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周秀云代表的农民工与山西警方的矛盾是什么性质？

　　周秀云讨薪被警察打死一案还在网上持续发酵。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将来如何处理目前是个未知数。

　　这里提出一个可能有些敏感、极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周秀云代表的农民工与山西警方的矛盾是什么性质?

　　粗看起来，问题似乎很好回答：农民工代表工人阶级，警方代表资产阶级，这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但仔细思索以后，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农民工这个阶层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不一样，是“改革”以后才出现的新阶层。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每个人都占有一块土地的“有产阶级”;他们基本上靠劳动为生，属于劳动人民，但他们不是靠在自有土地上劳动、务农、种植农作物，将收获的农产品自己消费、多余的供应社会。他们靠打工赚钱为生。土地已经不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仅仅起着生存的最后保障作用。但这种保障本不应是个人所有，而应归社会所有。

　　中国不似俄罗斯，有数千公里的战略纵深。中国的战略纵深就是农村。农村本应当是建设的重点。一旦发生战争、自然灾害、重大政治变故，农村可以提供兵员、战争物资、保证全社会基本生存需要的粮食，而且应当可以容纳大部分城市人口作为安全避风港口。按照毛主席规划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农村早就应当变成了现代化的新农村，城市工业需要的劳动力也会有计划地、井然有序地得到补充。

　　但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把重点放到了城市，城市过度开发，又通过一种杂乱无章的混乱方式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吸引到城市。结果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农村建设基本停止，中国的战略纵深未得到扩展和巩固。

　　邓小平用来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唯一手段就是金钱。

　　为了赚钱，农村劳动力宁愿将农田交老弱妇孺、甚至使农田荒芜，也要背井离乡跑到城市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与城市无产者争夺饭碗。

　　由于他们比城市无产者更加吃苦耐劳，因此这批突然间冒出的竞争者使城市无产者生活日益艰难、地位更加低下、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们中还源源不断地产生经济上投机分子、诈骗犯、赌徒、黑社会打手、各种亡命徒。城市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妓女是由他们中(不管已婚还是未婚)的年轻女性自愿充当的。因为这是来钱最快的手段，又能满足她们离开家园后身体的自然需要。

　　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没有政治信仰、“金钱拜物教”的狂热崇拜者，一个受金钱操纵和控制、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几乎完全失去了革命性的阶级——既然政府都取消了革命，又放弃了对他们的教育，他们当然乐而不为(这里当然不包括南街村这种硕果仅存带公有性质的新型农村里的农民，但他们的数量太少，已经不能代表当前、只能代表未来的中国农民)。这当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总是需要大量的后备劳动力。几百年前，欧洲用暴力占有土地、驱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赤贫的城市无产阶级。几十年前，中国开始出卖国企，用换回的钱加上海外资本，吸引农民，使他们自动成为城市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但土地还在农民手中。所以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而带有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助推器性质，在私有化路线驱使下、变成为私有化服务、带双重性质的劳动者。这个阶级帮助西化精英完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崩离析。

　　若要考察中国农民的政治立场，仅仅从他们对土地的态度，就可以看的一清二楚：他们对自己的土地一般不愿放手，但对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耕作又毫无兴趣，宁愿荒芜或交给亲友代管，也不愿参与集体耕作。所以，这一大群人——一个社会阶层和小岗村的几个农民一样，极端自私，抱着金饭碗(土地)讨饭——在城市中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谋生存。打工不过是讨饭手段之一，还可以有其它各种(包括违法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治态度总体上说趋于落后、保守、梦想着发财致富，是私有制的坚定维护者。和他们劳动人民应有的立场是背离的。

　　前面说了，形成这种奇特阶层和他们政治立场的原因，当然不在这些农民个人或小群体。这是私有化路线产下的一个怪胎。

　　毛主席来自农村，最深刻地了解中国农民;基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理解和深厚的哲学功底，说过一句极富内涵的话，“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并且持之以恒地、用各种方法对中国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不仅完全放弃了对农民的教育，甚至出于政治目的(摧毁工农联盟)，抛弃整个农民阶级，任其跟着时间消逝，随波逐流。这种离开了社会主义教育、又解决了温饱的农民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放任自流又放松教育的做法不可能使中国农民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只会产生资本主义。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目前一切社会问题全都根源于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也包括农民中的打工者，是中国私有化路线的支持者。赚钱是他们生存的唯一目标。如果不愿意回归社会主义，因此永远不可能找到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途径和方法。xxx取消农业税，无非想当个滥好人、青史留名，其后果是纵容了农民的放任自流，加剧了中国农村的退化、社会的混乱。

　　必须承认：中国农民中自发产生、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消极落后、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完全不顾大局的消极意识，是中国政治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是中国大批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源头。农民工不过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群体。

　　我们再看看警察这个社会阶层。不错，警察这个阶层属于专政工具。但这个阶层的存在不能代表专政的性质。他们不过是一支枪，要看枪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判定了专政的性质，才能判定警察阶层的性质。如果单看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和农民工一样，也是“打工者”，靠打工干活、获取工资维生。和农民工不同地是，他们没有直接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经济地位和城市中的无产者相同。他们确实有一些特权，但对基层警员来说，特权只能用于公务，用于给个人谋福利，同样是违法违纪、不允许的。警察队伍出现大量的违法违纪现象，是管理涣散，放弃政治思想工作，放弃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不是由这支队伍固有的属性决定的，同样是私有化路线造成的恶果。按照传统的说法，他们和城市工人阶级、农村农民阶级一样，同样是人民的一员。

　　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代表政府的权威，不可能像农民一样自由、随意地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服从上级的指令，否则就要丢掉饭碗。

