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25日，我发表《2022年大势 新冠病毒》，“疫苗防疫不能一劳永逸，现在大量打疫苗，不是最好的办法，既防不住，又不经济”，“建议防疫方略应当‘防线前移’，弄清楚病毒的生存条件，消除病毒的生存环境。”4月12日发表《我对这次疫情的思考》提出：“接种疫苗是否因感染者无症状，而使得对病毒传播发觉困难，导致产生这次严重疫情，这个问题就值得考虑。”11月4日发表《关于防疫的几点考虑》，提出“这三年医学上对医治新冠病毒的作用，应当肯定。但是，在防新冠病毒上，显然存在方针路线问题。医学界中的‘与病毒共存’方针，已经被中国上下否定，问题是在否定之后，现在的注射疫苗预防还是应急手段，在没有按规定程序验证疫苗的情况下，强制打预防针的路线是否正确妥当？”原准备写篇《主动出击，积极清零》，但11月24日胸膜炎高烧39.8度住院，不能再写了。去年身体衰弱很快，三高，心力衰竭，脂肪肝，肾结石，胃功能不正常，可以说五脏全都老化，维持不会久了。于是退烧后便请求出院，想最后修订《劳动论》，将余生献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但12月11日，在看到中央对防疫放开的“新十条”后，认为事情重大，便向中央媒体写了《意见》：“二十大报告，没有重点讲防疫，这与报告说的‘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不相应。当前，除了美国霸权主义外，新冠病毒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生活，已经构成主要矛盾，成为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二十大对此讲的不够。但报告讲‘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是正确的。而现在急促转变的‘放开’政策，不仅看不到有通盘考虑，而且显然是放弃阻击战，让病毒在患者身上自生自灭，违背了过去的‘人民至上’，‘动态清零不动摇’正确方针和今后‘向事前预防转型’政策。是否？我无力多说，也不打算上网议论，唯请决策者应当三思！”
上书后，又看到：“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3日到北京市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指导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实施好‘二十条’和‘新十条’，加强统筹，转变观念，把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稳有序，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从我加粗的引文这段话，一字不动地照传于多篇主流文中，可见来头很大，决不是针对我的《意见》，但是证实了《意见》所说是，是对二十大防疫方针的否定，要转变党过去的防疫观念。
为什么防疫要“转变观念”？说是“优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目的是持续提高防疫的科学精准水平，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2022年12月15日，央视新闻发表国际锐评《中国抗疫的变与不变》说：“中国为何在现阶段优化调整防疫政策？这是在近三年抗击疫情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疫情形势新变化、综合研判各方面条件后的主动作为与理性抉择。换句话说，中国用近三年有力有效防疫，赢得了现在优化调整的时机与条件。”
我认为，既然“三年抗击疫情取得显著成果”，这次只是优化防控措施，怎么需要根本上转变防疫观念，而且是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确定的观念？“从防控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把新冠病毒从国家对人民大众的公共卫生事业，转变为医生与患者的医疗服务关系；不阻击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人传人”的病毒患者不隔离，要求无症状或轻症病毒感染者不要去医院就医，还要带病工作，不仅违背二十大报告，还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专家提出百分之八十的感染率，千分之一的死亡率，都是三年总和的百倍千倍，这哪是“保健康，防重症”，怎么会说成是“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耽误的三年夺回来！拼经济”而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健康与生命，违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观念，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悖。
讲中国“近三年有力有效防疫”，没有分析。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中国防疫三年，2020年有力高效，成果伟大；2021年转向疫苗防疫，埋下严重隐患，最终导致2022年防疫崩溃。
我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三年抗疫，揭示了问题所在。
……
