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右派，一直对反右中被下放耿耿于怀，他们三十年如一日的忆苦思甜，象个怨妇一样的喋喋不休。似乎从古至今，只有他们的命运最悲惨，只有他们才享受了人间苦难。其实，我想告诉那些小右派，你们所受的苦与下岗职工相比差远了，下岗职工其实比你们悲惨一百倍。你们好歹还能活到现在，而下岗职工大多数都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是最有资格说这种话的，为什么?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同时经历了下放与下岗的两种遭遇。这两种遭遇的鲜明对比，能让我更加理性，更加客观的看待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我们家是1967年下放到农村的，我们家是因为现行反革命被政府下放到农村的。那时我才三岁。虽然我家人口多，当时是9口人，但是，与当时的邻居相比，他们的生活并不比我们家好到哪里去，不管是吃，还是穿，都差不多。虽然当时我们家一直都吃不饱，但是其它家的邻居也一样吃不饱。记得有个小学老师叫韩英，不知是从哪个大城市下放来的，被安排到我们学校。那时他还是一个英俊少年，文武全才，不但当过体育老师，还当过美术老师，如果其它老师有事不能上班时他还能代课，记得他给我们代过语文，算术，政治，历史，音乐，自然常识等等。我之所以对其印象深刻，是因为其曾重点培养过我画画。这个韩老师虽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但也没有受到岐视。当时学校的每一次文艺活动，他都是积极分子。吹拉弹唱，琴棋诗画，样样精通。78年恢复高考后，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以后再无音讯。当时的村里，那时叫大队，下放的不只韩老师一个，我们家也是一例。还有比我们更早的右派，就是在反右中被下放的。因为那些人都有点文化，在农村还是很吃香的，有的当会计，有的当电工，有的当采买。总之，很少有下地种田的。他们的孩子也与我们一样上学，学校也不岐视我们。
简略的说了说下放的问题，再说说下岗的问题。
我是86年末通过社会招工，考进了辽阳造纸机械厂。我入厂时，看到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厂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超额奖，季度奖，年终奖一个挨一个。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乒乓球赛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文艺汇演也是层出不穷。我就曾经上台唱过歌，在乐队里吹过笛子和弹过吉他。工作之余，人们谈论的往往都是厂里的每一次活动，那些积极参加活动的人都成厂里的名星，受到大家的尊敬。90年代后期，下岗之风吹遍中国大地，我们厂也不例外。记得工厂开职工代表大会，厂长宣布，上边给的指标是三分之一的人必须下岗，如果达不到这个指标，厂长就下岗。当时的厂长叫赵钧泰，坚决反对让工人下岗。他说："以当时我厂的实力，就是两年没有任务，都可以养得起全厂的工人。这些老工人都拖家带口的，让他们下岗了怎么生活呀。"因此我厂的下岗就一拖再拖。后来，市里面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赵厂长撤掉，派来了一个叫张宪君的来接替厂长的职务。这个叫张宪君的人，64年生人，据说是留学澳大利亚的硕士。因为和当时的市长孙远良关系很铁，孙远良就把他派到我厂。可是他对机械行业一窍不通。他到任之后，就提拔了一大批领导干部，把前任的领导干部通通撤换。然后，大张旗鼓的推行他的下岗手段。一大批厂内的精英和技术骨干，都在下岗之列。不到两年时间，下岗了一大半。由于技术骨干的流失，更因为张宪君不懂经营，工厂马上处于瘫痪状态。第一次出现了没有订单。没有订单，工人就放假。再将工人分批次的下岗。最后呢，张宪君以五百万的价钱将工厂买了下来。要知道，当时的造纸机械厂评估价是两亿。等于白送给了张宪君。张宪君买下造纸机械厂之后，将厂内的一个技术学校以五百万的价格卖了出去，还上了贷款，就空手套白狼的白得了一个价值两亿的工厂。 张宪君买下以后，几易其手，最终被辽阳市无线电一厂买下。现在的造纸机械厂只剩下三百多人，几乎成了废墟。其实，下岗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可以说是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实施的，这在一个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国家里，简直成了一个笑话。还有，政策的执行也是暗箱操作，每个工人都是持有股份的，但是出卖工厂时根本没有与职工商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违法行为，就这样大行其道，与情与理，如何让人心理平衡呢?下岗之前，工厂年年盈利，下岗之后，年年亏损，这就是下岗给出的答案吧?再说下岗之后，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生活贫困不堪。有的人因为看不起病跳楼自杀。有些女人不得不去当小姐。抛开我厂的状况不说了，我的中学同学，据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人下岗后因为生活所迫出去打工而死在工地的。这下岗工人的血泪，有谁替我们喊过一次冤吗?
奉劝那些右派，别在为以前的下放忆苦思甜了，你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下岗工人相比，不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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