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媒介经营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董璐
当今，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人们一致认为，文化并不是社会状况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附生品，而是直接作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法国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曾经指出，文化并非对经济基础的被动反应，而是后者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1]
文化的传播过程实质上是意义的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接触到其他社会方式的图景，而且可能获得其他的特定的思维方式、看世界的视角、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因此，当文化传播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进入极端的侵略和替代的状况时，就会产生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即“是一种旨在控制遥远土地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与态度，尽管它在当代世界不再以军事占领的方式被形构，但它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长期存在着，且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2]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传播技术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成为现实，因而出现了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描述的现象：“当今的全球化是由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推动的，这种技术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的渗透。虽然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里的少数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触及了世界最偏远地方的村庄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3]
鉴于文化作为社会生活和全球安全重要的前提和导向的特性，同时由于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有关文化安全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并且有学者强调“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安全”。[4]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判断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视界方式受到了威胁?也就是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可见的后果或表现是什么?这些后果又会进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即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潜在的后果是什么?进而，在这里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产生这些后果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如同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传播系统已经成为符号或文化冲突的竞技场”，[5]又如许多学者所提醒人们注意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不仅将货品带过国界，也将潜在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起带入这些国家”，[6]而“在文化和知识交流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7]并且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媒介政策完全体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前者稳固地支撑着后者;但是，我们也无法忽略，“在同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文化的不平等”，[8]因而所有的人都要面临“来自其他社会的知识和文化的冲击”。[9]这说明，尽管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与流动及其地位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国际中的位置有密切的关系，但前者并不完全是由后者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文化安全不仅受到外源性因素的作用，即强势政治经济实体对相对弱势者在文化上的影响、渗透甚至替代，也受到其自身在时间这个纵向维度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特性和因素的影响。因而，笔者将来自横向层面的对文化安全的威胁因素称之为外生性原因，即不同群体、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的影响关系;而将来自纵向层面的威胁文化安全的因素看作是内生性根源，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威胁。在对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显现的和潜在的后果进行探讨之后，转而探寻导致这些后果——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内生性根源。
一、当代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导致的可见及可预见的后果
文化安全是一种文化系统所体现的状态，即其“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状态，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10]对这个概念进行分解，可以看到“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及思维方式等)安全”。[11]
正如将文化分类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只是出于认识论上的需要，而无法反映现实实践一样，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方法能够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因而尽管我们可以将文化安全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实实践中，会发现文化安全遭受到的威胁可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清晰的分界线。因此，笔者从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产生的后果的视角出发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并将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产生的后果分为可见的、显现的后果和可预见的、潜在的后果两大类(当然由于真实的动态性、多层次性和认识的局限性，这里的分类如同所有的分类一样，其类别分界线都不是完备的和互斥的)。
(一)可见的后果
1.文化的标准化和同质化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他的一篇研究大众文化的文章《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中指出，流行音乐就是“标准化”的音乐，而“‘标准化’使得那些即使是最独特的东西也变得乏善可陈……每首歌曲之间就连细节都大致相同”。[12]
现代音乐的制作是流水线作业式的，音乐创作被弃之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音乐工业，它如同其他工业领域一样，强调的是标准化和一致性，因而“流行音乐最典型的特征包括朗朗上口的曲调、副歌以及标准化节奏(一节四拍)”，并且“随着商品化过程导致音乐工业开始追求用三分钟‘劲爆’赚取最大利润”。[13]
在工业化的运作过程中，一切都如同“一套设计精良的机械设备，其所有齿轮都能紧密咬合而不会留有丝毫空隙”，无论是声音、演奏还是指挥都必须是毫无瑕疵的，“从第一个音符开始，表演便已‘圆满成功’，完美得就像人们为其灌录的唱片一样”，但是创作中的即兴、表演中的出乎意料、人(无论表演者还是观众)的主动发挥也消失在这样的“完美无缺”当中了，如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言其“代价却是其自身的无法挽回的物化”。[14]