我写至此，2022年12月16日，就被病魔击倒，咳嗽不止，嗜睡，无鼻涕，胃痉挛，口不生津，无味，菜饭不能进，靠牛奶、菜汤糖水维持生命，血压血糖偏低，过去认为影响健康的脂肪，这次却起了维持体能的作用。我现在不能写文章探讨，而是以亲身的痛苦经历，在成都、眉山和乐山等各地的家人和邻居也都患同样的病的实际，反映这次“放开”是否正确。现在能上网了，疫情也已经放开了，再讨论此是否该放开已无实际意义；我现在也无力了解这一个多月疫情放开后各地发生的情况，不能无根据发议论，唯希望“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稳有序，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再是媒体舆论，政府文件，而是切实组织施行。自从去年11月出院以来，我一直在病中，除了社区两次来电话叫打疫苗外，无人关注过，更无人上门送药，药店现在连复方甘草片也买不到，。但愿这只是我个人遭遇
我现在想抓紧有点精神的时候，续完这篇《三年防疫斗争》，提出不同认识供决策者考虑。
对中国三年防疫，我的观念不同，认为总的是“斗争”，“三年有力有效防疫”不完全反映实际，掩盖了问题，不能实事求是决策。
三年前的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因发布新冠病毒消息，被有关部门训诫，新冠病毒与人的斗争，一开始就同时表现为官僚主义与“吹哨人”的斗争。
在新冠病毒“突如其来”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基本没有防备。直到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高级别专家组1月19日下午闭门会的汇报，做出武汉封城，按照甲类传染病来管理的英明决策，进行了有力有效的防疫，取得举世无双的伟大防疫成果。
但就在中国开始有力防疫，并日见成效的时候，2020年1月25日，方方的《武汉日记》出笼了。方方和挺方方《武汉日记》的人说，《武汉日记》讲了“真实”。而实际整个日记都非方方的亲身经历，全是“我听说”，“听朋友说”，“从朋友处打听到”，全是他人说，方方执笔；全是阴暗面，根本不反映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反映全国各地三万多医护人员不是为利益驱动奔赴武汉抗疫实际，不反映中国最早最快地扼制住瘟疫的实际。方方自陈：“在写的过程中，就有出版社询问，包括一些汉学家、翻译家，甚至是中介代理人，所以是边写就边翻译的，翻译的动作也不怎么慢。”《武汉日记》是国内外反华势力合作，制造散播虚假信息，借疫情攻击中国。
人与病毒的斗争，同时表现为社会斗争、国际斗争。在新冠病毒防治中的中西医、中西药的斗争，“动态清零”同“与病毒共存”的斗争，背后都有不同集团的利益之争。
2020年1月28日至3月15日，我连续发表9篇文章。
如果查时间，“统筹”防疫与经济，在中国，我是适时提出第一人：“我认为，有必要提出‘抓防疫，稳生产’。所谓胜利，就是不能让病毒长时期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刘金华2020年1月28日《抓防疫，稳生产》）当时注意者很少：“我写了篇《抓防疫，稳生产》，发表了，看的人不多，表态的支持者、批评者，都是10人，有一位感到‘愤怒’。”“尽管现在讲这事，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会挨骂，但我还是再次向领导者提出：‘现在是提出这个方针的时候。新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治仍然是当前的首要，但不是现在的全部。’”（刘金华2020年2月2日《有远见 要警觉》）我强调辩证地全面看问题，“现在开始恢复生产了，倒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在生产中，一不小心防疫造成瘟疫又蔓延，可能就罪责难逃了。所以，我必须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第三次强调‘这是在非常时期进行生产’，在‘抓防疫，稳生产’中，‘新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治仍然是当前的首要’，生产中‘需要考虑一些非常措施，防止病毒在集中的人群中传播’；同时，稳生产不仅是社会正常生活之要求，也是防疫的保障，不仅医生工作，工厂加班生产口罩，医药，直接保障防疫，其他生产也是保证长期防疫的必须。……现在，如党中央指出的：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在重大考验面前，演奏一部激昂奋进的钢琴协奏曲。疫情防控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引领曲调、凝聚力量的那架钢琴，而其他重要工作，则正是与之协调共进的整个乐队。”（刘金华2020年2月4日《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事实表明，我也首先适时提出要“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过去，冠状肺炎突然袭来，来势凶猛，仓促迎战，首先是要阻断传播渠道，封城、隔离人的接触，需要措施果敢。现在，工作抓实抓细，我认为，‘实’不仅是落实中央部署，主要的是联系当地当前实际。如何在人群集中与经常流动的不断增加中防疫，这是当前的实际。根据这个‘实’，必须要‘细’。‘细’也不只是工作细致，更要对实际深入分析，分别对待处理。中央大政只有一个，各地情况则千差万别，需要把中央部署联系当地当时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再是简单地、笼而统之封城、隔离。各地的实际不同，如何抓实抓细，要靠身临其境的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创造。媒体要多报道这方面成功的做法。”（刘金华2020年2月10日《当前关键是把工作抓实抓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会议，已形成了‘两手抓’的总体决策。防疫仍然是当前的首要，生产生活关系社会的稳定。政策确定之后，干部群众就是决定的因素。广大群众与防疫复工关系十分密切，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的实际，最终决定防疫复工双胜利。领导应当前移到第一线，依靠身临其境的干部群众，把工作抓实抓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攻关克难，是夺取双胜利的关键。……在群众性的防疫复工斗争中，会创造出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通过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可以提炼出普遍性的东西来，增强社会的免疫系统，健全完善社会体系。”（刘金华2020年2月19日《从群众实践中来》）
