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需
本文的上篇与中篇之间相隔了较长时间，但笔者最近实在事务繁多难以抽身，还望读者谅解。并且，本节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这其中的不少内容也的确不容易脱离数学模型而使用纯粹的语言来表述。
在上篇的结尾中，我们提到了当前的政策导向：提振内需，着力增强消费，将发展重心放于构建国内大循环上。在本节，笔者将尽可能地对此进行一个比较细致的评估。
首先，我们要明确，内需≠消费。在大众印象里，拉动内需似乎仅仅等于促进居民的消费，这是错误的。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看，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国外需求。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消费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进而，社会总资本分为生产消费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社会生产部门也相应地分为生产资料部类（第I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第II部类）。所以，不能仅仅把需求简单地等同于居民部门的消费，从而忽视了作为中间需求的国内企业间相互提供的生产性需求这一巨大的内需市场。
尽管如此，但消费问题毕竟与大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也同样是内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直是颇为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中国当前是否存在消费不足？如果存在，其产生原因是什么？
先来看一张数据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CICC）
我们可以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比长期以来都非常低。而近几年来，受疫情影响，消费市场更加低迷。例如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1.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较上年下降32.6个百分点，也大幅低于疫情暴发前的2017—2019年平均59.5%的水平。
消费低迷的短期原因在上篇已经讲过：由于疫情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下调，消费意愿下降，于是普遍倾向于进行超量储蓄。同时，失业率持续高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乏力，也缺乏消费能力。而从长期来看，导致中国消费不振的结构性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严重制约消费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在中国14亿人口中，至少有12.5亿人的月收入低于5000元，而至少又有3110万人月收入超过10万元。2022年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也显示，中国已知的资产超10亿美元企业家人数为1133人，排名世界第一。我们又知道，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其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会越来越小，这就导致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意愿，而具有消费意愿的人却无力支付，社会消费增长因此面临掣肘。
为何中国的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从普遍性而言，一切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经济系统，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因为资本报酬率为：
于是，我们有β（1+r）＜1+r，注意到不等式左边为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也即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成立。而从特殊性来说，经济走向金融化（房地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会进一步地拉大收入差距，即：
并且，由于土地财政这一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这就导致能够调节贫富差距的二次分配手段是十分缺乏的。而间接税与直接税即便总量一致，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互相替换的关系，因为税制结构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赵燕菁，2014），直接税必须匹配民主制度才能顺利施行（李炜光，2008；2009）。
二、进一步地，中国不但财富相对差距极大，甚至的大多数人的绝对收入也很低。例如，对于数亿低收入群体而言，甚至连基本生计和基本保障都成问题。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低于其价值水平（林岗，2015）。至于中国工资水平长期偏低的原因，在上篇已经讲过。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出口导向型，为了吸引外资，并以低廉的产品价格取得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就需要削减成本，而降低成本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制工人的工资，即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但人口红利并不是由于劳动力的天然充裕从而通过市场的“自发秩序”所支配的供需关系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政治权力塑造出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全世界青年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有很多，但不一定都能转化为劳动成本的优势，也并没有都实现“后发赶超”的奇迹。真正导致中国工资成本低廉的并不是所谓的天然要素禀赋，而是制度因素。
