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当都市文化成为一个“课题”时，人们借以形成头脑里的城市想象，这种想象往往是“市民社会”(以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为主导)的，但只要稍具历史意识，就会知道我们立足其上的每一片熙攘热土由来有自，在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血脉里展开生长。朱永嘉先生在本文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我们恢复对上海这座城市真实的历史感，所谓上海的“断裂与延续”，“延续的是救亡文化演化而来的红色文化;断裂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少数上等华人的摩登文化”，对应该延续的和必须断裂的一定要彻底清算。没有这种历史感，一切分析都是空谈，甚至是背叛。
原文发布于朱先生的新浪博客“杨浦阿刚”，原标题为“以我的经历说说上海都市文化的变化——也谈上海在五十年代都市文化的断裂和延续”。
以我的经历说说上海都市文化的变化——也谈上海在50年代都市文化的断裂和延续
文：朱永嘉
今年（2015年）10月16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室召开了一个张济顺教授之《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出版座谈会。张济顺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复旦党委副书记，后转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她就自己完成的出版物，又回到自己母校来召开讨论会，并且仍然放在历史系的会议室来讨论，这当然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会议主办方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是一个邻居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座谈会，这样我就不告而去了。到了会场发现满满地挤满了人，多为青年，甚至窗外也站满了人。我是挤进会场的，主持会议的是熊月之先生，过去曾见过。会议室已没有座位了，临时找了个椅子坐在姜义华旁边，他是指定的第一个发言人。我去旁听这个会议，抱着一个宗旨，只听不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学子有兴趣来倾听这一次讨论会呢?因为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海内外知名学者教授，如傅高义是哈佛大学的荣退教授，裴宜理是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还有华东师大历史系著名的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与中国当代史相关的教授都来参加会议了，会场上之所以挤那么多学生，他们大概都是慕名而来吧。休息时我还看到许多青年学子抢着与傅高义教授合影，可见其声望之高。对名人的个人崇拜历来有之，至今不衰。我认真听了一上午的发言，中间休息时还与张济顺教授友好地握了手，祝贺她的新书出版。上午结束时，他们留我午餐，我体力不济，就回家了，下午也没有再去参加会议。次日澎湃新闻便发了消息，标题是“傅高义裴宜理杨奎松等谈上海的1950年代是断裂还是延续”。在10月23日，文汇学人的副刊上也发了长篇消息，标题为“断裂与延续：当上海走过1949”。全文有一个简介：“到底断裂在哪里?延续在哪里?断裂与延续又是怎样交互作用，从而形成1950年代的历史?近日海内外学者聚集沪上座谈如何描述1950年代的上海。”
张济顺教授发言中提出的问题：1949年是不是中国历史的断裂，是不是存在着延续。她认为这一时间点前后的延续性虽然隐秘，但同样重要，正是这种断裂和延续交织进行，使得1950年代的上海呈现出一种革命和摩登交替的样态。傅高义的讲话提出：“为什么共产党来了以后，有这么多运动?思想教育的运动，三反五反，还有很多百花齐放，还有反右运动。为什么要运动?因为社会的结构变化没有满足全国的情况，他们(知识分子、资本家)本来的思想还在。虽然用了很多运动，但还没有改变。”所以对于1950年代的意义，傅高义觉得比不上1978年的改革开放。“1978年改革开放，是对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结构都改变了，有点超过1949年，也包括1955年的结构。”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康内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认为1950年代上海的摩登尽管和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有联系，但更多染上了新中国色彩的“摩登”，她还表示不同意傅高义教授把1978年和1949年比。她认为没有中国的1949年就没有中国的1978年。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杨奎松教授则认为“社会层面的延续是主要的，政治层面断裂是主要的。”这是那天上午我听到的有关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是断裂还是延续的内容。
我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整个三十年代是少年时期，四十年代是我的青年时期，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我从青年到壮年的时期，七十年代我是上下颠簸的时期，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九十年代以后我逐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讲，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到现在进入耄耋之年，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上海都市文化的演变应该说我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人。怎么看待上海都市文化所谓的断裂与延续，现在就以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谈谈自己的感受吧。
