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烧烤最近很火（也不是最近了，笔者过于拖延），在关于淄博烧烤的讨论中，很多人将其归因到当地民风淳朴、人民憨厚老实，或者基层行政能力强，政通人和，又或者是传播学上的一些巧合。在另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讨论中，又把淄博烧烤的成功说成是“小政府”，学习“工匠精神”的成功，或者更极端的认为淄博烧烤是工业衰落的血泪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经济上的因素去考虑，淄博烧烤爆火的基础在于价格“公道”量又足，大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居民）被地租经年累月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之后，突然发现不含地租的饮食如此便宜，当然，对于日常生活中会买菜做饭的人来说，这倒不是什么新知，但是小年轻就会在B站的弹幕中打出“多少钱？”、“这么便宜？”。
餐饮里的租子
在淄博烧烤爆红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节点是多平台网红superB太拿着秤去检测淄博商贩是否缺斤短两，结果是全部足斤实两，与前几天去成都被狠狠宰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价格上也是淄博更加便宜。
从地租理论的角度看，要形成地租，就必须有一定的独占性。对往常几年的餐饮业来说，市中心就有郊区没有的人流，网红城市就有其他城市没有的知名度，景区周边也有非景区周边地区所没有的，品牌餐饮有小作坊没有的……在这些地方吃饭，吃的就不只是饭，而是此时此地的饭。
在市中心点外卖，是为了让社畜能尽可能长时间高效率地劳动，而不用占用过多午休时间吃饭，或者休息时间做饭。在网红城市或者景区周边吃饭，主要是为了旅游过程中不至于饿得太厉害走不完全程。在这些场景下吃饭，食物本身好不好吃，量足不足就让位给其他因素了，如果想吃饱，吃好这一顿饭，也不是不行，得加钱！
加的这一部分钱，则给到了大小地主手中，如果是流动摊位，则地租被摊主能拿到一部分，最后总之会导致食物又贵又难吃。笔者在北京读研之后，就非常怀念本科在天津时相当便宜的餐饮价格，特别是北方家常菜比北京便宜很多。当然狗不理除外，不过要说也是因为狗不理能收点地租。在北京除了食堂（食堂也有地租orz），就只能吃吃螺蛳粉、凉皮这种不含肉的，点烧烤就贵得要死还给的少，要么就干脆麦当劳或者萨莉亚填个肚子。当然不是说北京没有吃东西便宜实惠的地方，也有不少，但北京太大了，寻找和选择时间成本也是不低的。
有时也会怀念老家济宁的甏肉，或者旅游到哈尔滨吃到的东北菜，其他有些二线城市也不错，但杭州似乎是个例外，杭州的餐饮还是有点小贵，网上也有不少吐槽杭州美食荒漠的帖子（杭州排第二，第一还得看百京），和阿里巴巴带来的大量地租的冲击可能脱不开干系。
地租、外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中国的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中，农业、工业一般涉及不到什么地租，其中农业是由于土地改革和承包使得农民直接持有土地，劳动者和土地直接结合，但是这是最劣等地，几乎没有地租，并且由于过度竞争，在市场条件下，农民拿到的也不是自己劳动的价值，仍然是劳动力价格，甚至低于工业劳动力价格。
道理很简单，种地要是能拿很多，谁进厂打螺丝？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小资产阶级当中是普遍的，不要认为自己持有点生产资料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而对工业用地，大部分其实也是交通条件稍好的农业用地转化来的，也没什么地租。
在大城市中，大企业的写字楼租金往往是打折的、半卖半送的，甚至直接送的，这是因为，写字楼的其他位置出租带来的地租，周边商铺的人流都是大企业带来的，因此在招商引资上会给予相当的优惠，而大城市中收地租的主要环节则是商场商铺和住宅。
同样一家麦当劳门店，在市中心每天顾客有2000位，资本周转快，年利润率高；在郊区每天顾客有100位，资本周转慢，年利润率低，前者赚取的超额利润大多都会被地主获得，这就是级差地租的来源，我们原来在《北上广深不能再扩张了》一文中谈过这个问题，不细说了。
在级差地租下，业态也会发生分化，一些商家通过适当的低价和独家的产品提高翻台率，实际上是试图抢走周边商户的客源，尽可能从地主手里抠回来一些，但这终归是零和的；另一些商户试图打造自己的品牌，赚取品牌地租。一些商家开在通风、消防、卫生都很难保证的地下室，只做外卖。这就使得城市餐饮变得又贵又难吃。
与此同时，外卖员的生存状况也不乐观，外卖员收入不算很高，并且是冒着车祸死亡和残疾风险赚到的，但是外卖员的涨薪诉求又往往受市民所能承担的客单价限制。这也使得改善外卖员处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核心是改造整个现有市场经济生产体系。