在上篇中，我们讲了依托于城乡二元制（包括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而产生的的拆分型体制，这是生产“人口红利”的重要制度体系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制度体系保障了中国的以低工资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积累模式。例如，大量非正式劳动力的存在（劳务外包、临时工制度）使企业得以转嫁市场风险，并以雇佣的非正式化带来工人收入的不稳定化；再比如，中国劳动力的高度商品化也大大压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进而压制了工资水平。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由工人受市场的支配程度来衡量，这也是工人与资方谈判的物质基础。即如果社会保障充分、社会福利较高，工人哪怕离开市场也可以维持生活，此时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是较低的，工人也更可能索要到更高的工资。但如果在一个低福利、劳动力商品化程度高的社会中，工人一旦离开市场就等于完全失去收入来源，此时就可以系统性地压低劳动报酬，工人大多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其实如果再结合一些级别极高的讲话，我们可以推断出当前所施行的低保障和低福利绝不仅仅是“不完善”和“欠发展”，而是有意为之；还有一个很少提到的，就是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无偿劳动。9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与家庭的私人化，对于前者的批判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后者却鲜有人提及。在重构工人与企业间关系的同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间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分离。在“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导向下，企业与生产无关的产前产后服务、福利、社会保障等职能被剥离，不再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这部分职责被推给了私人化的家庭。而所谓再生产的私人化，其本质是再生产的女性化，这也是90年代下岗潮中女工占多数的原因。资本主义企业与在形式上表现为非资本主义结构的家庭间发生的其实是不平等交换，因为工资品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覆盖工人阶级家庭为劳动力再生产所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其余部分由女性无偿的家庭劳动所承担。于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其实是变相地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劳动力的廉价正是建立在女性的低廉劳动与无偿的家庭劳动之上；以及，动用武力瓦解工人力量等等。（只能努力讲这么多，希望读者理解）
以上介绍了诸多压制工人收入份额、释放“人口红利”的制度形式，其造成的恶性循环也显而易见：由于低工资成本的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过剩，中国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来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的降低使企业只能通过抑制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国内劳动者消费能力下降、内需更加萎缩，而这又导致企业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国外市场需求。最终造成了“低工资-消费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的结构性陷阱。
三、前二者的叠加作用造成了大多数人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意愿偏低。
这是因为经济金融化会使上涨的租金推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具体而言即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投机活动导致生活成本（尤其是城镇居住成本）急剧上升，但购买住房的支出却往往只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这就变相拉低了消费水平。而劳动力的高度商品化又使得居民抗风险能力极低，以至于普遍倾向节俭，不敢轻易消费。这就是中国居民部门呈现高储蓄、高负债、低消费等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前两条解释了为何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那么本条就解释了为何居民的消费意愿同样不高。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受东亚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还因为中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贫穷阶段，大多数人保留着饥饿时期的记忆和习惯。但这实在是过分夸大了文化、风俗、观念等对现实的作用，也低估了政治等现实因素对人们的习惯和思想所能改变的限度（从正常生活到习惯于扫码再到习惯于不扫码，这几次集体性生活习惯转变用了多久？）。事实上，文化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许多我们以为只是单纯的文化的东西，其实是制度长期积淀的结果。一切从单纯的思想层面、从遥远的古代为当前的社会现实寻找问题原因的做法，都无疑是极其肤浅的。
前面我们讲了消费乏力的三个长期原因，但，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吗？换言之，消费不足，对于整个经济系统而言意味着什么？它与内需不足又是什么关系？
下面我们对于消费不足理论简要地作一个（非正统）经济思想史的回顾：
消费不足论最初由马尔萨斯（1820）提出，他认为是消费品需求调节着生产，于是资本家的过度储蓄就意味着需求缺口无法被填补，消费不足的危机一定会发生。在马尔萨斯笔下，这套消费不足理论是为封建土地所有者辩护的借口：他们的奢侈生活抵消了资本家的过度储蓄。
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西斯蒙第同样提出了消费不足理论，也认为是消费水平调节了总生产。但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太贫困了，以至于连自己生产出的那部分产品都无法买回，并且，消费缺口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大。
这俩人（挺顺嘴的，这么滴吧）是早期消费不足论的代表。其基本观点是：对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不但决定了本部门的产量，还决定了生产资料部类的产量，即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出是由消费品业的需求决定的。于是，由于工人无法取得全部的净收入，所以不能买回所有的产品，工人的消费就总是存在需求缺口。既然如此，那么在一个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情形下，我们假定：生产资料部类刚好生产了能维持整个系统生产能力的产品，消费品部类的产品被工人和资本家用收入全部买回。在下一时间段，资本家只用部分利润购买消费品，剩余利润被用来投资，去购买生产资料，雇佣新的工人和在两个部门创办企业。但此时出现了矛盾：投资行为使产品的总体生产能力扩大了，但也相对减少了对消费品的需求，产能过剩就发生了，内生的积累否定了自身。正如Bleaney（1976）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作家的一般立场是认为积累率有一个上限，高于它积累就有陷于衰退的危险。但是按照他们观点的逻辑，这一上限实际上等于零”。
