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2年就像20世纪残留的叹息，任何一种搅拌都会引起疲倦的波澜。我在大学所经历的，正如万历十五年貌不惊人之中蕴含的剧变，一些公权力的社会底限审判正在被泰山压顶一般的巨石挤破胸膛。仰望兰州的星空，与兰州三山夹缝中重度污染空气如影相随的，是那个地区被侮辱的学术空气。“张尔进的愤怒”是发生在西北一角，侵蚀共和国合法性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公共事件。
张尔进，一位刚直不阿的大学教授。由于其考证张雨僧烈士(1888～1923年)遗诗中的“魑魅魍魉亦绝灭，况复鹿鳖狸兔獐狼与猬狗!”(《有怀二首之二》，见于《张雨僧狱中遗诗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而被魏鸿发(曾为反动军阀陆洪涛的亲信、参谋长)之子魏竞存告上法庭，控告注解中“猬狗”指向特定之人魏鸿发，造成其人格降低和社会声誉下降。2002年7月1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张尔进名誉侵权成立。法院派人去张尔进的工作单位施加压力。2003年3月法院强行从银行扣留冻结了张尔进的工资。引发学者和群众对生活陷入窘境的张尔进进行救助和对司法的谴责，当时舆论称之为“张尔进的愤怒”。
张尔进的判决结果引发舆论大哗，造成《张雨僧狱中遗诗考》洛阳纸贵，几至奇货可居的境地。兰州多所大学学者联名上书，认为法庭强裁学术案例不合理，要求切割学术与政治，尊重当时的历史事实，并得到上级领导支持，然而司法系统置若罔闻，仍以侵害名誉案强制执行。该事件造成的恶果，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教会裁判所哥白尼的“日心说案”、北宋苏轼“乌台诗案”以及满清乾隆“清风不识字”案。一方面，该案给了司法系统判决学术研究的恶劣先例，另外一方面，该案给军阀及近现代历史上大奸大恶后人通过司法程序翻案塑造了先例。以公共权力介入学术是非，超出了被告和原告，更超出了原告之父是否“后来立功”的是非之争，而成为了公共权力以司法为后盾，干预学术研究独立性，侵蚀共和国合法性的历史性判例，为进入21世纪以来以民国为纽带的历史虚无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潘多拉盒子是公权力自行打开的。“张尔进的愤怒”伤害的是为共和国立下功勋的烈士，而滋长的是共和国敌人的威势。因此，它以自残为代价，求得了表面上的和平与“合作”。历史与现实构成了学术理想之美与现实之恶的异化，正如《红楼梦》风月宝鉴镜子里的映照，差异只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理解当今之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不过是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拱手将合法性让给人民共和国的敌人，以自残自宫来求得所谓“民族复兴”的饮鸩止渴之举。
一、作为文化不妥协反对派的历史虚无主义成因
“张尔进的愤怒”给我极大的震撼，其造成的阴影，伴随着我的大学时代，使我意识到中国近现代史是没有真实，客观研究可能的，关键是“谁表述，谁认可，谁支持”的主体性。该案说明，即使政治上反对派的组织形式被消灭，舆论管道被掐断，但作为一种“迂回包围”的形式以及“影射文艺”的存在性，会不断地形成文化上不妥协的反对派。文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不断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蚕食“专政”的“全面”性，滴水穿石，以太极化“中共建国理政合法性”于虚无，于虚无中阴阳转化，形成“中共敌人”的合法性，达到虚实转化，“确立”对立面合法、“革命不是革命而是灾难”的“极大之实”。
第一，历史未亡人集团，一个现实的存在
杜勒斯在1957年7 月2 日说，如果他们(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毛泽东在1964 年6 月14 日谈话中指出“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的问题。当文化思想以家庭的形态流播，经济实力借助于市场经济方式得以形成遗产，共同获得独立自主的文化资本权力，“代际相传”与“文化沙龙式串联”构成的是历史未亡人集团，并形成了历史领域的文化反对派。由于其根深蒂固于“代际继承”，并通过院外集团(港澳台的文化以及海外文化)对小圈子集团进行“自我增强”，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文化反对派堡垒。这个堡垒隐藏在内心的深处，无法通过各种形式主义的政治思想运动改造，而任何政治对教育的介入，都会被“文革教训”这个文化反对派避风港所遮蔽并夭折。
以上回顾与分析充分说明，我们今天看到的怀恋民国、大谈种种民国“高大上”的所谓范儿，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未亡人集团作为文化反对派的厉行主体推动，有司法系统的“影子人”配合，形成了润物细无声的演进运动，并成功将敌我逆转，使烈士人人自危，人民共和国维护者在文化上自惭形秽。
