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介绍广益的第十三篇笔记之前，先做点预备工作。我在《别拿调料当主粮》一文中提到了《文化纵横》杂志对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的访谈录《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当时只是引用了其中对中国媒体的暴戾之气的批评，后来越来越觉得，这篇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值得好好介绍一下。
赵鼎新指出，中国目前缺乏主流价值观，因此政府和媒体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而非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在美国，因为媒体和政府持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媒体的态度比较保守，很多时候只是政府的传声筒，但在中国，政府和媒体却因为价值观不同，而存在十分紧张的关系。赵鼎新认为，主流价值观的缺乏，一个根源在于言论不自由，各个阶层的人缺乏在公共媒体上公开表达和彼此辩论的机会，所以对别人的贡献往往缺乏认知，结果总是幻想自己所在的阶层出力最多、收获最少，产生强烈的被剥削感。而且，言论自由可以使各种声音的人相互牵制，从而避免全民运动的发生。
我对赵鼎新这个观点持一定保留态度，因为台湾的言论不可谓不自由，但台湾因此就有主流价值观吗？不过赵鼎新认为由于缺乏主流价值观，中国社会缺乏“忠诚反对”（loyal opposition）的传统——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声音都缺乏尊重对手声音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对手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并不是虽然有重大分歧、但在基本价值观上一致的“反对着的朋友”——这是十分正确的。
赵鼎新同时否定了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暴戾之气可以用“社会变迁”范式来充分解释，也就是说，不能把暴戾之气的出现都归结为社会的巨大变迁，这种想当然的归因是不实证的。实事求是地说，要消除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最好的办法是把社会矛盾制度化，也就是说，承认社会矛盾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中性现象（不管是转型期还是非转型期），在这个前提之下利用严密的制度和法律来解决社会矛盾，从而把体制外的事情转化为体制内的事情。
以此看来，现在中国社会有这么盛的暴戾之气，应该负主要责任的的确不是民众，也不是媒体，而是政府。我由此想到，我们有时候批评媒体和民众，但这种批评主要是说给有潜力成为精英的人听的，希望他们在接受批评之后，可以认真反思，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以免永远“泯然众人矣”。但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光批评媒体和民众是不行的，因为媒体和民众的权力根本没有大到可以对社会面貌力挽狂澜的程度，有这个权力的只能是政府。
具体来说，政府的最大问题有二，一是对言论自由缺乏正确的认知，不知道民众的什么言论应该允许自由，民众的什么言论不应该允许自由，于是一方面对许多没有必要封杀的言论如临大敌，另一方面又对许多理应封杀的言论不以为意。二是缺乏把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不是采取“疏”的办法（和而不同）维持和谐社会，而是采取“堵”的办法（抹平矛盾）来维持，结果就对闹事者过于软弱，不仅助长了“越闹越有奶吃”的民粹情绪，而且破坏了法制的公平性、严肃性。而且，当这种堵的思路决定了地方官员政绩的评定方法，也即一味以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为准绳，而不考虑可持续发展性时，地方官员就都成为“在我卸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短视之徒，使他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当群众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时，上世纪80年代的动荡就呼之欲出了。
有了上面的铺垫，下面来看看广益的第十三篇笔记。我认为，这篇笔记补上了赵鼎新文中没有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分裂不是在政府和媒体之间，而是在执政党内部怎么办。
广益先是从“台独”精神领袖姚嘉文和异议作家王力雄的预言小说中发现二者都在强调中国南北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分裂，继又援引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中国南方出现和海外华人同声相应的“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的非小说式预言，然后指出，他们不是危言耸听，这种南北冲突其实已经初现端倪了，这就是“南方系”的崛起。
很多人以为南方系是体制外的异议集团，其实大谬不然。南方系依托的《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是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媒体。如果没有政治力量在背后撑腰，南方系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声音。其实，不知是陈独秀还是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内部像国民党、民进党以至日本的自民党、民主党一样有派系斗争，不仅是人性的必然，而且早就被无数可靠的材料所证实，没有什么讳言的必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南方系背后的大佬是颇有野心的，而且很有不择手段的味道，所以广益才要提醒大家：就算你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右派，最好也要对南方系抱有警惕，因为就算他们没有分裂中国的意图，这一派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忠诚反对”的。
