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要“回到孔子”而是要回归尧舜的天下政治思想
——马乾宁再论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主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然而《人民日报》显然不得习主席讲话要领才发表李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孔子”》的文章。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而李拯主张的不是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而是要我们“回到孔子”。
儒家的立家之本是仁义思想。但在李拯的文章中却成了“尚和合”。李拯仅知道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君子和而不同”，但他却不知中华文化的和而有道。所以说如果不是“和而无道”的去主张“尚和合”就成了同流合污。另外中国的旧儒家主张仁义。但对不仁不义的怎么办?中华思想文化主张公道对霸道,以有道伐无道。
我说：“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传承中华文化不能因为假仁义就不要仁义思想。而能够纠正旧儒家思想的错误还需要有道有德之人。复兴中华文化的思想革命应该是——抛弃旧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抛弃旧仁义重建新仁义。因为先秦的许多古籍我们都失传了。孔子在传承中华文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今天有人说孔子是中华文化传承中圣人，但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不是自己而是尧舜乃至更早的伏羲。虽然这些中华文化的开创者们没有留下思想著作，但他们仍然看创中华文明的伟大政治家。
先秦《击壤歌》，中国歌曲之祖。《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干哉!
真的是百姓的生活与领导者无关吗?不是的。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失道在先，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经无德.无能再行使以公道笠天下的天下治权。从那时候至今天都是政治私争的天下。
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现在流行阶级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而这些都违背人类政治出现的初衷。因为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实现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务。而不是为天下所有人服务。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
中国古代对个人的发展有个挺著名的说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虽然中国古代的国是邦国，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限于交通制约也不是现在全球的世界。但在今天，人类发展已经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正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掠夺全球化。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影响，如美国就像狼一样全世界掠夺资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们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精神。一国一域的狭隘政治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类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希望。中国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尧舜那样——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态。复兴中华就需要中国人首先学会立德，处理国际事务从公利出发，而不是如同美国从私利出发。内修仁义外争公道。
现在许多人谈复兴中华，其实许多人不理解不知道中华文化的复兴内容是什么?个人认为复兴中华应该以下几个内容必不可少：
一.天下政治观.天下一家思想与人的圣贤政治，天下政治观与为人民服务。
二.以仁义观处理利益的思想。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但不能因为假仁义不要真仁义。
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思想哲学。
如今有人用现在生活的猴子来论证经几千年.上万年乃至更长时期前的人类社会初期不正确。因为人与猴子在这几千年，上万年来的说进化也好说变化也好，人成了人，而后子还是猴子。而几千年上万年来猴子好像没有多少进步。而如果过去的人类如同现在的猴子，没什么两样，那么现在的人只能如同现在的猴子。人类还是畜类而非人类。
这个世界上的动物要讲凶猛有力，许多动物如狮子.老虎等等都比人强大。但是现在这些动物不是被人关在笼子里，就是生活在人类化定的保护区。如果是弱肉强食之道，人类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称强呢?其中道理恐怕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搞不明白。如今天美国即使有了统治世界的力，而没有领导世界的德。人为什么有了这种进步呢?简单说就是人类有了文化，有了道德。
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代，中国人也不明白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要依赖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很显然人类社会发展并不是依照生产能力发展而按部就班的走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中我们随手就可举出几个例子。如西藏等就不是这样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决定了人类社会关系的进步。而人类智慧的发展就要分两个方面：人类生活要处理两个根本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说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类本身规律的认知程度决定的。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应用可概括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这句话也就涵盖了现代所有科学在为人类利用的结果。从运用自然增殖规律饲养牛羊，到利用自然规律炼出钢铁乃至发明了宇宙飞船都是等如此。
