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女性：过早凋零的花儿

多年前某电视台的元旦晚会上，黄宏和宋丹丹表演了小品《超生游击队》，讲述一对农村夫妻为了生儿子逃避计划生育政策，一家人四处流浪的故事。当年的这个节目，不仅因为其较高品味的幽默形式成为中国小品的一个经典，更由于作品无情讽刺社会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而被大家津津乐道。小品中以道具形式出场、在宋丹丹的描述中长得“葱儿绿”的三个女儿，一时间成为家庭因生育而致贫困的象征。

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在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在没有外力干扰的自然生育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总体上是稳定的。联合国明确认定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至107之间，其他值域被视为异常。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一直在正常值域间波动。然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性别比开始高出正常值域范围，并且持续攀升，在2004年甚至达到121.18的最高值，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出生性别结构失常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
 

虽然从2009年开始，出生性别比出现下滑趋势，并在2014年回落到115.88，中国的性别结构仍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若仔细考察，形势更不容乐观。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城市出生性别比达到114以上，性别结构失调的现象有从农村向城市蔓延的趋势。其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妇女生育孩子性别比之前仅属轻度偏高，2010年则升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中度偏高。最值得重视的是，此前出生性别比明显偏高主要体现在二孩及以上，新的普查结果显示，一孩出生性别比也明显偏高，这表明人们在生育第一孩时开始进行性别选择。而一孩生育政策所覆盖的人口规模占全国2010年总人口的52.27%，该指标偏高无疑对整个出生性别比造成很大的影响。
 

“剩男”不具同质性，而是一个充满利益冲突、有阶级分野特征的社会群体。大规模单身男性的存在，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婚姻挤压”现象的出现。为了寻求婚配对象，在同龄组中被“剩下”的适婚男性转向下一年龄组，城市人则转向农村，农村人再到山区，最后“剩下”的是一无所有的底层男性。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一方面是“小三”还有盼嫁“国民老公”女性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男屌丝”们的集体自嘲。掌握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资源的“高富帅”从来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有位于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不发达地区的男性才会遭致挤压，成为婚姻竞争中的失败者。社会学家布迪厄写过一本小书《单身者舞会》，讲述法国农民阶级男性找不到老婆，无法成家立室，这种“被禁止的再生产”，揭示的正是性别比例失衡被阶级结构扭曲的现象。

在2004年出版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中，赫德森和博尔以中国、印度两个人口最多、男性比例偏高的国家作为讨论对象，将性别比例失衡与政治安全挂钩，认为男性人口过剩会威胁国际、国内社会安全。目前，虽然还看不到与清末捻军“光棍叛乱”类似的政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光棍”的确已经开始将他们所承受的婚配压力向更为弱势的女性群体转移。近些年来频频曝光的性侵案件，正是这种存在婚配压力却无法宣泄的表现。同时，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场进一步将女性商品化，拐卖妇女和女童、买卖婚姻等社会问题加剧，性市场进一步扩张，妇女的权益受到更为严重的侵犯。
 

“剩男”的堆积，是伴随中国新自由主义性质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国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也从改革之前的0.16攀升到2008年的0.491。尽管在2013年有所回落到0.473，仍然超出国际社会公认的0.4的警戒线。“剩男”的产生与中国的体制改革在时间上契合，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阶级分化无疑使“剩男”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可是，女孩们都去哪里了？
 

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男婴死亡率通常高于女婴，而中国的现实显然违背了这条自然法则，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男婴死亡率都高过女婴。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男婴死亡率为23.9‰，女婴死亡率为33.7‰，后者显著高于前者9.8个千分点。2010年第六次普查数据显示，男婴死亡率与女婴死亡率已分别下降到13.6‰和14.3‰，但女婴死亡率仍比男婴要高。这些数据反映女婴的生存环境比男婴差，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了。
 

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性别平等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本应出生然而却“消失”的女性数量达到125.4万，在世界当年388.2万“消失的女性”中所占比例超过30%。按照这一数据，在中国每一分钟就有2.4名女孩因性别歧视而“消失”。“消失的女性”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用于指代那些因人为干扰因素未能来到这个世界或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办公室2012年出版的报告，自1990年以来，中国有2400万女性“消失”，占全球“消失的女性”总数的 60%。
 

人口性别结构长期失调，计划生育政策固然难辞其咎，但中国社会历来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一孩半”政策事实上从国家角度肯定并巩固了这种思想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面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的再次妥协。
 

重男轻女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如此顽固,在于其生长于其中的结构性土壤。除了父权社会腐朽的传宗接代的考虑，妇女婚后从夫居从而对男方父母履行养老义务的传统，都是男孩偏好的根本原因。此外，小农社会粗放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简单劳动力的数量追加成为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紧密结合，而男女的生理差异加大了对男性家庭成员的欲求。
 

建国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通过立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改革婚姻制度，取缔娼妓制度，确立了女性同等于男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合作化运动中，女性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获得了经济独立的物质条件，提高了自身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女性受压迫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大跃进”时期更是积极探索并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普遍建立公共食堂、幼儿看护中心、缝衣组等公共福利制度，承担家庭/妇女再生产职责，以解决女性双重角色的矛盾、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遗憾的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滞后，集体财富积累严重不足，各种极有可能就此改造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实践不得已停止。如此造成生产方式变革不彻底，一方面生产社会化，另一方面家庭仍然作为消费单位得以保留，婚后从夫居的婚居模式则未遭遇质疑，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只落实到女性向男性看齐，而不是相反，女性依旧饱受双职之苦。同时，为追求快速的工业化，国家采取“以生产为中心”、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在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被无限期地搁置。
 

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运动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农村包产到户，人民公社解散，农村迅速退回到小农经济时代，各种封建落后的父权主义观念卷土重来。在城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单位解体，国营企业转制，社会公共福利减少，再生产——生育、养育和照料——重新被视作个人、家庭的职责。而女性由于“天然”的家庭照顾者身份，在效率优先的劳动力市场被视为廉价。女性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女性与男性收入差距扩大即是证明。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原则导引之下，性与身体沦为商品，女性丧失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与自主，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种资本与父权合谋物化女性身体的直接结果，除了针对女性的暴力以外，还表现为充斥整个社会，贬低、污名化女性的文化氛围。“改革开放三十年，一退退到解放前”的说法，至少从妇女运动的角度看，一点也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