马克思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同样延续了马尔萨斯与西斯蒙第的思路，强调有限的消费所造成的商品价值实现困难。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考察了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失调，结合消费不足论说明了商品价值在流通过程中难以实现。但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能孤立地考察流通过程，而应当进一步深入到资本生产过程本身中去寻找危机原因，找到消费不足的根源所在。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到资本积累过程中，通过论述“资本过剩”建立了新型的危机理论，也是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核心的成熟危机理论，并批判了消费不足论：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同样地，恩格斯也驳斥了拉萨尔与杜林的消费不足论。恩格斯指出，消费不足是“存在了几千年”的“老现象”，而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才出现。因此，“虽然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先决条件之一，并且在危机中，起着早已被承认的作用，可是这丝毫不能给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也不能给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这种危机的原因。”恩格斯认为，大众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不能用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事实来解释新的冲突。消费不足是任何建立于剥削之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积累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使经济状况达到了危机地步。
马克思与恩格斯毫无疑问是持有反对消费不足论的立场，但并没有对此提出系统性的学理批判。
所以，再让我们来到十九世纪末，看看发生在此时的重头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论战。民粹主义者依然延续了传统的消费不足论，认为工人所生产的多于她们所消费的，所以国内市场绝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开辟海外市场跳出了这一困境。但列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及布尔卡维夫等人批判了这一论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是获取利润，其根本驱动力在于对利益的追逐。消费不足无法阻止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也并非一定需要海外市场才能够维持。但既然如此，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自我增长，那么资本主义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真正阻止它增长的原因？杜冈不同于消费不足论者，他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两大部类保持正确的比例，资本主义增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而完全不受消费的制约。进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原因是生产的无计划状态，这会使这个正确的比例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会达到，于是再生产过程面临着周期性失衡。列宁反对杜冈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完全独立于消费的论断，但也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危机理论。
杜冈的观点是，市场的扩张主要是由投资品部类带来的，该部类具有自主发展的能力，甚至可以完全不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也就是说，按照简单再生产模型，两大部类的构成如下：
由平衡条件有：
而在扩大再生产中，剩余价值m被分为四个部分，资本家原来的消费，增加的消费，增加的可变资本，增加的不变资本。角标分别用c、Δc、av、ac来表示。扩大再生产的初始条件变为：
此时，平衡条件为：
由于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依然需要满足，所以，追加投资的平衡条件为：
即第二部类的追加投资必须用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品去和第一 部类交换，以满足第一部类追加的消费需求。杜冈进一步认为，假如第一部类的生产规模无限扩大下去，只要满足：
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那么，第一部类在第二部类不扩张的情况下，就能单纯依靠生产生产资料而不断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从而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保持不变，第二部类提供的社会总的消费品供给也不变，因此不会出现消费不足。
杜冈的观点尽管否决了消费不足论，但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错误：既然积累与消费完全无关，而只取决于两大部类的比例，那么经济危机就并非资本主义的长期固有趋势，甚至还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改良主义来加以克服。这也是杜冈遭到卢森堡、列宁等人反对的原因，但真正从学理上批驳杜冈的，是斯威齐（1997）。
于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固有趋势所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就发生了。
但显然，斯威齐批判了杜冈的观点，但自己又陷入了和早期的消费不足论者一样的窠臼。（有时感叹，历史就是矫枉过正与反攻倒算的来回套娃）首先，斯威齐的论证依然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作为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将第一部类视作第二部类垂直一体化的部分。也就是仅做了总量分析，而没有做两部类平衡分析。并且，杜冈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实际投资率高于消费需求所要求的投资率不会导致消费不足，满足消费需求所需的投资c等于第一部类的消费需求，而实际投资率k由第一部类的投资率拉动，即：
此时，即便斯威齐模型中的实际投资率对时间的一阶导大于0，且随消费需求增长所需的投资率对时间的一阶导小于0，也不一定会出现消费不足。所以，斯威齐的反驳其实避开了杜冈提出的关键问题。
我们沿用斯威齐的符号，I是以价值表示的净国民收入，w是工资，l是剩余价值中资本家消费的部分，k是剩余价值中追加到不变资本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对其模型进行一个扩展分析：