除了考虑外卖员怎么能在合理的劳动时间当中，不冒交通事故的风险就能赚取合理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市民一定要点外卖，自己做不好吗？我们知道这里的限制性因素就是市民的时间是不足的，除了上班之外，由于上班的劳累，下班之外又往往陷入无脑的享乐之中。而一个理想的模式中，劳动者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做饭或者享受经济实惠的馆子，外卖成为一个添头和市民互助的事情（如骑车锻炼身体顺带），而现有的外卖员应该得到合理的安置、良好的居住和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店铺地租，从事餐饮业的劳动者自身也需要一定的居住条件，一般在大城市中，餐饮业劳动者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同时这也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这也会体现在餐饮价格上。而对摆摊的摊贩来说，从远郊住处到农贸市场进货，再到摆摊的地方，骑着三轮车也是很大的劳动量，最后的结果要么得加钱！要么价钱可能就以缺斤短两的方式表现。
大国大城效率高？租子高！
最近几年，有一位沪上的经济学家风头很盛，有不少小朋友喜欢他，他的主张很简单，上海还能再扩大三倍，住一亿人，还拿什么齐夫法则作为自己的根据。为什么呢，是因为上海的经济效率很高，把人赶到上海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单位劳动力产出高，相对的劳动力成本就低。
但是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是能拿到那个产出，还是说自己是那个成本呢？小朋友们想不清楚这个问题没有关系，有一门非常成体系的学科叫人力资源管理似乎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上海再扩大三倍，住在郊区的人要承受更大的通勤成本，住在市中心要承担更高的房租，总之这些都不需要经济学家承担，甚至经济学家自己没准还有几套房。除了居住和通勤，普通劳动者饮食上又得像笔者在帝都一样忍受料理包，或者花很多精力寻觅还能吃的东西，属实美哉。由此可见，什么效率，都是租子啊。
另外多说一句，虽然在一线城市中以拿地租为主要收入享受优渥生活的本地市民阶层很多，但在这个群体中，过往很多年里不同程度的崇洋情节和世界公民心态也是广泛存在的，人很难和自己的收入来源作对，也很难摆脱自己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所带来的意识形态，而一线城市之所以能拥有冠绝全国的地租收益，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现代中国发展的早期就作为通商口岸从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巨大利益。
但说到底，通过口岸的区位获得的超额利润应该由全国共享，不应该上海独占，因而转移支付是天经地义的，轮不到大城市的市民说三道四。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城市土地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来自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利用价值的提高，这个成本也被后入场的郊区居民分担，但收益则主要是中心城区的居民获得。那么这个收益就不应该由土地或房屋持有人享有，而应该由社会共享，这也是开征房产税的理论基础之一。
但在开征房产税之前，也有一些现实的问题，特别是资本外逃的问题。经过过去几年的调控，整体上房价有一定的下降，这一部分首先是泡沫被大量消除，这里我们对泡沫的定义不在于房价的高低，而是其背离地租理论能解释的部分的程度，或者说因为投机而不是“基本面”（“基本面”实际上就是地租的贴现）上涨的部分。
还没开征房产税，只是旧有调控方式的强化，就使得一部分开发商难以为继，出现大量的烂尾楼，除了房地产行情的波动，也有着房地产企业实际控制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成分。对此应有的处理方式首先是保交楼，之后该追责的追责，该破产的破产，该执行的执行，住建部门接手处理化解，一段时间之后，因房价下跌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大大减小，针对楼市的进一步行动可能会提上日程。
发达国家是彼岸世界吗？
说到资本外逃，另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和世界市场频繁互动的。在近几年的一些网络左翼讨论中，发达国家也被描绘成这样一个彼岸世界：“工资高，劳动时间短，工人待遇好”，尽管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之中工人待遇有所下降，在法拉盛刷盘子也不是什么美差，但是在润人眼中，润就是美好生活，但是发达国家的钱来自于哪里呢？如果应用地租理论，就能发现这些国家主要是垄断一项技术，然后收租子，这在近年来的互联网巨头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垄断平台是可见的实体。
我来举这样一个例子：想象某个世界的C城有12000人，他们主要制造各种日用品、小商品、衣服、玩具等等，粮食可以自给；A城有3000人，其中300人造盾构机，还有2700人生产各种商品和服务，他们的农业也很发达。C城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而A城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6个小时。
