齿关系。朝鲜与中国的东北相邻,社会主义朝鲜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安全战略意义。新中国的起家就是在东北,这儿有全中国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如果朝鲜是美国领导下的朝鲜,中国的经济命脉都在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炮火威胁之下,对中国的国家全安意义不言面喻。如果朝鲜成了美国进攻中国的前沿堡垒,中国经济的全部家当都将成为美国的攻击目标。即使是没有战争的军事对峙,中国也必须有百万军队应对倒向美国的朝鲜军队,不仅在中国的头上悬着一把政治和军事利剑,而且还要伴随着军事对抗每年消耗中国巨大的军费开支。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出兵朝鲜作战,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此外,朝鲜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话语权和应有的地位。

  朝鲜是大国博弈的棋子。小国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本身是一种悲哀。虽然朝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夹在大国中间的朝鲜深陷国际棋局之中,更是无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在“冷战”期间,朝鲜在两个阵营的斗争前沿,大国之间的对抗很容易就牵连到朝鲜。朝韩对抗或发生武装冲突,都是兄弟相争,手足相残。朝韩之间有意和解,1972年7月4日,朝韩双方发表《北南联合声明》,确认了祖国统一的三项原则。但朝韩关系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抗,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似乎“身不由己”。朝韩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韩国的军事指挥权也在美国手中,韩美针对朝鲜的军演年年不停,阻碍了朝韩关系的缓和。中国和苏联关系对立之际,朝鲜又被夹在两个关系密切的大国之间,如履薄冰。“冷战”结束后,中美相互走近,朝鲜似乎成了中国的政治包袱。中美之间的矛盾博弈也会把朝鲜问题牵出来,成为两国关系的政治砝码。中国国内出现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矛盾,也往往会拿朝鲜说事。美国是朝鲜问题的始作俑者,然朝美之间并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朝美之间要解决问题又把中、俄、日拉上关系。尤其是朝鲜核问题,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关系密切。日本是美国的东方代理人,日本为了争取所谓的“正常国家”身份也在频频制造和利用地区矛盾。朝日关系除了所谓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对日本否定历史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慰安妇事件,与韩国、中国有着共同的关系。因此,朝鲜在上述问题上,对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外交斗争和博弈中表现出的微妙态度,都是朝鲜的自身利益与大国间在此的矛盾纠结密切相关。

  朝鲜是美国瞄准中国的靶子。社会主义的苏联被解体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随着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的意图越加明显,美国“重返亚洲”和“亚洲再平衡”战略都是针对着中国。因此,朝美矛盾的实质就是中美矛盾,朝鲜只是夹在中美之间的牺牲品。然而,美国政府掩耳盗铃拿朝鲜说事。美韩、美日进行大规模的军演,明则提防朝鲜,暗则针对中国。美国要在日本,甚至要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打着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幌子,实则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朝鲜半岛保持一定的紧张局势更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首先可以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提供借口;其次可以紧密美日韩的同盟关系,并有利于对韩日的控制;三是有利于保持长期对该地区稳定的武器军售;四是在与中国、俄罗斯的外交博弈增加政治筹码;五是为美国国内两党的竞争增加政治要素,也为转移国内矛盾和缓解经济问题创造机会。

  3、朝鲜问题

  朝鲜问题是由于半岛局势高度紧张和激烈对抗而形成的地区安全问题,它是因朝韩对峙、朝美对峙,也包含了朝日对抗而引发的朝鲜生存危机问题。

  美国试图颠覆朝鲜政权的意图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美韩和日本一直对朝鲜保持军事高压态势,尤其针对朝鲜的核问题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与封锁,试图通过以压促变,实现朝鲜政权更迭的目的。朝鲜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且经济落后,在美国的长期制裁下发展艰难,其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威胁是严峻的。这也使得朝鲜在生存与发展之间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为求自保,所以不遗余力地发展军事力量。从朝鲜的生存状况看到了当初中国在遭受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制裁下,艰难发展的影子。