历史未亡人集团的存在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容易通过自身的权利或利益、资本的能量来迫使现存的政权对他们做出让步。只要存在着与民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未亡人集团，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明晰的、与事实相吻合的研究，无论是前面提到的对革命烈士的司法控告，还是现在对民国的张扬，都是历史未亡人集团塑造历史叙事的案例。
第二，“我们”和“他们”界限的模糊化。
历史虚无主义的起源之一，是界限的模糊化，即以敌为友，以统一战线取代底限，思想混乱，立场混淆。这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忽视“我们”与“他们”问题造成的必然恶果。如果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我们站在种植园奴隶主的立场上，会发现黑奴是赖账的，是违法的，是流氓，而奴隶主被整肃则是可怜的，伤痕的，而且还能从奴隶主身上发现他的尊师重教，他允许黑奴拖欠高利贷是仁慈的，甚至还可以发现奴隶主的诗集，他的书法他的才华。如果我们从蒋介石的视角上看上去，会觉得毛泽东等人是流氓，是拆解仁义道德，是瓦解传统文化，甚至研究者还可以从蒋介石的日机中读到文化，读到内心。如果这样观察历史，就会发现根本上“屁股决定脑袋”，历史正义取决于解读者的立场和视角。“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不仅是战争和阶级缠斗的永恒话题，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以来努力探索的问题。“我们”是工农大众，这是“我们”的“阶级”定位，不是阿猫阿狗的游戏。“他们”则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敌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内涵发生了严重的变化。那些过去所不曾包括的资本家、所不曾包括的民国范儿也被涵盖到了“我们”的范畴，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敌人是谁?还有没有“他们”?因此，在“我们”和“他们”这个界限模糊化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民国范儿的这些人在台上的表演，“我们”的舆论拿“他们”没办法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内部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们今天为了搞统一战线，为了让国民党感到高兴，甚至为了证明自己就是孙中山的正宗传人而国民党不是，我们就模糊化国共之间的区别，让民国范儿大行其道，我们党却装作没看见，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敌人”掌控了笔杆子，捍卫共产党的文字却被封锁了，并被舆论至于失去道义的自贬地位。一个为共产党说话的徐岚却要经受舆论的谩骂与讨伐。在“文革再现”的保护伞下，“他们”所建立的新“政治正确”，就是不准为共产党的进行合法性辩护。这真是21世纪令人震撼的国家文化现象。一个很沉痛的教训和现实的案例就是马英九要做全民总统，为了争取绿营的高兴，模糊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令支持他的蓝营心寒，造成市县选举的惨败。中国共产党要吸取国民党这次的教训，吸取国民党在台湾市县选举中的这次试图当“全民总统”、试图以民族性取代阶级性的教训。
二、作为“另一种导向的文革”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养尊处优的知识阶级情感，富丽堂皇的土豪劣绅居所，浑身散发腐烂气息的官僚流氓小资情调，经过美图秀秀深加工的伤痕文学，他们围绕民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AB团、西路军西征、延安整风等)和毛泽东研究、新中国的重要时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等)研究出版、发表了不少著作、论文、回忆录等，形成了一种否定革命，否定人民共和国历史，甚至否定中华民国建立合法性的反向的文化大“革命”，意图彻底“解构”现存秩序的“任何”合理性，将执政者置于非人非正非理非法的完全无效境地，焚烧其一切继续存在的必要。
1、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民国怀念。
以怀恋民国为典型案例的历史虚无主义，其起步的性质，本质乃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或者说是对现实政策的合法性解构。民国怀念是意向并非立足于民国本身，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批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民国范儿们只要说民国哪好，总要来一句今天哪儿不好，最终都要归结到对现实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批判自然有实用主义的要求，它的目标指向是摧毁现有政策的合法性，而另一种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在这个论证解构中，并不存在真实的民国，“民国”和其他美国、日本等一样，只构成一种工具。作为批判的工具特点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可以为达成目的而扭曲事实，可以今天用美国来反对民国，明天则可以用民国来反对美国。透露其中的是，不问真相，不问是非，不问立场的流氓实用主义。