摩登这个词是三十年代流行起来的。它从英文modern音译过来。它拥有现代或时髦的意义，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时尚的意思吧。社会的时尚，或者摩登与都市文化也许还不是同一个概念。现代上海都市的起点应是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建立租界开始的吧。从我的出生地讲，那是在福建路北京路口，那里是英租界，英租界的管辖者是工部局。此外还有法租界、日租界，那儿便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在我幼年时期看到过红头阿三，是印度籍的巡捕。只有老城隍庙区域及闸北地区是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那时所谓上海的都市文化，本质上应该是半殖民地文化。文化这个东西总是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是相应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那时上海是远东最大的一个通商口岸，整个长江流域是它的腹地。上海还是一个工商业城市，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所以还是进出口贸易，也就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在亚洲的远东地区还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么它的文化是为商业服务的。故三十年代的文化是为这个城市的商业和商人服务的。
南京路便是英租界典型的以商业为中心的街道。从外滩起到静安寺为止便是一个商店林立的街道。最热闹的地区在外滩到西藏路左右这一带。那时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商场都集中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到西藏路口一带。晚上八时，我父亲店里的职员经常带我去南京路看夜市，霓虹灯照得如白天一般。在法租界有淮海路一条街，日租界有四川路商业一条街。这是我幼年时期对上海商业的直观印象。那时我还从职工那里听到一些情况，四马路即现在的福州路有会乐里，那是红灯区，妓院集中的地方。晚上我跟他们经过浙江路到南京路，二侧都站着拉客的妓女。我还听说静安寺附近百乐门的故事，那是一个高档的舞厅，其地点就在今天愚园路218号。百乐门是Paramarnt的音译，意译为百乐的摩登场所。那里是大商人及黑恶势力汇聚取乐的场所。建筑物共有七层。底层是一个舞厅，上面六层是旅馆的客房，进舞厅的门票非常昂贵。下午1时——4时，每位50元，下午4时——晚上8时叫香槟舞，每人100元。里面有伴舞的舞女，每一曲子收25元。请男舞师教舞每人400元，有歌女演唱，乐队伴奏。主要的歌唱演员是吴莺，唱的歌曲如《我想忘了你》、《小冤家》、《夜莺曲》、《我有一段情》、《郎如春日好》、《好春宵》，也有《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不夜城》。有时也有著名的影星走客串。当然有一些歌词带有双重性，如《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它既反映了上海洋人及高等华人在上海的夜生活，也多少反映了那时陪舞的舞女们的无奈。除了这些，娱乐场所还有跑马厅，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那也是上等人活动的场所，对面是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主要是进口的好莱坞片子。这就是上海所谓的摩登文化，这是上海高等华人生活的反映，它并不是这个都市文化的主流。
我生活的三十年代这个历史时期，那可是一个民族危机，国难深重的年代。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了。我出生的日子是那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幼年时我的姨妈告诉我，是那一天的上午八、九点左右出生的。她去菜场买菜，不到一小时回来时，我已哇哇落地了，那时可不是到医院生产，是请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的。我长大后便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已是国难临头后最初的一些日子。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那是七七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开始了。那时我才六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并不懂事。我于1943年小学毕业的，其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我印象中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黎明，只听得炮声隆隆，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对英美军舰开炮，妈妈把我从梦中抱醒，大家坐在客厅上，不知所以，等待天明，上午便知道日本兵进入了租界。