  美韩在不断强化针对朝鲜的军演的同时,还把韩国拉入美日韩安全同盟 。2009年5月26日,韩国正式宣布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激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指责美韩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一直希望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但美国方面始终不与接触。2013年3月,朝鲜就美韩军演,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定》,武装力量进入全面对决战状态。面对美韩军演,朝鲜方面也通过谴责、军演、炮击或发射火箭,甚至进行核试验强烈回应,导致局势轮番升级。朝鲜方面也在特定的时间点做出出奇的举动,试图为改变现状创造机会。

  朝韩关系的起起伏伏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同时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密不可分。然而,朝韩之间因海上分界线引发的冲突是主要的对抗之一。自停战以来,朝鲜和韩国海上界线的划定一直未能取得进展。韩国设定的海上北方分界线与朝鲜主张的南方警戒线分歧巨大,朝方始终不予承认,双方的界线也均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从1990年末至2000年初,两方军队以拥有此海域的主权为理由,在双方主张的分界线中间有争议海域活动,引发了二次延坪海战。2009年11月,朝韩双方海军在大青岛海域发生海战。2010年在此海域附近发生了天安号事件,由于韩美等国认定该舰是被朝鲜微型潜艇击沉,从而使此海域的紧张对峙全面升级。这与中国的大陆与台湾之间有相似之处,只要美国从中搅局,两岸关系也会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

  4、朝核问题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水平大幅倒退,中国与朝鲜的敌对方美国和韩国不断走近,越加密切。中朝关系随着冷战格局的打破,两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一阵营也被改变。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两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的质的变化,准确地讲是中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与美国发展关系,迎合美国的要求,中国不惜牺牲朝鲜利益,甚至加入了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失去了大国的保护和支持,要独自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最强大军事集团的威胁,生存压力骤然增加,国家严峻的安全问题前所未有。朝鲜把“先军政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贯彻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朝鲜领导人说:“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不能生存。”这朴实的语言诠释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同也反映了朝核问题的真实现状。朝鲜在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在努力研发导弹和核武器技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坚定了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决心。中国在道义上的背叛让朝鲜认识到,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必须有自己保卫国家的利器,才能保卫自己的生存权。金正恩接班后,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反对派武装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这激发了朝鲜新的领导层坚持走“发展核武与经济建设并举”的路线,以及清除领导层内的蜕变分子。由此可见,“朝核问题”在根本上是关于朝鲜的生存战略问题。

  朝核问题的焦点在于朝鲜的拥核与弃核。朝鲜的周边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无一例外都要求朝鲜弃核。中国与朝鲜曾有盟邦之约,但中国在要求朝鲜弃核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给予朝鲜核保护。而美国则给予了朝鲜的敌对方韩国和日本的核保护。日本虽然是战败国,当下没有核武器,但日本储备了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而且日本暗藏的能生产核武器的核材料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在弱肉强食和帝国主义野蛮横行的国际环境中,如果社会主义没有核武器,拿什么来抗衡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和平”如同“天平”,没有实力的平衡,拿什么来保持平衡,失去力量的平衡,也就毫无和平可言。为应对美国的核讹诈,中国在最为困难的时期,再穷也要发展核武器,核武器为中国带来了安全红利,对朝鲜具有示范作用。只要帝国主义有核武器,社会主义的朝鲜必定不会轻易主动放弃核武器。

  朝鲜火箭问题也是与朝核问题紧密关联的问题,对朝鲜火箭问题的“双重标准”,充分反映了霸权主义的强盗逻辑。朝鲜曾于1998年8月宣布成功发射了首颗人造卫星“光明星1号”。2009年4月5日,朝鲜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遭到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的谴责。据朝中社2012年4月,朝鲜以迎接金日成主席诞辰100周年,发射了“光明星3号”实用卫星。美国和日本都指责朝鲜借此发展远程弹道导弹,扬言进行拦截和摧毁。美国还推动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这又一次激怒朝鲜,朝鲜认为国际法、国际机构、集体安全、军备控制和其它集体合作安排是不合乎需要的,是削弱其国家安全的阴谋。于是,在2013年2月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核验,以对安理会惩罚朝鲜的强烈反映。这导致了对朝鲜制裁的进步升级,中国也加入了对朝制裁的行列。

