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真公众号编者按：一般来说，关注北京打工者权益及其子女教育的人都听说过北京工友之家。这是一家为打工者提供服务的草根公益组织，成立于2002年，设有打工博物馆和幼儿园、小学。工友之家曾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农民工“自我创造、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样本。此时此刻，在北京疏解人口的大背景下，皮村可能迎来与西北旺镇相似的遭遇。目前已被断电，天寒地冻，老人小孩格外难捱。收到相关人士求助，全文转发如下：
事件描述
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从房东那里一共租用了3个院落，一处主要是办公和住宿区域，一处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社区活动中心所在地，一处用作同心互惠社会企业的库房。最新的租赁合同是3年，2016年8月1日到2019年7月31日。房东和皮村村委签订的租赁协议还有15年到期。现在，村委会用断电的手段逼迫房东与工友之家解约，进而逼迁工友之家，办公住宿区和博物馆大院于2016年10月18日被乡断电，库房院子和房东的院子在11月3日被村里断电。事件过程描述如下：
2016年10月18日下午，朝阳区及金盏乡的公安，消防，工商，安监等部门在金盏乡综治办的配合下联合检查，发现我单位存在消防不规范的地方，包括：电线线路比较乱、同心互惠社会企业库房存放捐赠衣物的地方比较拥挤。当时，村里的相关人员把办公居住区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大院的电给断掉了。我们问，如何才能恢复供电?乡里领导说，跟村里协调。
10月19日至23日期间，我们及时做了整改，整改内容包括：把社会企业库房内的衣物搬离了办公区和居住区，请电工将电线做了入线槽的工作，也把电表和漏电保护规范入箱。
10月24日，我们给乡里及消防部门提交了整改的报告，乡综治办领导王拥兵说，要看村里的意见。从乡里回到村里，我们给副村长刘飞打电话，希望派人来看一下整改情况，副村长刘飞派了人来检查，指出：线路还要再完善些，库房再整洁些。来人进入我们居住的每间宿舍进行检查，包括集体宿舍和家庭宿舍，指出：宿舍有些乱。
11月2日，根据村里的要求做了整改后，我们去找副村长刘飞申请派人来检查，来人检查后，把王德志叫到一边说，村里会对你们罚款3万，交完罚款就把电接上，这个钱并说不是给个人而是到村里会计那交款。因为是联合检查，我们怕交了村里罚钱后，其他部门也来罚款，我们将承受不起。我们联系乡里，乡综治办领导明确表示：乡里不会罚款，因为罚款不是目的，村里没权力罚款，会跟村领导了解一下情况。后来，王德志去乡里找王主任商量复电的事情，王主任对王德志说，他跟村长聊过，村里没有要钱罚款的意思。而且，村里也没权力进行罚款。现在，村里不承认要过钱的事情。其实，村里罚款及自定的收费名目很多。
11月3日，村里派人到社会企业库房的院落做检查，村里派的是几个刚喝了酒的小伙子，说话声音很大而且满口脏话，然后，把库房院子的电断掉了。
11月20日 我们在村里找了另一个院落做为社会企业的大库房，把原来存放在办公院落的所有衣物全部挪到新租的大库房。
后来，村里实在挑不出需要整改的地方了，就不过来验收了。我们多次在早上7:30的时候到村委会等待，希望与村长刘辉协商，但是，一直被拖着。最后，我们等到的是：房东在村里的要求下准备与我们解除房租租赁合约。据房东告诉我们，如果房东不与我们解除合约，村里就会找茬解除与房东的合约。现在，我们后悔当初没有交那3万元的罚款，但是，再找到村长希望交罚款的时候，村长说，他们不要罚款。
11月21日早8点，王德志和沈金花去村委会找村长刘辉协商，天冷很冷，不能烧煤没有暖气，又被断电无法用电取暖，老人和孩子都有开始患感冒的了，希望可以尽快回复供电。
当日11点半左右，村里负责消防的2名工作人员前来检查。检查人员没有报名字，其中一个比较壮实，在大门口等着，另一个稍矮点，每次来检查都有这两个人。先到女生宿舍进行检查，说30来平的屋里不能住6个人，最多只能住4个人。然后，个矮点的这位又检查了隔壁院子社会企业的小仓库，看到小仓库里还有20几袋要寄往贫困山区的衣服和几个床垫，要求衣服全部清空。
11月22日下午15:58分，沈金花给村长发了微信，发送了女生宿舍和后院小仓库整改后的照片，并询问电是否能安排人帮忙通上。在15:59分-16:52分之间，村长再次安排人员来检查，这次还检查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院内的新工人剧场，说新工人剧场里堆放的捐赠衣服也必须清理干净。
11月24日21：35分，沈金花将新工人剧场清空的照片发到村长微信，并留言，这几天连夜清干净的，盼着供电。未收到回复。
11月25日早8点，沈金花和王德志前往村委会找村长。村长外出开会。11点多与村长电话联系，汇报了已按照要求整改好，盼能安排复电，尽早让老人、小孩和所有工作人员不再挨冻。村长答应安排人。但是，直到天黑，也未通电。
11月28日下午，沈金花与村长通电话，询问恢复供电，村长回复在外检查工作，会安排此时。
11月30日早8点49分 沈金花与村长通电话，村长说，现在忙，有时间再安排。
12月2日早8点，沈金花到村委会找村长，询问复电事宜，村长回复已经约了房东，当天会有结果。结果是，皮村村委跟我们房东明确提出，尽快跟北京工友之家解除租房合同，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从皮村赶走。
12月6日前后，北京市、朝阳区及金盏乡的公安、消防、工商、安监等部门在金盏乡综治办的配合下联合检查和复查，区工作人员提出博物馆走廊的彩钢板要换成单板或防火彩钢材料。虽然金盏乡到处都在使用我们使用的这类彩钢瓦，但是，我们立刻开始了整改，过两天就可以完工。
12月8日，村子里的联防队去我们新租的大库房进行检查。新租的大库房用电正常，我们刚搬进来，有些地方需要修修补补，当时工作人员正在干活。联防队问我们工作人员有没有焊工证，我们说没有，就把我们的电焊机、切割机、手电钻等没收了。
12月18日，乡里联合检查组来复查，领导问了消防整理情况如何，得到答复已经弄好后，没有与我们说什么，就走了。
今天(12月19日)房东田桂祥过来说他去找村里，村长刘辉说让他告诉我们，月底搬离皮村。房东说，这个大冬天的，院子里老人小孩还有这么多东西，人家在这呆了十年，哪能一下搬走，等天暖和了再说。因为我们的费用是交到2017年8月。村长刘辉说：“不行，必须这个月搬走，否则在他们的门口挖沟。”
大概情况如上。
工友之家王德志电话：13691011372
