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能否成为“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逆转市场和资本对社会的渗透与对劳工的压榨。如果没有这一历史进程，那么“一带一路”不仅不能成为克服新自由主义和近代以来的全球霸权的解放之路，反而是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一步渗透到更广大的后发国家，进一步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保护，形成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这不仅不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反而是原有路径的延伸，延伸到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触及不到或者不能完全主导的地方。
随着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再次成为讨论的重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利用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拉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世界工厂。但是与庞大的生产能力不相匹配的，是国内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消费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多个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生产出的这么多商品卖往什么地方，这么多过剩的资本到哪儿寻找出路，成为当前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以至于李克强一个大国总理要频频在国外领导人面前扮演商品推销员的角色。不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经济势必难以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国内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既是中国解决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构建超越美国霸权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关键一步，甚至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大量过剩的产能输出到欧洲，不仅让欧洲四年内恢复至二战前水平，而且将美国经济从谷底带入了十多年的繁荣。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无疑是参考了欧美国家解决产能过剩的经验。但实际上，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后不久，就立刻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的问题，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找到出路，成为19世纪殖民主义浪潮的最主要的驱动力量。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必然要伴随着武力的扩张，因为如果没有坚船利炮作为后盾，单纯的经济输出就得不到保障。因而经济的扩张必然伴随着霸权的扩张，经济的冲突必然伴随着政治和军事的冲突。每一个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和成长，都伴随着对既有霸权体系的突破和挑战，这中间充满了战争、暴力和血雨腥风。从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漫长的全球冲突和战争，都由此而来。
中国政府宣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和资本输出与“漫长的十九世纪”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中国的崛起到底是一个田园诗歌式的和平赞歌，还是又一番血雨腥风的旅程?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一些学者强调虽然像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一样，“中国同样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空间，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进入世界市场”，但是中国不是要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是“搞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抛开老殖民地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做法”(郑永年)。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把这么庞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到国外，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防范在输出国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还有另外的问题是，中国模式成功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依赖于对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压榨，由此造成的尖锐的劳资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资本大规模输出国外之后，必然把这种劳资冲突输入到国外，甚至相比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前两年出现的中国矿主枪杀赞比亚矿工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而，如何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帮助中国压制劳工抗争，使其限制在中国资本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必然影响到美国的世界霸权。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霸权体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肯定无法避免，那么这种冲突以什么样的形式予以解决?
近几年来，国内产生了一种鼓吹“持剑经商”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提出面对中国日益庞大的资本和商品输出，解放军要为中国的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并进而打碎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打倒拳皇，打碎拳坛”，重新构建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和秩序。虽然这种思潮因为其太过于直白而不被国内主流接受，但是却是很多主流学者潜意识里的观念。比如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政府还不够强势(aggressive)”。因为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保护，“比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中国在缅甸的多笔投资，都遭遇了问题。但目前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新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海外利益，中国政府要做得还差很多。”那么如何才能更加“aggressive”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那就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如果是走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中国的崛起和英美的争霸之路就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用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中国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中美两国军力的较量。这对于世界来说，就意味着要再次重复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灾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晖教授提出，如果只是着眼于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实现中国资本的金融扩张，那么这只会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因而，如果这一计划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那么这一计划必然遭到报复和失败。
汪晖赋予了“一带一路”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他认为“一带一路”绝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能够与美日海上同盟这种冷战老路竞争的新路线，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因而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汪晖教授对“一带一路”的期望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更像是一种期许而非现实，事情可能并不会那么乐观。诚然如汪晖所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而中国并没有从这一进程中幸免。近三十年来，我们亲眼见证了市场和资本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和瓦解，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住房，乃至婚姻、爱情、亲情，都沦为市场上以牟利为目的的商品。劳动者失去了以往的一切社会保护，只能由那只“看不见”的残酷的手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比美国做的更好。
国际关系只是国内关系的延伸，“一带一路”能否成为“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逆转市场和资本对社会的渗透与对劳工的压榨。如果没有这一历史进程，那么“一带一路”不仅不能成为克服新自由主义和近代以来的全球霸权的解放之路，反而是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一步渗透到更广大的后发国家，进一步摧毁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保护，形成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这不仅不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反而是原有路径的延伸，延伸到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触及不到或者不能完全主导的地方。
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只有以中国国内“社会”抵抗“市场”的运动取得胜利为前提，“一带一路”才会是对以往历史路径的超越，才会探索出一条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归结为，中国能否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探索出一条超越市场社会和资本逻辑的新的道路，开启新的政治实践和空间，形成新的力量和可能性呢?那么，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来回答：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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