  发展本国经济,和平利用宇宙空间是每个国家的权利,朝鲜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和科技,发射卫星也是他的权利,联合国从来没有禁止哪个国家发射卫星。外太空是没有国界的,也是全人类所共享的,发达国家发射了数百上千颗卫星,美国是拥有卫星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就不允许别国发射卫星,就是州官放火不许他国点灯。认为朝鲜发射卫星就能发射核弹,给东北亚的和平带来威胁也是一种借口。凭美国的实力和能力,朝鲜很难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国完全有能力提前发现,提前摧毁。核武器对韩国构成威胁,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朝鲜的常规火力可以覆盖韩国,而且比核武器更为高效有力。对中国而言,就是让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有了借口,也为美国在东来部署反导系统提供了机会。可见,事实是朝鲜半岛的对抗并不是因为朝鲜要发射火箭的原因,而是大国背后的博弈所导致的。中国的发展也是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朝鲜发射卫星是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就,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朝鲜必然不会听命于他国,也不会成为他国棋盘上的棋子。

  第三节、中东北非革命——肢解中国的板子

  2010年底,由于经济不景气,突尼斯一名大学研究生毕业的26岁青年,因无法找到工作和家庭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无奈做起街头小贩,却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便自焚抗议,因伤势太重而身亡,由此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并在北非和中东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相继翻版,出现了政权更迭,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突尼斯的政权更迭是由西方国家借助其国内动乱推波助澜的结果,也让西方国家看到了改变阿拉伯世界格局的机会。这是一场介于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与直接军事介入推翻阿富汗、伊拉克政权之间的又一种模式。颜色革命应有较高的成功率和低代价,被美国等西方所重视,成为国际矛盾斗争的新形式。

  1、武装扶持反对派推翻现政权

  受邻国动乱的影响,2011年2月,利比亚出现了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军的武力镇压后引发起义,进而演变成反政府势力的武装力量同利比亚政府军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反政府势力组成“全国过渡委员会”,打着推翻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和建立民主政体的旗帜,推动了一场革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利比亚国内不同部落和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而引发的国内战争,然而,西方国家其实早已介入了利比亚的国内矛盾,利比亚开始的国内反政府示威让西方国家找到了推翻现政权的缺口和机会。反政府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流亡西方,并接受西方国家的资助或被收买,他们是推翻现政权的中坚力量。美、英、法等国以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为名,操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赤裸裸地干涉利比亚内政。中国、俄罗斯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一己私利放弃了道义的责任,投了弃权票。此后,西方国家不仅为反政府提供武器、资金和情报,美英法三国还直对主权国家利比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利比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是重要的产油国,对法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中东和北非有丰富的能源,控制阿拉伯世界也意味着控制了世界的经济命脉。控制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定目标,这场由“茉莉花革命”引发的动乱是最好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都着力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一旦有机会,西方国家推翻他们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过,也没有丝毫的手软过。这促以说明,西方国家要的不是朋友,而是臣民;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利益,这是帝国主义掠夺和霸权的本质。他给世界的警示:想跟资本主义国家“与狼共舞”,不是引狼入室就是羊入狼群,不能变为狼就最终只能被狼吃掉。

  2、诱逼当权者交权流亡

  “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利比亚传到了也门,在南部城市亚丁爆发大规模游行,约三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表达对南部地区生活水平日益恶化的强烈不满。警方出动了防暴警察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又是一场由街头抗议和暴力引发的国家动乱,而且还蔓延到了中东和非洲其他多个国家。

  也门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虽然没有丰富的石油,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沙特、阿曼相邻,濒临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海上交通十分便利。位于也门西南的曼德海峡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成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西欧国家的重要能源通道。

  在国内乱局不断发酵之时,正如也门总统萨利赫所指责的:“我要揭发一个秘密,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存在一个旨在摧毁阿拉伯世界的作战指挥室,而该指挥室背后的支持者则是美国政府”。美国驻也门大使频频会晤其国内反对派领导人。也门执政党议员在全国人民大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总统有权提名自己无限连任”的条款引发抗议者更大的不满,他们反对总统终身制和政权世袭制。西方国家不断向萨利赫施压,摆在他面前的是二条路,一是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一样流亡,一是像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一样被反对派打死。在内外交困和西方国家的软硬兼施下,2011年11月23日,在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也门反对派代表、海合会各成员国外长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贾迈勒·本·奥马尔的共同见证下,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沙特阿拉伯王宫办公厅签署了同意放弃权力的协议。