容易看出，当（25）式成立时，即第一部类的有机构成增长率大于本部类的资本产出比时，消费不足才会出现。所以，杜冈与斯威齐对于消费不足的否定与支持都具有问题。一方面，即便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消费不足也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消费不足的确不是斯威齐所设想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长期趋势，两大部类可以转移资本或通过信贷进行投资从而避免消费不足，即在特定情况、特定路径下，以增加对投资品部类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甚至唯一方法，的确可以实现，杜冈的见解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这个结论用几何方法表示，即：
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表示第一部类的有机构成和总产值。其中，标有μ₁=0的曲线表示有机构成最大时，第一部类总产值所能达到的最大可能值；标有μ₁=μ₁⁰的曲线代表第一部类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大于零但小于其全部剩余价值时，第一部类总产值的最大可能值；标有μ₁=m₁的曲线表示第一部类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等于全部剩余价值时，第一部类总产值的最大可能值。通过观察可知，资本积累的速度最终要以有机构成的增长率（合意增长率）为前提，而后者往往是由外生决定的，所以同时具有实现困难和“为积累而积累”的两种可能。但第一部类的最大和最小总产值取决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其最大值还要取决于该部类最大资本有机构成。故第一部类的增长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第二部类。
综上所述，消费不足的出现是与资本积累过程中更为基本的经济比例关系相联系的，如有机构成、资本产出率等。消费不足本身并不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趋势；它不但在理论上被驳倒，并且也不符合经验事实（Roberts，2018；Clarke，2011）。消费不足实际上是某些更为深层次条件所表现出的现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消费不足只是中国特色积累体制所产生的后果，要从这套经济发展模式本身中找到消费不足的因，而不能倒果为因，绞尽脑汁地去思考如何才能“刺激消费”。
一个经济体内部有效需求的扩张不能单纯归结为消费需求的提高，这种观点既没有看到资本品工业的携带的新技术-经济范式是所有部门生产率进步、形成内需主导力量的关键，也没有看到国内企业间和产业间互相提供的中间生产需求对国内市场规模的决定性促进和推动作用（正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提振内需的关键在于国内经济一体化，包括在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更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以及在工资、消费和生产之间存在高水平的社会建构，消费需求毋宁说是由积累过程决定的内生增长。正如Brenner（1991）指出，需求增长的四个主要来源是：“（1）迫于要求技术变革的竞争压力，通过利用随处可得的新劳动力，进一步增加对资本的投资（对资本品的需求）；（2）通过追加资本品投资而雇佣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新的消费支出；（3）在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中通常可预期的、并和技术变革相伴而生的工资增长；（4）非生产性支出。”。也就是说，积累的动力并非来源于消费，而积累过程的持续却要求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张。但遗憾的是，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公众、专家学者以及官员），都陷入了这种迷误，以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的最终消费。当然，笔者并不是在否定有效需求问题本身，也不是在说最终消费是无足轻重的。而是说，相较于积累体制本身，消费需求是次要的、从动的，并不是自主的、决定性的。正如上篇所提到的，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或称外延式积累体制），劳工受到的是“超剥削”，工资也仅仅被看作是生产的成本而非需求的源泉。这个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就难以形成国内产业部门的密切联系，更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所以，分析内需问题时不能将消费本身提到第一位的层次，即便缺乏居民消费，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机制会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必然发生。
正如新卡莱茨基学派所强调的那样，投资在扩大再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即便在长期也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相反，因此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需求侧而非供给侧（Bhaduri&Marglin，1990）。其基准模型为：
同时该模型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需求体制和相对应的增长模式，但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过多介绍。
Wade（2003）指出，除了经济规模极小的国家外，平衡增长必然建立在内部一体化之上，从而也必然是内需主导型经济。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外贸的依存度一直较低，经济增长引擎是国内需求，各个经济部门也形成了比较协调的关系。关于内源型的积累模式，一个典型例子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黄金年代是指从战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是资本主义的繁荣期，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三十年。在这期间，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几乎是1820年来任何时期的两倍，投资前所未有的高涨，出口额增速是1913-1950年间的八倍。而这一年代的产生是以一系列制度形式的确立为前提的，调节学派将其称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形成了“增长的良性循环”：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的增长，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以产能充分利用为基础的利润的增长，用于改善大批量设备的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见下图）。
