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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乍起：俞可平PK王伟光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现实
“国家治理体系”与“阶级斗争”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五子衍宗丸?
“盲人瞎马、夜半深池”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百姓而言，不过是众多时髦政治术语中的一例，以前出现过很多，大都逐渐被人淡忘；以后还会出现许多，恐怕也会被人淡忘。然而，在思想界，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愈演愈烈的论战。
风乍起：俞可平PK王伟光
论战的一方似乎以俞可平挂帅。俞自2003年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升任编译局副局长，任职至今。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12日落幕，同月30日俞可平组织的“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办，凤凰网评论频道“大学问”作为特邀媒体参与报道。
俞可平在会议上做了《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旨演讲，开宗明义强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有不少亮点，在我看来，最大亮点，就是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显然，俞可平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为中国政治体系改革的“总目标”。其值得关注的论点有二：
其一、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
质而言之，作为共产党立党基础的改造社会、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目标不要了，保持执政地位成了共产党新的目标，这一转变的理论标志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其二，“治理”有别于“统治”。“‘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
俞可平引证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称：
“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
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
其二，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
其三，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
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
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质而言之，中国的政治过去是一个主体的“统治”，今后要改为多个主体的“治理”。
在这面大旗下，关于“国家治理”的论文滚滚而来，笔者在学术期刊网“万方”上简单搜索了一下，就下载了266篇。绝大多数与俞可平取向类似。
这股“洪流”奔腾10个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于2014.9.23在红旗文稿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要搞清“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与俞可平挂帅的洪流相比，王伟光只是一篇文章，还取了个怯怯的标题“不输理”。这标题还来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不曾想，如此弱弱的声音竟引来滔滔的讨伐声浪，这声浪主要不在学术刊物上，而在网络媒体上，甚至有人宣称要绞死王伟光。我的一位当了小老板的中学同学，也对王伟光的文章感到恐怖，认为是高层某政治势力发出的信号。一些左翼网站则竭力为王文辩护，但总给人以强词夺理、难以服人之感。
静心思考，这尖锐的对立聚焦在“专政”、“统治”、“治理”上。王文的主体不过是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一个共产党执政、号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中，居然陷入重围，不能不让人深思。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现实
按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国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亦即人民民主专政”。如果将其仅仅单纯地当做一个称谓，那是无所谓的。恰如一面旗帜，中国人称其为“红色的”，英国人称其为“red”,俄罗斯人称其为“красный”。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既可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也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还可称为“前30年”，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称谓指是什么，不会产生歧义。
然而将字面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比对，却不难发现学者们所称的“名实相怨”。一个集团能够对社会实施“专政”，其基本前提是有钱有枪，这样的集团还是“无产阶级”吗?
理论上，国企的工人显然是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但在优化组合、减员增效的政策下，数千万专政主体被撵出企业，沦为城市贫民，居然没有遇到实质性的抵抗。有这样的“专政”吗?当年的蒋介石政权被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阶级占人口的比重，远小于无产阶级，而打垮他们的专政，经历了数十年血腥的战争，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与之相比“无产阶级专政”岂不如同儿戏?
