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挟尸要价》被错误质疑，看部分媒体的愚民心态
一
《挟尸要价》得了金镜头奖，引发了一阵讨论热潮。
有人会认为《挟尸要价》的新闻报道体现了“舆论唤醒公众道德良知，以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金镜头奖是对这种力量的肯定和鼓励，“以此向那些敢于用镜头揭露真相、批判现实的人致敬”。也有人则觉得鉴证他人的苦难却使摄影者获得名利，并非劝善之法，也有乖摄影者初衷。这件事见仁见智，本该引发一些争议。
但媒体对得奖一事的报道却远超道德争议的范围，上升到了质疑和打假的程度。起因是“长江大学宣传部长李玉泉”在博客上发文——《一张假新闻照片，<挟尸要价>夺得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认为照片曲解了事实，误导了读者，人为制造了新闻事件。
“李玉泉”的观点大致有三
1、“牵尸靠岸”被误读成了“挟尸要价”
2、岸上与学生谈捞尸价的是老板，而《挟尸要价》照片中的捞尸人本该是“见义勇为”的英雄
3、不实的舆论报道，使捞尸老人受到了围攻与批判，造成了身心和名誉的伤害
“李玉泉”的博文发出后，立刻被媒体广泛转载，引起群众热议。使得《挟尸要价》的拍摄者张轶决定公开六十余张现场照片，驳回造假、误导的指控。
随着六十余张真实照片公布，争议也平息下来。从一系列有时间跨度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来，根本不存在“牵尸靠岸”，捞尸人与岸上老板是利益共同体，当三万六的捞尸价未付清时，捞尸人就把尸体拴在船舷上，长达半个多小时拒不靠岸，“说好的三万六，钱到位了再往上拉，我只听老板的”，以相要挟。社会舆论重新肯定照片的真实性，把对照片的质疑，转向了对质疑者的质疑。
回头再看“李玉泉”的博文，就明白真正在“误导舆论”的，却正是那个揭发别人误导舆论的人。事发之时，李玉泉根本就不在现场，他到底凭什么来质疑人家当事人呢？
追根溯源，可看到“李玉泉”的论据，几乎全部来自于2009年11月，《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报道《大学生救人溺亡隐情调查：“挟尸要价”另有其人“见死不救”渔民被冤》，署名“杨继斌”。
这篇报道熟练了隐去了的主观表述，把观点（如标题所述，“挟尸要价”另有其人、“见死不救”渔民被冤）寄寓在“客观”的陈述之中，引导读者做出判断。“李玉泉”博文中的话可作为这篇报道的注解：
《华商报》和《新京报》对照片的误读误导了全国大众，各种媒体口诛笔伐，人们在网上发贴咒骂“渔民”的没有人性，甚至咒骂“荆州人”的“冷血”。尽管调查报告已经公布，有关方面已经澄清，但“非事实”的造假新闻在社会中一直传播并引起人们对这个社会或人性的“失望”。
二
接下来说说本人的纯主观看法，都是些没有证据的诛心之论。
我认为这类报道在南方报系那边是一以贯之的，有一种情感和思维方式上的内在逻辑，促使他们周而复始地做这类名为“寻求真相”、实则解构是非的报道。
以这篇《挟尸要价另有其人，见死不救渔民被冤》为例；在讲述捞尸渔民“被冤”经过时，并未采访任何一个对渔民持批判态度的当事人，即不知他们的所见与感受，也不问他们是否有支持观点的论据。批判捞尸人的当事人被报道忽略掉，或者有意排除掉了。
思维成熟的人都会懂得，从爱情到战争，人类社会中一切处于矛盾中的双方对同一件事情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记忆、理论和价值判断，在一切领域里构成一幕幕罗生门。
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不把双方的所见所闻、理论证据摆在一起进行对比，只是不断地为一方辩护，这绝非“寻找真相”，只是如我现在所做的一样，在论述他们自己的观点。
而南周的观点是什么呢？无非又是“加害者其实是受害者”，“情绪化的是非判断总是错的”，而且“群众总是易于被煽动和误导的”。
三
这种思维的人在社会上有那么一大帮，他们今天会为挟尸要价的捞尸渔民辩护，明天就会为被抓的黑社会老大辩护，后天就会为万众唾骂的房地产商辩护试问非亲非故，何必要为了帮别的败类辩护而疲于奔命？
这恐怕不是为了私利或虚名，而是真诚地、自觉地履行某种“社会责任感”、为维护某种秩序和公正而奉献。恰如那段历史名言警示的：
他们去痛骂挟尸要价的渔民，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挟尸要价的渔民；
他们去痛骂黑社会老大，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黑社会老大；
他们去痛骂房地产商，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房地产商；
等到他们来痛骂我的时候，这时已经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这便是生存在逐利社会里，一切加害他人而得利者理应分享的阶级觉悟——所谓的“学会宽容”。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金钱社会里，当你今天用“公平正义”审判作为加害者的别人，明天就可能作为加害者，受到他人以“公平正义”为名的审判。