战后黄金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
而这一循环的核心特征是：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存量（资本-劳动比率）同步增长；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同步增长。于是，生产率的增长抵消了技术构成的增长，从而避免了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和利润率受到的负面影响。
在黄金年代，第四次技术革命为企业在投资于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提供了条件，并在第一部类内部产生了相互需求，也通过向第二部类提供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从而扩大了市场，与投资高涨的无产阶级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消费需求的来源。一方面，对基本创新的大规模投资保证了技术进步和动态效率，进而促进了增长和积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好处大多为工人所分享。最终结果是保障了利润率的稳定，而这正是持续的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基础。
美国增长最快的部门和创新领先的部门（1956-1973）
但如果想复刻黄金年代的这种辉煌，除了生产性投资的高速增长和“大企业”（资本深化路径）外，还需要有“大劳工”作为对消力量，确保工资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生产率增长，也通过民主监督排除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黄金年代时期各发达国家的核心经济部门大多都依靠集体谈判达成了“资本-劳动协议”，这往往被称为“新社团主义”。新社团主义的制度结构由国家、企业和工会三方构成，国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管理方则向工会承诺，工人可在不远的将来分享由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同时国家也保证为工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以换取工会对工资增长的自我约束。在新社团主义结构下形成了一套让各方相互监督的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德国为例，战后不久就通过了有关“共决制”（co-determination） 的法律，允许工人代表加入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制度也在战后逐步确立。新社团主义结构对于调节收入分配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投资和创新。在这种结构下形成的阶级合作，有利于新技术的引进；与此同时， 工人阶级收入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投资预期。
这其中的内在机制为，劳动和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劳资关系的状态和类型会直接影响利润水平与积累意愿，并由此作用于经济增长。如果劳资双方有足够的信任，并建立了妥协和稳定的机制，那么这种劳资关系为合作型。如果劳资双方缺乏信任，没有通过充分交流达成稳定的劳资协议，那么形成的劳资关系为非合作型。合作型的劳资关系会维持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份额和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劳动者也会在生产中更加主动，从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进与进一步的产品创新，并不能完全脱离工人的操作经验，而要依托于工人经验的累积和反馈。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合作型的劳资关系通过压榨、威胁工人来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方式会带来监督、管理等官僚机构的膨胀，依然抬高了成本。这部分资金还会挤压一线工人的工资，致使工人收入停滞，同时劳动生产率也会降低（工人通过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来降低自身的劳动支出，即消极怠工）。并且，管理机构的职员解雇成本高、难度大，臃肿的官僚体制会削弱潜在增长率，也会成为技术和组织模式革新的障碍。Buchele和Christiansen（1999）考察了15个发达国家中工人力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具有合作型劳资关系特征的国家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投资绩效、滞胀和就业等方面表现得更好。
而骆桢、张衔（2018）使用数理方法，在一个由扩大再生产图示发展而来的动态非均衡的一般增长模型中，刻画了在不同类型的劳资关系下资本积累的运动过程。证明了以合作型劳资关系为特征的经济系统存在更大的增长空间与韧性。
中国从90年代起以世界工厂的身份步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发挥低劳动成本的竞争优势，国家权力通过基于城乡二元制的剩余劳动力条件、基于家庭私人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与基于市场化改革的就业体制塑造了广义上的人口红利，也迅速推动了劳动-资本间相对权力关系的改变。
李怡乐（2016）在Wright（2000）和Silver（2003）的基础上，衡量了中国工人议价能力的各项指标的变动，并通过主成分分析计算了工人力量的变化趋势（见上下图）。
这种典型的非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弊端与不可持续性，我们在上篇以及本节已经讲过。在此最后重复一遍：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和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这导致中国的外需萎缩、出口下滑，发生全局性的投资紧缩和产能过剩。此时继续压低工资降低生产成本也不能扩大海外市场，因为2008年之后标准化产品在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中是长期过剩的，此举只会进一步挤压中国的内需市场。第二，由于“低工资-消费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的结构性困境，现在甚至根本谈不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家担忧得未免也太远了，现在面临的危险是陷入“低收入陷阱”。并且，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单纯依靠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和压低工资份额来吸引外资和打开国外市场，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低质量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也造成核心技术和产业创新能力的缺乏。而这会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向中高等收入国家迈进，也是形成真正内需主导的工业化经济的重大障碍。