房东田桂祥电话：13621070902
附录：皮村的一些管理现象：
前段时间，村里检查了坐落于村中的一些厂子，停了部分厂子的电，需要交罚款才能复电。
前段时间，是暂住证换居住证的过渡期，去村里办理暂住证证明每人收取120元的费用。(在北京办理暂住证早就免费了)
村里以规范停车为由，见到所谓的违规停车就锁车罚钱，很粗暴。
一个收废品的工友告诉我们，想在皮村做收废品的买卖，每年要给四、五拨人打理费。
村里有一些有各种安全隐患的厂子，上级来村里检查的时候，村里的人带路的时候都会绕过这些厂子。
村里还有很多罚款的明目，包括，倒垃圾违规进行罚款;扣三轮车等。村里到处都是罚款五千到一万的牌子，这些成了村里一些人牟利的依据。
围绕幼儿园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前村里有六、七个民办幼儿园，现在，除了两所打工子女学校的幼儿园还继续存在之外，其他的都被村里的联防以无照为由强行关停。但是，村里自己开了一个无照的幼儿园，而且收费很高。村里还限制打工子女学校的幼儿园招生。
（以上内容发自刻真公众号）
延伸阅读：媒体对“工友之家”的报道
北京皮村：这里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工友之家”
来源：平安中原
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口，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告诉我：“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彷徨、奋斗、追寻……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
六年前，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曾经在皮村采访了两天，它给我的印象是拥挤、嘈杂，却又带着几分生气。如今六年过去，皮村有哪些变化？当年结识的那些质朴且有追求的农民工，生活得还好吗？我决定再访皮村。
一进村口，在依然嘈杂和拥挤的氛围中，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孙恒在“工友之家”等我，除了略显老成了些，几乎没什么变化。久未相见，我们言谈甚欢。
我问：“你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还演出吗？”
“演，每年都有几十场演出。”孙恒顿了顿又郑重告诉我：“黄老师，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已改名新工人艺术团了。”
“哦？”我一听来了兴趣，“为什么要改为‘新工人’？”
孙恒说： “别看是一个称呼，其实关乎我们的身份呢。”
我追问：“怎么讲？”
孙恒滔滔不绝起来：“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从孙恒的话中，我咀嚼出了个中意味：他们已不仅仅是“新一代农民”，他们正在向“新一代工人”嬗变；他们已不满足于做“城市边缘人”，他们渴望进入城市主流社会，甚至成为“新北京人”。
“2016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顿由打工者自己主勺烹饪、表达打工群体在一年辛勤劳作中的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舞台上的主人是广大平凡的劳动者，劳动不仅创造财富，也创造充满真情实感的艺术。
孙恒的保留节目是演唱《打工、打工，最光荣》：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干，堂堂正正做人
——凭力气来吃饭！
在这个属于打工者的夜晚，孙恒激情澎湃。
1998年，孙恒告别家乡，成了一名流浪歌手。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却越唱越迷茫。六年前，他同我聊天时，曾倾诉过当初的苦闷：“我的生活经常被负面主宰，思想经常处于无力、焦虑和痛苦的状态。觉得活着很压抑，觉得对未来、对人生没什么把握……”
一次偶然机会，孙恒到一个建筑工地待了三天。晚上，他在逼仄的工棚里为工友们唱歌，唱一些老歌，也唱自己编的歌谣。工友们连工装都来不及脱，手里端着饭盆，两眼盯着他，那种目光与在地铁站演唱时路人的目光天壤之别，孙恒突然明白了，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
同吃同住，听工友们讲打工史，讲乡愁，讲婚恋，讲艰辛与憧憬。孙恒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还专门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写了一首歌《彪哥》，台下的阿彪听得泪流满面：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
其时，孙恒结识了王德志、许多、姜国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的王德志，是怀着学相声、当明星、上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的；许多高中毕业后，在舅舅的模具厂干过，还当过协警，他觉得“自己是家乡当中的一只鸟，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这张网；飞出来了，来到北京”；而姜国良“从电视、电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样，就想出去看看，去挣钱”。四个都喜欢文艺、都怀着青春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志存高远。他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使组织和演出合法化，2005年7月，他们又向民政部门注册了“工友之家”机构，孙恒出任总干事。
歌曲《想起那一年》《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电梯姑娘》等，相声《漂》，还有小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艺术团唱的说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只要工友们喜欢就行。