2、进一步说，怀念民国通常是文化流氓性质的工具理性
在这里，怀念民国要区分三个层次细节，第一种是情感与认知层面。这些人真诚地觉得民国好。这样的知识分子通常是知识掌握有限，而且没有亲身经历过民国是什么样的，很容易通过一种“既得”的资料和偶然所见的书本形成一种片面知识。这个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可上纲上线。第二种是政策改良层面。觉得民国的某些政策好，可以用于今日的建设。民国尽管弊端丛生，但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民国的建筑就是一种创新。用民国时代极个别的优势政策来推动中国政治的优化，显然相对合理。但是该种方式尺度难以把握，而且完全可以不提民国而行替代说辞之方案。第三种是政治层面。拿“非事实”的民国来攻击现实政治体制与秩序，以建立另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来动摇现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在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要建立共产党之前推翻的那些人的合法性。这个逻辑理解起来非常清晰。这三个层次尽管区分了不同的民国范儿，但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通常仇恨层面的民国范儿源于情感与认知，也会借助于政策改良层面而出现于舆论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多数在公共舆论层面而非个体、小圈子层面里，怀念民国、追思民国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取向。
3、再进一步说，由于民国本身的问题丛生，要达到民国范儿“指桑骂槐”的目标，必然扭曲真实的民国状况，实现论证的“流氓”化。
如果说真有人怀念民国是因为民国在感情上能够引起共鸣，那么可以理解这票人的“遗老遗少”性质。追思前朝并不罕见。明亡之后，清初有大量文化界的“遗老遗少”;清亡之后，民国初年大批文化界的“遗老遗少”;共和国建立，也有民国在文化界的“遗老遗少”。为了表示政治宽容，也允许遗老遗少寄托一下哀思。然而，“遗老遗少”们的政治规矩和政治自律，是不能采取政治行动，以不损害新的政权为基本前提。但是今日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形成了一股“范范相卫”(类似官官相卫)、“相互关照”、“彼此呼应”、“兔死狐悲”的文化组织化格局，以至为现行秩序辩护者成了“道义洼地里的蚯蚓”，见不得舆论的阳光。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小资的人有民国的情调，也许是情感归属，但是利用公共舆论，呼朋唤友，争取他人接受，别人不接受就破口大骂，动辄以“愚民”攻伐，堪称当代中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典型。实用主义的工具论是把怀念民国拿出来批判政府，摧毁它的合法性。这种工具理性必然导向流氓化，凭他一张嘴，怎么说他都有理。流氓文化导向文化流氓，进而突破底限，成为他们嘴巴里口口声声所攻伐的那个目标——他们手段的恶，必然使得他们所认为的价值礼崩乐坏。
4、归结起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自私的个人主义。
民国范儿通常都“自顾自”的感受，而不顾及集体特别是底层的感受。他们耍流氓，不顾民众，不顾现实，不顾自由，不顾民主，不顾外敌入侵，不顾整体，不顾事实。只有偏激，狭隘，自我，独在的小圈子利益，可谓是公开耍流氓。民国范儿枉顾多数人的痛苦，只关注少数人的享乐;忽视民国多数人没有民主的现实，只顾少数四大家族、蒋介石以及所谓的一些大学教授们小集团的自由;忽视整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外敌入侵、被西方的殖民主义列强包围的惨痛现实，只顾自己躲在温柔乡里享受小圈子的快活。由于其自私的本性，反过来只能加速自身的流氓化。盲人摸象，断章取义，不看一面不及其余，甚至不惜用歪曲事实来达到其合法性论证，这一点与他们口口声声所鄙夷的“口蜜腹剑”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此，用错误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价值理想，不过是证明了他们人格之下。
三、作为颠覆性工具的历史虚无主义对策分析