“现在，冠状病毒基本控制住了，按照现在的疫情动态，大概劳动节前可告胜利。社会封闭了一个多月后，开始转入正常生活，党和政府以及企业越来越需要恢复生产，而思想界和民间对这场防疫战争的反思会越来越多。以后，防疫战争中那种举国一致的简单的对冠状病毒隔离开的工作方式不能再继续，一定要转入正常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科学治理中，”“现在，在防疫情况下恢复生产，事情就复杂了。不能简单隔离了，需要探索在非常状态下的生产，需要真正的‘预防为主’”,“这不能靠行政措施，要靠科学”。（刘金华2020年2月25日《事情将要复杂起来》）
我已经注意到疫情在社会中反映出来斗争。对石正丽出来回应病毒来源自实验室质疑，希望国家调查以还她清白，提出“‘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应急攻关专家组组长。现在应当集中全力于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工作，用实事表明你是什么，现在要求国家分心来澄清自己的清白，很不好。问题可以留待新型肺炎阻击战胜利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刘金华2020年2月10日《当前关键是把工作抓实抓细》）
“国家、人民、企业主应当商量如何分摊受到的损失，要出主意、想办法在今后的生产中弥补这些损失，而不能简单地依赖国家补填，要兼顾。锅里没有，碗里不会有。我们应当从这次防疫战争认识国家集体的重要性，一定要固国家元气，绝不能损公肥私！”（刘金华2020年2月25日《事情将要复杂起来》）
“‘应该利用这次暴露出来的材料。但是现在不能更深探讨，……但是必须指出，我们抗疫复产，是为人民！离开了为人民这个宗旨，抗疫复产路子就会走偏，国家、人民的‘危’就会成为某些人升官发财之‘机’，产生更大的社会灾害！”（刘金华2020年3月9日《抗疫复产为人民》）
“3月9日，看到邓聿文的《习近平急着推动复工背后的三重忧虑》，我写了《抗疫复产为人民》，提请领导层考虑我们抗疫复产是为了谁！刚才看到，同一天，3月9日人民论坛的《中国抗疫密码：党的四大能力彰显威力》，……再写‘抗疫复产为人民’。 任何党，都有‘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这是政党必须有的。理论应当进一步说清楚，这些‘力’来自哪里，作用在什么地方。……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是生活在实际中的群众首先发现冠状病毒，但是，一些领导人不相信群众，否定群众的警告，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后来‘封城’的成功，当然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很重要，但这是一方面，还必须认识到：‘广大群众与防疫复工关系十分密切，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决定性的。必须一切都要以为人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刘金华2020年3月15日《再说抗疫复产为人民》）
“《再说抗疫复产为人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列入‘黑名单’拒收，一个中央网站开始也以“垃圾邮件”退回”。（刘金华2020年3月20日《“黑名单”黑了谁》）明白表示反对我的观念。社会存在不同观念是必然的，正常的。在《再说抗疫复产为人民》文中，我对钟南山院士的“假如各国都能动员起来，可以期待6月份控制住疫情的”，表示了不同观点，认为“钟南山是病毒专家，他从病毒活动规律，认为6月气温高了，病毒就不活跃了。”而我认为欧美国家“制度不同，隔离不可能像中国、朝鲜严格；由于前一阶段有失防范，受感染的人很多，现在集中爆发，难以应收尽收，收进来医疗力量也严重不够，这两个问题要尽快解决。解决不好，不仅死人多，6月份全世界也恐难控制住疫情。”以后的事实证明我正确。因为，我不是简单地从新冠病毒本身看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卫生范畴，与国家制度相关。防疫不仅依靠科学、还要依靠国家和群众。
在《“黑名单”黑了谁》文中，我指出特朗普讲“武汉病毒”，意指“中国病毒”，认为“钟南山院士讲的‘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于中国’，也没有根本否定特朗普的说法，倒先承认了‘病毒首先出现在中国’，这是不慎重的。从我看到的材料，病毒首先出现在哪里，是需要调查论证的问题。”
认识不同，可以视我的文章为垃圾，但列入“黑名单”，不让我发表意见，表现为防治病毒认识上的对立斗争，我感受到专家霸道。而这种专家霸道发展为专家专政，导致中国防疫今天重大挫折。
中国与欧美对新冠病毒的观念和防治路线根本不同。中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疫复产为人民”，而欧美国家则是明确“为防疫而让美国经济停摆不划算”，“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第一位是经济，防疫不能影响经济，而人命应当为经济做牺牲！由此产生了防疫的中国“动态清零”与欧美的与病毒共存的道路对立。