  3、通过制裁以压促变

  伊朗核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实施了核能开发活动。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伊朗坚称自己拥有和平开发核能的权利,围绕制裁与反制裁,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了博弈。伊朗在2003年初宣布成功提炼出能为其核电站提供燃料的浓缩铀,引起西方国家的严重不安,尤其是遭到美国的中东盟友和代理人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美国对伊朗核活动表示了“严重质疑”,并多次警告伊朗停止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伊核问题就此成为可能引发地区战争的导火索。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伊朗做出了相应的让步。2003年12月,伊朗正式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又在次年4月宣布暂停浓缩铀离心机的组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在2006年宣布恢复核燃料研究工作,使得伊核矛盾不断升级。

  美国对伊朗核问题曾准备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因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难以全身而退,又因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低迷的影响。此外,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是地区最强的,美国还顾忌战争牵连到中东盟国而损害自己的战略利益,终未敢轻举妄动。然而,美伊双方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却轮番上演,一直没有停止。美国及其盟国加大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同时,也在物色并支持伊朗的反对派。2011年叙利亚局势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复制利比亚模式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导致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在中东做大,打乱了美国的中东布局。2013年伊朗大选后,鲁哈尼当选了总统,并释放出解决伊核问题和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但并没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策反扇动等手段以压促变,企图推翻他国政权的行动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4、中东乱局的启示

  “阿拉伯之春”名义是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但实质还是都没有离开暴力,只是暴力冲突的烈度有所不同。反政府的运动根本上都有更迭政权的政治诉求,背后都有外部势力的插手,扇动和蛊惑民众,制造社会持久的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以乱促变,以压促变。制造这些国家的动乱和政权更迭,都有几个共同的方面:

  首先,都是出现国家内乱被利用。造成动乱的原因由国内经济状况、利益分配、政治矛盾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其中经济因素是关键。同时,都是因突发事件为导火线,撕开了矛盾的缺口。而反政府的动乱都是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反对独裁和拥护国家独立的旗号,极具欺骗性。

  其次,这些国家大都与西方国家在能源与安全战略,以及地缘政治上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对涉及自己战略利益国家,牢牢控制在自己掌中的决心不会动摇。这些国家大多与西方国家有过合作,但这个遵循“丛林法则”的世界没有道义,更不讲情义,在“食物链”底端的国家难逃被宰割的厄运。

  再次,都借着联合国的名义,打着保护平民和“维和”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明里暗里资助反对派,或公开武装该国反政府组织,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赤裸裸地践踏联合国宪章。可见,联合国已成为西方列强的傀儡。还控制媒体,制造舆论,混淆是非,惯用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手法抹黑该国政府,使其失去道德的支持和政权的合法性。

  其四,为进一步搅乱他国国内局势,通过加强经济制裁将他国推入经济困境。同时还冻结他国的海外资产,甚至把这些冻结的资产提供给反政府组织,或用其偿还资助反政府武装的军费。这也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美国国债,一旦中国出现乱局,也可能成为颠覆中国的资金。

  第四节、南海东海问题——撬动中国的杠子

  随着人类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人类把寻找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目光也转向了海洋,一些国家把开发海洋资源作为21世纪的发展战略,中国也不例外。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中对海洋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触发了各国进一步对海洋的岛屿和岛礁的主权争夺。中国与邻国在东海和南海中的岛屿和岛礁的主权争端,已成为全世界领海主权争端最复杂和最激烈的地区。岛屿与岛礁争端本是领土争端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东海和南海问题,已不只限于领土纠纷,还与多个邻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纠缠不清,使得东海与南海的矛盾纠纷在国际政治的变化中,在不同的层面引发了不同性质的改变。

  1、中日东海问题

  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钓鱼岛争端,一是东海划界争端。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明朝时期就已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同时窃取了钓鱼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收回全部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岛屿领土。琉球日本称之冲绳,原为琉球国,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甲午海战后被日本吞并。1951年,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此后又将中国的钓鱼岛裹挟其中。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又将钓鱼岛私相授受于日本,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不予承认。2012年,日本右翼势力掀起“购岛”风波,把钓鱼岛争端推向了白热化。