故整个三十年代上海是一个孤岛，在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文化教养，虽然也看到过上等人的摩登文化，如《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从音乐本身讲听起来很美，有一种轻松享受的感觉，而在我们孩子群中传唱的反而是抗日救亡的歌曲。那时特别是四十年代初，我们这些还很不懂事的少年，大家都如此喜欢唱《松花江上》，今录其词于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这是一首悲愤的哀歌。那时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成为殖民地，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这自然会在青少年心中激起一种要求反抗，反映心中悲愤的情绪，这便是这首歌在我们青少年中间传唱的原因。从我个人讲，在1942年家庭也遇到了意外事件。那时杰司菲路72号的日伪特务机构突然抄了我家，抄到堂叔从重庆寄来的一封家信，就把我父母、叔父、还有四、五个职工一起抓去了，我流浪在舅父家，就留我祖父一个人在家。我去那儿探过监，见到父亲还拷着手铐。那时他与新四军的一个团长关在一起，他对我父亲说，你没有事，损失一些钱财，他不可能活着出去。为此家里损失了三分之一财产才放我父母出狱，父母先到南京路金门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儿见了父母，父亲手上还有手铐，找了锁匠来把手铐打开。父亲说出来时他们找不到钥匙，所以把手铐也送给他了。有了这一番经历，当然我心中有一种悲愤的感觉。这就是殖民地亡国奴的生活，生命和财产不可能有保障，这也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在我们这群青少年中流行的思想基础。我是在1943年毕业于景海小学，这是一个弄堂小学。那时学校每周星期一开学时，有纪念周的活动。礼堂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二边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旁边还有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校长要在纪念周上致词，那个讲话还是蛮爱国的。那一年音乐老师在课堂上教的都是抗日歌曲，毕业班那半年教毕业歌，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全校齐唱《毕业歌》。今录《毕业歌》歌词于下：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是激励我们奋发去与侵略者抗争的歌曲。那个时刻尽管日本人统治着上海，但它侵略的势力还没有办法浸透到社会的底层，反抗的地火依然在燃烧。我是四十年代传唱这些歌曲的，而它们的创作都是在三十年代。许多革命和抗日的歌曲都是诞生在上海这个作为租界的孤岛之上。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呢?在这个半殖民地的上海租界上，作为都市文化，总应该有二种不同的文化，既有摩登的洋奴文化，醉生梦死的贵族文化;也有激进的救亡民族文化，也有平民文化，这在流行歌曲上便有鲜明的对照。那时在民众中流行的救亡歌曲还有《大路歌》以及后来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都是聂耳作曲、田汉作词。平民歌曲则如《王老五》、《渔夫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等传唱也很广泛。此外如《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这一类则属于靡靡之音了，那时收音机中还播放一些日本歌曲。应该说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在上海都市文化中占主流的是救亡文化，而不是摩登文化。摩登文化只是少数上等华人和洋人享受的。即便在娱乐业，平民常去的地方，那里是以《大世界》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评弹这一类演出节目。在先施公司的先施乐园上演的一些文艺节目，市民们喜欢的还是姚慕双、周伯春的滑稽节目。在商人举办节庆喜事时，还有他们在堂会上的表演，以逗取乐，我去过的便是这一类场所。至于百乐门这些地方，只是路过从未进去。故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中摩登文化并不是主流文化，在民众中占主流地位的应是救亡文化。从文学的角度讲，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至于张爱玲的作品，在我们青少年心目中则毫无影响。不知为什么，现在把张爱玲的作品捧得那么高，把摩登文化这类现象捧得那么高，是不是殖民地亡国奴思想的回潮。这一类文化的远去是好事，不是坏事。能留得下来的还是救亡文化，它能振兴民族精神，只有鲁迅的精神才是不朽的，直到今天我们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这件事本身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救亡文化的本质是红色文化，《松花江上》之作词作曲者便是张寒晖，他是河北定县人，1902年出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在北平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松花江上》这首歌在社会上的传唱对抗日有重大的动员意义，当此歌在东北军战士中传唱以后，它实际上推动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当年周恩来在西安曾亲自指挥东北青年军官唱这首歌。张寒晖后来便去了延安，还继续创作了不少好的歌曲，他是1946年因病在延安去世并葬在那里的。在三十年代许多进步青年投奔延安的潮流不是偶然的，整个救亡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是共产党人，今天我们可不能数典忘祖啊!
