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困窘
在当下的全球化浪潮中，跨国资本的流动、经营与剥削几乎已被所有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欣然接受。尤其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量吸引外资、争取更多跨国公司的青睐，似乎已经成了竞相追逐的核心目标。然而，由于信息革命对于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快速推进，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已经对之前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竞争格局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也改写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生成结构。无处不在的剧烈的利益重组，汹涌不止的移民潮和排斥移民运动，日益激进的身份政治，都仿佛让人觉得已经陷于无处不在的恐怖袭击和民族冲突当中。这一切都表明，原有的民族-国家理念和文化认同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纵观中国当前的社会图景，我们不难感受到后现代全球化景观所带来的多重困惑。从众多媒体对于中国“加入世贸”这一竞争神话的大量渲染来看，中国人俨然已经成了这场尚未展开的“世贸游戏”的获胜者。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到地方小城剧烈掀起的没完没了的重拆重建热潮，被一部分乐观主义者赞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壮举。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伟大壮举的背后还掩盖着许多不容乐观的事实。比如，城市的急剧扩张无情地吞噬了大片的乡村绿色田园，却在都市当中大肆制造诸多缺乏生态调节功能的人工景观;矢志不移地对农民实施政策性歧视，对农村实施掠夺式开发，相反却使得更多的农民竞相涌入那些人口和能源已经不堪重负的城市;无处不在的汽车消费和住房消费的广告不断地诱导人们去相信所谓的“时尚”和“品位”，而日益拥挤的交通和城市空气却并没有随着大肆拓宽道路而有真正的改观。在一片看似美好的全球化景象中，普通公众的空间、空气和自由被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和利益集团所挤占，留给他们(尤其是普通青年公民)的只有不知疲倦的工作、污浊的空气、日益紧张的人际竞争关系和大半辈子也还不完的住房贷款……
面对随处可见的宣传和广告所隐藏的这种全球化的“美丽陷阱”，本该对此提出批判性分析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还保持着相对冷漠的态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那场令人失望的“人文精神”讨论之后，中国知识界可谓是分崩离析，不再可能结成太多的共识。与此相应，随着官方对于知识分子的各种经济政策日益规范和明晰，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生存越来越走向职业化、专业化和狭隘化。
与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职业化、专业化、“去政治化”的趋势相对应，中国人文知识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混杂“景观”。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那种不无排外色彩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知识精英”一厢情愿、乐不自持的那种号称全球普适的(universal)自由主义，海外“新左派”津津乐道的“文革”伟大理想，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思潮，甚至那些涂脂抹粉的“晚清民国范”和殖民遗产(“德国良心下水道”)，都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思想界涂抹上了一道道光怪陆离的色彩。显然，稍有良知的人都明白，以上这些思潮都不可能阐明中国目前的文化混杂现状，更无法重建起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文化。与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代中国批判性知识分子其实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全球化难题，而这一难题早已超出了国内的/国际的(或外国的/本土的;世界的/民族的)这一类二元对举的问题框架。
令人遗憾的是，身处中国语境的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还依然受制于以上所说的这种二元对举思维的影响(本文是十多年前写的，现在发觉这些局限还依然如故)。比如，中国知识界对于“9·11”事件和美国对伊战争的两极反应，充分暴露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部分学人出于对国内消极问题的反感和对抽象的美国“美好”理念的崇敬，对美国政府的“反恐”行动表达出毫无保留的、一厢情愿式的“声援”，真以为世界的“文明法则”受到了“邪恶势力”的挑战，急切希望美国来清除“国际罪犯”。与之截然不同，有少量学人也透露出对于美国霸权的某种程度的幸灾乐祸式的“痛恨”。当然，还有一些学人大力推荐“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典信条，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世界走出水火。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相信这种将中与西、内与外、古与今作比照的简单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思维从根本上漠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导演的不平衡不均衡法则，更漠视这种法则所导致进一步加剧的世界性的不均衡状态(绝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种“世界是平的”)。 如果稍稍留意一下知识界的这些流行言论，就会发现我们常常容易陷入这种二元对举思维方式的循环。比如，为了批评国内的某些不良治理，我们经常会不计历史语境、不考虑西方的复杂多样而随意地将西方某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可资崇拜的反证;为了发泄对美国霸道的仇恨，我们往往会打出“爱国”或“反霸”的旗号，甚至不再顾及国内同样存在的阶层压迫和不公;为了表达对当今腐败现状的不满，我们往往会搬出古代“清官”的优孟衣冠。
中国知识界在对待所谓的外国/本土问题(有时包括古代/当今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激烈分化，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精神症候，这种症候表征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目前还在面临的严峻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这种复杂而混沌的情境下，批判性知识分子(如果还存在这个集体身份想象的话)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才能真正充当起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抑或根本放弃批判，干脆一头扎进对当下主流规则的阐释当中?在更多的国际化身份的漂泊和旅行当中，在民族-国家的身份记忆日渐淡漠之后，批判性知识分子怎样为自己寻找批判的立足点?凡此问题，都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自身日渐模糊化、混杂化的文化身份，迫使我们重审自己的理论立场，在痛苦的重构中去寻找自身应当占据并担负责任的批判位置。
二、知识分子认同危机与学术生产机制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目前的思想疲弱?这个问题可能相当复杂，我在此只想从知识分子与体制的角度做一些粗浅探讨。概括来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与中国特有的威权思想控制体系和集权利益分配机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取向。为把这个问题探讨得更清楚一些，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知识分子”理念的生成史。