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饱读史籍的毛泽东对“打江山、坐江山”，造反者蜕化为新生统治者的历史轮回烂熟于心。夺得全国政权之前，就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进城后又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比之今天的贪腐案，用法律党的准则看，刘、张罪不至死，杀刘、张不合法治，缺乏“程序正义”，毛泽东是个暴君。然而若不这样，共产党肯定早就步李自成之后尘了。
毛泽东在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那么，是谁在威胁“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1964年薄一波将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转报毛泽东，12月12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注意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在1965年1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即著名的《二十三条》)中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到“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明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真正在哪里实施专政的是什么人。正是他们事实上控制这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不为大多数人理解，而今的现实，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也对“无产阶级专政”打了个打大的问号。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保证了工农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
历史证明，这个过程是何其的曲折复杂，很可能我们至今仍在其起步阶段，套用邓小平的术语，是“初级阶段”。毛泽东时代事实上分为两个大阶段：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体验到，前十七年社会的主导者是官僚集团，无论暴力资源、经济资源还是行政资源都高度集中于这个集团。而文革期间，自从否定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后，这各项资源又逐渐回归到这个集团。
1949年革命的胜利，其实是一次典型的改朝换代：一个腐朽而失去“天命”的政权被造反的革命军打垮了。新建立的政权是一个军政权，所以到处都以“军管会”为新政权的起始。这个新生的军政权基本巩固后，面临的方向选择是：政权的性质走向何方。
其实，当初造反起家的国民党政权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孙中山选择的方向是：军政→训政→宪政。希望建立类似西方宪政民主(五权宪法)、但又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征(节制资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权。孙中山天不假年，蒋介石取而代之，将“国民政府”搞成了蒋家王朝，将“中华民国”搞成了“中华官国”(冯玉祥语)。这个中华官国外靠英、美、德、日、法，内倚江浙财团，将伸张底层工农诉求的共产党几乎杀绝。结果赢得了1949年的大溃败。
1949年掌权的共产党，建立一个“军政”并不奇怪：清洗残留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势在必行;打黑、扫毒、禁娼为净化社会所需;土地改革则是共产党对农民的政治承诺，不容延宕;还要应对烧到家门口的朝鲜战争。没有一个军政府，这一切均无从实施。
到建国初期的这些难题一个个解决后，军政权下一步走向何方的问题就摆到了面前。共产党高层的大多数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从革命党转化为发展党。所以主张“正规化”，亦即建立一套可自如运行的等级体制。老大哥苏联则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板。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军官分成了帅、将、校、尉四大等级，连战士都分了两个大等级：军士四级：上士、中士、下士;士兵两级：上等兵、列兵。次年国务院明文规定24级地方干部与军地级别的对应关系。与之对应，建立起工人的八级工资制。
于是全社会的资源主要为官僚集团依级别控制，而体制内的士兵与工人则在官僚集团的指挥下工作。
从整个社会看，体制内的士兵与工人还不是最下层。在城市里，还有大量体制外人口，他们多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谋生，这些企业本质上由各级地方政府管理。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相比，他们能运用的生产资料更少、收入与福利更低、工作稳定性更差。因此他们总是羡慕“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但他们还不是社会上地位最低的。那个时代粮食和许多生活资料凭票供应，因为拥有城市户籍，他们能获得这些票证，从而被称为“吃商品粮”的人。
而农村户籍的人口则不能得到这些票证，他们是哪个时代地位最低的人群，于是“跳农门”成为他们摆脱这种处境的希望所在。“跳农门”的主渠道有二：高考或参军，但只有很少的人有希望由此“跳农门”。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而农民群体是国民的大多数。
这样的社会结构显然与共产党的理论主张相悖，理论与现实间的差异，使理论日渐失去说服力。当年靠理论吸引激励人民的共产党，越来越越依赖另外两个手段：经济刺激与政治压力。
敏锐的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因此，“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的讲话》)
事实告诉我们，1949年建立起的政权，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其实是一个官僚集团专政。其核心特征为：
一、官僚集团控制全部政治资源，并以“公有制”的名义掌控了大多数经济资源。
二、无论官僚体系内部还是整个社会，被分化为细密的等级结构。
在共产党高层中，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竭力与之对抗，以图保持共产党的“原教旨”者，唯毛泽东一人。他依靠在打江山过程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不断地强调缩小三大差别，反对官僚主义，倡导群众路线，将军下连队当兵，干部去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发动文化革命。然而整个官僚体系对此不理解、不认同，但迫于毛泽东的威望，只好消极对抗、阳奉阴违、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离世后，官僚体系迅速“拨乱反正”，将他的政治遗产定性为“错误”。没了毛泽东的威慑，官僚集团把官员私利合法化、正当化。共产党“原教旨”中的为民、奉献、牺牲，被视为愚昧、落伍。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准则被视为合理而正当。