的确，南方系在争权夺利上所使用的卑鄙手段，早就达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最近在新浪微博上就有个现成的例子：《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指责那些抱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而自外于“文明社会”的人，说没有新中国的独立自主，我们也许还在过着民国时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生活。结果马上出来一大堆人，说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是中共在1949年之后为了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而编造的。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清末民初，上海一些公园禁止中国人和狗入内的规定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不是写在一项里，而是分成两项罢了，这不仅有政府文件的文字记录，而且详细写着这些规定的牌子也是有影像证据的（见图）。至于一字不差地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现在的确没有实物或影像证据，只有一些目击者的回忆，而这些回忆确实不能说是十分可靠的。从纯粹客观的史学角度来讲，质疑一字不差地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存在，的确是体现了史学的实证精神。但如果要坚持这个实证精神，就应该同时认识到当时确实是有很多人相信这块牌子存在的，而且它毕竟是有史实作为依据的，所以1949年以后中共对这个事情的宣传并非有意造假，充其量是不够严肃罢了。 
那么这场有关“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争论，和南方系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第一个公开质疑这块牌子存在的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文章发表在1994年第2期的《世纪》杂志上，其中就不恰当地说“这是一个人为编造的故事”。因为原文我没有看过，不好再多评价什么，但从此人的研究方向来看，是一个典型的“摩登主义”者，特别怀念半殖民时期上海的风韵，充满了上海小资情调。
紧接着，《南方周末》1994年4月29日“芳草地”副刊就刊登了署名“袁靖宇”的《史学家的骨头》，引用了薛理勇文的结论，痛斥编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神话的人是“哗众取宠，自己作践自己”，“太下三流，卑劣得令人愤怒”。这个袁靖宇和薛理勇一样，都只实证了一半，光顾质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存在，却不去想想当时的历史氛围，想想为什么这个说法会在20世纪初清朝还未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这种片面的实证，本身就充分反映了宣传者的意识形态，至于那种“作践”“下三流”“卑劣”的指控，已经开后来NF系媒体人谩骂异己的先河了。
不过，总的来说，由于上世纪90年代经济还不够发展，所以媒体的力量还不如现在这么大，南方系虽然已经有了断章取义误导舆论的娴熟本领，但还很难兴风作浪。进入21世纪，社会矛盾逐渐增多，因特网等技术又极大加剧了信息流通，于是南方系在公众面前狂洒狗血的时机终于全面来到了。而且，还有一点因素不容忽视，就是最近几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冲击，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系大佬和党内其他派系的矛盾便提前浮出水面了，这从最近《炎黄春秋》和《半月谈》等杂志能发表一些突破言论尺度的猛文就能看出来。
在这种狂欢中，南方系和他们的粉丝、小弟连之前片面实证的姿态都不要了，在不要脸方面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在这次朱伟引发的微博争论中，有人就完全否认任何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意义的牌子存在。还有人（如余少镭）虽然承认这些牌子的存在，却说民国成立后就匆匆撤掉了，似乎比前一种人强一点，其实是一样无耻。事实是直到1917年9月，外滩公园修订的《公园规则》10条中仍然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而这一年是民国六年，连袁世凯都死了。直到1928年，租界公园才被迫全部向中国人开放。
所有类似的事情都表明，南方系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力量，其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其中那些媒体人的群魔乱舞，而在于掌权大佬的幕后操纵，而这种幕后操纵反映了执政党内部的分裂。也许我们人微言轻，难以弥补这种分裂，但至少我们可以不急着站队，以免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能够不为先前主动站队而被当成炮灰悔恨终生。
到这里就把广益的四篇最新的《洛杉矶十日谈》评完了。拉拉杂杂，不成系统，甚是惭愧。不过更惭愧的事还在下面。广益把我的长文《向前精英，向后小资》转到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的论坛“朝圣山”上，法学院的章永乐老师（海裔）看到之后，回复道：
这文章很宏大，已经是在做体系建构了，而且提出了“实证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政治理论主张。
不过，我还是不太能理解这个“实证保守主义”中的“实证”。这个主义的基点在于“科学实证”，但从“科学实证”出发是否能直接臧否政治价值观，我是心存疑虑的。因为各种政治价值观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现实的：有的是给不太完美的现实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对现状进行合法化，有的是能通过批判现状打开改革和变迁的空间，有的是给痛苦乃至绝望的人提供精神鸦片……如何通过“实证”，对这些非常不同的介入方式进行评判？科学是否是进行政治判断的充分的根据？（虽然有political science这个名称，但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徒有科学之表而已。）