  东海海域资源丰富,东海划界问题不仅是领土主权的问题,还涉及了中日双方对东海资源所有权的争夺。东海划界纠纷,日本方面主张中线划界,而中方则坚持根据大陆架延伸部分划界。两种划界方法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中国方面一直希望两国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然而,钓鱼岛主权的归属,对日本方面在东海领土上的划界也是意义重大,由此可见,钓鱼岛问题中方没有退路。

  日本不断挑起钓鱼岛事端和东海纠纷,不完全是出于领土问题,这与其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政府及其国内的政治环境出现右倾化,中日之间还有日本否定历史等问题,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方面转移矛盾的一种需要。随着日本的右倾化,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修宪取得“集体自卫权”,东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可为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寻找借口,博取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从而掩盖其发展军力和扩军备战的真实意图。此外,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方面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把自己牢牢地绑上美国的战车;另一方面,要借美国“重返亚洲”之机,对中国趁火打动劫。

  2、南海乱局问题

  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并持续行使主权管辖南海岛屿的国家,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海上航路。南沙群岛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扼守着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和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20世纪70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侵占中国的南海岛礁,越南先后共侵占了南沙岛礁27个,并在所占岛礁上加强了基础建设,完成了军事控制部署,以增强岛礁防御作战能力和加紧对油气资源的掠夺,是侵占中国岛礁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希望以和平方式,通过双边磋商与相关当事国解决南海争端。

  在南海岛礁争端中,与中国冲突最激烈的是越南和菲律宾两个国家。越南与中国发生南海冲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而保障所取得利益,需要获得法律保障或军事实力的保障。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越南取得的南海利益,也没有得到国际法的承认。所以,既然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越南就千方百计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所得到的南海利益。然而,从中越两国的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比较,越南与中国的差距甚远,无法与中国对抗。因此,越南一方面希望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来平衡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借地区安全拉东盟参与,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以增加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此外,越南还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菲律宾、日本,甚至是印度建立同盟,试图抱团抗衡中国。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制造两国的海上冲突转移国内矛盾。

  在南海争端中,菲律宾与中国交恶的目的与越南略有区别。菲律宾与美国有同盟关系,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菲律宾与中国就岛礁争夺发生的冲突也频频发生,其目的:一是为了乘上美国的战车,并争取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其自身的军事力量;二是利用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乱中取利;三是借与中国的对抗而提高其地区影响力。菲律宾在军事上无法与中国对抗,所以,菲律宾想尽办法要把中菲南海争端诉之国际法庭,以借其盟国在国际法庭的影响力取得国际承认,但中国方面也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拒绝应诉,使菲方无处使力。菲律宾还竭力挑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试图搅动南海的地区安全达到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此外,还拉美国军事介入,以威慑中国。日本也趁机染指南海争端,以便牵制中国,减轻其与中国在东海争端的压力。在这样复杂的国际争端和国际环境中,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

  3、牵制包围中国

  大国之间的博弈,任何小小的矛盾都可能成为撕开缺口的机会。在国际棋局中,任何小小的机会都可能改变局面形势。中国的海洋争端,尤其是南海问题,其重要性、复杂性和广泛性是无以伦比的,也是从外部扰乱中国周边环境的突破口,也是撬动中国棋局的切入口。

  一些国家制造领土争端,通过搅乱地区局势,浑水摸鱼窃取利益;或挑起地区冲突,推波助澜妄图扩大地区矛盾,挑拨离间激化地区国家对立,从中坐收渔利;或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趁机干预,使矛盾长期化、复杂化,以便长期在此攫取利益。一些国家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混淆视听扰乱国际舆论,通过制造“中国威胁论”,让中国背负国际政治压力。借机发展军备,建立遏制中国的联盟,在战略上形成包围中国、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势态。中国的海洋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东边走向蓝海必须穿过琉球群岛,而所有的航道都在日本的火力控制范围内。南海方向东面须经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南方须经马六甲海峡或印度尼西亚。可见,美日从海上包围中国有这个条件和可能。一些国家用“冷战”思维挑起地区军备竞赛,从而消耗中国国力,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遏制和延缓中国崛起。借助对中国的外部施压,促进中国内部生变,为瓦解或颠覆中国创造可能的条件和机会。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换而言之,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只是推动内部变化的条件,而中国内因的变化才是发展的关键。造成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既有战场的外部因素,更有清政府腐败的内部因素。造成中国的国际环境和海洋问题越发严峻的原因,包含二个方面:其一,是由中国的内因所造成的,有中国控制南海的能力和实力问题,也有中国对海洋领土的认识问题,还有对维护海洋岛礁主权的意志和决心问题。其二,是由针对中国内因的外因所造成的,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趁机发难,也有一些国家针对中国面临来自外部的军事、外交压力和不利的国际环境趁火打劫,或采取落井下石之举。所以,如果中国外部出现问题,必定也有内部的问题因素。外因的问题也会导致中国内因发生变化,境外敌对势力针对中国制造外部矛盾,最终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国的内政。