这些年来，“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设有法律咨询、维权热线、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等。它要给工友一个聚会的地方，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
来自河北吴桥的工友郭福来，每到周日晚上，都会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听高校的志愿者老师讲课。同时，他又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
郭福来的那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感动了身旁许多工友：
小英，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吗？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放进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时，咱们运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一点点打开，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而今，创作已成为郭福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周一、周二构思，周三、周四写作，周五、周六修改，周日晚与大家交流。因为有了这个文学小组，因为有了文学，郭福来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个体的尊严。
艺术团在演出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相逢时，孙恒说：“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孤零零的。做了这些事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分子，负面的情绪慢慢消失，逐渐从摇滚歌手的个人宣泄转变到为劳动者歌唱，也更自信了、更有方向了。”
自2009年以来，“工友之家”发起并举办了四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来自深圳、广州、重庆、香港、北京等地的劳工代表和打工诗人、民谣歌手、民众戏剧爱好者、媒体、学术界以及皮村社区居民，汇集在皮村。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上，打工“艺术家”们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
请听听他们的声音：
打工文学可以作为一种利器，反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一些知识分子躲在高楼大厦写作，他们不关心底层社会，由此不能代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学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是我们自己的。
劳动文化一定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要通过自己的讲述、自己的拍摄、自己的歌唱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来建立自己的文化。
孙恒对我说：“现在我们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已经有自觉性了。它不再是个体的自娱自乐，目标也非常清楚，就是要承载工人群体的文化，倡导劳动文化，要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体寻得文化上的寄托。”
我与孙恒经过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几位学生欢快地从校园里跑出。
孙恒问我：“还记得沈金花吗？”
我说：“那个‘女娃校长’？记得。”
走进校园，沈金花迎了过来。六年不见，“女娃校长”显得更加干练了。
我有点惊讶：“没想到你还坚守在这里？”
沈金花说：“只要学校存在一天，我们就坚守一天。”
“工友之家”进驻皮村后，孙恒发现到处都是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在游荡。原来，皮村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后，他们的子女也伴随而来。当时打工子女入学“门槛”多多，许多孩子无法上学。孙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打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当时，沈金花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四，正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有一天，孙恒告诉她，“工友之家”准备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鼓动她留下来。沈金花疑惑地说：“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如何办得了学校？”孙恒说：“你不是学社会学的吗？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所学校，在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或许是被这段话触动，沈金花真的留下来了。因为有了这所学校，皮村和周边的七八百个打工子女重返校园。