人对自身规律的认识才真正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人处在什么社会。有奴隶就必然有奴隶主，有奴隶主也必然有奴隶。有封建帝王就必然有封建帝王的臣民，有封建思想的臣民也就必然有封建帝王。所以以中国社会为例就是打倒了旧皇帝产生了新皇帝的历史循环。而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就是没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如茅于轼等一批人就是身子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脑子依旧停留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且按照茅于轼等的私有逻辑，他们连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活的资格都没有。不信看茅于轼的逻辑——“从全球的经验看，成功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的;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都失败了。我国改革的成功也是引进了私有制，而不是坚持了公有制。从理论看，也是私有制更有效。所以私有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在茅于轼们眼里只有私有占有的概念，而没有忠信的概念。封建皇帝私有天下的时代还要依靠忠信思想来管理官僚队伍。如果仅是私有逻辑起作用的话，封建皇帝怎样管理国家?如果只有私有制是最有效的，那么国家权力机关更应该私有化才更有效。因为他们的逻辑里只有私有的才最有效，才最能调动人的干劲。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无道无德不仁不义之徒，依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就是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韩德强老师现了篇文章说《左右两派都是西方下的蛋》：“宪政就是这么一种西方话语霸权。遗憾的是，与宪政思想相对抗的，还是另一种西方话语霸权。难道我们就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吗?有的，那就是“以德治国为主导，以法治国为基础”。中国派缺席，这才是中国的悲哀。”为了不致造成中国派的缺席与悲哀，在此我就谈谈从有人主张改革到今天有人主张宪政里面的小人逻辑 。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不如说洋文化运动。今天中国小人多的原因是因为推翻了孔家庙，打倒了假仁义却没实现真仁义。自古都是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公然为恶的很少。而今天却不同了。
引自凤凰网文章：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参加了“市场开放与企业机会均等”论坛的讨论，陈志武对比国企与民企的机会时，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称，就好象我有几个儿子，有七个儿子，有非亲的儿子，然后你们也可以总是跟我说，你陈志武应该对你的亲儿子和非亲的儿子同等平等的对待，我会把你的话看得很认真，你说真的会平等对待我的亲儿子和非亲儿子吗?那不可能的。陈志武表示从逻辑上来说，在公有经济为主的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下，国企和民企不可能有平等的机会。
无独有偶以小人逻辑忽悠改革的并非仅陈志武。如胡释之：但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我觉得可能要没有亲儿子在场上才行。你说我是一个裁判，发现我亲儿子在场上踢球，跟那些不是我儿子的人踢，我肯定会去偏袒我儿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要避免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现象发生，就要切割这样的关系，裁判就是裁判，运动员就是运动员，裁判和运动员之间不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政府要从国有企业退出，叫民有化也好，私有化也罢，政府跟企业的利益要切割开。(引用完毕)
从公然以小人逻辑忽悠改革看中国道德的丢失了。依照中华文化的道德仁义思想这种小人逻辑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因为真如陈志武所说行使天下治权的为政者不能出于公心为政，那么一个有七八个亲儿子的家长又怎能做到一个家庭的公正呢?根本做不到。不出于公心的家长在七八个儿子中也会有所偏好，在一个家庭的利益分配中也很难做到公正。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如果要实现和谐只有存公心才行。存公心才能做到利益的公平分配。私心私利，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和谐。
在此不难看出胡释之先做了一个小人前提的假设。以小人的行事逻辑推论国家政事。在此不妨我给也胡释之做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推论——我与胡释之并未谋面，不知道此人是男是女。但不论怎样说，胡释之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反正不可能两性同为一身。所以说胡释之有性。既然是单性那么胡释之见了异性就可能被吸引而乱性。依照胡释之国家政府不能有国企的理由，那么我们可否主张既然胡适之有性可能乱性就把胡释之阉了呢?依照胡释之政府跟企业要割开的理由看来，我们主张把胡释之阉了的理由也很充分。可就不知胡释之先生自己是否情愿呀。
说胡释之用小人逻辑论证有错吗?没有。当一个裁判的前提是公正裁判执法。你自己无德凭什么要去当裁判呢?在万人瞩目的大庭广众的比赛场上公然要偏袒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裁判也太没羞没臊寡于廉耻了吧。那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所为吗?不是。的确现在即使在国际赛事也有徇私枉法的裁判，但这些裁判的错误大都会得到国际裁判协会的追究。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美谈。你胡释之为什么就什么烂学什么，就不会学点好呢?
