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火热的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是真实居住在社区内的居民团体的一种互联网线上线下购物消费行为，是依托真实社区的一种区域化、小众化、本地化、网络化的团购形式，是依托社区和团长社交关系实现生鲜商品流通的新零售模式。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以及面临新冠疫情这一新形势的背景下，这种经营模式终于受到众多资本的疯狂追捧，得到飞速发展，是风头正盛的“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缩影。
国内社区团购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年我国上线了第一家团购网站。2016年，社区团购平台在长沙正式出现[1]，并在之后的几年内小有发展。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其发展按下了“加速键”：防控中被大大限制的线下零售业和居民被改变的消费习惯促成了社区团购的爆发式增长。在疫情的几个月里，社区团购成为人们获取基本物资的主要渠道，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所有调研人群中，居民通过团购获得生活物资的比例达到47%。
疫情期间，封控政策和受限的物资配送能力限制了居民获取生活物资的渠道。由于封控带来的交通管制，承担城市物资运送的货运行业受到严重冲击，货运总量明显下降。物资缺乏，运力有限，居民在电商平台上抢菜十分困难，社区团购则成为获取物资的重要支撑。社区团购采取集采集卖的方式，一定程度缓解了运力紧张的压力，且方便集中消杀，比较符合防控的规定。社区团购模式跳过了多级批发商的周转，从原产地到团长再到消费者手中的路径更加简化，运输效率更高。疫情下居民更加看重效率，希望下单之后能尽快拿到商品，社区团购基本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正因为社区团购的模式能够较好地适应疫情管控这一新形势，凡是有名的互联网巨头一一跑步入场布局社区团购。据证券时报·数据宝梳理，2020年6月份，滴滴旗下社区团购品牌“橙心优选”上线。7月份，美团宣布成立“优选事业部”；8月份，拼多多旗下社区团购项目“多多买菜”上线；10月份，苏宁菜场社区团购平台在北京上线；12月11日，京东集团发布公告表示，将向社区团购平台兴盛优选投资7亿美元……从此，这种由团长组建社群，邀请用户在团购App或小程序下单，次日用户到达相应自提点取货的零售模式终于变得普遍了起来。社区团购在疫情中被点燃，而在此之前，社区团购行业不断收缩，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生意。
社区团购领域资本的火热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发生着。《2021年度中国社区团购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社区团购交易规模达1205.1亿元，同比增长 60.4%。繁荣的同时是无序，各平台开打价格战，以烧钱的方式吸引消费者，同时更多互联网公司的入场让竞争加剧，众多社区团购企业遭遇困境，多家头部企业退市。因为价格战严重影响到市场环境，有关部门一度介入，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尽管众平台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困难，但社区团购这一模式本身具有的节约购买时间与金钱成本、更能适应疫情管控等优点是传统零售模式难以比拟的。2022年的疫情再次掀起了社区团购的热潮，社区团购暂时一甩之前的颓势，焕发出新的生机。
时间来到2023年的当下，众多企业、平台在社区团购领域的激烈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见了分晓：市面上以美团优选（美团旗下，腾讯是主要股东）、淘菜菜（淘宝旗下，阿里系）、多多买菜（拼多多旗下，腾讯是主要股东）三个团购平台为主，而其他平台即使是之前市场份额靠前的十荟团（阿里巴巴是主要股东）、兴盛优选（腾讯是主要股东）、橙心优选（滴滴旗下）等不敌，纷纷退出，目前基本上是三大平台互相消耗，继续以各种烧钱、让利手段企图淘汰竞争对手并垄断市场的阶段。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线下零售业逐渐恢复的新形势下，已经发展起来的社区团购凭借着节约中间成本、下单次日送达等独特优势，很可能成为未来居民生活中的常驻角色。
社区团购的发展历程充分验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的著名论断——垄断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竞争走向垄断。
一、 价格战下的团长们
当下的社区团购模式中，团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团购以居民社区、大学城等为依托，其运作机制在于：平台招募团长，团长建立门店，拉动人脉组建微信群，并在群里发布优惠信息，用户点击链接进入App或小程序在团长的门店下单，货到以后到团长门店自提。在该模式下，用户只需要浏览商品，支付完成下单和自提商品即可；平台运营者需要维护平台、保障商品对团购门店的供给；剩下的所有工作，从建立和维护门店，运用人脉和资源发展用户人数，维护日常的下单量，到维护团购微信群，接收、保存和分拣[2]商品等，都是团购团长们的工作。团长即为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
因为团长工作的客观需要——要有充足的身边的人脉资源发展团购用户、要有足够的空间保管等待自提的商品、要有足够的精力去维护团购的日常等——平台会优先接触一个社区内的零售商店店长、物流驿站的站长或者物业等。因此，社区团购团长很多时候是兼职，而不是全职，而也常有一个团长同时和多个平台“合作”的情况。到2022年8月，公开的数据称稳定的社区团购团长有200万个，这个数据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光是拼多多上海的团长就高达80万，所以有机构称，如今全国的团长总数已超过1000万。
团长们不是平台的员工，而是和其他“互联网＋”产业的非平台员工的普通从业人员如打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工人等一样，和平台保持着“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但因为单个社区内的团长的较难替代性，他们的地位相对更高，这一般会体现在收入上。相较于现如今竞争激烈、收入逐渐减少的外卖骑手等职业，团长们除了较难替代这一优势外，还有一个保持收入较稳定的原因是平台竞争导致的让利。平台为了在竞争中争取不败地位，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吸引和发展团长。