阿多诺与同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早在1944年就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指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分别具有“同质性”和“可预见性”两大特征，因而例如“电影、广播和杂志构成了一个体系，生产出来的东西从整体到局部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只要看一部电影的开头，就可以猜到其结局……其结果就是，同样的东西被翻来覆去地再生产”[15]。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批判理论家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因而指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具有“标准化、模式化、保守、虚幻等特征，是极具操纵性的消费品”。[16]
文化工业对标准化和同质性的追求，也混淆了文化之中的严肃艺术与非严肃艺术的界限，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指出，文化工业“同时摧毁了高级文化形式的崇高精神和低级文化形式带给人们的身心愉悦。无论是贝多芬的严峻曲风，还是狂欢节的沸腾喧嚷，都被文化工业消弭了。从此，人们所能消费的只剩下甜蜜的流行乐”，[17]工业文化打破了感性刺激与理性辩证之间的平衡，只留下统一不变的“标准”。因而，实质上不只是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更是文化领域与经济行为领域之间壁垒的坍塌”。[18]
这样的恐惧甚至早在1901年就由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一书中表达出来了，他担心文化“一致性”会带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标准的下降、民族语言和传统的衰落、独特的国家认同在美国文化压力下的消失”。[19]而这些在今天似乎已经不再是隐忧了。相反，文化的同质性和文化工业对利润的追求，“剥夺了‘本真’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方式，使其丧失了‘说不的勇气’”。[20]
2.文化的娱乐化和商品化
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正在呈现着娱乐化和商品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自美国《便士报》诞生以来，媒介的发展就不断地改写着“信息”和“新闻”的含义，如今“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随着脱口秀的电视节目形式、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新闻报道越来越像娱乐节目，资深新闻人戴维·布罗德(David Broder)指出，“我们越是让新闻业去适应情景喜剧或电视剧的套路，越是让记者们像政客那样互相谩骂，我们就越是在使新闻业失去意义，越是在模糊一名新闻工的定义”。[21]
电视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将世界的复杂性简化为一系列不断流动且毫无深度的视觉幻象”。[22]同样能够提供“某种不由自主且栩栩如生的幻觉”，而回避真实现实、主动性的思考和主体性的创造力的是电影和通俗小说：电影能够为人们带来极度的快感，它所具有的“一种催眠术般的魔力，使人们沦陷于廉价的情感诉求中不能自拔”;[23]通俗小说所带来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分散”，根据利维斯主义的观点看来“完全是创造力的对立面，因为通俗小说并不会使读者精神焕发、热爱生活，相反，却让他们对生活更加不适应。读通俗小说的人往往逃避现实，拒绝面对生活的真相”。[24]
获取信息、引发思考和再创造意义上真正的阅读也逐渐被网络环境下汇集着海量的超链接、简短而支离破碎的阅读所代替，在一个个的链接被不断点击的过程中，有限的注意力被不断地分散，对任何文本的关注都如蜻蜓点水般转瞬即逝、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投入，有实验研究显示“超文本读者经常‘不记得他们读了什么，没读什么’”，[25]甚至会在信息的过载和选择的压力下感到心意烦乱。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思想家、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认为，现代文化正在衰退，他以当代文学为例，指出其乏味和空洞程度如同“几滴灌装牛奶兑着白开水，对于渴望饱餐一顿的饿汉来说，无异于画饼充饥”。[26]文化的娱乐化实际上是文化商品化的体现，也就是说随着文化迈向工业化的进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中也隐藏着拜物教，并在今天以更为直白的形式体现出来了，如同霍加特所预言的那样，商业“变成一种崭新的、更为强大的征服形式;这种征服是文化的征服，它比以往的经济征服更易被人接受、难以抗拒”。[27]
洛文塔尔所做的一项对20世纪杂志中的人物传记的研究，恰好为文化的商业化转变提供了直观的证据。洛文塔尔将人物传记所记述的对象分为三类——分别是有关政治人物、商业人物和娱乐人物的。在研究中他发现，从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人物传记的主角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和商业人物，但是从那之后，“娱乐业人士的传记数量则相应增加”，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体育明星，也就是说“如今的人们崇拜的却是与休闲领域密切相关的‘消费偶像’……频频出现于电影、球场和夜店里”。洛文塔尔分析了这种变化，认为其原因有三点：“第一，新的英雄人物象征着与社会需求毫无关联的财富。第二，文化再也无法充分反映经济与社会的真正动力。第三，新的英雄人物无法为我们提供道德上的引导与教育，而仅具娱乐功效，亦即，引诱我们堕入充斥着肤浅快感、消极被动的虚幻世界”。[28]
如果人物传记的类型是对人们引导、教育趋势的反映的话，那么对明星生活的记录已经不能发挥社会动员、指导身份认同的作用了，而只能代表着大众的梦幻和他们对偶像的消费。这也就是粉丝文化及粉丝经济兴起的原因。在现代社会广泛出现的现象是，粉丝们对无论是演艺界还是体育界的明星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尤其在演艺界，粉丝们沉醉于其中的不是明星的文化创造能力，而是其被商业包装和塑造出来的人格和表现力，他们知晓偶像的一切，给偶像写信，为偶像建立专门的论坛，参加有偶像或与偶像有任何联系的活动，收集与偶像有关系的任何物品，面对偶像时表现得如痴如醉。这体现在今天大量的选秀类节目中，那些“脱颖而出”的选手不是因为他们的原创作品，而是在于他们的外形相貌、独特的“身世”故事和对原创“高保真”的复制，这恰恰体现了阿多诺所说的“音乐越是铺天盖地，真正懂得欣赏的人就越少”。[29]而粉丝们所崇拜的也已经不是“明星”这个主体了，而是将“明星”作为拜物教的客体来替代。这也就是今天的明星作为偶像的“寿命”越来越短的原因，因为凡是客体都是可以再造和轻易更替的。
文化的商品化几乎导致了一切都变成是可以消费的，如同历史学家帕梅拉·莱尔德(Pamela Laird)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对生活方式的权威作用而拥有物种改变的力量”，[30]它通过将一切符号商品化，而“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31]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耶稣的诞辰和几乎其他所有的基督教符号系统都已被用于商业的目的了。
由于娱乐和文化工业“通过激发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将‘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和文化的生产者绑定在一起……这些文化产品向人们灌输着某种虚假意识，操纵着人们的思想”，[32]因而正如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所指出的，这样的文化产品是令人无法拒绝的。也就是如洛文塔尔所预言的，消费的胜利标志着文化的全线溃败。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一步步走向娱乐化和商品化，而越来越没有回头的机会。即便在最体现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领域中，也呈现了文化工业化和商品化的趋势，课堂引入有线电视、电脑，是为了使课堂更加有趣，而不是为了教育;学生喜欢接触通俗易懂的或有实际用途的知识(或称为“信息”更恰当);“老师喜欢传授立竿见影、激发学生热情回应的东西”，“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33]而那些要求很高审美水平的内容却被束之高阁。
在文化的商品化中，无论对文化的消费还是对文化的生产都由于不断地被异化而变得被动。例如，电视节目质量的好坏，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收视率;作家的写作不再是因为他需要表达、分享什么，而是“因为观众有什么东西要他们去表达，于是写作完全就是为了增加观众的‘人头数’”;“通俗文学依赖的是受众的希望，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才能”。[34]
(二)可以预见的后果：文化多样性被破坏
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传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因此“不论是从宣传的角度，还是从娱乐节目、新闻、广告、音乐、商标、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说，国际传播系统已经成为符号或文化冲突的竞技场”。[35]在这场竞争中，令人担忧的是国际传播的规模、流量、内容却继续为西方工业国家所控制，特别是越来越多地被美国所控制。