历史虚无主义以其对共和国史前史的翻案来达到其颠覆性目的，客观上模糊化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导致了主体性的丢失。主体间表述的差异，实质上是葛兰西所言的话语领导权。在共产党国家，为共产党说话，需要小心翼翼，而为共产党过去的敌人说话却理直气壮，用福柯的阐述说这是一种病态。因此，所谓“民国范儿”的话语是一种文化生态中的病态话语。话语本身都要有主体的，民国范儿的话语主体是精英，是极少数富裕的人群，是极少数对民国有感情的遗老遗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是人民，应该由人民来阐释对于民国的一种认知，而不是由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或者说统战的对象来阐释。因此，第一个对策，就是要解决“病态话语”，恢复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匹配的话语体系，使得人民和当年的解放区人民一样，承担对民国历史叙事的主体资格，而限制民国范儿对民国的解读权，在公共舆论中限制其话语范围，审核其事实性，重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用事实说话，用多数人的感受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
第二方面，需划分“公私权界”。由于所谓“思想文化领域的反革命”并不具备司法操作的现实价值，也在道义上早已为大众所鄙夷。因此因思想而定罪，显然不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是可以参照宗教的处置方式，合理划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允许民国范儿对民国的怀念与追思，但是需将之关在“私人领域”，而应该在“公共领域”内禁止并使之成为知识分子自律。作为知识个体，可以在私人领域去读民国的书，怀念民国的学者等，都可以，国家不会干预你。但是禁止在公共领域利用公共媒体，使用公共资源来为民国范儿、为民国的文化来张扬。要严格把对民国的情感限定在私人领域，不能扩展到公共领域。由于自由的限度是不得侵害其他人的自由，民国范儿的少数人自由，已经侵害到绝多数人的自由，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和内容上的专制”必然被行为规则和政治正确所禁止。
第三个方面，应建立官方的“民国史数据中心”，所有的资料和数据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接受任何关于“事实民国”的垂询。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消弭对民国形成的误会，更可以以“树立事实”来使对民国有片面认知者恢复真实认知，被误导者恢复理性，对民国无体验者对全面的民国有所感应。“复原”、“探索并发现”真实、全面的民国异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建立“民国生活体验中心”、“民国人物自己说民国”等面对面沟通方式，建立起真实的民国体验营。
第四个方面，应重建民间交流机制。其实民国的好坏，台湾地区的人民比较有发言权。毕竟台湾省经历的民国治理更为长久。根据我在台湾的考察结果，台湾的教科书上并不美化民国，反而是大陆的旅游管理部门出于政治交易的考量，人为地为大陆旅行者设计了高大上、美轮美奂的旅游线路，将台湾地区最美的东西展示给大陆人，如同帮助台湾地区做大陆人的统战工作，扭曲了大陆人的正确判断。正确的做法，应该让大陆民众接触到生活窘迫的台湾下层，这些下层对民国、国民党并没有多少赞美诗一样的观感，更容易让大陆人体会到共产党治理的合理合法性。
总之，这种怀恋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危害甚烈，如果不能及时加以纠正和阻止，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造成危害。我个人觉得，其中重中之重是恢复话语的主体性和公共领域内话语的领导权，即要把当下民国范儿的这种病态的言语给颠覆回来，言说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普罗大众，应该给与我们爱国主义者们以及我们普通的工农大众以更多的发言权，这才是朝向正确的话语领导权改革所应该做的。需知，即便从自由主义角度来审视，民国范儿的“愿意穿越回民国”也是“剧傻”的做法。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降临时，你作为“时间穿梭者”，不知道你会在穿越到民国之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那些“民国范儿”的大学教授们，幻想着自己穿越回民国还可以继续做教授，做土豪，做官家，做姨太太，但是他在“无知之幕”下，会不会穿越回去成为几亿法币只能买到几斤大米食不果腹的三毛，或者会不会穿梭过去成为1942饿死在街头的河南饥民?或者会不会成为1949年被抓壮丁到台湾守望五十多年的老兵?或者会不会成为228惨案中的死难者。谁知道?谁又能预测?
(全文的部分内容以发言的形式在2015年1月25日摩罗主持的《反思“历史虚无主义”学术研讨会》上摘要进行了阐述，本文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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