小人是不见利不劝。就是说没有好处、没有利益可图时，他就不会去干的。三十年来我们改革就是走的一条“精英”们利益诱惑的小人之道。从前国企改革是砸工人老大哥的铁饭碗，现在是砸教师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铁饭碗，深圳公务员改革是砸公务员的铁饭碗。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宪法里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这种该法把人民——国家的主人都改成了雇佣劳动者。改革有推行什么法人治理，难道所谓的法人的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吗?这样一些人法人的治理权力就成了人民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一些人想要的“精英”统治。古语说仓廪食而知礼节，我们不能让国家主人总有生存危机。衣食足而知荣辱，应该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让人自律，培养人的责任感。由此看来一些改革者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改革应应该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没有仁义思想来指导的改革势必是不仁不义只会言利的改革。
从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建设共同的国家大家的家。到现在政府搞向社会购买服务。有句话叫在其位谋其政。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当着和尚不去念经，我们就可说其是不干正事，不务正业。而现在就是有一种人，拿着人民发的工资，却不想着为人民服务。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在想——“政府购买服务，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长期按照万能政府的格局，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没有很好地扶持和支持社会组织。
其实就政府的存在意义而言，我们就是需要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要一个政府再购买服务，来为我们服务。人民难道不如你聪明吗?花钱养一群人，而这些人不去为人民服务，而是要这一群人替人民花钱购买服务吗?所以说，对人民而言我们不管它政府是不是万能政府。判断政府的好与坏已不是依据政府万能不完能。判断一个政府好与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在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一个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
由此可以说败乱厥德，“小民方兴”。如此才有人想问鼎国家政权提出宪政。而想宪政是有有德之人才能得到。因为所谓一党多党政治仅是政治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复兴中华文化必然是一人兴仁而天下归仁的圣贤政治，而不是私争而争私的什么多党宪政的小人政治。
所谓权力制衡的思想也是小人思想。总是想通过什么制度的外因来决定内因。而不是从思想上把人领向正道。而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却关注政道而不是关注政体。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但旧儒家主张私天下而后仁。想把私有天下的君王教育成圣人——为天下人人之父母者。
天下之乱皆因私争而起。所以家.国.天下安定在于在利益的取舍面前有德。什么样的领导者叫做有德呢?如普京所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作为筹码，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和水，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看来虽生活在俄罗斯的普京却和中华文化思想中的“天无私载，地无私覆”心有灵犀。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其实甭管掌握行使天下治权的人叫天子.总统或总书记，只是这个人的产生方式不同。众人之事总需要一个人出于公心来管理。所以几千年前，中国的古圣先贤一直梦寐以求王道政治。《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国古人借物而喻理，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称为天道。把地球上的自然规律称为地道。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然之道在于诚，诚则有实。自然生长规律是如此，诚才有结果。一个人要取信于人就要诚而且实。但有人不懂取信之道在于诚。心口不一，花言巧语。这样的人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言说自己具有不被别人理解的独立人格。有的成语叫南辕北辙。事有本末，物有始终。自己把车开到逆行道上来，不想走事物发展的顺道，而走事物发展的逆道。比如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走公平正义的道路，逆公平正义的道路是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的。逆公平正义的方法是为悖理悖德的方法。
千百年来公道不存形成了人们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观念。如历史上都说王莽篡汉，为什么?因为人们承认帝王权力的私有与私有继承。王莽违背了这种帝王权力的私有与私有继承制，当然是大逆不道了。而真正的王者，是有王者风范的，即王天下而不私天下。不把天下公权看为私有和私有继承的。所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社会以及西方的精英法治社会都是私道治人的社会，而非公道治人的社会。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有人要据为私有利己就成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然而是事实——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法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连礼也讲不了的时候的一种强制约束。所以在老子的话后面还要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正如有句古语说的道行逆施。
公天下的大道不存，而要行私天下的小道。想依靠法制.礼制的约束实现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应该实现的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才是符合自然之道的。而以维护私有占有和私有继承的法制.礼制来维护利私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私有制和私有继承制使人变成了自私自立的小人，而不是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君子。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个人来讲，与其说是独立的，不如说是自立的更恰当。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在生活。怎样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圣贤们提出道.德.仁.义思想。而正如老子所说——道之不存而求仁，仁之不存而求义，义之不存而求礼。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由此可见旧儒家在承认天人合一，帝王是天之子的合理性之后又规定了君王要行仁义之道。社会公道不存，帝王私有天下成了合理的，旧儒家总是在退而求其次。
据说孔仲尼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孔子没有圣人尧舜的能力去匡扶公天下的正道，只能让人们克己复礼。试问：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在一个私天下的两千多年来，孔子的仁义始终没能实现。所以说要想真仁义就要首先是公天下。今天的说法就叫人民当家做主。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有真仁义。不为私利，为人民服务是今天的大仁义。
台湾大学教授石之瑜言说：“中国宪政文化基础──克己复礼”.其实与其说克己复礼，不如说克己复道。因为现在一些中国人总幻想离开道的自由——无道的自由主义。而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现在叫失礼而后法。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人分等级的礼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后的强治——法。所以说克己复礼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不论宪政还是专政，其实都是以法律手段规定允许什么人参与政治。我们说政治问题终究是众人之事，大家的事情以正而治。因为为政者只有出于公心才有公道。为政者能够得到大众拥护要靠心居中央而不是身居中央。所以说，政治问题究竟是应该让什么样的人参与呢?是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自私自立的小人们能干好的事情吗?不是。“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小人们干不好政事。
事实也证明在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当政就会把人民共同的国家，大家的家变成小人们自己的家。在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大家的家。小人们参与政事就是瓜分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他们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人民的共同国家的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都被瓜分为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还拿什么实现人民共和呢?