　　不幸的是，他们生活私有化路线统治的时代。从三十多年前开始，他们接到的来自最上层的指令往往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相互矛盾、相互抵触：例如，“为人民服务”——“人民”中被塞进了资本家、外国殖民者、买办;“为改革保驾护航”——“改革”变成了加速私有化的代名词。这样，警察的服务对象、保护对象变成了资本家、外国买办、卖国贼为主，打击对象有时是劳动人民、爱国者，这和警察的身份、地位、根本使命完全不像称，是矛盾的。他们应当维护的本来应当是公有制，现在却变成了私有制。但这毕竟不是警察这个群体自己造成的。是他们的最上层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各种指令，经过一级级传达、理解、领会，落实到这些最终执行者之后造成的。“枪”永远无法反对持枪者。所以，归根结底，警察这个群体许多恶行是推行私有化路线产生的诸多恶果之一部分。他们和被打死的周秀云一样，也是受害者。好在，从最近开始，这个群体得到的指令开始明确了。这就是宪法。当然，要领会宪法的社会主义精神还要有个较长的过程。

　　在对两个阶层的社会存在状态经过初步分析之后，可以回答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周秀云代表的农民工与山西警方的矛盾是什么性质?

　　周秀云代表的农民工阶层与山西警方代表的警察阶层的矛盾，属于被私有化路线激化了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斗争的主要对象、斗争重点，是私有化路线和私有化路线下长期形成的蛮横、霸道、敌视劳动人民的恶劣作风，而不是警察中的个人。警察个人严重违法、违纪应由个人负责，依照法律、纪律制裁。警察阶层的不良风气、违纪现象应当减少和改善。但个人应负责任，不应由整个阶层承担。对这个阶层普遍存在的不良风气、违纪现象，应基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教育和批评、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另一方面，周秀云代表的农民工阶层只有从他们是劳动者角度可以代表劳动人民，他们希望及时得到劳动报酬的要求，在任何时间都应当支持。但在政治意识上，他们更多地代表资本主义私有化倾向。他们并不总是私有化的受害者，也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计划经济破除后的“受益者”，是造成公有经济崩溃的执行者、“帮凶”。对他们在此次事件中有可能出现过份的经济赔偿要求，不应当支持，以免助长并激发这个群体自私、贪婪、不计后果获取钱财的行为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如果他们最终不能认识到，他们的所有悲惨遭遇全都是私有化路线造成的，始终不愿意回归集体经济，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唯金钱至上，也应当承担一部分个人责任。

　　想想看目前谁最希望矛盾进一步激化?矛盾激化甚至酿成重大社会冲突对谁最有利?

　　除了那些农民工家属希望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样也许会“借力社会舆论”得到额外补偿、更多的经济赔偿。这个结果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会助长农民工自私自利、不识大局的风气。

　　中国党政机关里的修正主义分子最希望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既然表面上看矛盾没有直接涉及修正主义路线，反而使对立面——反修的人民队伍内部不仅团结被破坏，还可能进一步分裂，反修力量被削弱——历史上所有的反动分子一直都在这样做，就像美国用各种手段使强大的苏联分裂成十几个国家因此力量被削弱一样，他们非常希望人民的队伍彻底分裂，以便分而治之，还可以充当和事佬，提高声望，从中获取政治利益。

　　中国的贪官污吏也希望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矛盾激化了也许会转移人们对他们的关注，放弃监督，逃避对他们的打击。

　　还有中国的“律师党”，如果矛盾激化、处理时间无限延长，他们的碗里从此不缺饭食。

　　又有中国舆论中一些总在不合时宜地提出“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极左”分子，他们也希望矛盾激化，如果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社会动荡，他们就能趁乱获取政治利益，尝试一下推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效果。

　　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同样也希望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旦引起社会冲突，他们也许能找到入侵中国的机会和突破口，至少能削弱中国政府反击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凝聚力。

　　这都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人们最希望的毫无疑问地是反对修正主义的私有化路线。但这条路线在案件中只是间接地折射。折射出来得是一种被激化、走了形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除去犯罪者，还是应以批评——教育——团结为最后目标。因此最后处理，除直接违法者，对其他人员还是应当遵循“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

　　教育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对山西警察加强社会主义宪法教育，使他们认识他们服务的根本对象是劳动人民，不是贪官污吏资本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执勤时决不允许违背宪法。对农民工，当然仍是社会主义教育。也许应当动员他们返回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否则就应当交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无偿交给集体经济耕作，在城市安家落户。只不过城市早就人满为患。在城市进行简单、低值的重复劳动、过剩劳动，对社会对个人都没有好处。只是肥了黑心的建筑商、无良包工头。

　　处理问题的纲领无疑应当是反对私有化。矛盾双方都是私有化路线的受害者，反对私有化的危害是顺理成章的。最后处理方法也应避免被用来进一步巩固私有化的成果。这样恢复公有制的时间会更加遥遥无期。

　　预期结果总会和现实发生冲突。尤其是对一件具有复杂背景的案件。分析极端重要。表面现象未必能反映本质。

　　对于周秀云死亡事件和中国农民的分析，不妨读一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在分析中涉及到保守的法国农民在各种政治势力全都登台表演时起到的历史作用，也许能使我们得到一点启发。

　　马克思说：“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法国保守派的农民把路易·波拿巴送上了政治舞台的最高端。六亿农民的中国又是谁把西化精英送上了政治舞台最高端，而且在他死后长期统治中国?——是中国独有的，任何时候都不宜赞扬、助长而应随时与之斗争的落后、保守、极度自私的农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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