根据许纪霖的研究，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词从词源学上讲有两个来源。它最早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的俄国社会并没有西欧那样发达的市民社会，但却出现了一批憎恶俄国专制制度的逆子贰臣，他们因为接受了西方教育和现代民主思想，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阶层，而是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共通之处的精神性的群体，在当时被称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概念的另一个词源是Intellectuels(英文是intellectual)，来自一百多年前法国国内的一场政治斗争。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国内出现了检讨战争失败的风潮，于是在1894年出现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上尉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了诬陷，这激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著名作家左拉和法朗士等)的义愤。他们纷纷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 年 1 月 23 日在法国《曙光》(L' Aurore)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of Intellectuels)的文章。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十九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职业者，他们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主体，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些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多是那些敢于批判社会不公和弊病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宽泛地讲，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1]从中可以看出，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局限于职业上或知识上的分工，大多是保持着个人独立性或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的姿态，具有比较纯正的社会批判精神和超越气质。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都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分析。依照葛兰西的观点，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也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运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属于“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垄断着公共舆论的个体化的知识分子，这与那些有阶级自觉意识的、党派化的、有组织地带领群众介入社会运动的新型“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还有着很大的差别。[2]葛兰西要强调的是集体的阶级身份想象和认同对于新型知识分子的至关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能否对社会产生切实的影响，与他(她)们能否自觉地融入民众组织有着密切关系。他所推崇的意识形态“阵地战”和“文化领导权”争夺战，实际上将“有机知识分子”推向了文化抵抗和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这使得新型知识分子与战斗型思想家的角色已经相当接近了。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知识分子”斗争形象的理论描述，几乎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战斗型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理论呼应。他认为“知识分子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并注意时刻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象的。”[3]这里既强调知识分子不但应该在理论和知识上有超强功力和批判精神，还应该具有勇敢融入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能力。分明是在召唤那些具有批判精神、对领导权有清醒认知和驾驭力的新型有机知识分子横空出世。
但是对于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来说，无论是以上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还是直接介入宏大政治斗争的“有机知识分子”，似乎在“二战”之后都成了非常可疑的存在。福柯更着力于从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分化这一历史角度来看问题，他依据知识分子角色的历史变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即所谓“普遍性”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专业性”知识分子(“spcicific”intellectual)。并且认为“普遍性”知识分子的起源悠久，“脱胎于法理学家或知名人士，然后在作家身上找到最完整的表达方式，因为作家是价值和意义的承担者”。他们面向大众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普遍意义发言，有普遍的人文主义关怀，完全不同于自近现代以来左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专业性”知识分子，如各类专家、学者，尤其是一言九鼎的核科学家以及对人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主要关注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功用价值或意义。[4] 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多元化已经使知识分子传统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普遍性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已经被越来越职业化的“专业性”知识分子所替代。福柯虽然深刻地指出，这些“专业性”的知识分子貌似掌握了专门的“科学”和“真理”，几十年来在政治领域日益占据更大的发言权，但他似乎更愿意坦然地接受“普遍性”知识分子被“专业性”知识分子逐渐挤入边缘地带的命运，并且对“普遍性”知识分子内心所预设的那种普遍性的、宏大的人道主义依据深为怀疑。福柯反而更强调对边缘人和差异性的尊重与关怀，在这一点上他对“普遍性”和“专业性”知识分子都可能带来的话语压迫持明确的批判立场。阿尔都塞与福柯对待知识分子角色的态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个时代性的转折，知识理念出现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折，知识分子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也由自信、阔大、激烈而趋向通达、自嘲、宽容。