2020年4月7日网传原新华社国际部财经新闻采编室副主任明金维提出10条意见的第七条说，“疫情可能会出现多轮，第一轮中国占优，但在欧美国家以高病死率为代价，通过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人群淘汰后，在第二轮中可能占据优势。中国面临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当然反对用这种“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人群淘汰”，我在2020年4月25日发表《稳生产要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批判：“全世界抗疫稳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是中国道路，靠社会的力量，组织民众防疫，扼制住疫情，复工复产。我们看到，这已经取得抗疫的决定性胜利，生产也有了起色。一条是美国道路，重经济，轻人命，‘为防疫而让美国经济停摆不划算’，‘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结果是，人死的最多，经济也支撑不下去。”
在中国，没有人敢公开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人群淘汰”的反人类防疫道路。中国专家提出一条通过全面打疫苗实现群体免疫的路线。中国政府采纳了专家路线，同时坚持“动态清零”。
疫苗防疫是已有的预防病毒的有效的方式。但是，新冠病毒疫苗不同于已有的疫苗。现在，医学对新冠病毒尚未完全认识，新冠病毒疫苗也没有按科学要求走完全面研制使用检验全过程，世卫组织也只是批准作为应急疫苗使用，疫苗防止新冠病毒的作用，还待证明。
事实上，不同专家在不同时候的认识也不同，常常自我否定。开始，专家认为接种疫苗可以防止新冠病毒感染。这个认识很快就被国内外的实践否定了。2021年7月29日，张文宏发表《南京疫情促使全国经受压力测试，为未来提供更多思考》，提出“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未来哪怕我们每个人都打了疫苗，新冠仍然会流行，不过流行的程度会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通过疫苗接种，在短期内通过人群免疫力的建立，降低至季节性流感的水平。人类如果没有疫苗，也会通过逐渐建立群体免疫，学会与这样的病毒相处，但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同时要付出大量的代价。”
我在2021年8月1日《谈谈防疫的几个问题》写道：“当前防疫与稳经济，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即主要矛盾。西方现在寄希望于接种疫苗。现在，中国政府防疫也走上这条路，着重于接种疫苗。许多专家是这个意见。而民众则认为“接种疫苗非永逸”，要科学评价疫苗的作用。接种疫苗后的人感染病毒，证明了民众观点正确。事实上民众的观点符合‘应急疫苗’的使用原则。”
2021年8月20日，钟南山发表视频演讲也作出研判：“80%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之后，中国可以建立有效的群体免疫。”
2021年8月24日，我发表《送瘟神》，指出：“完全寄希望于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如美国之音找了两个“华人专家”所说：“‘与病毒长期共存’这个观点，间接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变相地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请大家想想，既然未来要长期共存，何必当初封城、封小区？搞得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反正早晚都会感染。其实张文宏医生说的是专家之言，依据‘病毒变异’和‘疫苗只能减轻症状、无法完全防护’这个现状，给出的防疫方案：第一是封堵无效；第二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降低死亡率，这样两个问题。”我引毛泽东《送瘟神》，“写‘送瘟神’，并没有具体写打针、吃药以及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将其放到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使诗作具有更深广的思想意义。”主张对新冠病毒应当从“动态清零”进到依靠群众，根本清除病毒的存在环境，彻底“清零”。“我不能断定现在危害人类的新冠病毒何时能够消灭，但是，自然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必然在历史发展中消失。‘清零’的防疫方针，不仅符合自然辩证法，更是促进积极的对新冠病毒进行科学研究的方针，可以帮助人类战胜新冠病毒；而现在提出‘与病毒共存’，缺乏科学根据，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会对科学研究起消极作用。”“发不发生冠状病毒或其他瘟疫，防疫都必须常态化，但是，疫情绝不能常态化。”
本文不谈强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合法性，但是提请国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反思2021年后的政府、专家和有关企业的防疫作为。
