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来研究金融资本的逻辑，以“帝国主义”来指认其瓜分世界的本质：通过不断地把“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这种建立在地理不均衡性基础上、并通过“时间—空间修复”的方式来实践的全球化恰恰是金融垄断资本自由化的前提与结果。奈格里等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力图区别于传统“帝国主义”的视角，以“帝国”来阐释当代金融垄断资本瓦解民族国家边界、对于世界以及人心的巨大的征服力量和渗透能力，去中心化的“网络权力”、“混合构造”成为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旨在从根本上澄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与内在矛盾冲突，从而在资本逻辑的背后寻找新的全球计划的可能性。
关 键 词：全球化;金融资本;帝国
简介：户晓坤，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20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灵活积累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借用伊格尔顿的表述：“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摒弃了等级结构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①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一转变，表现为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离和独立，政治经济领域全面金融化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安东尼奥·奈格里以“帝国”来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的上述转变，并在国际左翼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新一轮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列宁”以及“列宁主义”幽灵的在场在新时代语境下被唤起。
列宁强调垄断金融资本瓜分世界的本质，即“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同于希法亭、熊彼特等经济学家，仅仅将帝国主义视为政策性的扩张手段：“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②金融资本作为一种隐遁的决定性力量，其扩张性的逻辑突破了民族国家边界、超越空间领土范围，全面控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主导着当今全球化的进程，就某种意义而言，全球化的展开方式是金融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列宁到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关于“帝国”的批判性研究，为把握金融资本的内在本质提供了锋利的解剖刀。
一、金融垄断资本的逻辑与历史
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化，既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导致资本集中的结果，也是资本实现自我扩张的环节，通过信用制度向社会融资成为迅速而有效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进而金融资本的独立性和主导性日益加剧，成为制约资本实现和扩张的关键环节。在马克思看来，股份公司是资本集中的重要工具，并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希法亭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资本理论，尤其是关于股份公司的学说，在《金融资本论》中他指出，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产生的关键在于割裂了资本所有权和支配权之间的纽带，使“产业资本家摆脱了产业资本家的职能”③，从而推动一个可靠的证券市场的发展。通过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货币资本家可以不受他所投资的企业的限制，“股东从领取利润的产业资本家向领取利息的货币资本家转化”④，虽然股权控制与生产职能分离为两个环节，但是在根本上却要求加强对生产环节的控制，金融技术及其创新就显得尤为关键，“随着股份公司形式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特有的金融技术，它的目的是要保证人们能以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尽可能多的他人资本”⑤。从生产集中，到股份公司组织形式推动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到金融技术手段的完善与创新，推动了资本集中的加强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心日益转移到了货币资本领域，也使产业资本日益从属于、受制于货币资本。
希法亭仅从流通领域出发以银行资本来界定金融资本，列宁对此进行了批判：“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⑥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错误在于片面凸显了工业资本对银行资本的依赖，以及在金融资本的形成机制中，没有从根本上去把握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没有认清垄断在金融资本生成中的最为基础和关键性的地位。进而列宁重新定义了金融资本：“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⑦列宁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即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来研究金融资本的逻辑，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集中所导致的垄断形成，才引起了资本流通形式和规模的变化，“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⑧。
以排除和压制竞争为目的的各种企业组合，使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发生了高度集中，这一运动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席卷了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大量剩余资本为银行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垄断组织对于庞大资金的需要，必须依赖信用制度通过银行实现，银行业的集中和垄断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职能和作用，即支配大量的货币资本，通过信贷的方式控制企业的生产。银行与工业企业的关系越密切，对其的控制越强烈，就越能够有效地消除竞争和加强垄断。就此而言，生产集中和垄断导致了流通领域中银行的集中和垄断，导致了两者之间互为渗透的一体化关系，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领域中的垄断组织发展。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的产生不单纯是流通领域中流通形式和规模的变化，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导致生产集中，进而产生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生产和流通的密切结合、渗透是资本逻辑的必然展开。“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⑨掌握实际垄断权力的金融寡头不单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通过“参与制”实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掌控，其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垄断作为金融资本形成的物质基础，金融资本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核心，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占据领导权后，必然要求以金融资本为工具，通过资本的国际化扩张运动实现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统治权。