这些孩子有的从小随父母进城，有的就在北京出生，从少不更事起，他们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扰。同心实验学校把“爱”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长。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清晨一走进校园，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这里没有歧视的目光，只有温暖的眼神。在这里，我时时感到被重视、被关爱，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工而自卑……”沈金花觉得这是孩子们给学校的最高奖赏。
近些年，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已经有所改善，我没想到同心实验学校还保留了下来。
沈金花看出我的疑惑，说：“打工子女上公办学校是有条件的，要办齐了好几个证才行。那些刚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还是无法上学，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教育救急’。”
“听说有机会可以当公务员，也可以到香港继续读研究生，你为什么选择了坚守？”我问。
沈金花沉吟了片刻，说：“第一，如果我觉得做一件事是有价值的，就会很有动力；第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就会感觉很好；第三，如果我们有一个内心想过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种向往，很多人在为之努力，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
一旁的孙恒插话道：“同心实验学校三年前被关闭风潮困扰过，虽然侥幸生存下来，但估计来日不长，因为周围村庄快被拆迁完了，只剩下一个皮村了。虽然如此，‘工友之家’活动中心天天开门，各种活动照常进行。我以为经验可以积累，学校也许会关门，但我们的办学经验还在；物质的皮村也许会消失，但皮村精神还在。”
离学校不远便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我又一次走进这个简陋、寒酸却又发人深思的博物馆。
墙上的一条横幅，挽住了我的脚步：“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录；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内心世界的反映；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贡献的证明……
广东一位打工妹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名字和年龄，背后印着工厂严酷而又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时间不得上厕所。
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记录着一位工友的打工史：1992年他来北京，在颐和园门口以烤羊肉串为生。1994年，铁架子被城管没收，他托人用两百元赎了回来。后来，他卖过水果、卖过煎饼，当过送报员……
一张照片里，几位建筑工在耸入半空的脚手架上，自豪地打出大标语：我们是城市的建设者！
那是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打工青年艺术团结束了在一个工地的演出，孙恒、王德志他们挤在一辆借来的破面包车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改革开放都快三十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听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很少有我们打工者的声音。”
“应该建一个打工博物馆，把打工者的历史记录下来，陈列出来。”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记录和陈列，更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思考和进步！”
2008年5月1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落成。记得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时，我的心为之一震，我在这里体会到了他们的辛勤和甘苦、期颐和盼望，他们用打工者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保存了其困惑、不安和认知。
在展柜里，我从各式各样的证件中，发现了王德志当年的暂住证和务工证，照片已经微微发黄，充满着一种沧桑感。
我笑说：“十五年前，你看上去像是一名童工。”王德志苦笑了一下：“可不是吗？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属于未成年人。”
重访旧地，我注意到，博物馆增加了新内容：新工人的文化和实践。
与六年前相比，我发现眼前的这几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变得成熟了。
酷爱摇滚乐的许多，对摇滚乐本身有了自己的思考：“摇滚可以很感性地表达一种愤怒，但是时间长了，愤怒也就被稀释掉了，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愤怒了。”
姜国良说：“我最初理解的文化就是上学，学文化。现在理解的文化是人的行为。”
王德志则对我说：“刚开始一位志愿者组织我们学习马列，我觉得很惊讶，都什么年代了，还学习马列？我们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马列竟然是如此通俗，离我们如此之近。这是一本让我‘发家’的书，让我彻底改变自己。从那以后我和大家一起做事，义无反顾。”
这次来，我听说三年前“工友之家”在平谷创建了一个“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又称工人大学）。便问孙恒：“怎么想起要办这所‘工人大学’？”
孙恒说：“我们在为工友们提供公益服务时发现，一些年轻人上完高中或初中就匆匆走入社会，进入社会后发觉自己最缺的是就业技能。‘工人大学’的培训和食宿全免费，志愿者为学员讲授电脑维修、平面设计、合作沟通等实用技能。到现在已开班十二期，两百余名学员凭着学到的新技能，找到了新的工作。”
我感慨地问道：“你觉得靠你们的力量还能做多大？走多远？”