团长们没有基础工资，而是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红包奖励”，直白地讲收入取决于其负责门店的下单商品件数，即“下单越多，酬金越多”。为了更大程度地调动团长工作的积极性，在这种“计件制”的基础上，团购平台通过多种游戏化的方式刺激团长进行主动劳动：首先是奖励晋级，根据一个团购门店每周的销售量和金额，平台会给门店评“星级”，“星级”越高，团长可获得的每单的提成奖励就越高；其二是新客下单奖励，团长邀请新用户下单可获得较为丰厚的邀请红包，平台根据邀请用户量给予红包奖励；其三是任务挑战赛，根据“多劳多得”原则，奖励金设置成阶梯状，每一级阶梯会有3～4个任务，完成任务里的推广人数和销售金额要求，即可获得相对应的红包奖励。在众多现金红包活动的“鼓舞”下，团长一般都会积极地进行相关业务，以获得较为丰厚的物质奖励。例如笔者身边，一个积极运营的拥有近百位用户，每日稳定有几十单量的团购门店，团长每天在一个平台上能够获得大几十到一百多元的收入，结合到团长多平台工作的情况，这个“兼职”一个月能带来几千元的收入。
这位团长同时是一家商店的老板，在疫情期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慢慢开始了社区团购方面的工作。她感叹道如今做小生意钱不好挣，趁着现在平台烧钱让利的时候在团购上多挣点钱，以后很可能就不这么容易赚到这么多钱了。这位团长的顾虑是合理的。首先是几年来以烧钱打价格战等形式的竞争已经造成了无数团购平台的倒闭，其次是如果之后某平台在市场竞争中终于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烧钱竞争的实际需求减弱，对于团长、用户的让利可想而知会减少。
二、 平台运作与“数字劳工”
20世纪70年代，斯迈兹（Smythe）系统地阐释了“受众商品论”，他认为媒体平台通过提供免费节目吸引受众，并将受众创造的收视率作为商品转卖给广告商，在这一过程中，受众才是真正的商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受众商品”的概念与时俱进发展成Fuchs所指的“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以此来形容在互联网平台进行生产的群体，他们的劳动看似自由灵活，实则烦琐且不稳定。随着移动传播媒介的嵌入，过去由钟表界定的时空律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由移动传播技术再造得更加立体多维的时空座架，劳工群体须重新调整工作节奏适应资本所制定的新劳动秩序。
因为社区团购商品多为食品和日用品和下单次日送达的特点，也出于平台现金红包日结的特点，团长们一般需要每天工作，才能最好维持团购运行和实现较稳定的收入。归根结底，团长的收入取决于其负责自提点的下单商品件数，在这种“计件制”下，社区团购团长们工作的核心是每天如何推动更多的用户下单，这和他们的收入直接挂钩，而发展用户、维护社群、接收分拣并存储等其他工作都是“从属”于这一核心的。团长们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只有每天推动更多用户下单这一方式，而相应的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在这种看似公平透明的奖励陷阱下，平台给团长们一种“公平感知”，仿佛他们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即触发其主动劳动的意愿。社区团购团长这份工作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便可以进行相关工作的特点，和奖励陷阱一同促使团长们花费更多本该是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将这些“数字劳工”们引向过劳。
在资本主义劳动生产中时间压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要单位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劳动任务，实现高效利用率；二是要缩小劳动任务之间的时间间隙，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对于团长们来说，这份工作看似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什么时候做、做多少好像也是自由自主的，实则他们需要付出很多劳动时间。这背后是由于平台通过其内嵌的智能算法系统对团长劳动过程中的“送达时间、分拣时间、取货时间、确认收货情况”进行精细化的数字管理与监督，这种实时更新的智能算法技术促使团长必须在司机送到货后尽快进行拣货分类，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为避免团购成员聚集性取货，团长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对货物进行分类标记，并将缺货的商品提交售后申请。一位团长接受采访时说道： “货送来，你要负责任，还得分拣、装袋，把每个人买的东西理到一起并装到一个袋子去，货多时早上要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打理。不然理不出来货，顾客就站在这儿一直等着你。”团长在忙碌的节奏中已然忘却时间的存在，甚至失去反思的时间与可能性，从而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时间竞赛中，数字资本正是通过吸纳团长剩余生产力的方式实现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化。
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团购平台资本全天候弹性控制团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可能。一位团长介绍道：“当团长，不仅是线下理货这么简单，还需要花很多时间点来点去的手机操作上，一些人缺货打电话让我退款，我要在手机后台进行审核确认，还有商品质量问题要退货的，货又不送还到自提点来，我既要和顾客沟通联系，又要在平台后台审核，一天下来其他事情不用做，只解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就够忙了”。团长的工作实现了从固态到液态的流动，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平台企业通过最大限度吸纳团长的休闲时间从而实现资本的弹性积累目标。团长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通信软件上不断弹窗的群聊信息，还需要在休息时间解决一些用户的售后问题，团长需要随时待命。“这个群里每天都有很多信息需要回复，有些人有事情耽搁了很久没有来拿菜，就会发消息让我帮他放到周边固定的地方，他自己到时再去提货。有时也会让我交给小区的管家再转交给他，感觉一天都在为这些琐事奔波劳碌。”一位团长表示。