至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的都市文化，是断裂还是延续这个问题，我说既是断裂也是延续，延续的是救亡文化演化而来的红色文化;断裂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少数上等华人的摩登文化。于是百乐门的衰落是很自然的事了，要说明这个变化，那得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说起。我是1943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清心中学的。那时清心中学不在陆家浜路，八•一三事变以后，清心中学搬到南京路红庙旁的一幢大楼的二楼。因为离家近，我就报考了清心中学并被录取。那时红庙的香火很旺，红庙旁有一条小路叫红庙弄，这条路当时是上海家具店集中的地方，我由学校回家都是经过这条小路经天津路转到福建路的。清心中学是美国浸礼会最早在中国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与学校配套的还有一个教堂叫清心堂。那时原来在陆家浜路的清心中学校舍与清心堂都被日伪占领了，学校成了税务学校，实际上是日伪关押抗日犯人的场所。在教会学校读书还得接受基督教的圣经课，讲《新约全书》，每个星期要做礼拜，那时是去斜桥的一个教堂做礼拜。有时还要家长去参加，我妈就曾陪我去做过礼拜。那时我有一个幼稚的思想，我家里是拜菩萨的，有观世音的像，有时也去庙里烧香，这时去基督教礼拜堂做礼拜，二边的神会不会在上天为此打架，这可不好办了。当然这是小孩的幼稚想法而已。那时课文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语文课教的是《古文观止》，增加的便是日文课，大家也没有好好学，只记得几个日文字母，其他都忘了。随着战争的发展，上海的对外贸易联系便中断了，商业文化也萎缩了。在这段时期，我们这个地区还被日本人封锁过一段时间，人员不能自由进出，家里还有存粮，全家再加上职工只能吃白饭了。那时在厚德里，我姨父家前门与我家后门相对，我表妹只有五、六岁，她生了唇中疔，嘴唇都肿得很大了，不能出门去找医生。我祖父早年在中药店做过店员，有一点中药材的知识。他说抓一个大蟑螂，把肚子破开里面见到白色浆水，然后用破碗的瓷片经过火烤，再破开疔疮的部分，把那个破了肚露出白色浆水的肚子贴在疮口上，用纱布和橡皮胶贴上。每天换一次药，果然四、五天以后，那个疔疮便消了。我现在想这个土办法，也有道理。蟑螂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它身上自然有抵抗病毒和细菌侵袭的功能，用它来治疔疮那不是与抗生素同一个道理吗?中医中药是经验性科学，虽讲不出药理，这些祖传的治病经验有效，这是我亲自经历的。所以从1941年末到抗战胜利前，这四年 多时间上海都市的商业活动是萎缩了，我们家与职工共有十多口人，再加上支付工人的工资，是坐吃山空的局面。卖出的商品收入的伪币是变相的废纸，生活日用品也奇缺，粮食是配给的，连洗衣用的肥皂也是配给的。电灯的用电也是受限制的。霓虹灯也不亮了。加上经常有美机来空袭，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收音机播的日本歌曲我也听不懂。这是1941年末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前上海都市生存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在那种环境下还有什么都市文化可言呢?1945年的春天，由于轰炸太频繁，父母便带着我们弟兄俩及祖父一起逃难到无锡城里，那里没有美机的轰炸，那时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日本东京遭受大轰炸惨状，全都处于担惊受怕之中。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以后，我们从无锡返回上海，那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迎接抗战胜利。清心中学又搬回陆家浜路，从那时起因学校离家远，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住读了。在这段时期上海进出口贸易活跃起来，南京路的商业街也热闹起来，霓虹灯又亮起来了。回家后经常去外滩看停泊在黄浦江的美国军舰，看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然而这个由胜利带来的欢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内战的阴影降临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起来了。教会学校有学生组织团契的自由，许多同学从参加礼拜堂的唱诗班开始慢慢开展歌咏和舞蹈活动。那时在星期天，我们常去八仙桥青年会参加歌咏舞蹈活动。由于市场放开了，进出口贸易活动又活跃起来。我们家做玻璃生意，国产的只有薄的窗玻璃，厚一点的做镜面的厚白片都是进口的。我家从比利时进口了不少厚白片，利用两地的差价，父亲的商业活动取得了不小收益。我姨父家做羊皮出口生意，从湖州收购小羊皮，出口欧洲，生意也很兴旺。随着商业的活跃，文化也活跃起来。看戏看电影的机会多起来了。