孙恒充满信心地说：“心有多大就能做多大，眼望多远就能走多远！”
夜幕降临了。许多穿着工装的工友匆匆赶到“工友之家”，创业培训、法律咨询、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工友之家”又开始一如往日地热闹、忙碌起来……
如果说，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变历程，那么，从农民工到新工人，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让广大农民不断从现代化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而不是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应是我们城市化成败的关键所在。
探访皮村——北京五环外的“工友之家”
发稿时间：2013-08-06 来源：中国青年报
皮村的工友之家
工作人员在整理捐赠来的图书
工友李向阳在弹唱
同心互惠商店待卖的衣服
工友之家的图书馆
1995年，18岁的王德志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700元钱坐上一列驶往北京的火车，他梦想着能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说相声。
1998年，因为觉得自己的授课方式不能适应当时的教育体制，孙恒放弃了在河南做音乐教师的工作，北上进京。他想要流浪，并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今，他们落脚在北京的边缘地带——皮村。这个位于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城中村有两万多人口，其中拥有北京户口的只有1000多人，其他都是外地打工者。皮村附近没有一座高楼，生活环境甚至比不上这些外来打工者的老家。但这里房租便宜，生活成本低，只是要忍受不时有飞机从低空掠过的噪音。他们在工作的途中一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最近的地铁站离这儿有10多公里远。
皮村有个特殊的院子，博物馆、小剧场、电影院一应俱全，晚上常有两三百工人聚集在这儿跳广场舞、打乒乓球、看电影、唱歌、看书，这几乎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休闲。这里是由孙恒和王德志等人创办的工友之家。
皮村的人们在自己的歌里这样唱：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
无法确定的身份
刚到北京时，王德志满以为自己能登上春晚舞台，结果却连央视大门都没进去。不甘心回老家的他留在了北京。
但王德志对说相声念念不忘。下了班后，他怕别人听到笑话他，只好攥着一把硬币到街边的投币电话“找机会”，他打遍了北京各综艺节目和文艺院团的电话。直到一次，他打到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组，接电话的一个中年人好心规劝他说：“说相声不容易，得系统学习才行。”王德志这才意识到，他来北京要说相声、当大明星的愿望有些不切实际。此后，他只好以打工维持生计，做杂工、在水站送水、发小广告……
与王德志相同，当孙恒抵达北京时，一切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外。“我一下车就傻了,只能想到，今天晚上住哪儿，吃啥？”
就在北京西站的边上，孙恒找到一个货运站的办公室，房间的墙上挂着一把破吉他，他想，这里应该有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于是，孙恒决定在这间货运站扛包。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个月，直到离开时，孙恒也没有碰过那把吉他，更没有遇到自己期待的朋友。
此时的孙恒意识到自己应该继续学习，于是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租了间屋子，有时间就去听讲座，其他时间用来打短工和去地铁卖唱。“一天中，我骑自行车就要8个小时，骑到地铁站就唱歌，还要担心会不会有人抓我。”孙恒记得当时许多地铁站附近的派出所他都“进去过”。
就这样，北京成为王德志和孙恒的第二故乡，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干吗的？在他们眼中，自己不种地，不是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不是工人，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是市民。无法确定的身份一直困扰着他们，直到2002年发生了转折。
那一年，孙恒、王德志与几个朋友组成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记者注：后改为新工人艺术团），从此他们有了共同认定的身份：新工人。
对于“新工人”一词，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忱这样解释：“他们认为‘农民工’这个字眼是边缘化他们、强调等级的产物，鉴于2006年国务院下发过一份文件，称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所以他们自称‘新工人’。”
刘忱指出，与传统工人不同的是，他们的流动性强，并缺少与传统意义工人同样的待遇。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在城市发展，不希望回到农村，这就需要重建自己的身份。
尽管他们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了共同的生活轨迹，但十几年来，眼瞧着城市的边界在不断外扩，他们却总也走不进这座城市的中心，“这几年来不断搬家，趋势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边缘”。
我不想在北京“暂住”
组建之初，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只能自己联系演出，成功率仅为1%。“因为很多工地存在劳资权益问题，当听到他们要把工人们组织起来看演出，还不要钱，老板们难免生疑。”孙恒说。