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指出，“美国的媒介管理者创造、筛选、精炼、主宰着我们的形象与资讯的流通，从而决定我们的信仰、态度——最后，还有我们的行为举止”。许多学者都认为，美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的扩张和占领，是一种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推向全世界的过程，使得“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用同样的方式去听、去看、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横式”。[36]
与其他生物在其生命存在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适应外在环境解决生存问题不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付生存问题的方法，不是发展适应环境的生物特性并使之成为遗传特质，而是依靠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独特手段，这是一种较少依靠身体能力而较多依靠思想发明的生存手段，是人类所独创和独有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别。因此，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对各种特定环境的适应，一种文化的被摧毁，就意味着人类丧失了一种对策手段，丧失了一种可能弥补其他文化缺憾的文化资源。因此，文化一旦同质化，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单一文化会导致整个人类适应能力的丧失。文化的同质化意味着文化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正如在自然界只有平衡的生态环境才能持续兴旺地发展一样，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以自主性和多样性为基础的。“多种文明共存的状态是人类社会维持的基本要求”。[37]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以西方文化或者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强势文化向其他文化渗透蔓延，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向工业社会的规范、价值观、社会结构发展的趋向。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今天无论我们走到世界哪一个大都市，看到的都是越来越相似而不是相异的城市景观、人物面貌，“风土人情”这个概念似乎在这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在工业化生产体制下，个性往往受到压抑，反而同质性文化力量无比强大，这一趋势随时间推移正变得日渐显著”。[38]
几年前，《日语灭亡之时》的图书一直名列亚马逊的畅销书排行榜当中。该书的水村美苗发现，在21世纪的亚洲，类似印度与新加坡那样本国母语与英语并行的国家正在不断增多，同时网络语言也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这让她担心日语有朝一日会消亡。由于“日语以具有无限造词能力的汉字，通过音读和训读自由地进行组合，再加上平假名和表示外来语的片假名、罗马字，这些多样化的文字既可纵向又可横向书写”，因而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日语“所包含的历史与感情”和“为世界所称许的功能和丰富的内涵”。[39]
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其所讨论的有关日语的前途就是日本文化的前途，因为语言不只是词汇和语法，不仅是表达的方式，也是一种塑造力量，语言通过提供常用的表达惯例，预先安排人们以某种方式看世界，从而引导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因此每一种语言一定反映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经验和文化，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世界观的表现，一种语言的消亡则意味着相应的文化的消亡。语言教育家米歇尔·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曾指出，“打压或摧毁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最残忍，也是最有效的建立统治的手段”。[40]
文化的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人类的适应能力，而这样的价值是通过文化的多样性得以保障的，因而生活在不同生态和自然环境下的人类，需要发展出各自的文化解决其所应对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问题，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安全存在的基础，当这种多样性遭到破坏的时候，文化安全也遭受到威胁。解决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接受差异化和复杂性，而不是以同质化、统一化为先决基础。
二、传播技术的发展成为威胁文化安全的诱因和内生性物质根源
尽管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生产、接收和传输的途径不断地增多，但是“对传播技术及内容进行集中控制的做法也在加强……将权力集中于中心的地球都市的状况也随之扩大”。[41]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发现，技术的变化并不只是手段和工具的变化，即“技术方面变化在生活表层的作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达到更深的程度，甚至使全部传统的地基都被动摇”。[42]
由于每一种媒介都因其内在属性，有其擅长的表达方式和传播内容，也就是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指出的“媒介即信息”，即“一种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一封信的信封;其本身就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43]因而不同的媒介对同样的信息的传播可能导致不同的传播效果，于是，波兹曼告诫人们不要过于天真地“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44]可以说媒介“塑造了人们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观念，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45]
由此可见，传播技术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同媒介生态学的创始人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所指出的那样，传播技术可以改变符号(思想方法)的特征，改变社区(思想和发源地)的性质，从而改变兴趣(思考内容)的结构。[46]在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看来，“传播对于文化过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传播本身就是文化过程”。[47]在这里所要探讨的就是，新的媒介和传播技术在改变了内容的传播方式的同时，是否也改变了内容本身以及人们处理和思索这些内容的方式，并进而对文化创造力、竞争力和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一)传播技术对文化的控制与垄断威胁着文化多样化
人类社会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活经验领域的变迁，这是由传播技术的大发展所带来的。技术史家马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提出的“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指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即技术确实是一种力量，但“技术在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领域里的实际发展，以及人类释放出来的技术力量与人类本身互动的复杂矩阵都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而非必然命运”。[48]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中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9]因为“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技术还产生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50]