官僚集团在其本能的驱使下，力图从“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获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而且不是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只是一个个官僚家族的私利。这将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方向。
将数千万国企工人撵出企业，为的是工业官僚们的MBO(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将名义上公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法律上自己的私人财产。没有官僚集团专政的现实力量，这一切根本无从着手。在当年的重工业基地东北，这一行为造成的悲剧尤为惨烈，直至激起了通钢事件，这表明工人阶级已经被逼到了墙角。
可见，在今天的中国谈论“社会主义”，简直牛头不对马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子虚乌有。
“国家治理体系”与“阶级斗争”
围绕根本不曾存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左”、“右”两翼论者打得天昏地暗，不过彰显了中国学界的浅薄。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讨论这个问题先得厘清何为“国家”。百度百科称“国家”是：
“政治地理学名词。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地理范畴，国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被政治自治权区别出来的一块领地;一个领地或者邦国的人民;跟特定的人有关联的地区。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这个定义从“群体”、“领土”、“治权”的视角描述“国家”。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称：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他认为：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他进而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
可见韦伯从政治支配权的视角描述国家，而政治支配权背后是暴力。
卡尔·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
可见马克思从阶级分化的视角观察国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打量古今中外被称为“国家”的各个客体，上述三个视角各观察了其一部分属性。因此谈不上那个正确、那个错误，也没有理由只许从一个视角观察，禁止其他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在“治理”。韦伯和马克思的视角都是观察“治理”的视角，韦伯观察支配权的来源及其与暴力的关系;马克思观察在“治理”系统中不同阶级的地位。
按俞可平的观点，韦伯和马克思的视角都属“统治”，而非“治理”。他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既然“治理”超越了“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实现了治理，也就实现了“全民国家”，实施“治理”的执政党也就成了“全民党”----那是何其美妙、和谐!可惜这不是俞可平的创见，不过是赫鲁晓夫的说辞。其后苏联的历史证实，“全民党”、“全民国家”与苏联的现实无关，连这个说辞的创建者自己，也在官僚集团的内斗中，被扔出了局外。
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全民国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今天的中国，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谁都无法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即便右翼论者，也少有人正面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然而他们在对王伟光的讨伐中，却将重提阶级斗争列为一大罪状。其实这也不是他们的发明，当初的蒋委员长的笔杆子们不也指控共产党“煽动阶级斗争”吗?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蒋委员长的视角。当初的早期共产党人不过是一群书生，兜中少钱，腰里没枪，何以能“煽动”起暴风般的狂潮，以至于在北伐战争中抢了这位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的风头，以至于蒋总司令要发动4.12大屠杀来对付？何以这个几乎被杀绝的党，居然能在江西、湖南、福建一带发展出一支红军，并建立起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还接连打败蒋总司令指挥的重兵围剿？好容易从苏联回来的28个半愚蠢地让蒋总司令打得走投无路，红军却为何又咸鱼翻身，游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国军且战且败，共军却在敌后日益壮大，这又因何?抗战胜利后，以财力论，国民政府统治着所有富庶之地，共产党的根据地不过是一些“边区”;以军力论，国军远大于、远强于共军。却为何不数年间，国军土崩瓦解，丢了大陆?
毛泽东的答案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在哪个时代，人民的主体是贫困农民，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某利益，是共产党立身之本。与之对比，国民党依靠的是列强和江浙财团。正是这样的阶级路线选择，决定了两党的命运。
想必这经历给毛泽东极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对地方负责人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转引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而今，正如俞可平所承认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执政危机。”
公信力流失、维稳代价不堪重负、执政危机----这不就是丢掉政权的前兆吗?30年来，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以维持执政地位为首要目标，竟然搞到这个地步。哎呀呀，该如何是好?