C城想要建一条地铁，但是他们生产不了盾构机，就必须用2000个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生产的小商品来交换一台300人每天工作6小时生产的盾构机。当然，现在我们仍然是从以物易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从货币的角度，就是那生产盾构机的300人，先将盾构机卖出去，拿到货币，货币依次在A城的企业间流动，并互相交换商品，进行消费，一部分货币再向C城购买小商品，货币又流回C城，达成贸易平衡。
通过上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到30万美元在A城被使用了10次，总增加值是300万，而在C城，30万美元被使用了6次，总增加值是180万。两者用汇率计价的GDP之比是1:0.6，人均GDP为100美元和15美元，比值为6.6:1。
而核算劳动时间，A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是C城2000人工作12小时生产的小商品，加上A城2700人工作6小时生产的商品和劳务，而C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是C城10000人工作12小时生产的小商品和服务，加上A城300人工作6小时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盾构机）。都换算成12小时，就是3350人劳动12小时生产的商品和10150人劳动12小时生产的商品，购买力平价GDP比值为1:3。
盾构机的垄断是由技术达成的，但还有其他的方式，C城从国外买的不止有自己无法生产的工业品，还有C城富人特别喜欢的F城奢侈品，C城的富人觉得自己有原罪，有时候也会卷款跑到A城。但是如果C城的人发现自己可以用150人生产盾构机，盾构机的价格就将暴跌2000/150=13.3倍，现实中盾构机似乎更为夸张一些，从10亿人民币一台跌倒5000万人民币。
C城一种接一种实现了商品的自产化，先是盾构机，然后是芯片，还有大飞机，所以A城、F城GDP相对下降的速度不算很快，但是积少成多，也不舒服，于是A城开始想办法打击C城的各种致力于自产化的企业。以上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从价值量和劳动量角度核算发达国家占得便宜不算太多，但是其高GDP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进出口部门比出来的。总而言之，发达国家也不是彼岸世界，而是血腥的，暴力的，骑在第三世界国家头上的。并且，也要摒弃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幼稚幻想，冲突是剧烈的，倘若不做好准备，就有可能受到突然的打击。
如毛主席所说：“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当然，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人民：“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或者说，不是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要看到，美国人民当中由于其工人贵族身份，其利益是部分和垄断资本绑定的，我们首先追求的应当是破除这些国家的垄断地位，只有这种垄断地位被消灭，美国工人阶级才有可能摆脱这种身份，反过来真正反对美国资产阶级。
如今的中美对抗也提供了另外一些条件，强烈的反华排华情绪可能使得资本外逃本身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不论是大熊猫被虐待（一些观点认为虐待不存在，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熊猫的样子和近年来东亚裔受仇恨犯罪的惨状联系在一起），还是TikTok的周受资在美出席听证会，都代表着资本外逃正变为一件风险大于收益的行为，使得大城市的小地主和更大的地产资本更有可能留在国内接受钝刀子割肉。
在过去四十年当中，国内的聚集地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在国外存在着大量的垄断利润或者说“技术地租”，因而国内形成一个积累中心来对抗外界的吸引力是合理的，相应的，2010年后各省推行强省会战略也是在省内保留一个积累中心。
但是在国外的技术地租逐渐消解的现在，我们也应该开始积极调整国内大城市的聚集形式了，我们自己也应该逐渐疏导，限制，拆解大城市的规模，真正让给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几十年积累的广大内陆地区的城市和居民合理享受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要继续让内陆空心，让一线城市继续作为绝大部分人欲卷而不得，最终只会增加社会对立情绪的彼岸而存在。不要再去走一条其他国家已经验证过的，注定会造成空心化和二元对立的财富无限集中于超大城市的发展道路。
显然，淄博也并不是一座只有烧烤的城市，它的工业和农业底蕴同样深厚，我们在前些天的文章《出圈的烧烤，误读的淄博》中已有介绍。未来是只有北上广深，还是除了一二线之外，会有许许多多像淄博一样的城市也能够健康发展，像雄安这样的实验田可以探索出新的城市模式，人们可以不是以作为人上人为目标集中到某几个地方去内耗，而是根据不同的需求，能选择不同地域和城市平等的生活，这两条路线的选择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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