然后，广益就希望我能尽快给一个答复，我们为此还在网上认真讨论了一番。但是，因为有别的事情，导致我的拖延症发作，竟然半个月都没有回复。现在我就借评论广益《洛杉矶十日谈》的机会完成这个答复，呵呵。
谢谢海裔老师的点评，请原谅我半个月都没有及时回复。
我认为科学的最终目的其实并不是认识客观世界、发现宇宙真理，而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促进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科学所主张的实证主义，恰恰是最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一套方法论。不过，实证方法论的具体内容是不断演化的，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不尽相同。对于当代实证主义来说，我曾经初步总结了以下几条原则：
1. 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2. 兼容原则：新的理论必须能够兼容旧有的成功理论，同时能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
3. 开放未来原则：承认远未来的全貌是不可精密预测的，但是在没有不可预知的力量作用下，未来的宏观走向有时是可以确定的，未来的个别微观细节也是可以精密预测的。
4. 概率原则：(1)科学解释的真理性的本质是高概率性，尤其是对近未来的预测成真的高概率性；(2)两件事情是否有相关性，必须通过概率论的检验。
5. 逐层还原原则：高层次的现象可以还原为与之相邻的低层次的现象，涌现（emergence）可以用低层次的科学规律概率性地预测；但是，越层还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6. 唯物论原则。
7. 有限实在原则：低速宏观世界中的一些现象因为可以被由进化所塑造的人类心理直接感知，所以可以视为有实在性；但是在其他层次上的一些现象不能被人类心理直接感知，可以认为并不具备实在性。人们对这些层次上的现象的解释并不是为了证明其实在性，而只是为了“拯救现象”。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如果应用这些原则，那么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 社会现象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可以还原为人类心理彼此相互作用以及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科学理论应该紧随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换句话说，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应当以人为本，以对人性的正确认识作为其理论基石。
2. 人类心理又是进化的产物，因此心理学的完整的还原主义实证进路必然符合进化心理学范式。所以，社会科学的实证进路也应该以进化心理学为基础。
3. 进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新兴的进路，必须能够兼容传统心理学的各种成功进路，比如必须能够把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凡伯伦的“有闲阶级”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本能”理论及其他认知心理学理论、以阿希从众实验和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等经典实验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等成功的传统理论整合起来，而不是自说自话，对前人的成功研究视而不见。
4. 同样，进化心理学也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表面上违反进化心理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初步研究的结论是，凡是能够稳定存在的意识形态，一定在某一方面是契合进化心理的。比如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视为互惠利他的个体博弈心理策略的体现，而宗教则是朴素目的论和二元论的发展，等等。
5. 对于某些进化心理学尚不能合理解释的社会现象（如自杀现象、同性恋现象），实证的研究应该是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现象学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可靠的经验法则，以备今后能够被还原地整合到进化心理学理论中。
6. 至于最终如何评定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优劣，取决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达尔文主义式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最能够保证中国在主权独立的情况下稳健复兴，赢得竞争，最终引领世界和谐的政治价值观就是最优的。
通过实证考察可以得知，第一，要把中国价值观全盘改造成其他价值观，社会成本太大。第二，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对进化心理的后天矫正恰恰要小于西方价值观，而因为这种后天矫正需要消耗社会成本，所以在其余情况皆同的时候，秉持传统中国的价值观本来就可以降低社会成本的支出，提高国家竞争力。第三，传统中国价值观在保持社会和谐、增加社会幸福方面展现出的能力丝毫不亚于西方价值观。因此，我认为我们理应在感谢历史给了我们这种更经济的价值观的同时，利用一些现代性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造，这样就可以在成本最小的情况下提升中国的竞争力，实现中国的复兴，这样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因而是最优的。
以上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是否自洽、妥当，望海裔老师继续不吝赐教。
2010.0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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