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来，我们怎样抓好用好新一轮战略机遇期
——访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
党的十八大后，习总书记发出了“强国梦”“强军梦”的号令，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围绕这个问题，最近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
“为了确保日益突出的国家利益安全，中国需要大智慧突破‘周边围堵’，阔步走向世界。中国军队亦如此。军事战略是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失败，大战略就不可能成功。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局面险峻没有什么可怕的。险恶危局才能检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成熟。危机中有机会，机会有时也是陷阱。但危机能促使人背水一战，更能催生创造力、激发生命力，推动社会和军事创新。”刘亚洲的话掷地有声。
“请您具体地讲讲这一新思想?”
刘亚洲成竹在胸：“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战略定力与信心，打造新一轮战略机遇期!”
面对变幻莫测的海上风云，你有你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我有我的“定海神针”。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不自乱阵脚，把内部的事情办好，尤其是把西域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拓展好国家“利益边界”，确保国家利益安全，就会迎来新一轮战略机遇期
刘亚洲打造新的战略机遇期的谋略，令人眼前一亮!
何谓战略机遇期?说白了就是中国不需全民总动员和一触即发的与敌大规模“摊牌”阶段，更不是像十年“内乱”那样冲断经济建设的阶段。
我们过去常讲，改革开放后，中国有30年的战略机遇期。其实，自新中国诞生后，我们一直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机遇，都是在被绞杀、封锁，在险恶环境中奋发图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顽强地建设、改革、发展着经济。不是吗!
刘亚洲说，建国之初，中国百废待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烧至鸭绿江畔，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迫入朝作战;同时国内尚有200万土匪未剿尽;美蒋合流反攻大陆……那时是一手拿锄头、铁锤生产，一手拿枪战斗。20世纪60年代，西南有战事;中苏边境发生冲突。此后，前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像一把剑悬在我们头顶，我们备战备荒沉着应对。1978～1988年，中美有十年的“蜜月期”。可好景不长，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制裁。此后，美国对我国实施接触加遏制战略，一直在我国头上套个“紧箍咒”。1996年，台海危机后美国舰队介入，随后还相继发生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国内“台独”“藏独”“疆独”势力猖獗。可谓险象环生，国内外危机一个接一个。
美国人凭借强大的军事机器和世界第一经济实体，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打了所谓“十年反恐”战争，大把大把地烧钱，国力受损;伊拉克人民还不领情，阿富汗卸任总统卡尔扎伊也抨击他们。持“双重标准”的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进入21世纪，中国龙腾虎跃，经济形势欣欣向荣，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残留有“冷战”思维的美国人为迟滞中国前进的步伐，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海空一体战”战略，剑指中国。他自个不愿打头阵，怂恿目光短浅的极少数国家跟中国对着干。南海告急，东海告急!霎时，平静的海面风高浪涌，天空乌云翻滚，大有“风雨欲来城欲摧”之势。
在中亚、东北亚，美国步步紧逼，已兵临城下，虎视眈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前不久同与我国接壤的阿富汗签订驻军协议，可谓一箭双雕。现在，美军战机飞抵我国新疆空域用不了20分钟。此外，西方人频频干涉我国内政，暗地支持和煽动“疆独”“藏独”势力闹事。近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又煽动香港非法“占中”，试图通过搞乱香港“引爆”中国内乱，达到一石多鸟、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
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举重若轻，沉着应战，各个击破，冲出重围，引领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习总书记履新后，离京视察的第一站，就是前往广东深圳，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大踏步前进，此举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中国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试看：打造第二个深圳的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方兴未艾、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区吸引全球巨商充满生机无限、京津冀三省市强强联合带动华北地区新一轮改革潮……如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祖国处处展雄姿。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路线，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又脚踏实地地进行下去，中国将进入一个法治、创新和充满活力的时代。这是“中国力量”真正的战略保障，也将是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机遇。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才能引发问题。刘亚洲面部掠过忧虑之色，继而以坚定的语气说，“只要国内稳定，别人奈何不得我们。在这里，我要浓墨重彩地说说西部，讲讲开发建设好西部的重要性”。
刘亚洲上将在一幅中国地图前，把目光投向了那遥远的西部。他说：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地理即命运。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宁了，中国就等于安定了半壁江山。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大清国;俄国占伊犁，窥新疆;阿古柏起事，在喀什成立了独立的汗国……李鸿章等人建议朝廷放弃新疆，全力经营“海上长城”。时年64岁的左宗棠愤而抗争，慈禧太后支持左宗棠，左宗棠遂抬棺材出玉门关。湖湘子弟定天山，西部无虞，祖国大安!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要反反复复争夺那块被人们看作不毛之地的土地?这是因为，那里是中国的命门所在。
中国西部是一个偌大的世界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一目了然：世界的中心在中东。地中海是世界的“肚脐”。这里的中东指的是“大中东”，是指西起埃及，东到阿富汗，北至巴尔干的广袤地区，这是人类八千年文明史的“靶心”，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而在这个地区，伊拉克更是地缘政治中的“龙头”。伊拉克(IRAQ)一词就是古阿拉伯语“血管”之意，可见其重要性。中国西部优异的地理位置，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国家利益前伸的“桥头堡”。