20世纪80年代，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信息革命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生产力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然条件”⑩。其一方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垄断和扩张本性的当代表现。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规模化扩张过程中，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导致了过剩生产能力的不断积累，新增投机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在盈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情形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成为资本所有者必须突破的瓶颈。为了解决经济停滞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最为深刻的变化表现在金融领域，日益依赖金融领域的增长来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利用期货、期权、衍生产品、对冲基金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实现货币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债务的过度扩张和银行的过度膨胀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三个需要。即保护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利润、缓解(至少是暂时缓解)它的矛盾、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扩张和对外战争。”(11)
由于金融资本领域技术性服务手段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工具催生了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在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价值的主要形态是货币资本或者生息资本，而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货币资本与金融资本二元结构的资本价值形态：其一，货币资本，即马克思所研究的食利资本或生息资本，体现在股息、利息等收入之中，依靠对于货币的占有权而分割剩余价值;其二，金融资本，即包括房地产贷款所支持的债券、债务抵押所支持的债券等，通过现代金融技术手段创新所产生的结构性金融衍生工具，成为食利资本的新载体，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投资盈利的驱动下，成为脱离实体经济获得风险性投资利润的重要领域。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资本通过向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渗透、融合，实现了对整个实体经济的操纵，通过对全球产业链的整合与控制，形成跨国企业、集团等巨大的垄断组织，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掩护下，通过资本流动瓜分世界市场。
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与“时间—空间修复”
“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若不能持续越过疆界，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便不能维持自身之生存。因此，资本的外部在本质上是不可或缺的。”(12)这意味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枢轴划定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原则界限。如果没有作为吸纳资本过度积累趋势的外部空间存在，资本的扩张本性就无法实现，进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和崩溃的边缘。对此，卢森堡指出：“根据马克思学说来看是在辩证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13)资本不断将“外部”吸纳入“内部”的强大欲望和冲动，以及对“内部”挖掘的日益深入，不但将“非资本主义体系”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对体系内部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等领域的控制更加无孔不入。就此而言，资本并非能够单纯依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它需要其他经济体制作为依存的土壤，“当它遇到壁垒和排斥时，它的发展就受到阻挠;相反，当它纳入越来越广大的空间时，它就兴旺发达，利润也只能产生自接触、契约、交换和商业贸易。世界市场的实现使这种趋向最终到达预定点，最理想的形式是：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成了它的领域”(14)。正是这种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驱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实践其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上日益扩散和渗透。
资本不断向外扩张的本性表现在金融资本的逻辑中，即资本输出。垄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过剩资本”突破国家范围向外输出，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过剩资本”进行投资和借贷的涌入地。过剩资本以投资的非暴力方式流向了它的外部空间，资本输出不同于商品输出的关键在于，从在国外实现剩余价值到生产剩余价值的转变，进而不断地把“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词的转义而言的。但是，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的瓜分。”(15)虽然资本主义早已开拓了世界市场，但是资本输出所导致的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构造了国际一体化经济体系，这一全球化秩序和架构的“发展趋势是向社会生活的非经济领域扩张其市场规律和机制的作用，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但时至今日却没能有效地减缓这种相互依存的不均衡性”(16)。这种建立在不均衡性基础上的全球化恰恰是金融资本自由化的前提与结果。
全球化作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具有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扩张、更为活跃的和比任何时候更为纯粹的形式”(17)，它实现了“世界规模的历史性结构重组”，划定了现今资本主义与之前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恰如美国经济学家汤普森所指出的，当今的全球化并非过去世界经济特征的简单扩大化，或“根植于国家土壤环境之中的资本主义拓展”，而是“国际资本主义属性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独立的国民生产体系不再具有活力，逐渐解体，游离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跨国企业和公司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压缩了国家活动的领域及其社会作用的同时，扩大了私有利益在国家中的比重，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样板，它摆脱了某一个国家的任何约束，在全世界寻求竞争优势”。(18)无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固有的本质，资本主义活动地理学景观的演变正经受着时空压缩一轮又一轮的无情驱动”(19)，而金融资本、虚拟经济运作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技术创新、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全球范围内商品、生产能力、人和金钱等的流动性推向了极致，这符合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零度流通的理想状态，创造性地加速资本周转与克服空间障碍成为资本扩张逻辑实现的根本方式。就此而言，如果仅仅从文化或技术角度将全球化淡化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背景来进行讨论，那么回避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内在蕴含的全球化逻辑，而全球化逻辑正是通过“时间—空间修复”的方式来实践的。