从这个角度出发，波兹曼将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直到17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在工具使用文化中，工具的发明是为了解决物质生活中的具体的问题，同时也服务于“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无论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会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波兹曼以日本的武士刀的使用要严格地遵守武士道中对此的详细的规则和仪式为例说明，“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51]
而当人类文化进入到了技术统治文化时，也就是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机械时钟、印刷机和望远镜的发明，改变了当时的人们的时间观念、口语文化传统和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使得西方的道德中心分崩离析，转而遵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总结的18、19世纪的新准则：客观、效率、专业、标准化和量化。并且，“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能获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做市场”，这一切都改变着文化和社会的传统，使得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屈居于从属地位。但是，波兹曼认为在技术统治文化中，虽然文化传统的传承出现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仍然可以维持，“对传统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们还可以在仪式和神话里面生活。人们还可以相信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的实用性，相信常识和长者的智慧”。[52]
技术垄断文化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它要求“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勾勒了技术垄断文化的各种前景：效率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53]总而言之，技术垄断文化的理念或者基本原理就是，任何技术都能代替人类的思考。与之相应的还原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存在于机器和技术之中，而宏大的还原主义正是技术垄断论的目的。
从三种文化形态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新的技术的出现改变着人们的知识和对“真理”的观念，也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而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所赋予的。波兹曼为了说明这一点，以给学生打分这个惯例为例子。无论我们作为学生还是成为教师之后，似乎很少质疑通过考试获得分数这个事实(尽管我们可能怀疑考试的信度和效度、评判者的公正度、甚至是考核的必要性)，但这个惯例却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1792年被一位名叫威廉·法里什(William Farish)的老师所“发明”出来的，他认为“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断”，并且“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而到了今天，似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相信，“如果不用数字，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他们相信，如果不用数字，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54]
由此可见，新技术确实对文化不断地发起攻击，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变化，而技术垄断文化却不只是改变着一种文化、使之发生着增减损益，而是改变了一切，直至“灭绝一种文化”。因而，可以说技术垄断文化是传统文化和文化安全受到威胁的滥觞，因为在技术垄断文化中，不仅是神和宗教，包括人也都屈居于技术之后，并且逐渐沦为客体;而当人不再作为文化的主体的时候，文化安全是无从谈起的;技术垄断文化在威胁着文化安全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的危机。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含义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55]在此可以列举一个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却不被人们所注意的例子：我们所使用的汉字属于单字表意体系的文字，仍然保留一定的象形性(特别是繁体汉字)，因此汉字是形声义融为一体的文字，具有直观性的特征，使用汉字的人的思维和文化都体现了一定的感性和形象性的特点。但是，在今天键盘书写代替了手写文化，而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五笔输入法，大部分都使用拼音输入法，因此在这样的键盘书写文化中，汉字完全由拉丁字母所代替，而失去了它的“象形”的特征。由此带来的不仅是汉语变成了“汗语”这样的语言“变异”的问题，混淆了汉字的正误标准，导致语言的娱乐化;而且也为汉语的传承带来很大的影响，键盘书写让人们对字的一笔一画越来越感到模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汉字、会“拼写”却不会书写汉字;更为重要的是，汉字的字母化，使得汉字朝向符号音节体系的文字发展，那是一种线性结构特征的拼音文字，与之相应的是抽象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指出，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思想的驱动器。[56]因而书写文化的变化，影响到了语言文字安全，进而也为意识形态安全和价值观念安全带来隐患。
由于“媒介不仅仅是信息通道。它们也提供思考的素材，并影响思考的过程”，[57]因而传播技术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技术发明一样，既是一种延伸又是一种约束，其带来的效应也是“既赋予人类以能力又束缚人类的行为”。[58]
(二)信息的碎片化和视觉化对文化造成多种破坏
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中指出：“媒介并非仅仅影响人的投票行为、潮流时尚、行动方式以及购物选择，而是为普通人带来希望、赋予身份、甚至直接构成生活经验。”而麦克卢汉甚至坚信无论是否被界定为传播媒介的任何人造物的盛行，都会将人类的思考、行为与交流规范为某种特定的类型，从而也就向整个文化传递了“信息”。[59]
波兹曼对不同传播媒介对人类的影响的研究，可以作为这些论点的有力的佐证。他认为印刷媒介具有线性阅读的特征，使得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们必须等着获得答案，等待着得出结论。而在等待的时候，人们被迫评价句子的合理性，或至少要知道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暂停批评性的判断”，因而“排版绝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60]正是阅读使人们具备了“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抽象、有序的思维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和“高度评价说理和等级秩序的能力”，并且“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61]也是与18～19世纪印刷术的发达密切联系的。
而电报的出现就已经显现出今天的信息泛滥和信息过载的端倪了，由于电报跨越了空间的距离，使得人们所获得的信息不再只是有关身边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大量的信息向着人们奔涌而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些信息的含义和价值是什么，而只是一味地接收着信息。故此，波兹曼认为“随着整个世界信息泛滥，一个人知道多少的问题要比一个人知道如何运用已知信息的问题要重要得多”。[62]
