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民共享发展红利

　　让全民共享发展红利

　　徐汉成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社会的矛盾是一个普遍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军事等各领域无不存在矛盾，但对于全社会而言，总有一个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统领其他矛盾的纲，抓住这个纲，其它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这个矛盾可以概括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或者归结为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其后，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政治工作应该统领经济工作，因此，在党的的八届二中全会形成决议：“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后，这个主要矛盾的认知与判断统领了改革开放三十六年。

　　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说，一切矛盾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其内因与外因，而且将经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旧的矛盾消除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在发展中国家，供需矛盾普遍而长期存在，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确实也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如何产生的?是近代中国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与闭关锁国，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而致使百年战乱，因此，产生这种矛盾的内因是清王朝的腐败，外因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

　　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习总书记的对新时代矛盾的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到：矛盾的主体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客体已经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变化表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得到较大发展并趋于进步，而人民的需要则更上了一个台阶。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客体矛盾的产生同样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认识到为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办。譬如，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所以带领人民推倒了这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以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化解这种矛盾，以抓革命来促进生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为生产力发展滞后是主要矛盾，因此，以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时下的中国，生产力发展了，但是，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怎样消除转化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

　　“不平衡发展” 主要是从资源和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角度来讲，它体现在不同层面。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当代的中国，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从宏观上来说，有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同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从同一地区、城乡的微观上来说，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不平衡，民主权力的不平衡……。这所有种种的不平衡即为普遍的矛盾，虽然，各有其特殊性，但归根结蒂，矛盾的共性是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不平衡。

　　在我国，由于受地理位置、环境气候、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地区、城乡等宏观上的不平衡由来已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同一城市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同一乡村的农民阶级与地主、富农阶级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同一地区、同一城乡在微观上的不平衡已经基本消失，虽然物质匮乏，但贫富差别已经基本消失。

　　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这种不平衡又重新发生与发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推动了新旧的代谢。

　　因此，我们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入手，来考证资源的配置与财富的分配，探寻这种种不平衡的根源。我国的改革首先是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改公有制经济为多种经济共存，改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事业为产业。特别是由于发展与扶持私有制经济，这就造成了生产关系的激烈变化，而由于生产关系的激变导致了分配制度的颠覆。

　　众所周知，社会的财富是通过生产经营创造的，而生产经营又是通过人的劳动与财物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运动实现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智能与信息资源等等。其中，土地与资本涵盖了各类生产资料，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是平等的，是按劳分配，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公有，虽然，收入分配也有高低，但是不平衡是微乎其微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逐步增加，收入逐步递增，生活逐年提高。因此，不存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

　　一旦私有制合法化，土地、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就有可能由公有变化为私有，生产要素是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而随着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动，按劳分配就立刻改变为按“资”分配，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的剩余价值就由资本家尽收囊中，可见，私有制合法化就意味着按劳分配蜕变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一旦按生产要素分配，就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不平衡就将产生，可见，“平衡”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按劳分配。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的变化!只有在私有制的条件才会产生!

　　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大自然赋予人类土地，社会的一切财富发源于土地，生长于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域等自然资源，其所有权与使用权均为公有，使用及其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在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条件下，除了农民赖以生存的承包土地外，作为建设用地的土地的使用权也可以同样化为私有。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性的。而土地使用权一旦私有，就造成了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土地使用权获得者与农民的矛盾，房地产开发商与房屋消费者的矛盾;工程承包商与农民的矛盾;矿产资源一旦被私有制经济占有，就不仅造成了私营矿主与矿工之间的矛盾，还造成了矿产品与消费者的矛盾。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经济时代，发展了四十多万家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业，发展了数百万家集体与乡镇企业，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95%以上。经过九十年代末的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有制企业，就产生了私营经济与公有制企业的人力资源、财力物力资源配置的矛盾，产生了政府与下岗职工的矛盾，产生了原集体企业所有权的农民与改制后私营企业的矛盾，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与下岗职工的矛盾，与雇佣工人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飞跃的发展，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日益惠及人民，这是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红利，在为人民工作与生活带来极大效率与便利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产业，这些本来由国家，由全民共享的社会性资源，由于发展私有化经济，这一类产业的大部分发展成果也为私人资本占有了。

　　上述种种的矛盾与不平衡表明，由于过度发展与扶持私营经济，因此，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土地红利被房地产开发商与各级政府享有了，一部分矿产资源的发展红利归私营矿主享有了，一部分前三十年积聚的财富的发展红利归私人资本享有了，一部分由社会发展而衍生出来的社会资源与红利被私人资本垄断了。

　　“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其根源在于社会化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如果不能改革生产关系，这种矛盾将长期持续。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平衡”则是一种在特定时期的特殊的矛盾，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平衡则意味着产生了两极分化，则意味着产生了新资产阶级，一部分人长期迷惑不解，邓小平在倡导市场经济与发展私营经济的同时，同样又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复强调不搞两极分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但还是产生了两极分化，还是产生了资产阶级。这就是因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待改革，认为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彼此孤立和不变化的，认为发展私营经济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而不会对公有制经济造成的影响与威胁，改革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发展与扶持私有制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平衡的状况将持续存在。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总是在向前发展，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地区先富了，一部分人先富了，大部分的发展红利让占有生产要素的少部分人们享受了，而劳动的、没有占有生产要素的产业工人、农民并没有享受，如何让全民共同富裕?一句话，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就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总要求。而要让全体人民享受发展红利，就必须制定消除“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的方针政策。

　　在进入新时代之际，如何缩小地区与城乡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将成为新课题。特别是消除同地区、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更是体现发展起来以后如何解决财富分配的大问题。

　　之所以说让全民共享发展红利，而不是共享改革红利，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是本，改革是末，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日益提高，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第2卷第231页)邓小平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正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举国家之力办大事的优越性，而“不平衡”恰恰是过度市场经济与私有化改革的结果，

　　如果在未来的中国社会，能够将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这是中国对全人类社会生产表率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未来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还是不同职业、人群之间过高的资源分配、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2020年，必将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二0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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