  第五节、民族和宗教问题——搅乱中国的棍子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问题是关乎国家统一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中的所有民族,作为利益的民族共同体,便能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统一;一个国家中的各个民族都是利益的竞争主体,必定会产生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统一和导致国家分裂。种族矛盾也是民族矛盾,种族矛盾也会威胁国家的安定和安全。

  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在民族的划分上没有特定的标准。从生物学讲,具有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作为同一人种更有理由视为同一民族。但经过人类的长期发展、迁徙及生存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不同人种之间的相互通婚与各个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得人种不再是区分民族的界线。从历史看,同一民族都有最初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感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归宿,与国家的归宿感相近、相通、相联、相关。因为,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可能是具有民族的、宗教的范畴。相同的民族可以分属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主权主体,也是最高级的主体,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相统一,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国家统一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都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各民族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和利益。纵然,有民族特点、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但各民族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所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的信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不是自然科学,但也会引用自然现象中的原理来丰富宗教学说。宗教不是社会科学,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解释着整个社会现象。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把这种宗教学说与一定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宗教作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种世界观,是人的思想和精神归宿。所以,宗教对人们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约束力。

  民族和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们将长期存在,而且是跨越国家、跨越政治,却又与国家和政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它们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和国际性。宗教和民族相互交织,同一宗教有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宗教和民族的号召力、凝聚力和约束力相统一,能转变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合力;如果两股力量相背离,也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破坏力。因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是历史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产物,具有持久性、深刻性、交织性、破坏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应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宗教和民族问题本身是极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民族和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和宗教矛盾也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往往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或不同政治集团斗争的表现形式。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重要的内容。宗教信仰自由,不能用政治力量消灭或发展宗教。不同的民族之间,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信仰上相互尊重;在代表各民族共同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法律框架内开展宗教活动,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共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共同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维护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西藏和新疆问题是中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境外敌对势力针对中国进行渗透、分裂、挑起民族对立和宗教矛盾的重要方面。尤其是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最为复杂,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不会放弃的利用方面。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新疆幅员辽阔,边境线长,与八个国家接壤,现有47个民族在此共同生活,其中有十多个国际民族和多种不同信仰的宗教汇聚在一起。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猖獗的地区,“三股势力”就是从中国内部搅乱国内政治、社会、民族安定的环境。而西方国家对存在于中国的“三股势力”使用“双重标准”,就是希望借这三股势力搅乱中国,在乱中寻机,借乱促变。

  第六节、底特律的破产——中国地方债务的样子

  底特律是美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心,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总部曾设在此地。2013年7月,底特律因长期负债超过185亿美元,为阻止经济进一步恶化而申请破产保护,当年12月获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的批准裁决,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被迫减少公共服务项目的开支,导致医疗、教育、公共环境和文化建设等民生质量的下降,社会治安更加恶化;大量人口离开城市,市场和生产萧条,楼市崩盘暴跌;没有了投资,企业关门,失业增加,税收越加减少,官员舞弊,暴力横行,底特律陷入了多重恶性循环之中。

  造成底特律破产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但政府缺钱入不支出是不用质疑的。从经济原因看:产业单一,汽车工业的衰落与金融危机的叠加,严重冲击了底特律的经济。这与中国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一样,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同样遇到类似的困难。人口急剧下降,也是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产业复苏渺茫,更不利于经济恢复。这与中国很多农村的壮劳力外出打工,只剩下“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其结果是当地的经济逐渐没落。一个仅依靠税收作为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产业的下滑必然沉重打出其财政来源。同时,市政项目支出依然庞大,让底特律这个城市不堪重负。在政治上,还有种族矛盾、官僚腐败等因素也是其中的原因。

