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2016年1月24日晚7点，“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文化馆行动剧场如期举行。这一由工人自己搭台、自己演出、自己发声的晚会，到今年已经举办过五届。本次晚会结束之后，《南风窗》主笔李北方撰文《“打工春晚”尴尬了谁？》，指出这一届的打工春晚没有很好地坚持打工者的主体性，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随后打工春晚总导演许多回应称：当工人们登上打工春晚的舞台来演出自己原创的节目，表达被现实的挤压，已是身心的站起，而“不走心的人”却忽视了工人们的主体性。参与演出的工人代表也纷纷撰文加入讨论，例如来自蔷薇女工合唱团的丁当，来自满天星合唱团的张峰。实际上对于新工人文化的这些不同理解和回应，其实正好展现的是“打工春晚”这种文化政治形式所面临的复杂处境和理论挑战。本文认为新工人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多方力量参与和博弈的“文化战场”，至少涉及到新工人、主流成功精英、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官方言说系统等多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做一些理论分析和现实思考。
——新工人文化意识觉醒与文化空间再造的新难题
图片来源：澎湃
由“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并组织的面向全国近十亿打工群体及其家人的“打工春晚”，自2012年之初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本人有机会从第二届开始，近距离目睹了“工友之家”的主创人员、普通工友、青年志愿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学者和少部分官员的参与情况。总体来看，“打工春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达和会聚形式，已经孕育出了一种可贵而巨大的文化政治活力。当然，它作为底层工人群体（甚至是广大工农群体）的草根文艺聚会，也一直在不断地呈现着自己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打工春晚”与“央视春晚”或其他各类邀请专业演员花费大量钱财举办的各种大型春节晚会相较，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从一诞生就具有相对明确的文化政治批判意识。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其实早在“工友之家”于2009年牵头举办“中国打工文化艺术节”的时候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工友当中的文化“先觉”们敏锐地发现，在五光十色、珠光宝气的各种主流文化舞台上，根本找不到对底层劳动者正常形象的展现，更找不到对底层劳动者日常生活充满尊重和理解的生动的文艺表达形式。这说明，在阶级分化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底层人、弱势群体在文化上已经与权贵阶层、中产阶层产生了相当大的隔膜。按理说，底层人、弱势群体会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身的、有尊严的文化观念体系，他们不需要某些“专家”或成功人士的怜悯和鉴定。但事实上，他们几乎每一天都在被迫接受那些带有丛林竞争意味的强势文化观的无情轰炸甚至羞辱。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提供者的许多主流传媒和文化空间，在大肆地展现“成功人士”对于劳动成果的尽情占有、纵情享受和消耗的炫富形象;与之相对，却很少完整地展现广大普通民众从事生存性劳动的艰辛过程，尤其很少展示劳动者自身对于精神价值的庄严诉求和他们的文化思考。但事实上，包括底层劳工在内的许多中下社会阶层，都对那些产生于他们自身生活的真诚的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创造，也渴望得到其他阶层的理解和尊重。
于是，工友当中的一些文艺“能人”就此提出了“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建立工人文化”、“建立劳动文化”等口号，并且凭借超强的行动力，一下子就把打工文化艺术节给办起来了，而且到2010年10月还连办了三届。换句话说，打工群体中的一部分新工人已经觉醒，他们不再相信主流经济社会和主流媒体所渲染和推崇的那种崇拜强者和“个人成功”的文化观，开始自信地展现自身的正当文化诉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一届“打工春晚”在流动工友聚居的北京远郊(皮村)的简陋剧场里得以顺利地举办。即使从今天来看，那一台晚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从主持人到参演工友的表现，都比较完美地展现了新工人文化的一些独特气质（真诚、朴素、热烈、友爱），体现了普通民众克服腐朽野蛮的强势功利文化的束缚、努力建构自身真实健康文化的努力，堪称“打工春晚”的经典!甚至堪称中国底层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打工春晚”的影响日渐扩大，关注它的人群和机构也在扩散。从第二届“打工春晚”开始，录制现场就搬出了皮村的工人剧场，进入了团中央礼堂和朝阳区文化馆这类由群众组织所提供的相对“正规”的场所，而且还实现了在卫视(尽管先后只有两家卫视)的播放。与之相应，随着在展现方式上日益追求公共传媒的关注度(当然主观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倾听到新工人的真实心声)，是否邀请那些在主流传媒上已经走红、被包装过的“草根歌星”(比如大衣哥、草帽姐、旭日阳刚等)，尤其是要不要邀请那些关注底层工友生存现状、但对新工人的文化政治立场缺乏深入体认的文艺明星(比如今年邀请的影视明星袁立女士)?都似乎成了一些很容易引发各方争议的问题。
在关注新工人文化的人们当中，关于袁立在2016年“打工春晚”录制现场所说的一番对工友不无怜悯和教化色彩的话(大意是希望工友不要有怨气，而要有感恩心，要有自我保护健康的强烈意识)，这几天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提出批判性回应的好像至少有两类青年。一类是来自深圳打工第一线的多位参加晚会录制的年轻工友。他们从自己日常工作的切肤之痛和集体文艺创造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质疑之音——即使这声音对那些关爱底层劳工的成功人士来说听着可能有些刺耳。另一类提出尖锐批评是一些相对激进的左翼文艺青年。他们似乎将自己无法实现的文艺抱负都寄托到了工友文化的新创造当中，期盼工友文艺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意识。在本人看来，这两种回应自有其正当性，而且理据似乎都很充分，一个有现实受难的切身体验和情感，一个有明晰的阶级文化理论资源。本文不打算顺着这一思路展开论述，而要强调的是，对于新工人文化的不同理解和回应，其实正好展现的是“打工春晚”这种文化政治形式所面临的复杂处境和理论挑战。这就是新工人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多方力量参与和博弈的“文化战场”，至少涉及到新工人、主流成功精英、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官方言说系统等多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做一些理论分析和现实思考。