第三，非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加剧了社会冲突，致使非生产费用支出增加。同时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在一定条件下！具体看上文经济思想史部分）会造成产能利用率下降，而这项指标与利润率成正比。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也阻碍了工艺和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第四，上篇讲过，维系人口红利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就是拆分型再生产体制，但这一体制所依赖的城乡二元制却不断地遭到其自身运行所造成的破坏。尤其2004年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耗尽，已达刘易斯拐点，这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再叠加经济金融化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生育率下降、老龄人口增多、女男比畸形等因素，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事实上消失。
也就是说，继续通过压制工人力量、压低劳动份额的路径来扩大国际市场、谋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在当前既不能做，也做不到。工资不能继续降，劳动环境不能继续差，这是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不过，这里“不能”的意思并不是“不会”，而是与“毒蘑菇不能吃”中的“不能”同义。自然规律并不能阻止你去吃毒蘑菇，但会使你在吃后付出相应的代价。
截取自微博热搜“全球最大四天工作制试验结果出炉”下的评论
所以，像图上这样的愚蠢论调可休矣，中国早已过了拼成本拼低价的历史阶段。若此时还妄想继续通过非合作型的劳资关系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来进行发展，不但是痴人说梦，也是自寻死路。
为更深入地理解历史阶段与内需问题，下文简单介绍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致经历的三种技术经济体系，也是三次积累体制的阶段变迁。
1. 1978-1992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核心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为此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建立多种经济责任制和经营方式等等。
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能够获得利润留成；个体与私企等“民营经济”出现，到1990年非国有企业占总产值的45.4%、零售额的60.4%。
这一经济体系以居民的温饱消费扩张为动力，带来了轻工业的高速增长与耐用消费品的产量迅速提高。但在市场机制下，短期的利润导向型投资导致企业经营分散化和规模小型化，企业盲目引进来源众多且互不兼容的生产设备，产品粗糙、技术水平较低。八十年代末，随着居民的低档消费品需求饱和，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价格双轨制与政策导向造成的产业发展不平衡。并且，新兴企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国有企业的高税负和中央财政的高补贴之上，这造成了国企经营状况的急剧恶化与中央财政的入不敷出。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市场萧条、企业亏损与增长停滞。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甚至说其本身所造成的经济停滞以及分配不公、新兴势力膨胀等等问题，共同诱发了此时期的社会震荡与政治危机。
2. 1993-2001年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新一轮改革开始建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资源管理体制，以改革促发展转型和稳定物价，与国际大循环匹配。此外，还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人民币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激励地方进行工业化并与中央分成，产业和贸易政策上积极推动招商引资，推出商业银行法促使央行货币供给转型等等措施，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与外汇体制等方面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并初步开启了“出口导向”与“土地财政”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详见上篇）。
此时期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变革较为缓慢，由于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放松与管控之间反复切换，出现了城市就业不足，但农村劳动力却有大量剩余的现象。同时，技术含量低的标准产品大量过剩，而深加工的高技术产品又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因此投资和银行贷款增长开始放缓。而此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使中国的经济情况雪上加霜。
3. 2002-2011年
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等等。
这一时期，“人口红利”被充分释放，制度基础、工业体系与基础设施保障了中国充分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过程，这不但缓解了产能过剩，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基于分税制改革的土地财政也通过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双重竞争也快速推进了城镇化，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形成了天量的投资空间。2002-2011年，GDP平均增长率为10.7%，是改开以来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黄金时期”。
此时期中国的积累体制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对中国以外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系的造成了外需疲软的冲击，这导致了投资下滑与产能过剩，同时外汇占款降低、基础货币发行减少致使信用紧缩。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4万亿计划与10万亿信贷政策）。此举尽管在短期内为经济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2011年后，后遗症也逐渐显现：房价飙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巨额地方债、银行坏账、经济加速脱实向虚致使金融风险上升并加重了实体部门的融资困难。这一过程如下图所示。