在假期常去共舞台、黄金大剧院看京戏，北京路上有金城大剧院和丽都电影院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看过周信芳演出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看过梅兰芳演的霸王别姬，看过谭富英演的四郎探母，金少山演的关公走麦城，这是一个最带神秘色彩的戏了，据说演不好关公会显灵，也看过绍兴戏，如袁雪芬演的祥林嫂。我自己也学过拉二胡，吹笛子，都还是一时的兴趣。后来在学校我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团契活动，那时有地下党组织活跃其中，我结识了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中学同学，他的名字叫陈仲信，他在1946年春天便加入地下党了，是组织上让其考入清心中学做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带领下我去青年会参加了歌咏舞蹈活动，那里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这类进步歌曲，跳的是集体舞。他在校外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被发现了，便被清心中学以化学课考59分为由让他退学。因为这一点我感到学校处理不公，反而与他交往更多了，这样他推荐我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加上这段时期，美国水兵在上海横行霸道，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美军强奸沈崇的事件，进步的学生运动自然就活跃起来了。我在清心中学也自发组织了要求进步的学生团契新生联谊会，办自己的小型图书馆，读鲁迅的著作，读苏联的小说，如《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故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都市文化是多元的，有传统文化如京剧、沪剧、绍兴戏这一类，也有《夜上海》、《何日君再来》这一类流行歌曲，还有地下党组织的红色文化，出现了一批倾向于进步的报刊。那个时期我喜欢看《文汇报》，就这样我便渐渐地向左转了。是陈仲信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就在我家的卧室里他介绍我入了党，我在清心中学也发展了地下党，建立起地下学联小组，公开建立了火星团，办油印的小报，起名《火星报》，不久我成了清心男中、女中、东南药职三个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1948年金圆券事件以后，我父亲为了逃避抢购，把店内积存的数千箱玻璃转移到台湾去了，那儿没有发行金圆券，台币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在1948年末父亲便有意让母亲带我们兄弟两个去台湾，我拒绝了，服装行李都准备好了，由于我的拒绝其他人也没有去成。台湾的生意由我父亲店里的职工与我的堂叔在那里经营了。我们全家人留在上海，迎接 1949年5月25日的解放。解放军进城时我是南市区人民保安队的中队长，陈仲信是市西区人民保安队的大队长。5月27日他骑自行车沿苏州河去圣约翰大学集合时，被对岸的国民党军队冷枪击中腰部不幸牺牲了。我就是这样迎接1949年解放的。
1949年以后上海的都市文化是断裂还是延续呢?从我及我家庭经历的上海都市文化看，既有延续也有断裂，而断裂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个要具体分析。我的家庭是一个商人的家庭，做的是进口贸易。上海解放以后，美国便在长江口封锁了我们的口岸，所以进出口贸易都停下来了，我们家只能坐吃山空，我姨父家做出口生意的也停下来了，与进出口相关的服务行业如报关行业歇业了。上海作为一个商业港口，进出口贸易发生障碍，那么整个商业文化就慢慢萎缩下来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这儿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作战。我们第一批作战的部队有三十八万左右，麦克阿瑟对我们估计不足，认为只有七、八万人，他们失算了，美国人打了败仗。朝鲜战争一开始杜鲁门便下令对我们正式采取全面封锁的政策，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处于对峙的状态，上海的进出口国际贸易短时期内便没有恢复的希望。那么商业的萎缩，商业文化也跟着萎缩了。从那个时期起，上海从一个工商业城市逐渐转化为一个工业城市了。在这方面的断裂并不仅是革命造成的，更主要是美帝对我们的封锁。另一方面上海的领导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崇美恐美的思想，那么过去的摩登文化便自然被淘汰了。跑马厅被改造，逐渐在那里建立起人民公园和博物馆及图书馆。从经济情况看，上海由原来作为工商业城市转变为一个工业城市，商业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文化形态上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本来是资本在那里发号施令，逐渐转变为工人阶级占主体地位，劳动模范的地位提高了，曹阳路的工人村在五十年代便建起来，这也是一个标志。在流行歌曲上也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随着解放军入城仪式，军歌也流行起来。