但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信息量的增大，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却越来越弱了。这一点在今天随着网络的高度发展和普及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信息越来越碎片化，人们主动处理和消化信息的能力也不断地下降。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链接，因此面对打开的网页，人们的脑力资源从阅读和理解文字转移到不断地做出是否要打开链接的判断上来，面对海量的多媒体信息，人们的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以快速处理多个任务，这会使大脑从认知环节就开始“超载”，人们逐渐失去了聚精会神地专注阅读的能力，阻碍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学习，接下来只能草率地分析、处理和理解信息。正如大脑结构决定思维方式一样，思维方式也不断构造着大脑结构，精神病学教授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认为数字技术的大爆炸，“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大脑……在逐步强化大脑中新的神经通路的同时，也在弱化那些旧的神经通路”，因而“用于扫描、略读和多任务处理的神经通路正在扩展和加强，而用于全神贯注地仔细阅读和深入思考的那些神经通路正在弱化或消失”。最终，人类的“深入思考和创新思考的能力”被损害，我们只能“在肤浅的水平上驾轻就熟”。[63]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对新的媒介环境进行分析后，认为“以简短、杂乱而且经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发信息”[64]的思维模式正在取代聚精会神、具有反思和批判能力的线性思维模式，而有关这一点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言，我们将很快面临人类智能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即是思维模式的剧变。可以看到人类思维模式的剧变是由传播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并且两者将共同成为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安全的根本性的威胁——我们一边面对目不暇接的信息，一边觉得头脑空空，陷入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aleridge)那句著名的诗句所描绘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似是而非的窘境。[65]
可以说，新文明的特征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媒介技术决定的，“若某一种传播媒介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被人们持续使用，那么这种媒介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知识在传播中的属性”。[66]因而，波兹曼戏用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也称艾滋病)这个词，以“抗信息缺损综合症”(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来呈现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爆炸所导致的信息的无意义、文化缺乏有机整合的状况，而“没有理论指导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妥当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险的，没有高于其服务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样是危险的”。[67]
今天的主导媒介不仅带来了信息爆炸和碎片化，也使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现象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电视开始盛行时就出现了。波兹曼认为电视“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内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68]
视觉化的趋势同时也从电视媒介蔓延到印刷媒介中，因而“报纸的命运就不再依靠新闻的质量或实用性，而是……有赖于它们能够提供多少图片”。[69]
哲学家盖伊·德波(Guy Debord)认为文化工业化和消费化的必然后果就是一切诉诸视觉性的景观，视觉化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因为词语是人类“通过观察自然、进行归类总结后得出的概念。图画本身并不表示概念;它们展现实物。……图画不会提出一个意见，它不隐含自身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无需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70]所以，当视觉的符号和语言取代了文字的符号与语言而成为人类理解自身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主要媒介的时候，当人类从以语言和文字为代表的抽象符号又退回以图像为主的视觉符号的时候，也意味着主动性的批判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丧失，这必然威胁到文化的繁荣和安全。因而，德波在《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书中指出，消费文化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地位，使得当代社会的特征由笛卡尔时代的“存在”(Being)蜕变为马克思时代的“拥有”(Having)，直至现在的“表象”(Appearing)。[7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从报纸到广播电视再到计算机网络，每一种新媒介都带来了新的信息形式、也改变着既有的媒介，这些脱离了语境的信息快速地增长着、流动着，却“排斥历史连续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复杂性和连贯性”，[72]为此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担忧，“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73]
但是应该看到，尽管传播技术的发展是威胁文化安全的内生性物质根源，然而由它们和其他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也为更多的普通民众分享、发展文化创造了可能性，并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及共同发展成为可能;因而在今天的技术背景下，现代文化的进步与衰退是同时存在的，如何在意识到传播技术的“非中立性”的特点的前提下，妥善地对待技术发展这把双刃剑，是解决文化安全中“现代性悖谬”问题的关键。
三、关系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本要素：认同与传承
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减弱，既可以看作为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带来的后果，也可以理解为导致文化安全受到危害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循环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但是鉴于人具有创造、塑造和传承文化的主动性，因而我将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强弱作为文化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原因来分析。
上一部分分析了人类历史上近百年来传播技术的发展对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影响以及对文化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美国大众文化更具有强势影响力，人们担心由于“它造成了经济上的依赖、社会意义上的归顺和文化上的替代”，[74]而对其他文化的安全存在构成重大威胁，但是正如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言：“处于霸权地位的阶级并不一定能够将一套整齐划一的世界观强加给整个社会”，[75]即便是在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为政治所利用的时候，也只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地改写并替代另一种文化。因此，对文化安全的威胁既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内部，即对自身文化缺乏较高的认同、并且由于文化对内吸引力的丧失而导致文化传承的困难、主流价值体系受到挑战、语言的纯洁性出现危机、教育体系受到冲击等，从而对文化安全造成威胁，并且进一步丧失文化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源自文化内部的内生性根源，往往在其存续、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一)文化存续、发展的根基：保持文化认同和吸引力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软实力进行界定时，强调了“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家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76]但是，由于文化的影响力作用于人的头脑与精神，因而文化的征服虽然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要更牢固，却也更为困难，它需要从根本上动摇某一文化群体的文化认同。如果细致地观察历史会发现，“决定文化产品影响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生产的规模，而是文化文本对受众的认知、行为和世界观进行塑造的能力”。[77]因而对文化的吸引力和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一定要在文化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微妙性的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安全存在，反之亦然。