对于金融资本而言，其强大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世界范围内长驱直入，推动了新的劳动区域分工、资本价值链条的重组以及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技术性控制，哈维认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吸收过度积累”是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手段之一：首先，加速周转时间，把资源从满足当前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货币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便具有了决定性意义;其次，缩短空间距离，加剧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和直接投资。哈维后来将其概括为“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即“(1)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2)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3)在某种程度上将前二者结合起来”(20)，这是一种通过延迟时间和扩张地理空间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而人们在时间、空间上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和观念感受发生了改变：首先，资本利润率成为进步的衡量标准，进步等于先进，全球各地区国家的空间差异被削平了，落后国家被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之中;其次，地理上的距离和隔膜被打破。
三、从“帝国主义”到“帝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转变
金融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阶段性表现，在根本上从属于资本具有稳定性的内在逻辑，资本作为一个过程、一种机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空间扩张的逻辑，资本的扩张性和帝国性不过是资本内在逻辑的展开。然而，基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基本立场，“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突破其自身的限制方式亦构成了资本主义阶段性的发展历史。“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市场的政治规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我们正在目睹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定性的历程。”(21)卢森堡、列宁等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帝国”本质从不同的历史层面和全球化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奈格里等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则力图超越传统“帝国主义”的视角，以“帝国”概念来阐释当代垄断金融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内在逻辑和特征，旨在从根本上澄清金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性转变与当代性表现，在资本逻辑的背后寻找新的全球计划的可能性。
卢森堡强调“作为一个生存方式的帝国主义”，突出“帝国”向非资本主义部分的扩张和侵略本性同实现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关联，“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2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无法作为一个单纯的、自然的经济过程而展开，背后需要国家政治霸权的干涉与支持，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的更加尖锐的矛盾与对抗关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及对抗关系的基础上。
与卢森堡不同，列宁更加突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具体特征和性质。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某些特征已经转化为自身对立面之时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即“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垄断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而金融资本加剧了垄断组织对全球经济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深层控制;“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23)“无主”的土地已经瓜分完毕，垄断资本主义将以新的殖民方式重新形成对世界的控制，资本输出比产品输出更加具有意义，资本的自由化流动则成为金融资本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关键环节。列宁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垄断阶段是资本全球扩张的真正表现，但是帝国主义的实践方式——殖民统治却进一步限制了资本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完全实现，因此“资本必须最终克服帝国主义，将内、外部之间的限制摧毁”(24)。在奈格里、哈特看来，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国的理论，“列宁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对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概念的批判。他将现代的主权的疑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疑问一起放到一个统一批判的镜头下，并且通过把不同的批判路线交织在一处的方法，超越现代性进行观察”(25)。
哈特和奈格里将“帝国”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的政治形态维持其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对列宁进行了超越帝国主义的解读。他们指出，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现代帝国主义，向附属国疆域延伸其权力导致了世界战争和冲突。而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帝国的权力结构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改变，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流动成为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表现方式，以主权为基础国家机器也发生了适应性的转变，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私有化、市场化进程为金融资本的输入建构了开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平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成为资本逻辑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最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26)金融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具有灵活性和易变性，对于剩余资本的吸纳和释放重新为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心划定了势力范围，使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变得模糊，去中心化的“混合构造”、“网络权力”成为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的全球权力都是这个帝国主权网络中的节点，它们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来一起运作”。(27)