如《新四军军歌》，舞蹈是秧歌舞流行起来，陕北的民歌成为流行歌曲，后来是《我们工人有力量》。换一句话说是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所以五十年代的文化与三十年代的文化相比较，以救亡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是延续下来了，而上等华人的摩登文化则是处于逐渐断裂的状态。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不是倒退。五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间在都市文化这一点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有延续又有断裂，总之要具体分析。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么当年的革命歌曲又一时流行起来。这在电视节目和收音机播放的歌曲上，可以感觉到与前一个时期有明显的变化。不要很长时间，闲适型的流行歌曲还会流行起来，因为目前毕竟是昇平的时代。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它总是既有继承又有变化。至于社会生活的习俗固然亦有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和习俗应该是延续为主，而变化为次。我回到家里见了父亲还是叫爸爸，见了母亲还是叫妈妈，见了祖父还是叫爷爷，见了兄弟还是兄弟相称。在社会上相互的称呼也有不变和变的部分。在学校里见了老师还是叫先生，老师叫学生则是同学们。这社会上过去老板是尊敬和光荣的称呼，慢慢地习惯于称先生了。过去对妇女的称呼习惯于称小姐和夫人，后来同志的称呼成为时髦了。现在小姐、女士的称呼又流行起来，同志的称呼反而少了，老板的称呼也泛滥了，而且对领导也尊称老板了，这大概是1978年以后的变化。这个变化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值得我们仔细思索一下。人们相互之间称呼的变化固然反映了习俗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背后，还有政治经济变化为其基础。总之，既有变化也有不变的部分。只要家庭关系还存在，那些称呼便不会变化，因为这是属于社会生活的层面，这方面的文化和习俗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在社会交往的相互关系总是随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随着各类人群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断裂这个词还是少用为好。那么文明有没有断裂的现象呢?也有，如美洲、澳洲一些原住民的文化，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殖民地化了，那么印第安文化就有断裂的问题了。如玛雅文化则是消亡了，只留下遗迹，要考古学家去发现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是不会断裂的。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摩登文化的回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还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与黄赌毒相近的东西应该说是倒退吧。值得考虑的是，当代社会主义的都市文化，特别是上海的都市文化究竟应该提倡什么?允许什么?允许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的词与南宋的词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变化。北宋的词是昇平之世的产物。闲适的特点明显一些。南宋则始终处于危急的状态。故南宋词如辛弃疾、张元幹、陈亮、陆游的作品抗争的氛围要浓一些。这一切都是当时时代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闲适的情趣慢慢又浓起来，摩登文化的回潮也就是很自然了。这些毕竟是醉生梦死的东西，不应该成为文化的主流吧!当然有一点也未尝不可，人们生活上的某种需要吧了。这些歌曲为了轻松一下，有时我也听，但不等于我喜欢它，进入它的角色。
回到那天会场的状况，满满当当的青年学子是冲着那些洋权威来的，休息时那么多人要与傅高义合影便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凡事总需要权威，凡是正确的道理当然应该崇拜。但还得用脑子想一下，用事实对比一下，他们究竟讲得对还是不对，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要学会思考，不能把崇拜变成迷信，那样就不好了。还是孟子说的老话：“说大人，则藐之。”有时候真理往往在小人物一边。不知那天的青年学子们读了我这篇文章以后，用脑子想一想，我这些意见对还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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