例如，德国人文科学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媲美的，“法国学者涂尔干和意大利学者帕累托的影响力远不及马克斯·韦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及至今日也无法与海德格尔相比，而任何人也无法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相提并论”。[78]当纳粹德国在二战中被盟国打败之后，德国思想却占据了整个西方，思想家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在他的书中写道：“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口音变成了中西部特有的鼻音;……崭新的美国生活方式则成为魏玛共和国的迪斯尼版本”，[79]而“甚至是电影这一最美国化的艺术，也沾染了德国思想的色彩。伍迪·艾伦……的剧本处处流露出德国哲学思想的痕迹，使其成为美国娱乐市场中司空见惯的部分”。[80]
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力是超越政治与经济的，而一种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是以内部认同为根基的。文化在德国人眼中有着无比高尚的地位，“文化是他们的尊严，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自以为比其他民族更加优秀的根基所在”。[81]自16世纪开始德国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文化发展体系，从国王、公侯、教会、市民组织等不同层面推动文化的发展;今天的德国也注重让所有人都参与文化生活，并且由于认识到文化是连接人民的纽带，共同的文化认同是生活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因而德国将文化写入它的基本国策和宪法当中，由国家保障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当代德国的文化政策是“文化为所有人”，强调通过社会文化帮助人们应对工业社会的挑战，满足公民在文化、艺术和美学方面的需要，从而在尽可能广泛的民众中间建立一个富于启发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环境。
许多历史学家都共同认为二战后的德国人是从文化中重拾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的，他们在修复自身的文化过程中，也不断地发展着这种文化，从而使“德国不是一片地域，一个已经存在的有组织的社会，而是一种理念”。因而今天的德国人非常自信地认为“我们是，我们曾经是，我们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师长、哲学家、理论家、宗教教育家”。[82]
由此可见，一种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以其在本土的文化生活的活力、文化认同、文化吸引力为基础的，并且它们也决定了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是否以这样的文化为自豪、而愿意作为这样的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所分析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可见的和可以预见的结果，都体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文化认同和文化吸引力遭到侵蚀、逐步降低乃至瓦解时，必然导致文化安全的根基的动摇。因为只有对自身的文化保持较高的认同和充分的认识，当遇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才不会归顺于外来的强势文化、或被改写，而是将它吸收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例如奈注意到，虽然日本是第一个在19世纪中叶就引入全球化的亚洲国家，但日本没有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倒是全球化使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愈加鲜明而突出了。[83]
(二)传承——攸关文化安全的关键环节
文化同时向孤立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个体提供一系列共同的图像和文本，将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构成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和体验，[84]文化记忆传承着文化和文化认同，因此在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看来，“边境”虽然是一个空间概念，却对时间维度的变迁产生着持续的影响，[85]因为文化传统和遗产随着时间发生着变化，甚至会出现断裂。
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和德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中提醒人们，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失去的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以及它所包含的活文化。民间歌谣、民间舞蹈……象征着井然有序的生命艺术和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艺术、交往的法则和敏锐的调节能力。所有一切都根植于古老的经验，并在自然的环境和时间的韵律中滋长”。[86]
由于娱乐休闲的入侵并且在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机社区消逝了，这意味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出现了断裂;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不断冲击着人类的信仰体系，使得“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体系失去信心，也对自己失去信心。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87]当一种文化失去了它的最底层的根基，而只留下一些碎片和零散的存在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和改写的，这个其他文化可能并不是来自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经济与技术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肤浅而脆弱的文化。
因而，“我们必须在对古老秩序的追忆之中建立一种新秩序”，[88]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承意味着构建共同的文化记忆，而文化对内吸引力的减弱与文化的纵向传承中的断裂互为因果，并且它们都共同威胁着文化存在的安全。
文化吸引力的减弱和文化传承受到威胁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对本土文化语言的轻视和污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地区甚至是以牺牲母语的发展和传承为代价，而追求对英语的学习，这一点从全球语言监督机构所提供的有关全球有一半人说英语以及在说英语的人群中母语非英语的人数几乎是母语是英语的人数的两倍等数据中可见一斑。在许多国家，人们从尚未完全掌握母语的幼儿时期就开始学习英语，并且在许多地方推崇母语和英语相结合的双语教学、甚至是纯英语教学(即便课堂上的教学双方的母语都是英语之外的同一种语言)。
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它不仅教会我们怎样说，而且教会我们如何想，“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语言的议程深深地整合在我们的人格和世界观里”。[89]语言是表达文化同一性的关键，放弃或者丧失一种语言则意味着“丧失构想现实的能力”，[90]而将与之相应的那种文化推向绝路。
语言学家克劳德·海然热(Claude Hagege)发现，“那些外语(例如英语)说得好的国家，挪威、瑞典、荷兰都是语言在境外不为人知的国家”，[91]这意味着这些文化群体中的人们可能对外语所对应的文化产生亲近感，而疏远自己的母语文化，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对现实的看法也都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一些丰富多样、细腻的情绪和感受也可能因为所使用的外语中不具备，从而渐渐消失。
《日语灭亡之时》的水村美苗在青少年时代随父母旅居美国，因而精通日语和英语，她指出如果带着用英语来翻译日本文化的意识来写小说，那么日语深奥的妙趣就会荡然无存。由于担心日语的堕落和消失，她呼吁：“与其半途而废地要求国民全都双语化，不如只培养少数精通某种外语的精英，从而维持翻译出版的传统;与其让学生写作文，不如实行让他们饱读古典文学的教育方式。这就是保持日语生命力的现实可行的对策。”[92]