  “负债经营”是中国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发展、提高政绩的主要手段。地方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让地方政府的信用体系危机四伏,也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地雷”。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3年7月披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政府性债务已达到10.7万亿元,2012年相比2010年增长12.94%。说明地方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土地财政”,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生存方式如果失去了土地的交易已不能自我驾驭,将面临严重挑战。土地作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出卖了土地也意味着出卖了依附在这种生产生产资料上的权利。中国的土地经济与楼市经济紧密联系。中国的楼市已远远超越了经济的范畴,而是已上升到政治的范畴。土地的征用已在一些地区引发官民冲突和官商冲突,也引发了群体事件和民变,这是社会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土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耕地的锐减,而耕地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意义。楼市价格的大起大落,不仅影响民生,也引发民怨,对经济冲击和市场冲击巨大。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复杂,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引发的危机,其破坏力和影响力必将远超底特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如果出现危机导致破产,其原因不是因为房地产,而是因为失去节制的“寅吃卯粮”、卖田卖地败家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底特律的破产,也有其必然性,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经济危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经济危机的周期越来越短,危机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刻。正是经济危机引发了美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底特律的破产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在全面推行私有化的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持续与深化,经济危机的发生必然存在,巨额债务导致的地方倒闭可能也同样存在,其产生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不仅底特律是榜样,而且必将是比其更严重。

  第七节、泰国政治乱局——中国私有化社会贫富对立的苗子

  几年来,泰国首都曼谷发生了多次反政府示威集会,且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引发乱局。参加示威集会的人群主要来自两派,即:由农民和底层民众组成的“红衫军”,他们代表了泰国民众的大多数;由中产阶级、地主阶级、政府人员、皇室、队军等所谓社会的精英组成的“黄衫军”,他们代表了泰国民众的少数人。“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抗,实际上就是泰国社会两个阶级的对抗。

  2001年,代表“红衫军”利益的他信取得选举胜利,担任了泰国总理,2005年又以压倒性的胜利取得连任。同时,引发了原本对他信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地主、皇室、政府同僚的愤怒,要求摆免他信,但在泰国下议院未获通过。2006年9月他信出访英国,由黄衫军所控制的军队趁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政府,建立了临时政府。但红衫军不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并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要求解散临时政府,重新大选。2008年9月泰国大选,他信的妹夫颂猜及其政党获得胜利,颂猜成为泰国新总理。失败的黄衫军再次走上街头,包围总理府、议会,冲击机场,要求颂猜政府下台。数月后,黄衫军所控制的泰国宪法法院判决颂猜在选举中作弊,解散了其领导的政党,并推选阿披实为泰国新总理。2010年,泰国政坛又一个历史轮回,红衫军走上街头,要求重新举行大选。2011年7月,前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获胜,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2013年11月,泰国政府的一份特赦法案建议引发争议,泰国反对党领袖和前泰国副总理素贴,领导黄衫军举行“占领政府”的示威活动,要求英拉下台。2014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公布裁定,英拉滥用职权罪名成立,被解除总理职务。随后,泰国军方接管政府。