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给“打工春晚”进行适当的理论定位。在1月25日召开的“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上，前一天刚刚参加了“打工春晚”录制的演员(包括草根文化机构的负责人)、志愿者和长期关注“打工春晚”的10多位学者，实际上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媒研究所卜卫教授主持，她也是最早参与发起“打工春晚”的学者之一，对新工人文化在争取社会平等(包含社会性别平等)权利方面的作用相当重视。 “北京工友之家”的总干事孙恒先生以“打工春晚——劳动者的文化觉醒”开头，而研讨会主体部分是让总导演许多和五个参演团体的成员来分享他(她)们的参演体会，然后是李北方、刘岩、刘忱和王洪喆等几位学者的精彩发言，最后则由长期从事新工人文化研究的吕途女士来收尾，她的主旨发言是“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不难看出，这是一场结合了工友的现实文化创造，同时充满理论思辨色彩的研讨会。研讨会过后，各个朋友圈里依然就相关问题继续展开着热烈的讨论，这些争论目前还在继续。
孙恒和许多认为，“打工春晚”至少有两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第一是要表达工友的心声，第二是要寻求对话沟通，想促成新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各界群体的互相理解与尊重。而王洪喆则进一步指出，“打工春晚”还有一种更重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它发挥了工人文化的组织功能和凝聚功能。他认为这一点要比给工友仅仅提供发声和沟通平台更重要，当然做起来会更难。让缺少文化闲暇和权力的工友们通过集体艺术组织起来，在组织和积累中共同提高艺术水准和思想水准，是“打工春晚”可以推动的工作。因为“春晚”的舞台只是最后的一个环节，而前面更多的工作是对基层工人文艺的长期动员、组织和理念协调。“打工春晚”是工友一年来所开展的各种日常文化生活的一次集中展现，因此也是一次文化群体意识的大提高。
我从王洪喆和参演团体工友代表的发言中，直接想到的是新工人文化的生产条件这个重大难题。从“深圳满天星合唱团”和“北京木兰花开女工艺术团”所提供的实际事例来看，工友们要组织起自己的文化活动其实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由于上班时间不一致，排练的时候人很难凑齐，甚至一个月才能凑齐一次，但可贵的是为了上“春晚”仍然坚持了排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工友们通过克服困难，创造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文化组织方式和表现方式。比如，有不少新工人文艺骨干发现，集体创作和合唱是他们感觉最自然真切最能凝聚工友的表达方式。一些学者也指出，因为吹拉弹唱需要一定的乐器技能，聚集的多是工人中的“能人”，而合唱对工友的门槛更低，工友们没有什么拘束和压力，所以合唱容易凝聚更多的普通工友，既能自由地表达大家的群体心声，又能增强互助的意识。况且，这些合唱的曲词是通过工友聚集和诉说创作出来，更接地气，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打工春晚”对新工人文化创造的激发活力可以渗透到普通工友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而且有助于促成和巩固工友的文化组织，这一点确实值得重视。“打工春晚”总导演许多在随后的讨论中对这一点马上就有了积极的回应。他计划“工友之家”可以在年中(夏天)就开始组织“打工文化艺术节”，积极联络各地工友的文化组织，展现他们的文化创造，从而为年底的“打工春晚”在组织上和节目上奠定扎实的基础。
我在这次研讨会上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年轻工友身上所蕴藏的勇敢向上的文化力量。他们努力克服种种物质条件上的困难，一些人不怕睡地铺、不惜“辞工”来参演，以集体方式大胆自信地去改造一些主流的流行文化。这不仅仅体现了劳动者的文化自觉，还意味着他们已经逐渐找到了一些创造新型劳动文化的新途径和新组织形式。这些新的创造和组织形式，应该成为我们今后最该关注和支持的内容。
最后稍带谈几句知识分子对新工人文化创造的介入问题。对于一些带有精英思维的知识人来说，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对底层工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达自我的担忧。经常听到有一些知识界的朋友会引用“底层能说话吗?”(斯皮瓦克语)这一句著名的诘问，来表达自己对底层工友文化创造性的怀疑和不满足。他们太希望工人文化能承担起更高的文化政治使命，似乎没有充分顾及到底层工友所面临的现实文化生产条件。其实，我以前也有过此类置疑和悲观情绪，但通过这几年介入新工人文化活动后才发现，其实先不要问这样的设定性问题为好。因为，知识分子与底层工友之间其实完全是可以通过互动来提高各自的认识力和行动力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精英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对另一端(底层民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层面知识精英可能会受到底层民众对自身的改造。我们不能说底层民众完全就不能表达自己，也不能是说知识精英完全就不能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我认为知识精英肯定可以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但就看他们用什么方式介入，要看他们与民众交往的融合程度，要看他们对底层民众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老实说，目前不少激进左翼青年对工友文化的评判和期待还是太过简单，往往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诉求不无教条地提要求，因此很难获得工友文化创造者和推动者的真正共鸣。这个问题我就不想多说了，还是等大家静心去观察和实践之后，再来讨论为好。
总而言之，“打工春晚”不只体现了新工人文化意识的觉醒，还是他们进行文化空间再造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寻找适于表现他们文化意识的新形式，也在接受来自社会各届的互动甚至提醒和批评。若要让“打工春晚”真正成为推动中国新工人日常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动力，还需要新工人自身和那些真正从内心里尊重和支持新工人文化的社会各届人士的共同努力。
(本文仅代表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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