别急，俞可平开出了药方。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五子衍宗丸?
俞可平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现代”、“主要国家”，“新政治概念”、“普遍趋势”，好耀眼的头衔。当年主流经济学界推销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不也蒙着类似的虎皮吗？不妨仔细看看这虎皮之下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方。
俞可平称：“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可见它是个五味方，恰似五子衍宗丸。它能否化解执政危机，凑“衍宗”之效呢?不妨读一下这方子。
第一味：“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制度化和规范化是任何社会都会追求的，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春秋时代子产铸刑鼎，就是在追求制度化和规范化，这谈不上什么“现代”、“新政治概念”。
到是这“制度”与“规范”服务于谁，才是问题的要害。以汉谟拉比法典为例，它将全社会人口分为三种等级：有公民权的自由民、无公民权的自由民、奴隶(王室奴隶、自由民所属奴隶、公民私人奴隶)。这当然不是法典造成的，法典不过是将这既成现实“制度化”，使之固化而已。以私有化为方向的“改革”进行30年来，靠国有资产流失形成了巨量私有财产，于是2007年不顾社会上激烈的反对意见，强行通过物权法，使这既成现实合法化、制度化。透过表面中性的言辞，人们看到了为新生资产阶级保驾护航的私货。
第二味：“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太好了，“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意志”、“人民的主体地位”，我如此代表了人民，看谁还敢吱声？可惜这也不是新东西，古今中外，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的大有人在，连蒋家王朝都号称“中华民国”。而今的美国更高举“民主”的旗号四处插手，操控“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郁金香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雨伞革命”、……，正在香港搞“占中”的势力不也打着“民主”、“真普选”的旗号吗?
抽象地标榜“民主”，其实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无干，倒是与维护私有制密切相关。而30年来的历程再次展示：私有制必然造成剧烈的两极分化，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高度集中到不足1%的人口手中，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只能给他们打工，靠“工资性收入”为生。按俞可平的药方将这一现实“制度化”后，这些打工仔们只能遵循资本家的规则行事，否则就要丢饭碗，抵抗则是违法，自有“法治”来伺候。于是所谓“民主”，只能是精英集团内部的游戏，依据掌控的打工仔的多少，资本家、黑社会头子成为大小“桩脚”，政客们要生存，只能四处拜山头、拉桩脚、乞讨政治献金。这倒符合哈耶克的理想：“财富控制权利”，而中国的精英集团正是哈耶克的门徒。
第三味：“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这其实是第一味药的具体化。然而这一条却暴露出俞可平们的虚伪。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版)，第一章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30年来以私有化为导向的“改革”，将名义上的国家领导阶级扫地出门，使之沦为打工仔。一篇弱弱地重申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围剿。宪法在他们眼里哪有什么“最高权威”?对他们而言，只有“物权法”之类维护私有制的法律，才是“最高权威”。可以肯定，只要这股势力继续把持政坛，早晚会再次修改宪法。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肯定会被扔进垃圾堆。
第四味：“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云山雾罩的虚话讲了半天，总算来了点实的。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以至于“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30年来，连蒙带骗造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现实，却面临四面楚歌的危机，要使之合法化、稳固化，该动用国家机器了。
记得当年问朝中一位专家，“维稳”前景如何?答曰：取决于财政支持能力。而今“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再不搞“效率优先”危乎殆矣!俞可平总算说了句实话，在他们心中，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其实就是维稳效率。而今“维稳”到底是什么，早已尽人皆知，将其与“统治”、“治理”相比较，显然更接近“统治”，在实事上的私有制大环境下，这统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俞可平们心中的政治改革，说白了，就是建立一个高效率的资产阶级专政。
第五味：“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很好!统一整体，相互协调，这是任何制度都应追求的。换而言之，这味药可以放到任何药方里。中医里，有这样功能的是甘草----调和诸药。
由此，这个五味方的核心是第四味----提高维稳效率。前三味堂而皇之，不过是为维护私有制打马虎眼。在俞可平们的心里，巩固私有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才是价值选择，却不可明说，只能“去天津先说到廊坊”。而今他们高声忽悠“治理体制”现代化，俞可平却不小心说出了“治理体制”在他们心中的真实地位：“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主要体现国家的工具理性”。原来，在他们心中，“治理体制”不过是其实施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这工具有用吗?回顾65年前国共两党的斗争史，握有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其“工具理性”远强于山沟里的“共匪”，结局呢?