中亚是第二个中东，不仅在资源储量上相当于“第二中东”，极具战略价值，还因为它位于欧亚大陆桥两端。前苏联解体后，中亚争夺战已经打响。美国占了先机，它的“新中亚战略”已经制定完成。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的“新中亚战略”比“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制定新的战略方针，尽早布局，防患于未然。
“疆独”“藏独”问题便是美国“新中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若要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必须彻底解决本国的宗教问题。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对我国进行侵略、渗透和牵制。在中国，民族问题总是与宗教问题牵扯在一起。将来若出现动乱，极有可能是宗教利用民族问题发难。有的地区不能正确理解党中央的民族政策，立场摇摆不定，忽而左，忽而右。中国政府对宗教有足够的宽松度。除“文革”十年动乱外，一直对正常、合法的宗教活动予以支持，但对披着宗教外衣，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冲击国家机关和公安部门、残忍杀戮无辜群众的极端行为，我们决不心慈手软，对暴恐行为一定要严厉打击，对恐怖分子一定要坚决铲除，坚决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灭掉!
西进，还是西进!党中央吹响了新一轮西部开发的号角。左宗棠西进，为中国奠定了百年西部疆域，我们向西，则着眼于中国的伟大复兴。顺便说一句，形容中国发展时，我建议用“民族复兴”更为妥当，而不用“和平崛起”。从字面上理解“和平”，一为没有战争状态;二为温和，不猛烈，而“崛起”有凸起之意，以“和平”搭配“崛起”略欠妥，易被外界误解。因为，西方列强的兴起，都是以发动战争的形式实现的。欧洲有个词，叫“文艺复兴”，套之“民族复兴”岂不更好。我们常被国际社会误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会讲“中国故事”。所以，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学会用国际化方式发出我们的声音。
华沙条约集团早已荡然无存，而北约组织仍幽灵般地存在且扩充武备。北约东扩，前锋已触达中亚。美国人已到家门口。我们不与人为敌，但防人之心必须有!我们必须马不停蹄地建设西部地域的铜墙铁壁，构建起我们西部向外开发的战略支撑点，打破美国企图在中亚打入“楔子”的阴谋;与此同时，要打通欧亚大陆桥，与欧洲形成一个大欧亚经济共生带。现在我方倡导并以我为主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一招妙棋，中国以海陆并举的“一带一路”，通过加速贸易和资本投入，与西方国家形成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以此破解美国对我国的围堵。
拓展国家利益，维护好新的战略机遇期，须有我们的“利益边界”，这样才真正称得上“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概念应该是“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是绝对靠不住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已远非领土的边界，而是国家利益的边界。利益到哪里，国家的“安全边界”就应到哪里。美国的“安全边界”极广，几乎覆盖全世界。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并非是领土占领，而是追求“利益边界”的扩张，为其自身打造战略纵深的安全屏障。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美国步步紧逼，中国东海、南海危机重重。但危机也给我们创造了机会。菲律宾先是占据我祖辈的打渔场——黄岩岛，继而又不断挑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国渔政、海监和军舰相互配合，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本就属于我国的黄岩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过去，中国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一直高风亮节，甚至忍让。日本依仗美国支持，不断制造事端。中国不挑事，不惹事，但绝对不怕事。我们的海警和军舰一举突破禁锢，现在钓鱼岛附近不是实现军舰、海监常态化巡逻了吗?过去，我们在南海问题上怕这怕那，人家“小兄弟”可不怕你“老大哥”，该怎么采油就怎么采油，眼睁睁地看着“肥水流入他人田”。在涉及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滴水必争!中石油“981”大型钻井平台顶狂风、战恶浪，不惧骚扰，初战告捷，勘探发现了大型油气田……
美国已对我国实施了“C”型包围圈。中国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要迈过美国给我们设的“坎”。能否顺畅地迈过去，这取决于在中美博弈的“棋盘”中，中国的战略智慧和应对方式。稍有不慎，满盘皆输，中国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被葬送。因此，应对美国施加于中国的每一项战略措施和战术举动，我们都要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运用强大经济驱动和大战略智慧行走于国际大变局之中，破除美日对我国的战略围堵。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在依稀可见的未来，“台独”势力仍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麻烦制造者。但从复杂性和可控度看，不会对大陆的安全发展构成较大影响。这是因为主动权在我，料李登辉此等跳梁小丑如何折腾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两岸要进一步加强民众往来，深融经济，增强互信，增加同根同源的认同感。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国外部战略环境，乃至全局有重要影响。中美两国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又是缺乏战略互信的经济竞争对手，这是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发展面临的“悖论”。
中国不以美国为敌，愿与美国并肩面向未来，为世界人民谋福祉。中美两国对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一个是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又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很难想象这两个大国如果发生军事碰撞，将会是什么结局。
其实，中美之间利益大于分歧，合则双赢，对抗则两败俱伤。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两国在防核不扩散、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疾病防控等方面肩负共同责任，美国有识之士称中美两国互为“经济命运利益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
作为开历史先河的创举——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双方增强战略互信，保持足够的耐心。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世界多极化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产生对抗。世界多极化与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有冲突，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关键是找准利益的契合点。要充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永远是世界的主流。
再说日本。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日本是华夏文明圈派生出来的一个岛国，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远远小于中国。中国强大了两千年，给日本送去了先进文化，日本强大了，却给中国带来了侵略和灾难。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历次战争，都是针对中国或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今天，中国巨大的市场使日本受益多多，但日本在二战中“吃”了美国两颗原子弹后却依然愿意为美国卖力，处处与中国对抗，图谋迟滞中国复兴的进程。这些颇值得我们玩味。
