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京爷的傲慢跃然纸上,仿佛在说这种生活才是“现代生活”,不正常的是其他人。然而任凭任意一位生活在塞里斯的人都能感性认识后浪们的“现代生活”是建筑在什么地基之上的。这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阐述这个问题:
北京四中的春季舞会,究竟反映了什么?
这样问太宽泛了,于是我们把问题关键词提取一下:
北京四中是什么?它仅仅只是一个办的好的中学吗?或者更进一步,学校仅仅只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吗?
所以,比如表面上纯粹属于学校的对等级的崇拜,在学校里的等级——不管是学位、称号的等级还是学校、专业的等级——直从它们试图再生产(取该词的双重含义)的社会等级中得到某些东西的情况下,总是有助于保护社会等级并促进它的合法化。因此,应当问一问,留给教育系统的,不顾比如经济系统最明确的要求而使自己的要求和等级占上风的自由,是否是对它的一些隐蔽性服务的补偿。它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为某些阶级提供了这种服务。——《再生产》布尔迪厄
这段话看起来比较抽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释。学校并非单纯的行使教育,学校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学校中的教育是服务于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这是易于理解的。回想一下我们在初高中阶段学习的语文知识,要么直接的给我们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富强 民主 文明……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要么间接的灌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及小说散文作文等等。这种通过在教育内容上做意识形态灌输的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则是在教育方法上。例如:考试排名,不管自己在学校学什么内容都会排名。不仅仅是总分排名,单科也排名,甚至还有什么所谓的“语数外三科排名”“理科综合排名”“文科综合排名”。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排名,小测排名,月考排名,期中考期末考排名,甚至以为上大学了可以轻松一会,结果有绩点。大量的排名使得不仅仅是学生遵循着这种制度,老师也同样受其影响。例如,笔者的真实经历:笔者问笔者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老陈(下文均如此称呼)一道导数压轴题,老陈非但不解释,反而责备笔者整天研究难题,不如把简单题弄熟练,可以多拿几分(笔者)。这种排名客观反映的是一种等级制度,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的等级制密切相关(关于这点,笔者在此不展开详细论述)。
经过了这些论述,我们明白了学校的教育无非是在特定场所进行阶级再生产的工具。然而要进行阶级再生产,教育就不可能是某种幻想意义上的“机会平等”的机制,而是一整套关于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学校也不可能在资源分布上“平均”。例如,在初中学校我们可以听到“中考相对公平”,在高中学校我们往往可以听到“高考已经是最公平的了”这样的话,然而即便如此,河南高考可以和北京高考同一而论吗?以及中考的“五五分流”,高考中的985211一本之类的分类,难道不是在强制性的淘汰人,以达到使不同人出现阶级划分的目的吗?既然如此,便有必要了解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学校接纳了各个阶级的学龄儿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这是儿童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的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最“易受伤害”的几年),它无论使用新方法还是旧方法,都在反复向他们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到大约十六岁时,大批孩子就被赶“到生产中来”,成为工人和小农。另一部分经过学校筛选的年轻人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技术员、白领工人、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达到顶点,或者成为半雇佣型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集体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充当剥削的当事人(资本家、经理)和镇压的实施者(军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员等等)以及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神父,可以确信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
沿途被赶出来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当然,许多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谦逊节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轻蔑、傲慢、狂妄、自负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诈),也会在家庭、教会、军队、圣经、电影里,甚至足球场上传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有全体儿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尤其还是自由的)听众。