而且越是精英，越是源自生物本能地明白这一点。因为社会早就变成了金字塔，风险层层往下转嫁，利益却被向上输送；对身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高位之人而言，“受权力者压迫”的风险远远小于他们面对“多数人的暴政”的风险。
四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一直都在持之以恒、不遗余力地为恶棍、罪犯、洋奴、汉奸、卖国贼辩护。这类言论过分恶劣，却又充斥着财大气粗的“主流媒体”，以至于随便晃晃脑子，就像脚踩湿拖把一般挤出一大滩脏水来
他们说鸦片战争只是为了让中国通商，开放与世界的交流，却回避中国当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唯一能扳平贸易逆差的进口商品仅是祸国殃民的毒品鸦片
他们说汪精卫是曲线救国，投靠日本是权宜之计，却不提汪伪政权帮日本人宣扬亲善、打击民间反日言论、屠杀其他抗日英雄、镇压反日组织
他们用《色戒》为汉奸翻案，只演他作为男人“优秀”的各面，却一个镜头也不演他在日本鬼子面前奴颜婢膝，或在抗日烈士面前穷凶极恶的
他们鼓吹国民党抗日有功，却不提国民党没有能力、也拒绝发动和组织群众，反而盘剥重敛、放任兼并、重用劣绅、抓丁充军；自己没能力发展敌后根据地，反而对之实施武装和经济封锁
使用的方法也是千篇一律的，1、总是渲染加害者行为被动的一面，2、却刻意回避加害者对受害者的残忍和冷酷，3、把加害者遭受反抗的过程描绘成受害者一般，4、试图让反抗者把自己的行为误解成自己所反抗的对象
他们“镜头”永远温柔地、“宽容”地关注着各种加害者，却冷漠地、如同背景一般地扫过受害者，镜头跳过一切加害过程的残暴和冷酷，却心怀恐惧地聚焦在反抗者因义愤而扭曲的表情、肢体上。
所以千万别以为这类媒体人眼里关注的，是什么挟尸要价的渔民或是落网的黑社会老大，又或者“司法公正”“程序正义”这些虚无的东西；他们关注的对象仅仅是群众，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我看着，对我们的情绪变化和价值观取向保持着高度敏感
所有的社会焦点事件，对他们而言都是“机会”而已。他们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来灌输、巩固一种消极的意识形态，用来反对群众的主观感受、情绪化认识以及一切主动性强的言行。
五
不可否认，主观感受容易导致片面性，情绪化认识容易造成误解，动辄付诸行动常得不到理想结果。
主观感受容易导致片面性，但主观感受却是认清现实和真相最直接、最真实、最廉价的渠道。相比之下，所谓的“客观”却因为其昂贵的政治、经济、学术、时间成本，使之被精英阶层垄断，在利益冲突时被认为操纵。
物价有没有上涨？房价是否太高？工资是否普遍增长？当我们意识到当权者垄断、操纵的“客观”与普通百姓感受差距如此之大时，才会意识到论证的成本多么巨大。光中国商品房空置率到底大不大这个问题，权贵们把国人逼到了给黑灯小区照相上网的地步，可他们不还是死不承认嘛。
而且主观感受也最容易帮助人意识到立场对立的事实。当捞尸人余款不结就拒不靠岸、一脸凶悍、完全藐视岸上学生的悲痛和哀求的时候，不需要调查、研究、论证、质疑和争论，仅凭着胸中的义愤就能做出判断，对方是只认利益关系、拒绝情感认同的另一个阶级，且以我们的血肉为食。
六
情绪化的确容易造成误解。但与观察者的理性化相对应，情绪化却是实践者固有的认识方式。情绪本身就是联系外部世界与人类内在世界的生物学桥梁，让我们与世界积极的互动。
只有与实践分裂的旁观者，才能够彻底排斥情绪，一味追求理性的认识。然而排斥情绪本身，也是一种情绪。一个心平气和、舒服安泰的人，自己必然处在一个让人心平气和、让人舒服安泰的环境之中。所以古人说
“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故余粱肉者难为言隐约，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
夫高堂邃宇、广厦洞房者，不知专屋狭庐、上漏下湿者也。
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也。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窜头宅者之役也。
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
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
被纨蹑韦、搏粱啮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米舌)之苦也。
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跖耒躬耕者之勤也。
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檐步行者之劳也。