站在或是得以传承发展或是式微消亡的十字路口上的，绝非日语一种语言。保护母语、保存从旧日继承下来的杰出作品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且伟大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包含着人类世界的有价值的经验和宝藏，它们会增强人类的创造力，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夫人倡导过回归“维多利亚时期价值观念”，约翰·梅杰(John Major)发起过“寻根溯本”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再生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特定的民族认同观。[93]集体认同需要行为个体和社会集团达到某种一致性、凝聚性、连续性，[94]这必须经年累月借助集体记忆、共享的传统、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95]
而“搭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桥梁、建立起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传承文化，“培养更具鉴赏品位的受众”，[96]根据诗人柯勒律治的观点，是需要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来引导的，也就是阿诺德所说的：“教育是通往文化的大路”。[97]
但是在今天，当“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的时候，难免令人对文化的吸引力的丧失和传承的断裂感到忧心忡忡。人类进步必须通过连贯性的文化给予保障、并赋予秩序和意义，如果学校不能够提供整合的视野的话，文化的连贯性就会更加迅速地被侵蚀。
所谓真正的教育“不以训练为中心，不以技能为中心，甚至不以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理念为中心，以黏合力为中心”，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是用于急功近利地解决当下的一些现实问题，而应该是阐述知识的源头、发展和体系，传递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培养对母语的运用能力，训练批判意识，从而能够区分优秀的文化和浅薄的文化——波兹曼主张，“我们必须向学生证明，并非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一学就会、易如反掌的，有些要求很高的审美水平的东西，是他们闻所未闻的”。[98]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信息的传输，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递，并且培养能够创造文化的人。
早在1960年，英国的全国教师联盟(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包括，由于“报刊、广播、电影与电视的泛滥导致了审美标准下降的恶果，对此必须予以坚决的遏止……决议向那些拥有大众传媒使用权和控制权的人们，当然也包括学生的家长发出呼吁，号召他们与教师们一道努力，捍卫学校课堂上传播的价值观，抵制外部世界对年轻人的恶劣影响”[99]。在德国，义务教育的义务包括必须唤起中小学生对德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让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尽早接触到文学、音乐和美术，因为这是他们将来参与文化生活的前提条件。而教育对于文化传承和文化安全的使命的履行，必须由国家给予保障，因为国家肩负着教育和文化发展、传承的任务。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传媒同样有义务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因为它们能够影响到更广泛的群体。例如，德国的文化政策就强调应该打破传统的纯粹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界限，从而将德国的传统的民主精神变为居民的城市精神，使每个人都有参与文化和创造文化的机会。因此，“媒体应该以开放宽容的状态传播庄重且有价值的内容，并对于大众文化要仔细甄别，杜绝品质低劣的群氓艺术充斥人们的视听”。[100]
文化传承中的误读也会对文化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社会学家恩斯特·凡·登·海格(Ernest van den Haag)担忧“没人阅读经典，这既不新鲜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此多的人正在误读经典”，而这种误读和肆意的改写正是群氓文化的特征，它意味着生活的去个性化，而且缺乏真正的文化的赋予意义的能力，它并不能够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满足感，而只是替代性满足，因而“人们对这种文化的消费越多，他们的心灵反而越空虚”，[101]并且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正在被群氓文化所吞噬，使得文化逐渐走向枯竭。
文化的被误读和改写不仅来自本文化群体内部，也可能来自文化资源被盗用和被重新定义。例如，中国的历史、经典作品和经典文化被其他国家用动画片、电视剧或电影的形式重新改写和诠释，之后以“中国文化”的面目在全球传播，但是它们所传达的含义、理念和价值观已经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后者却构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被误读的文化产品也会传回到中国，甚至广受热捧，“这些经他国之手传播的‘中国文化’会让我国年轻一代对本国文化产生误解，模糊自身的文化认同，甚至产生错误的文化认同”。[102]
由于文化资源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因而在全球化和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文化资源的保护相对于其他物质性资源要困难得多，文化安全也更容易受到威胁，由此可见发展文化、丰富文化的构成和内涵、增加文化的对内吸引力，有力地推动文化的传承，才是对文化被误读和改写的最好的防御。
四、结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需要开放性和多元化
通过对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可见和可预见后果的阐述以及对威胁文化安全的内生性根源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文化是“建立在种群与个体的多样性之上，建立在社会文化遗产、制度化习俗、精神态度与情感基调的天然差异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持续、自由且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上”，[103]所以文化的健康发展与活力来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且有意义的互动。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所谓“地球村”也不是一个村落，而是许多个各具特色的地球村，“它们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同时又努力保持或加强各自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104]
全球共享安全背景下的文化应该是多元化的，而这种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各自为营、在封闭的体系中的独自发展，因为如果“过分依赖某些特定的文化内容，最后也可能造成整个文化的僵化而丧失了演化上的优势”，[105]因而文化的多样化意味着多种文化的共同存在、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相互沟通，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是以文化的开放性为基础的，正如萨义德所言：“文化与文化总是彼此牵连，谁都不能‘独善其身’。一切文化都是混血的、异质的、独特的、多元的”。[106]
事实上，在封闭的体系中发展和传承文化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本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实际上都不是静态不变的内容，而一定会“随着外来文化产品的本土化过程而发生着不断的改进与变形”。[107]
因此，在今天对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意涵丰富的差异性和开放性的发展。一种文化一旦停止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就会停滞，甚至消亡。不能更新的文化就不能发展，不能发展的文化最后只能消亡。[108]
注释：
[1]常江：《帝国的想象与建构：美国早期电影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9.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4]石逢键、钮维敢：《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安全国际空间的拓展》，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第94页。
[5]Wilbur Schramm，"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in an information era，"in H.D.Lasswell,D.Lerner and H.Speier,eds.,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Vol.3:A Pluralizing World in Formation,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0,p.297.