一旦有演出机会，大家都会特别卖力。没有舞台，他们就找片空地，工人坐在他们的脚边；没有灯光，工人就把工地的探照灯打开；没有麦克风架子，工人就把钢筋棍往地上一插，麦克风绑在上面。
第一次演出时，大家在中段就唱了歌曲《团结一心讨工钱》，其中有一句是：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唱到这儿，现场的工人特别激动，举着拳头一起唱。包工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立刻把这个“找上门”的演出队赶跑了。
为避免惹祸，此后，这首歌只好被当做收尾，可仍有工人在演出结束后，针对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孙恒他们讨论，比如被拖欠工资怎么办？孙恒他们认为，应该帮助工友们提高维权意识。此后演出队在演出后会给工友派发《劳动合同法》的宣传页，还将工人维权的案例编成相声、小品、歌曲等演出。
除了权益得不到保障外，孙恒意识到，这些打工者缺少公共空间，缺乏与人交往的机会，更没有归属感。
年仅20岁的河南姑娘付秋云正是如此。起初，她在流水线上当工人，但重复的劳动、人情的淡漠，让她看不到生气和希望。一家四口更是在不同的城市打工，仅在过年时能相聚，她期待能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事实上，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孙恒也没有归属感。“每年都要办暂住证，拿到它时，就觉得自己被排斥在这个城市之外。其实这里也是我的家，可我还要在家里‘暂住’，这种感觉并不舒服。”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但这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也包括了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2.61亿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在刘忱看来，外来务工人员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一般市民有很大差距，特别表现在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以及子女受教育权等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孙恒等几个工友凑钱在租金便宜的皮村租下两个院子，就这样，工友之家诞生了。这里不仅能让工友们找到归属感，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心互惠公益商店以义卖的方式，降低打工者的生活开支；同心实验学校试图探索改变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为打工青年提供各类文化教育及城市生活技能培训……
目前，工友之家已成规模。其资金保障除了一些NGO组织的援助外，工友之家也通过公益商店的收入维持其运转，它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可在接受采访时，王德志却仍说：“我希望能在这个城市里有尊严地生活。”
学者吕途对新工人问题研究多年，她常听工友这样说：“很多时候，累一些我都不在乎，都可以坚持，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特别糟糕，我就很难忍受。”
在工厂短期体验后，吕途感觉到：“工厂对打工者的态度就是要抹杀做人的尊严。当人不能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向非常糟糕的方向发展。”
让更多工友不再失语
“这里竟没有一间屋子上锁。”这是东北女孩杨诗婷到工友之家时的第一感受。尽管从工作单位到皮村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她坚持每周到这儿来给工人们唱歌。不久后，杨诗婷将在这里举办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唱工人自己的歌。
在皮村，像这样喜爱文艺的人并不少，但他们从前却无力发声。孙恒说：“工人自身需要有表达，讲我们自己的故事。”
为了让更多的工友不再“失语”，近日，由工友之家主办的2013“新工人杯”文艺大奖赛启动。孙恒认为，要想让新工人的生存现状得到有力改变，工人自身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创造新工人自己的文化就是途径之一。
“打工者之所以要写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自己，是因为大家对漂泊的打工生活有话要说。这个群体被忽视、被歧视，其权利被损害的现象太多了，但他们却缺少自主发声的机会和空间，并很少被主流的文化关注到。在主流舞台上，打工者的形象要么是哭天抢地展示苦难，要么是被丑化、被歪曲或者被消费。”在刘忱看来，打工文化是他们为融入城市所做的文化准备，也是以文化方式塑造和认识自我、维护自身权益的文化自觉。
这种文化的效用恐怕无法在短期内奏效，而这群新工人要面临的现实依旧严峻。
“皮村要拆了。”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它已经成为政府储备用地。“希望政府在城市规划中考虑到‘人’，人不应该分为本地人、外地人。有没有可能把皮村保留下来，或者拆了之后，能不能考虑工人的居住、工人的学校、工人的医院？”这些问题，眼下依旧只能打上问号。
吕途认为，在经济上、社会地位上，新工人都处于弱势，但“城市发展不能不考虑普通人和打工者的需要，只有‘以人为本’，社会的疯狂发展才会停止下来”。
面对拆迁，孙恒很乐观，因为“村子虽然拆了，但人还在”。孙恒强调：“起初，政府对打工者没有明晰的政策，只是把他们当作自来水，在需要的时候才把闸门打开。但现在我们得到更多关注，包括从法律层面协调劳资关系就是进步。”
目前，工友之家的员工的共同愿望是，将它建成一个公社，“不用担心孩子没学上，我们没地儿住，没饭吃”。此外，王德志还期待自己能过一种浪漫的生活：租辆大篷车和朋友们到各地去唱歌。
采访结束后，新工人艺术团忙着赶往工地演出，他们没有大篷车，只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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