4. 2012-至今
用官方的话语来说，2012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新常态。实际上这个“新常态”指的是中国经济增速连续8年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缓，经济快速脱实向虚并酝酿系统性风险......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名字挺好听的。
所谓新常态的出现是因为出口导向与土地财政两大动力变量的运动过程受到了阻碍：外需萎缩，叠加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消费需求市场，以及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与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压制了投资需求这一巨大的内需市场，引发了全面性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造成了金融市场震荡，并造成经济脱实向虚，挤压了生产性投资。同时，房企与地方政府的高杠杆率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贷款也成为不良贷款即银行坏账，叠加政府卖地收入减少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易引发财政与金融系统的全面危机。但在实践中，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维持房地产价格稳定，已经成为地方治理选择中的不可能三角。
此外，前文之所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种积累模式而不是四种，是因为2012年以来的新常态，其本质是第三个阶段的衰退时期（当然也可以直接将93年以来看作一个积累阶段，分为起步期、繁荣期和衰退期），而并未开启一种新的积累模式。而有些人呀......算了不说了。
对于当前面临的困境的解决之道，笔者当然可以简单地引用官方话语并为其做政策阐释，使用各种理论证明这些政策的合理性所在。例如，“发展新基建”、“提振国内消费”、“减税降费”等等常见的治标之策，但这些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且效果也很不明朗。新基建的规模较小，不一定能够像传统基建那样有效缓解产能过剩与带动就业，甚至由于其高科技属性，反而可能会加剧失业；所谓提振消费，我们在前文已经着重讲过，居民消费是经济系统本身造成的果和表现出的现象，消费情况与经济危机间没有必然联系，正如咳嗽这一症状可能对应着从轻到重无数种病症，不咳嗽也不代表着没病。在不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企业盈利能力等根本因素的情况下，“提振消费”就好像为一个咳嗽不止的肺癌病人拿来一盒润喉糖。需要的是从病症本身入手，而非从现象入手；减税降费并不一定能直接提高企业利润，还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除了这些短期方法，还有一些更为长期的“治本之策”。例如乡村振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突破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这些战略导向至少在理论上比前文所述的短期解决方法更为合理：大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化解过剩的货币量与资本规模，不但可以疏导过剩产能，还可以完成政府债务的去杠杆化。同时，随着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力需求转弱，农民工回流成为必然趋势，此举也可以使农村吸收过剩劳动力；一个高效率的国内统一市场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并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和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达到扩大内需市场的效果；长期以来，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都是凭借体量和成本的比较优势，通过数量方法推动工业化增长。但这种低端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见上文），必须要通过关键部件与核心技术的创新才能在全球制造业中重获综合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从生产端入手，减少低端供给，化解无效产能，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官话和套话说起来很容易，在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
这是因为：
第一，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波下行期。所谓长波，是指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在初期促使经济加速增长，而在技术扩散的末期发生危机和萧条。我们把这种持续相当长时间，类似于“潮涌”的经济长期波动现象称之为“长波”（Van Gelgeren，1996）。下图整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五次长波。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前四次明显大幅下降，甚至部分学者认为所谓第五次长波根本不存在，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第四次长波的下行期（孟捷，2012）。
在第五次ICT技术革命中，创新投入繁荣，但创新成果与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极其有限。这是由于，当前科技革命的确面临瓶颈，并且大量的创新活动被引入了错误方向，因为现代的创新往往通过游说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产品往往通过对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而盈利，而非源于产品本身的性质（Gowen，2011）。最后，此次技术革命缺乏根本性的产品创新与划时代的工艺创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只加强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连接，只带来了流通成本的节约以及商品生产的个性化和服务的细致化，而非从生产工具到最终产品的整个产业链与整体生产部门的变革（Mullan，2017；Solow，1987）。这些因素导致了在缺乏重大创新、技术革命动力不足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停滞的长波下行期。