匡床旃席、侍御满侧者，不知负辂挽船、登高绝流者之难也。
衣轻暖、被美裘、处温室、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
妻子好合。子孙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妇之悲恨也。
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者之死也。
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者，不知木索之急、棰楚者之痛也。
坐旃茵之上，安图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难也。
对实践者而言，事物的表象只是经历中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则是由感受和情绪来承载的；而对观察者而言，事物的表象就是他们所见的全部。由此观之，排斥情绪、单以理性为智慧，恰恰是无知和愚昧的发端。
七
一种排斥情绪，排斥人主观经历的叙事方式，就可任由人筛选信息，避重就轻，填塞无数谎言。于是秦桧、李鸿章不再是卖国贼了，汪精卫之流不再是汉奸了，殖民地的“社会贤达”不是洋奴买办了，蒋家王朝不再是独裁统治了……与此同时，刘文彩、周扒皮却成了勤劳致富，黄世仁被看做青年才俊，地主又养活了农民，而资本家开始带着工人致富了；另一方面，董存瑞、邱少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却成了虚构故事。
这些意识形态的扭转怎么发生的？就是在“主流媒体”日复一日的宣传下潜移默化进入人心的，要求用一种去主观、去情绪化的模式认识历史。主流媒体恐吓我们，说到处都是处心积虑的骗子，他们用细节上的错误来论证历史可被虚构，只是为了让读者和观众因文化恐怖主义而放弃判断，接受“认真你就输了”的消极心态。
当年的劳动者、反抗压迫者们用情绪、主观感受承载的历史记忆，在这种认知模式下被反复解构了。当董存瑞的英勇举动变成广为流传的笑话时，他胸中洋溢的激情和正义感，所对应的残酷历史经历，自然也被后人遗忘。
而那些基于事实和现象的理性记忆，却需要大量脱产的、没有回报的对比阅读和思考分析来逐步积累，这恰恰需要一般人不具备的闲暇。于是信息和舆论的垄断者便能翻云覆雨。
现在要一个血汗工厂里靠加班费过日子的普通工人说资本家善待工人，这是不可能的。但偏有人相信几十年前地主善待佃农。现在要一个中产阶级以下、重债购房的家庭认定房地产商都是勤劳致富的，这是不可能的。但偏有人以为几千年来的土地兼并是勤劳者致富、懒惰者失业。
为什么对古今认识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其实仅仅因为对现代的认识有亲历感受做基础，对历史的认识却不能将心比心，只认表象。
八
部分媒体对《挟尸要价》的质疑背后，表露了他们对大众舆论和群众政治的一贯厌恶与恐惧。精英阶层会按他们的面貌改造这个世界，于是操控的媒体永远都不会停下宣传。
他们过度赞美理性、客观，反对主观。用心理学的、社会学、医学的各种理论重构人们的认识，防止人们凭借自己的感受来理解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唱歌、绘画、作文、人际交往、体育运动等本该由人亲身参与的活动，都被改造成了与个体实践相分离的新式娱乐文化，在信息轰炸中使人类退化成世界之外的观察者。
他们用多元价值、多元文化艺术来阻止人构建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切价值观和记忆都会在被刻意纵容的言论自由中遭到不止一种的歪曲和解构。任何主见都暴露在打击之下，这种文化恐怖主义推动了民众“认真你就输了”的虚无主义思潮
他们反对情绪化和暴力（无论是压迫还是反抗），丑化一切自发的、积极主动的良知行为，而通过神圣化的（信仰）、教条化的（司法）的方式再诠释社会中的一切秩序。
所谓的普世价值涵盖的人权、自由、民主，无论是神受的还是法定的，总之一定不能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通过斗争争取到的。人民只能支付香油钱或购买赎罪券来祈祷上帝怜悯，或者支付昂贵的司法费用来祈祷讼棍的怜悯，以争取稀缺的权力资源为自己的基本尊严服务一把。
群众只能是精英们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领受者、服从者或助力，不该拥有自己的认识，不该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更不该获得付诸实践的主体地位（而应该把一切问题托管给垄断着政治经济资源的精英阶层）。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独裁者的训政、精英党的驯服工具、知识界的“科普”“专家教授”、厂商的明星广告……都是一回事，而且从来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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