与福柯的观点类似，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则用两种隐喻(“立法者”和“阐释者”)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而在后现代社会只能充当“阐释者”的角色。现代社会依赖于一套具有相对客观性和通约性的知识体系和规则，知识分子掌握了这套客观知识，就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和话语权力的拥有者。但到了后现代社会，社会的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开始解体，统一的知识场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不可通约。知识分子要做的只能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它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所拥有那种普遍的、神圣的光环已经失色，而只能是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发生扭曲的“阐释者”。[5]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更为冷峻，他甚至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一批掌握了“文化资本”并因此享有某种特权的人。但他同时又指出，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迫，可以说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6]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学科主要寄植在社会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之中，而这种教育体制正是对现存社会统治秩序和不平等结构进行再生产的主要基地。现代学科制度参与这种再生产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标准化、科层化的区分体系形成一种“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这种“专业态度”使知识分子将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狭隘的知识领域，一个知识分子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越高，也就意味着他的兴趣和能力越发集中于某一专门领域，意味着对普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正现象越发地漠不关心，意味着他越发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直接雇用。这种趋势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公共代言人角色，放弃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批判责任，成了一群面目模糊的专业人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才把这种“专业态度”看作是“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7]
以上这些观点，最终都强调了知识生产体制(学科权力体系)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挤压，而知识生产体制最终是受制于日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在全球日渐取得统治性地位，有公共批判追求的知识分子也就日益面临更为紧迫的身份认同危机。
当然，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如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等)看来，人们不能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简单归咎于学科权力体制，还应该归咎于传统知识分子或普遍性知识分子所依赖的理念认同基础。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上，认同于一个带有普遍价值诉求的主体，习惯于针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发言。但是，随着社会日益趋向多元化和局部化，个体日益强调其在种族、性别、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性，原来可以支撑知识分子发言的那一整套元话语已经面临合法性危机。[8]这种说法似乎对有公共批判情怀的知识分子更具有挫伤力，因为它意味着像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更难结成集体性的认同。西方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少数族群运动等)和学术政治(如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利奥塔的判断。这些运动已经与传统的性别、阶级和种族政治有了深刻的差异，似乎都在着力刻画那些被普遍体制和宏大叙事所压抑的差异性权力。在这些跨国的团体当中，又不断会分化出更多更小的组织来抵抗对于较大群体的认同(比如同性恋运动在九十年代又分化为男同性恋运动和女同性恋运动，而且彼此都在强调自身的差异性)，这使得新兴的诸多政治干预运动日益走向更加微观的层面和区域。
凡此种种，都表明各个知识个体之间在理想和审美方面的差异和取向日渐多元化，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更难结成“同志”(不无反讽的是，这个曾经令人神往的神圣词语，已经被华语文化圈内的许多同性恋者彻底地重写了)的时代。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我们这些深处学术体制之内，深受日益加剧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之害的学者，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煞费苦心地在学科的体制之内去“解释世界”，是不是还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呢?
三、寻求批判位置的可能性？
人们分明可以看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由政府主管部门层出不穷地制定、引导并操作(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随后紧步跟进)的一系列关于科研基金、项目、学术刊物等级、学科基地、各种“人才计划”和“世纪工程”的行政规章，几乎对体制内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进行了彻底的格式化重组。这种以建构学科分类权威为主要动力的强大的格式化整体收编工程，实际上对专门从事反学科和跨学科批判的文化研究者(或者说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机制构成了直接的负面冲击。大部分体制内的学者都变成了严格遵守“学术分科规范”的一般“学人”，都变成了或者被迫“化装”成了各种“科研项目”的“承包人”，大家把心思都用在找“核心期刊”发论文，争夺国家级、省部级基金项目，评基地、跑学科点等等难以穷尽的功利性的琐事上。这些形形色色的管理机制和手段，都从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成机制方面完成了“职业学术”对于知识分子的“规训”和“整编”。就中国现实而论，这种规训和整编既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学术生产体制全面进入中国学界有密切关联，也与官方对思想学术领域试图继续实施威权主义控制、甚至试图尽快开创新的思想文化空间紧密相关。当然，如果我们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内部不断扩散这一宏大格局当中去思考，就会发现造成中国知识分子认同危机的根源是一套复杂的结构，该结构呈现了出国内外诸多相互交叉的因素共同施压的态势。自资本主义诞生而来的四百余年，以追求资本最高利润和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诸多资本主义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变革。早期那种“知识就是力量”的自信似乎还存有一丝启蒙的尊严，而今风靡全球的“知识经济”的口号却相当明确地传达出利润对于技术性知识分子的青睐和贪婪。至于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在激烈的商业化浪潮中发生了急剧的分化。那些长期以来以公众利益和社会公正的代言人角色出现的“普遍性”知识分子，曾经依靠于并热衷于对自己寄植于其中的社会体制进行批判，并以此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随着跨国经济的迅速扩散和消费社会的崛起，中国知识分子本身也被卷入到日益复杂的跨国/阶层关系当中，学术事业日渐职业化，学者自己的政治认同日益多元化，可供知识分子用于批判的对象也日渐分散和模糊。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真正直面中国当今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批判思想日渐衰弱，几乎所有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失语和认同危机。