“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取代工业生产的霸权，构成了帝国的本质：即建立在权力、财富等级差异基础上的创造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其中包括符号产品、形象工业等“脑力或语言的劳动”，以及建立在幸福、满足、兴奋基础上的“情感性的劳动”，金融及其衍生工具等虚拟经济部门的产品不过是“非物质劳动”范畴的一部分，莫利兹奥·拉扎拉托对于“非物质劳动”的界定更加直观，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到70年代法国消费文化批判理论，非物质劳动及其产品的创造性发展，对于资本不断突破其自身的界限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商品逻辑，商品的符号价值超越其使用价值，具有社会身份区分和差异化的功能，充斥在流通、消费领域中的符号产品在根本上加快了资本流通和周转的速度，更加符合马克思所谓“资本零度流通”的临界点。“非物质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商业交往模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使资本逻辑和市场化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情感、智能和生命体验等深层领域。
在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重新分解、整合了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并形成了网络般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与合作关系，资本这张巨网将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紧密地互锁在一起。在本质上，它“不仅仅是一种资本‘吸纳’以及扩张至全球市场的经济方式，更是一种资本支配和治理社会以及控制人的‘内面’的权力方式”(28)。即资本支配权力的触角已经走出传统的工业生产领域，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渗透和控制，一方面加强了资本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也在塑造着反抗这一霸权的历史主体。“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成了劳动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着劳动的更高度的社会化。这种不断地创造共性以及不同的劳动生产方式的趋同过程减少了区分种种劳动者阶层的质的差别，因此为我们称之为‘大众’的劳工创造了一个共同政治规划的条件。”(29)与其他对帝国本质进行指证的学者不同，在《帝国》中，奈格里回应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辩证逻辑，即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也达到了自我崩溃的边缘，他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正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推进的高度社会化网络，孕育着新的历史主体，是迫使其解体的爆破点。奈格里在资本逻辑之网的背后发现了“一项后社会主义的纲领”，它意味着依照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策略不再适用，“它的首要任务是要创立包括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新的民主概念和民主体制，并将之与争取平等相结合……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反对帝国的支配性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运动是非常丰富且有前途的”(30)。
奈格里等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垄断金融资本帝国本质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之可能性路径的探寻，在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进程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虽然很多学者指责其历史主体生成与革命方案的乌托邦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对于资本内在逻辑的把握是非常彻底而深刻的。
注释：
①[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76页。
③[德]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2页。
④[美]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3页。
⑤[德]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第130页。
⑥《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36页。
⑦《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36页。
⑧《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36页。
⑨《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48页。
⑩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1)同上书，第130页。
(12)罗岗主编：《帝国、都市、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3)[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坐舜、吴纪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9页。
(1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2页。
(15)《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55页。
(16)[德]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王新俊、王炜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7)UNESCO, Le Courrier de I'UNESCO. Septembre 2000, p. 16.
(18)G. Thompson, "Revu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socials". La mondialisation, Juin 1999. No. 160. paris, UNESCO, 1999, pp. 159-174.
(19)[美]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0)[美]哈维：《新帝国主义》，第89—90页。
(21)[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第231页。
(22)[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34页。
(23)《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75页。
(2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第230页。
(25)同上书，第228页。
(26)[美]哈维：《新帝国主义》，第149页。
(27)罗岗主编：《帝国、都市、现代性》，第28页。
(28)同上书，第15页。
(29)[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现代性》，第35页。
(30)同上书，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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