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经济脱实向虚、生产性投资下滑、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领域制造泡沫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实体部门已经几近无利可图。例如2016年苹果公司的可支配资金达到了2350亿美元，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地点（Schiller，2018）。受此历史条件制约，所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谓突破核心技术创新，本来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并且还需要克服金融利益集团的阻碍。更何况，如果中国真的成功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积累体制转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从半外围国家成为中心国家，那么这会动摇整个国际价值生产与分配格局，需要目前所有的中心国家都放弃获得净转出劳动量。也就是说，一旦中国成为中心国家，那么世界上将只能存在中国一个中心国家（Li，2021）。可以预见的是，在此情形发生之前，就必然会发生极其剧烈的政治乃至全球性战争冲突。
第二，前文讲过，黄金时代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表现在两方面：生产领域中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分配领域中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这一模式保障了投资与消费间的良性循环，也通过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保证了利润率的稳定。但新自由主义时期，维持这种模式的结构-体制条件遭到了破坏，随着工会力量瓦解，社会福利被大幅削减，资本重塑了对劳动的权威，将大多数工人都置于过度剥削的状态。
这种做法尽管通过压制工资份额促进了利润率的回升，但却使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困难，同时由于基本创新（形成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不足，第一部类在知识存量与有机构成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达不到一个合意增长率，也难以进行单独积累（见上文），于是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领域空转，最终反而加剧了增长停滞与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
不断地压制工资份额与工人力量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甚至也是不利于资本积累的，而如果通过立法提高最低工资保障、规范劳动合同、完善社会保障、允许工人集体行动等方式构建“合作型”劳资关系，这不但有利于技术创新，也会实现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率间的良性循环。讽刺的是，某些经济体中的制度形式并非为了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首先是为维护特定的阶级统治而服务，为此可以牺牲积累率。
有人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利益集团绑架了公共决策部门。笔者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公共决策部门从来都代表的是社会化了的统治阶级私人利益，而非大众利益，这一点古已有之。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不如说是统治阶级的短期利益普遍压倒了长期利益。这种利润私人占有、成本社会承担的政策导向往往被称为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其实质是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来补偿一小撮特权群体。例如，次贷危机时，美国政府首先选择救助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但政府债务水平与财政赤字也飙升至战后最高水平。而危机过后，政府则通过缩减社会福利、提高个税、延迟退休等方法降低预算和债务，这实际上是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劳工阶级身上。再例如，2008年中国央行救市的十万亿信贷资金大多流向了房地产，这种强力刺激直接造成了后来的房价狂飙时代。
格林斯潘对策的产生还远不止是官商勾结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债务集团已经彻底绑架了银行乃至整个经济系统。例如，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财政会立即崩溃，银行不良贷款会大幅攀升，大量相关产业进入萧条状态，这会直接引发海啸级别的全面经济危机，这也是政策反复拉锯前后矛盾的根源所在：面对一个不断膨胀且杀伤力巨大的泡沫，是选择早日捅破泡沫迎接无法承受的危机，还是能再拖一会是一会？
在前文中列举的扩大内需在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其最重要的产生原因是社会-政治领域的民主力量缺失。可以说，正是由于大众被系统化地排除在决策与执行之外，才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新自由主义化，经济体系的金融化，以及公共部门的官僚特权化。当前，创新活动变成投机活动，股东短期利益取向替代长期经营展望，房地产泡沫无论是否破裂其代价都由群众承担，决策者在让渡权力换取持久繁荣和牺牲未来只求绝对统治间选择后者......在这些经济地震的背后，是民主既无法渗透进企业管理，也不能有效监管政府决策的“板块运动”。
本篇小结：首先，主流观点对于消费与内需的理解不但失之狭隘，也倒果为因，把经济系统由于内在矛盾而表现出的现象错认作矛盾本身。为了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花费了不小的篇幅回顾经济思想史上对于消费问题的争论。所以，消费并不是能够“刺激”出来的，更不是可以逼出来的。有中管媒体认为，要加速养老、医疗等行业的市场化，让养老教育医疗成为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并以此来让老百姓多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不但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哪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其愚蠢的。
建立以内需为主的内涵型积累体制的关键在于国内经济一体化，实际工资率与生产率间形成良性循环，资本品工业位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以及各产业部门进行相对平衡的增长来互相提供中间性生产需求，而不仅仅是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促进居民消费，这忽视了消费所依赖的前提，更是过于肤浅地理解了内涵型积累体制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典范是上世纪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生产率于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但遗憾的是，经过本文的分析，中国的战略导向与这种发展模式所需要的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既有资本主义世界整体陷入长波下行期的客观因素，更有格林斯潘对策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