但是,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造成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这个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掩盖和隐瞒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述为清除了意识形态影响的中立环境(因为它是……世俗的)。在那儿,“家长”(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孩子的拥有者)把孩子(满怀信心地)托付给教师,而这些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以自身的榜样,运用知识、文学和“让他们获得解放的”德性,为孩子们开辟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上述即为阿尔都塞的论述,笔者个人认为是比较清楚的。在这里需要重复强调几点。1.资产阶级需要的是懂得一定技术的讲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自由奴隶。譬如旧社会的农民目不识丁,他们不懂得技术(也没有现在普及的义务教育),自然不能操纵机器,地主也就无法通过农民操纵机器攫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而像罢工的工人,他们并不遵守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给了工钱就要工作,不能损坏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如机器),这样一来资本家也无法通过这些工人来攫取剩余价值。2.学校并非一个中立客观的场所,它充斥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笔者已经在之前论述过了。
有一点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学校的淘汰机制为什么可以奏效?或者说学生在学校中真的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争取自己的阶级地位?当然不是,只需思考一下以下的图景(此段有娱乐成分,事实上北京贫富差距亦是巨大的,不可当真):
京爷上幼儿园是与别处不同的,小镇做题家们还在乡下玩泥巴的时候,京爷就随着正黄旗爹妈的意上英语启蒙班了。京爷上小学的时候,班上都是京哥京姐,大伙都是正黄旗爹妈从二三十套学区房中选了一套来入学的,能成为同学,也是缘分。而小镇做题家们还在上乡镇小学,回来要给生病的妈妈做饭。京爷小学毕业了,学阀叔叔在指导京爷做《基于鸿蒙的app开发》,上高中叔叔告诉他之后走竞赛路线,以后只要上个一本,有个成果便可以去叔叔同事那做科研。而小镇做题家正在听班主任说他最讨厌学生玩手机和谈恋爱,现在就应该好好学习,高考考个好学校。京爷很有出息,直接考到了北大,上大学后由于之前有科研成果,于是直接出国做交换生,继续去国外读研,在博士期间发了两篇nature,博后回到北大任教。而小镇做题家也听从了老师的劝导,高中拼命刷题,最后上了个双非一本,爸妈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连忙大摆升学宴,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了,小镇做题家在选专业的时候想到自己高中便对化学感兴趣,于是选了化学,在本科毕业后毅然考研计算机,最后由于计算机太卷失败,于是回到老家应聘了一名初中化学老师。
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谓的凭借学生的个人能力来争取自身的阶级地位是完全的谎言,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于迷惑无产阶级的话术。阶级的再生产以家庭为起点,遍布了整个教育过程:从启蒙教育到师资力量与学区房,再从发展视野到同辈的朋友圈子,这种再生产伴随着下一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教育在一场场“机会平等”的学业考试中将自己的起源隐匿,最终在“能力以外的资本为零”中,这种“平等”得到彻底的实现。
回到开头,京爷无时无刻不在表达他的“现代生活”是“正常的”。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愤怒,既然如此,笔者便只好分析他那“正常的现代生活”了。(该死,前面说了不打算详论述这方面的,现在来看不得不论述了)
以高考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地域上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这种地域差异不仅是不同省份之间的高考名额,而且在同一省份,省会城市教育水平对于周边城市的教育水平往往是压倒性的。拿湖北来说,武汉有几乎全国顶尖的华师一附中,还有在省内顶尖的武汉二中,武汉外国语等等。而其他地方往往只有一个省重点高中较强,更不用和华师一附中比了。而且,教育资源较好的地方通常是经济较好的。省会城市更是有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即吸收周边城市的劳动力),这些被虹吸而来的劳动力同当地的无产阶级一起,在劳动的过程中被当地勋贵或直接或间接的攫取了剩余价值(比如有二十套房的包租婆,她便可以完全躺着收钱)。于是,当地勋贵自然有能力去筑建他们后代的“正常现代生活”。他们的后代在教育资源优渥的学校里互相认识,而无产阶级的后代则在教育贫乏的乡镇高中里互相认识。至此,学校已经完成了统治阶级需要的阶级再生产。或许会有个别人可以打破父母所处的阶级,可是对于整个无产阶级而言,那又怎么样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需要消灭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教育的贫乏,也就是像大部分经历过高中的同学所经历的那样,同样要消灭资产阶级所谓的“正常的教育”。这是因为:恰恰是通过所谓“正常的教育”,再生产出了大部分的接受“不正常教育”的无产者和极少量接受“正常的教育”的勋贵们。不消灭你们的正常,如何让那些和你们相比“不正常的”人们不再过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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