  造成泰国乱局的根源,普遍的认为是:“家族政治”缺乏信任,两派斗争缺乏约束,利益分配引发对立。然而,这都只是表面现象。首先,他信的“家庭政治”也是经过选举取得总理位置的,而且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家庭政治”恰恰说明了“西式民主”实质就是“资本民主”。他信家庭拥有巨额的资产,说明翻版西方式民主的泰国,他信的“家庭政治”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作后盾的,反之也说明,没有经济基础的民主是没有保障的。而最根本的是他信集团代表了底层民众,也是泰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从阶级的角度看,他信是一个阶级的利益代表,对他信“家庭政治”的不信任,本质上是阶级的不信任。这也恰恰说明了泰国的阶级矛盾在深化;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并引发激烈的冲突,也说明了泰国的阶级斗争在激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泰国的法治已荡然无存,导致两派斗争缺乏约束的,正是掌握着国家司法和权力,拥有财富和军队的“黄衫军”,军方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总理建立军人政府,可以对“红衫军”的斗争使用暴力,而对“黄衫军”占领政府可以不闻不问。说明西式的民主是资本的民主,西式的自由是权力的自由,西式的人权是剥削阶级的权利。也说明了没有枪杆了的政权是不安稳的。贫富差距是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根本上是剥削造成的不平等,剥削就是最大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利益分配的对立,是由阶级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泰国乱局既反映了阶级利益与阶级矛盾的斗争,也反映了分配制度与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裂。中国社会的私有化,公有资产的转制不仅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且还制造了社会一系列新的不平等。转制不仅实现了私有化,而且还成就了剥削,一个剥削阶级又重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的舞台。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也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利益斗争中,暴力工具和公权力更多的被资本所利用,并制造了社会的不稳定,他们是中国的“黄衫军”。在转制、征地、拆迁中被剥夺生产资料的人群,他们的维权却常被地方权力和资本势力所压制,成为中国的“红衫军”。社会出现的“仇官”现象和“仇富”现象,是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矛盾体现的一个侧面。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左右之争也明显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已成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分裂和对立,当中国的“他信”诞生之时,将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开始。因为,中国的问题远比泰国复杂。

  第八节、乌克兰变局——撕裂中国的方子

  乌克兰是原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东连俄罗斯、南接黑海,北邻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部相连的是波兰等五个东欧国家,这些国家除摩尔多瓦原属苏联之外,其余原是“华约”成员国,苏联解体后加入“北约”。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特别是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乌克兰人属于东斯拉夫族,与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的血缘密切。乌克兰国内所有民族没有形成对共同国家的认同感,所以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极易产生对国家的离心力。脱离了原苏联的经济体系,乌克兰经济明显衰退,也导致国内各种矛盾的不断积累。乌克兰国内的政治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出于经济上摆脱困境,急于融入欧洲市场;在政治上追求西式民主,加之有宗教原因和希望摆脱俄罗斯的控制,乌克兰迫切希望加入欧盟。当然,加入欧盟也是有条件的,且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而乌克兰失去了俄罗斯的产业支持,将丧失大部分的工业产能,这是乌克兰人难以承受的。这加剧了“亲欧”势力与“亲俄”势力之间的矛盾。

  2013年底,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入欧协定,引发反对派多次示威,进而演变成反政府骚乱。持续到2014年2月,警方与示威者在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随着基辅地区的暴动骚乱愈演愈烈,议会否决了亚努科维奇总统恢复2004年宪法的要求,此后,下令释放在“橙色革命”中上台的乌克兰前总统季莫申科,还通过了弹劾亚努科维奇总统的议案,得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支持。实质就是一场政变,它也撕裂了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独立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因黑海舰队的分割问题产生很大矛盾。一方面乌克兰不希望俄罗斯在乌有驻军,另一方面的俄罗斯,失去了克里米亚也就将失去黑海舰队,也就等于失去在黑海的控制权。由于克里米亚大多是俄罗斯族,历史上与俄罗斯联系紧密,促使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决脱离乌克兰而加入俄罗斯,俄方很快通过法律程序,宣布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东部亲俄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也同时要求独立,2014年5月作为独立候选人的波罗申科当选总统,一边通过终止议会权力清除亲俄势力,一边对东部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乌克兰进入了内战状态。

  由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对于俄罗斯极为重大,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遏制和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的战略要地。所以,乌克兰实质是俄罗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博弈的棋子,也是双方矛盾斗争的战场。马来西亚的一架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战乱地区被击落,冲突各方就此相互指责,并把国际棋局的两个重要对弈者,俄罗斯与美国推到了对抗的前台。乌克兰也在亲欧派与亲俄派之间的选边站队中撕裂了国家版图。在中国,要求全盘西化的人大量存在,他们对西方的热情与乌克兰西部的亲欧人士同样的狂热;而反对全盘西化的人也大量存在,他们的坚守与乌克兰东部的亲俄人士一样的坚定。全盘西化与反对西化的斗争从开放之日起就开始了,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还变得更加尖锐。全盘西化给经济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就已显现出来,经济上的矛盾将加剧社会的斗争,而且,这两种力量斗争得越激烈,撕裂中国的进程就越快。乌克兰乱局就是西方为中国准备的“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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