在这个时刻，重新审视全球化对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生成机制和生存体制的冲击，重新调整问题意识和批判方向已经显得相当迫切。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西方强势集团制订的一整套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经济和文化的走向，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来说，全球化展现了不同的想象空间和身份认同。就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语境，一味地相信某种为部分强势群体所信仰的所谓永恒的游戏法则和信仰，而应该同时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方位(迄今为至，民族-国家似乎依然是一个可以分析的利益单元)向那些看似公正的意识形态信条和宣传提出质疑。比如，在国内热烈欢呼加入世易是“双赢”战略的胜利之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劳工却大量走上了街头，抗议全球化的浪潮。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全球化可能意味着跨国资本的更快转移和就业机会的更多丧失。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只能在一片想象的热情中正等待着全球化的“福音”。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种将外国/本土、中/西、古/今这一类范畴随意拿来相比照的思想方式，根本无法解释世界性的难题(如恐怖主义与全球性的贫富急剧分化问题)，原因就在于这种思想方式忽视了对自己所认同的所谓外国/本土、中/西、古/今等提法的前提的质疑。面对如此多样的全球化景观以及培育出这种景观的复杂关系网络，知识分子应该尽快摆脱狭隘学术范围的束缚，尽快更新思维方法，努力进行跨学科或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将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利益体制和国内外的意识形态传播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只有如此努力了，也许才能为自己寻找定位知识分子批判身份的可能性。为此，中国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必须思考那些与中国当下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打破学科和学术体制的壁垒，让知识分子文化重新产生政治关怀，让理论成为改造世界――至少是冲击“常识”――的动力，似乎已经成为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我们除了必须抑制那种将西方简单客体化的想象(要么将西方想象成一个自由竞争、民主公正的高雅绅士，要么将西方想象成一个施展资本竞争魔术、张开血盆大口来吞噬第三世界的妖魔)而外，还应该深入探讨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想象的深层吁求，深入反思知识分子自身与学术体制和国家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依本人的拙陋之见，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分析全球化潮流裹挟而来的由国际/本土语境杂交而成的各种统治性意识形态，如经济主义、消费主义、自由竞争、发展至上、全球性分工(配)等，揭示这些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剥夺和文化迷惑统治。
(二)重新审视中国国内的阶层分化、文化资本的分配与消费问题，如城市和乡村、沿海与内陆、国内与国际的文化消费问题。通过对建国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变革和知识分子生成机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考察，重新描画当今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某些轮廓，以便寻找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构成位置。
(三)加强与西方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交流，共同讨论关系人类生存前景的重大话题，如全球化与生态环保、资本主义与科技工具化、资本主义体系与全球体制变革等。
总之，批判性知识分子应当对一切有可能造成强势意识形态掩盖和剥夺的理念说“不”，应当更为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的重构过程，并对具有更大迷惑性的经济全球主义提出应对策略。在我看来，尽管批判性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国的处境会呈现出较多的差异样态，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剧，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日益彰显，建立全球性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共同体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
2002年6月初稿
2015年6月修改
(最初名为《全球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收录于童庆炳、畅广元、梁道礼主编《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文化、文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最新思考，可参见2012年发表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兼谈如何看待我国“文化研究”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
[1] 参阅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东方文化周刊》1999年第6-16期。
[2] Antonio Gramsci ,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71,pp.10-11. 另参考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3]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by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p.24。另参见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 ，第4页“注释”。
[4] 参见“福柯专访录”(节选)，钱俊译，载北京大学中文系等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笔者对译文有改动，将“专家性”知识分子改译为“专业性”知识分子。
[5]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是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皮埃尔•布尔迪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载《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90页。
[7]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65页。
[8] 列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见《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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