“盲人瞎马、夜半深池”
感谢俞可平，他提醒我们，之所以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大做文章，是因为“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导致的“全面的执政危机”。而这一切与蒋家王朝溃败之前何其类似。
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痛定思痛，反思失败时，总结了四条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叶永烈：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这里没有一条涉及“国家治理体系”，条条涉及的都是国民党官员的精神状态与人格。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看，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比现代化的“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还多了两个独立的权：监察权、考试权。在法制方面，早就有了《六法全书》，远比土里土气的共产党“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然而这个现代化的精英集团却败在一群泥腿子手下。
正是这明摆着的现实，迫使蒋委员长反思国民党人的精神状态与人格。他从“党德”、“民族道德”、“服务”还是“夺取”等方面反思。这不免引人联想：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败坏“党德”者为叛徒;有违“民族道德”者为内奸;从“服务”转而“夺取”者为民贼。----与文革期间那顶著名的帽子：“叛徒、内奸、工贼”何其相似?考诸当下现实，那顶当时令人难于理解的帽子简直是量身定制的。蒋委员长是在事后总结教训时才意识到，而毛泽东则是提前数十年就预见到了。
能在这个层面而不局限于“工具理性”层面进行反思，证明蒋委员长的思想水平到底高于俞可平副局长。然而蒋委员长的水平终究有限，没能进一步反思：在他的领导下，为什么国民党官僚集团沦落至此?这可以理解，因为进一步反思，板子就打在自己的屁股上了。在依靠列强和江浙财团后的国民党内，只能是理性经济人日渐取代三民主义者。鲁迅早就观察到：
“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正是这样的过程，使国民党从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党演变成一个官僚党：入党为了升官，升官为了发财。这才是国民党溃败的根源。
回到当今现实，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的根源何在?
笔者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中，详细分析统计数据，揭示出30年来资本利润极大化成了经济体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这一机制导致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有效需求失衡、逐利资金与祭献利润的消费资金失衡，危及了经济体的运行。为了保持经济体的运行，宏观调控当局不得不长期实施凯恩斯类政策，这又导致第四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全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失衡。
30年来，这三个失衡持续、加速扩大，导致不到1%的人控制了99%以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使99%以上的人口只能为那不到1%的人口打工，靠工资收入为生，而那不到1%的人则聚敛了99%以上的财产性收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1:99”。不想这倒准确地刻画了中国阶级分化的现实。
主流学界一听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暴怒，这可以理解，回顾近代阶级斗争史，眼前是鲜血淋漓的场景：一方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一方是“清算斗争”。每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然而，希望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又是一回事。当社会分化为“1:99”后，谁能保证阶级斗争不激化?靠“国家治理体系”?笑话!
要避免阶级斗争激化，从根本上需遏制阶级分化。最起码的措施是：给利润极大化机制戴上嚼子，这就是孙中山的“节制资本”。计不出此，却不许人们议论阶级和阶级斗争，岂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想靠“国家治理体系”维稳，蒋委员长早这样干过，蒋经国在赣南走得更远，更认真，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救活了蒋家王朝吗?
而今，一面求救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面以“混合所有制”的名义大搞社会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为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其后果必然是：一方面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同步加剧；一方面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用於“维稳”。
企望由此摆脱“全面的执政危机”，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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