高举确保国家利益安全的旗帜。在战略资源特别是经济基础和地缘政治影响国与国关系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义与利统一的对外准则，正确实施“亲、诚、惠、容”的外交方针。这需要人民币作为坚强的后盾，完胜货币战争，以建设和维护好战略机遇期
谈到这个问题，刘亚洲表情凝重地说，“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特别是对外交往中出现得特别晚。很长时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区分亲疏，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
“中国在一天天发展和壮大。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奋斗，中国已完成由一个弱大国向准强国迈进的转变。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同别人打交道。中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必须有大国的担当，必须有大国策”。
刘亚洲举例说，为塑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确保我国的利益安全，习主席展示了高超的外交领导艺术，在国内日理万机的情形下，不辞辛苦，飞越千山万水走出国门。今年内实现了对拉美国家的访问，完成了对中亚、南亚的访问。
在前不久“上合组织”杜尚别领导人峰会上，习主席为有力推动“上合组织”向更完善、更成熟的机制迈进，进行了一系列顶层战略设计。这不仅着眼于把“上合组织”打造成为维护地区安全的可靠机制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更有助于引领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发展潮流。通过对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4个国家的访问，为双边友好合作注入长期发展动力。
习主席还打破出访惯例，先后单边访问了韩国和蒙古国，巩固了传统友谊，奠定了面向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为了不被别人看成是一种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则更不可能。这就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自我发展，也让别人因此而得利;自己兴旺，也让别人发达。
“海上丝绸之路”助力，中国与东盟共赢。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同东盟国家要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让东盟国家搭乘中国改革的“顺风车”。中国拿出真金白银参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既增进了双方互信，更赢得了援助国的民心。东盟大多数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站”就是最好的例证。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千金难买好邻居”。目前，中俄两国已进入全面深化和提高两国关系水平的新阶段，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深化中俄友好合作，对于中国稳定北部安全环境，拓展国际战略空间意义深远。中俄两国不搞军事同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提升两国高水平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带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从而稳定我国北部形势。中国推进向西开发战略，对接印度东向政策，“龙象和谐共舞”，岂不妙哉!战略运筹与经营也获得了回报。我国所面对的中亚、南亚、东北亚一线，基本处于安全可控的局面;同时又“深耕”欧洲，既出“政治牌”，又打“经济牌”，进一步深融了彼此间的战略政治互信，打牢了经济往来的“钮钉”，极大地营造了利我向好的欧洲外交大环境。这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走出的一招破解困局的好棋。
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中国秉承以义为先的原则，坚持担当国际义务。非洲是块贫瘠的土地，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一贯向非洲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
自周恩来总理于1964年迈上非洲大地，至今已过去50个春秋。商务部的同志告诉我：仅在1965～1969年间，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中国人民向非洲援助就高达2亿美元。1976年6月，坦赞铁路全线竣工，该铁路是中国迄今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长1860.5千米，项目历时6年。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工程技术人员长眠于非洲大地。尽管援建进行于“文革”期间，但讲诚信的中国人民还是履行了国际义务，无偿地支持了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而非洲国家也知恩图报，积极支持并促成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恢复。此后，非洲人民又不惧强权，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帮助中国打赢了“人权之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政治上的交往逐渐转向经贸方面的合作。同时，中国的援非政策也从无偿援建转向加强中非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非洲人民愿意与中国打交道，因为中国朋友最讲诚信，说干就干，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可以说，中国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国人讲究国家利益至上。跟你是盟国也好，铁杆也好，凡涉及自个利益时决不妥协。美国与日本是绑在一架“战车”上的，可谓铁杆盟友。但每当日本触犯美国国家利益时，美国人“大棒一挥”，该制裁就制裁，决不含糊。美国与菲律宾是所谓的盟友，在南海针对我国联合演习的代号都为“肩并肩”。可当菲律宾遭灾时，美国只捐赠了10万美元，而我们慷慨地给了100万美元。过去，我们给足了菲律宾发展市场，鼓励国民到菲律宾旅游，大量进口水果，支持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可菲律宾不仅不感谢中国，却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在南海带头闹事。
战略需要像产业那样经营。国家利益需要战略经营求得回报。未来1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我们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我国对外交往在坚持义与利相统一的基础上，应区分不同类型的国家关系，就像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那样，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处理好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从而展示出无穷的魅力和广阔前景。2013年，我国开始了“大国外交”的转变，习主席出访屡屡刮起的“龙旋风”则说明了一切。
国际上有个最大的银行叫世界银行，它由美国人一手操控，流通货币为美元，你用世界银行的钱可以，但必须看美国人脸色行事，且需接受他的附加政治条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美元是世界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也是美国人颐指气使、独霸世界的原由吧!