[6]Krishna Kumar,"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An Overview,"in Krishna Kumar,ed.,Transnational Enterprise:Their Impact on Third World Societies and Cultur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0,p.14.
[7][英]罗宾·科恩、[英]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8]Lee Chin-chuan,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Beverly Hills:Sage,1979,pp.60-61.
[9][英]罗宾·科恩、[英]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第40页。
[10]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301页。
[11]严兴文：《试论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特点和作用》，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39-140页。
[12]Theodor Adorno,"On popular music,"in John Storey,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9,p.64.
[13][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14]Theodor Adorno,"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in Listening,"in A.Arato and E.Gebhardt,eds.,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Oxford:Blackwell,1978,pp.270-299.
[15]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a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London:Verso,1979,pp.120-125.
[16]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California:Pacific books,1961,p.11.
[17][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69页。
[18][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19]Richard Pells,"Who""""s Afraid of Steven Spielberg?"Dis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495.
[20]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London:Sphere,1968,p.63.
[21]David Broder,"Theodore H.White Lecture,"Joan Shorenstein Center for Press,Politics,and Public Policy(Harvard University),November 12,1988,p.15.
[22][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246页。
[23]Frank Raymond Leavis,"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in John Storey,eds.,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4th eds.,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9,p.14.
[24]Frank Raymond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7,p.100.
[25][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26]Richard Hoggart,The Use of Literacy,Harmondsworth:Penguin,1990,p.237.
[27]Richard Hoggart,The Use of Literacy,Harmondsworth:Penguin,1990,pp.243-244.
[28][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奧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96页。
[29][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奧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86页。
[30]Pamela Laird,Advertising Progress: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Consumer Marketing,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98.
[31][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32]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London:Sphere,1968,pp.26-27.
[3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18、126贞。
[34][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80页。
[35]Wilbur Schramm,"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in an information era,"in H.D.Lasswell,D.Lerner,H.Speier,eds.,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Vol 3:A Pluralizing World in Formation,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0,p.297.
[36]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第246-247页。
[37]韩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68-78页。
[38][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100页。
[39]戴铮编译：《不久以后日语就将灭亡》，载《东方早报》，2008年11月26日C1版，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08-11/26/content_97623.htm。
[40][德]米歇尔·阿克曼：《语言和软实力》，邵京辉译，中德文化网：http://www.de-cn.net/mag/lit/zh6968446.htm。
[41][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42][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43][加]保罗·海尔、戴维·克劳利：《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
[4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01页。
[45][美]阿瑟·阿萨·伯杰：《媒介分析技巧》，李德刚、何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46][美]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47]Robert E.Park，"Reflections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in Henry E.Elsner,Jr.，ed.,The Crowd and the Public and Other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101.
[4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49][德]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50][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11页。
[51][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12页。
[52][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15、24、26页。
[53][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28、30页。
[54][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6页。
[55][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6页。
[56][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7页。
[57][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第4页。
[58][美]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会：产业、形象与受众》，邱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351-352页。
[59][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229、203页。
[60][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194页。
[6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47、253、48页。
[62][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第229页。
[63][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第131、152、151页。
[64][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第8页。
[65][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62页。
[66]Harold A.Innis,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1,p.34.
[67][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68][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第234页。
[69][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40页。
[70][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第230页。
[71]常江：《帝国的想象与建构：美国早期电影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72][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40页。
[7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38页。
[74][英]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苗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75]Robert Goodin,Philip Pettit and Thomas Pogge，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93,p.161.
[76]李宇：《对外电视与文化传播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77]常江：《帝国的想象与建构：美国早期电影史》，第9页。
[78][德]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79][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80][德]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第90页。
[81]夏宁：《文化与政治在德国历史中的紧张》，载《文景》，2011年第4期，第34页。
[82][德]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第180-181页。
[8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第247页。
[84]George Lipsitz,Time Passages: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28.
[85][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184页。
[86]Frank Raymond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7,pp.1-2.
[87][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32页。
[88]Frank Raymond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7,p.97.
[89][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72-73页。
[90][法]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页。
[91][法]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第329页。
[92]戴铮编译：《不久以后日语就将灭亡》，载《东方早报》，2008年10月26日C1版，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08-ll/26/content_97623.htm。
[93][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94]Anthony Marsella,"The Measurement of Emotional to Work:Methodological and Research Issues,"Work and Stress,Vol.8,No.2(September 1994),pp.166-167.
[95][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第98页。
[96]Samuel Taylor Coleridge,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Londen:Dent,1972,pp.34-35.
[97][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24页。
[98][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113、118页。
[99]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London:Hutchinson,1964,p.23.
[100]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p.75.
[101]Ernest van den Haag,"Of Happiness and Despair We Have No Measure,"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White,eds.,Mass Culture: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1957,pp.528,532.
[102]李宇：《对外电视与文化传播研究》，第82页。
[103]Horace M.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J:Transaction,1998,p.34.
[104][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周敦仁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319页。
[105]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第303页。
[106]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xxix.
[107]Ien Ang，"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Towards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Media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System，"in John Storey,eds.，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Edward Armold,1996,pp.154-155.
[108]李宇：《对外电视与文化传播研究》，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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