情感劳动（Emotion Labor）是Hochschild1979年在情感社会学视域下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情感可能被控制或自我演化、自我压迫成劳动过程的一部分。在团长的劳动中，情感劳动最具有隐蔽性。团长为做好口碑管理，避免用户流失，达到变现目的，在与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动态建构关系。团长付出情感劳动主要存在于两种场景：一种是因团购售后服务事件临时调动的团长情感。另一种是团长在团购社群上的长期情感注入。一位团长指出：“每天要花时间运营这个团购群，不仅要挑选便宜或大家可能会需要的商品链接广告到群里喊大家下单，还要处理退款退货等售后问题，有的老顾客比较熟悉，不方便取货，碍于情面，我便送货到她家门口。”[3]
事实证明，平台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促使团长们进行更多的劳动，为自己生产更多的利润，充分体现了现行生产关系下资本对于人的剥削与异化。
三、 平台资本主义与商业无产阶级
社区团购的团长们处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呢？抛开团长的身份，他们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大相径庭：他们有兼职的、有全职的，兼职的团长们的其他工作也各不相同，有个体商户、有加盟商、有物业工作人员等。然而笔者认为，在团长这一身份上，他们所处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是相似的、完整的，是可以单独研究分析的。
劳动者参与社会分工，是一个将自身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团长们所面对的生产资料，便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生产出”了每天在平台上进行的团购，创造了价值——实质上他们充当了连接社会大生产和居民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是如今社会分工在交换（流通）环节上的一个体现。团长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是经过长时间的劳动积累形成的，有与他们密不可分的特点，但如同上个章节所述，在劳动中他们好像并不是能够充分自由地支配“他们自己的”的生产资料，进一步说，他们自己产生的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他们自己的了。
以地区乃至国家为范围的社区团购这种大规模的商业模式，以及团购平台这种技术要求高的实现形式，早已远超个人能力的范畴，在当下社会只有大资本的运营才能使其充分运转。正因如此，本属于团长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个人的社会关系与人脉资源，在当下只有和以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与资本相结合才有在这方面创造价值的可能性。[4]于是，在资方的运作下，通过“合理合法”的“合作关系”，团长们的生产资料便被窃取了，团长们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也一并被窃取了，同时相应的法律责任也被规避了，团长们成为了为平台资方劳动的无产阶级。这种从事社会交换（流通）的无产阶级，应该可以称作商业无产阶级。他们与19世纪马克思所见的集中在工厂中一起劳动的工业无产阶级有不同，也有相似，他们分散在各地，被互联网连接起来，被平台组织起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平台就是他们的“工厂”。
团长们在事实上经受资本的剥削，但因为当下就业大环境的恶劣和在平台较为不错的收入，他们普遍选择了承受，加上平台“精巧”的奖励机制，让他们难以思考自身的权利问题；社区团购“一社区一团长”的运营机制，又造成团长之间的联系较弱，加上很多团长还有自己另外的工作这个特点更让他们难以形成身份认同，形成集体合力更是不易。同时考虑到他们对于平台运营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相信他们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反击的强大威力。
并不是只有团长们为这些平台劳动。从事产品生产的工人、运营平台的程序员、客服人员们，商品的配送员们，在送给团长前管理、储存、分拣商品的工作人员们……众多劳动者的分工劳动造就了社区团购的繁荣，造就了平台资本主义的繁荣。资本利用互联网，以各种新形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扩张，逐渐将生产、交换和消费环节统一起来，企图控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建立前所未有的垄断帝国。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传统行业将被击败，这些行业内的劳动者可能不得不被吸纳进入新产业。例如，面对社区团购为代表的平台电商的进攻，个体商户、小型连锁店特别是农产品商贩很可能会走向衰落，原来的劳动者可能会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转变为为平台劳动，成为平台资本主义取得的又一胜利。
四、 展望：危机与机遇？
在这个时代，具有新特征的资本主义凭借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和被这些新技术所赋予可能性的新的组织方式继续发展着。究其本质来说，它仍然是百年前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那个“垂死的资本主义”——新技术与新产业，成为转移相对过剩的资本，缓解滞涨，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的救命稻草，而新产业的垄断和严重的相对过剩也终将形成，酝酿已久的危机终将避无可避。
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扩大着。像《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将原来的社会各阶层卷入无产阶级队伍一般，现在的资本主义正用新的方式将各行各业尤其是服务业的人们无产化。新的无产阶级将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得到教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持续的萧条更是必然导致劳资矛盾的不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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