改革开放的东风劲吹神州大地，中国经济总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增多了，中国也将相当于一半的外汇储备投资到美国，买了美国国债。
购买美债这是一柄“双刃剑”。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美元惹的祸，美国人心知肚明。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蒸蒸日上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笼罩了一层阴影。
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其中一半购买了美国国债。这个风险太大了!
美国为了确保掠夺世界财富，打造并维持了4件东西：美元、美债、世界银行和军事力量。美元是核心。
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思考。日本前些年经济快速发展挑战了美国利益。美国不干了，立马开动印钞机猛印美元，迫使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后，买进的大量财富却得不到有效消化。等美国看到日本经济成了强弩之末时，它转而开始回收美元，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大好的发展前景让美国给断送了，至今苟延残喘。
近年来，美国看到中国经济兴旺发达，又对中国如法炮制。但中国购买的巨额美债，却能适度消化，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吸收大量资金。但中国仍要警惕，不能让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白白葬送。
今年“十一”前夕，中央人民银行对外宣布：人民币与欧元可自由兑换。随即有报纸评论道：日益坚挺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全球货币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甚至是最大的事件。如今，卢森堡、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以及香港都建立了人民币清算银行。但人民币要像美元那样成为流通无阻的国际货币，道路仍然曲折、漫长，需要我们苦心经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勇于亮剑，要像打刀光剑影的战争那样，完胜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誓死捍卫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说到这里，刘亚洲郑重提议：“眼下，当务之急是把‘金砖五国’银行建设好、用好，驱动‘金砖列车’隆隆前行;把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发展银行’尽快运转起来，加快东盟经济自贸区一体化进程;扩大人民币清算业务范围，快马加鞭推进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步伐，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世界、落地生根，让人民币稳健地成长为能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国际货币，打破美元独霸天下的格局。总之，我们要在国际经济领域勇于亮剑，用大智慧打好经济战，该出手时就出手，认真打赢人民币保卫战!”
当此次访问行将结束之际，我突然冒出一句：“刘政委，您一心爱党，爱人民、爱军队，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敢于进谏，且总有先见之明，百姓和官兵非常喜爱您发声。但敌对势力却为此胆寒，对此，您自己怎么看?”
刘亚洲表情如水，语气坚定地说，“在祖国向着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奋进时，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需要万马奔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需要真知灼见的声音。如果万马齐喑，那将是‘死水一潭’。百姓和官兵喜爱我，是因为我敢讲真话、讲掏心窝子的话;国内外敌对势力怵我，是因为我的话像匕首一样挑开他们的阴暗面。为此，敌对势力不择手段，造谣中伤，制造矛盾，以达其绞杀之目的，我曾多次躺着‘中枪’”。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座右铭。写有此座右铭的条幅就醒目地挂在我的眼前，时时警醒着我。我是一名军人，对党、对军队、对人民有股炽热的情怀，是军人就要有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是军人就要胸怀祖国，具备枕戈待旦的强烈忧患意识!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生生不息在于：马不停蹄的创新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此理!
刘亚洲饱含深情地说：“我对党、国家和军队充满了热爱，也充满了焦虑，这种爱像岩浆一样，无比灼热。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战时，我是一名副连职干事，到过前线采访，30年后，我成为一名共和国高级将领。但我对那场战争的记忆并未因时间流逝而淡忘。我现在依然记得，那些从贫困生活中走来的热血战士，为了祖国是怎样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血洒南疆的。因此，我无惧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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