我要着重阐明的是，2021年是中国防疫的转折年。这是潜移默化的转折，是在中国政府同时实行“动态清零”与“疫苗防疫”，并在实践已经证明不能防止病毒感染后，仍偏信专家之言，强行全民打“加强针”，就注定会如美国之音说的：“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
对于疫苗防疫效果，我们过去只是质疑。倒是美国和一些专家一开始就清楚，“‘与病毒长期共存’这个观点，间接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变相地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我认识疫苗防疫的中国动态清零方针的破坏作用，是从统计数字看到，上海2022年4月7、8、9三日的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是824例和20398例、1015例和22609例、1006例23937例。发现了“一个特点，即这次疫情出现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并且感染者迅速增多。4月12日发出《我对这次疫情的思考》“请有关部门进一步考察分析”。我在文中提出三种考虑：如果有症状者大多数是未接种疫苗或接种次数少，无症状者大多数是接种疫苗达到某次，不治疗也不出现症状且对身体也无害，那么接种疫苗是有效的；如果有症状者已接种多次疫苗，无症状并非对身体无害，那么，就应当明确否定“与病毒共存”；最后，我用加粗字写道：“接种疫苗是否因感染者无症状，而使得对病毒传播发觉困难，导致产生这次严重疫情”？！最后的考虑，是问题的要害。
病毒感染者产生症状，可以立刻被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阻止其传播，及时“清零”。在打疫苗之前，2020年也有为数不多的无症状感染者。由于身体免疫力比较强，在长时间不会出现临床症状，但是与其密切接触者一旦感染了这种病毒，由于免疫力偏低会及时发病，从而可以通过针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很快查到无症状感染者，虽不很及时，但还是能较易，早隔离，阻止其继续传播。2021年全民打疫苗后，由于普遍增强免疫力，从而 “无症状感染者”也较普遍，不能及时发现及时隔离者越来越多，不仅及时“清零”做不到，并在2022年形成大量的隐形病毒传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海2022年4月7、8、9三日的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千病例和两万多无症状感染者。专家说新冠病毒变异后，毒性小传播快。我想提出另一种可能，即在打疫苗后：人的抗疫性提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传播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这种情况下，针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达不到目的；“早发现早隔离”的“动态清零”已不可能。但是，政府还是想通过强制实施全民做核酸，查出病毒感染者，隔离、治疗，“清零”，在到处都是数以万计的病毒传播者的情况下，为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断“层层加码”，除引起民众不满外，已无法阻止病毒的迅猛散发。防控感染防不住了，必须严守医疗救治最后一道防线，防重症，尽可能少死亡。
从防控感染退到医疗救治，虽然不得已但是正确的决策。我只是认为，就如2020年新冠病毒“突如其来”一样，2022年放开疫情也是突如其来，民众毫无准备，政府未做好医疗救治方面的准备就仓促地全线退却，感染爆发，形成社会恐慌。而在舆论上，将这次被迫把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上，说是“转变观念”，“优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这在去年12月11日的信中已经说了，其政治影响是严重的，这里不重复。
中国2020年抗疫成就伟大，但是，一些人骄傲了，躺在已有伟大成就上沾沾自喜，背上了包袱，不开动思想机器了，思考复杂起来防疫形势，工作不“实”不“细”，把复杂的抗疫斗争，简单化为全民打疫苗。我们不能文过饰非，而应当深刻反思三年防疫，总结成功经验，汲取后来失败教训，提高思想认识，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我在《2022年大势 新冠病毒》曾经写道：“我想，在新冠病毒流行第四年里，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防线前移，‘御敌于国门之外’，基本上扼制住病毒的生存空间，从而极大地减少病毒传播，中国由于制度和人民文化的优势，可以实现这种情势。另一种可能的状态，就是为了经济利益，牺牲一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与病毒共存’，把新冠病毒当流感。无可奈何地接受症状轻，死人少的‘群体免疫’，外国可能是这种状况。”现在看来，中国竟也无可奈何地接受症状轻，死人少的“群体免疫”！钟南山2022年12月15日在“全国高校科学抗疫讲座”中竟然讲：现在致死率0.1%左右的奥密克戎已经不适合叫新冠肺炎了，实际上是新冠上呼吸道感染，或者简单说就叫“新冠感冒”。
我还是坚持中国对新冠病毒“清零”。现在，中国虽然处于新冠病毒包围之中，但可以各个击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清零”，最终实现全国“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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