辛亥革命仅是打倒了帝王的私有与私有继承世袭制。现在中国的右翼思想“精英们”还缺少与他人共有共和之心。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就开始背叛革命的初衷，背叛人民共和之路。打倒了封建帝王世袭制和私天下，但是右翼思想“精英们”想做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富可敌国的无冕帝王。中华论坛鼎尔网友说的相当透彻——“私有化的终极目标——资产世袭制度”。
所以“精英们”嘴里的民主就是自做主，私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当不能和他们私做主，自做主，进而捞取私利的时候，他们就会倒打一耙，高喊我要民主!因为精英们缺少和人民共和之心。他们从西方学来了一个私有产权理论，而不懂人民共和的共有产权理论。所以信奉私有产权理论的张维迎胡说什么人民共有财产无主论。而其实正因为人民共有财产不能被任何个人占据为私有，才是人民共有的。公有如道，共有公用，为个人所用。
古语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所以说道德仁义思想是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中华价值观。虽然今天不是君主社会，但是每个人同样应该忠于人民这个共同主体的利益。为民谋而忠，为国谋而义。同样每个社会成员应该是怀仁义以相接，而不是见利忘义，不仁不义。
所以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只有坚持人民财产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思想的人可以当政，而还有旧社会的残余思想，想瓜分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的人没资格当政。小人政治只能祸害人民。
中华先人对天的认知首先是自然之天，而非人格化的老天爷。因为过去的中华文化仅把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叫天子，为什么叫天子呢?因为天地本无私念，就是希望天子以天下之心行使天下公权。而到了孔子为《周易》做注，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样自然从所谓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而仿照建立了一个天尊地卑的人类秩序。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制的等级社会。
中国人原先的社会逻辑就是天人合一，帝王是天之子。由此社会就是帝王的私有与帝王后代的私有继承而平民百姓也是私有与私有继承知识范围的大小之别。所以中国社会出现历史的周期规律，一代代，打倒一个旧皇帝，出现一个新皇帝。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社会管理权的私有或相对私有制社会，每次社会动荡都是社会管理权的更迭。
所以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确实需要一个思想文化上的革命。人类社会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两种社会形态。私有产权私有继承和共有产权共同继承两种制度。这个革命就是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天人合一思想出发，提出天人合一人人都是天之子的观念。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共有产权和共同继承制理论，以共有财产继承制度实现社会养老抚幼统筹。
依照共有产权理论和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原则，每个国人一出生就天然的拥有这些共有财产的一份，而每个人死去就自然的放弃一份。为什么人民共有财产不可能一股份的形式具体到个人名下?一是这些共有财产包括山川河流、矿藏森林、道路绿地等等，有些是已经开发利用的，更有很多是没有开发利用而留给后人的。二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果以股份形式对今天的人确权，变成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就是对后人的不公平。三是有些共有财产就有不可分割性如公园绿地道路等，只能是共有公用，等等。
要实现人民共和的无王无帝定乾坤，中国人现在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复兴中华文化，开创中华文化的新纪元。
附文：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孔子”
不妨把时针拨到二千多年前，回到那个文明觉醒的“轴心时代”。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不同文明类型破茧而出的时期。苏格拉底用思辨哲学开辟了西方文明，释迦牟尼在冥想中启发了印度文明，而中国的孔子，则在世界的东方写下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在人类文明图谱中点亮了熠熠生辉的中国星。
这颗中国星，跨越大江大河、穿越历史时空，愈加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智慧。在人类历史上，惟有中华文明未曾出现断层而保持了连续性，今天的中国人仍能从容阅读孔子留下的文字;惟有中华文明未曾出现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直到今天这个东方民族仍将“尚和合”写在自己的大旗上。“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代表着一个古老文明深刻的自我认知。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当地区冲突不断上演，战争和暴力屡屡击碎人们的和平梦想，如果政治精英能想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饥饿和贫困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欠发达国家的妇女与儿童，如果跨国公司能想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不断膨胀的感官欲望把环境伤害得千疮百孔，如果每个人能想想“克己复礼为仁”……即便“回到孔子”只是一种软约束，它至少能让现代人在踏上歧途时，听到内心的“咯噔”一声。
当然，对于在现代化坐标中登攀高点的中国人而言，“回到孔子”不仅仅出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精神资源这个功利目的，它更意味着一个古老民族在价值和情感上的回归。当越来越多的人痛心疾首于“故乡沦陷”，满心渴望从传统典籍中找到此心安处，当一个国家把建设文化强国、塑造核心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些都表达着上至庙堂、下及万民的共同诉求：中国越是在现代化道路上狂飙突进，就越需要仰望历史星空校准价值航向、补充精神给养。
技术的无远弗届，并不代表文化的逐渐趋同。亨廷顿早就观察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反而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复兴。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说，“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民族既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中国所以为中国、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独特标识，“去中国化”无异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还谈什么生命力和影响力?
二千多年前，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君子和而不同”，这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内在品格，也代表着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文化的共存，不是让一种文明普适化，而是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和公约数。毕竟，只有每一颗星星都发光，人类文明的星空才会更加璀璨。(李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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