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 /文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并进行电视转播。（11月8日《新京报》）
这样的情景，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文革”的批斗大会。只不过“批斗者”与被“被批斗者”颠倒了一下角色而已，“文革”中的批斗是群众批犯错误的干部，而今天陕西富平县的“批斗会”，是干部批斗“犯错误的群众”。
11月7日，陕西富平县农民段定梅、乔转丽在商量着怎么“讨还公道”。尽管事情已过半年多，但她们还是无法“从噩梦中走出”。42岁的段定梅，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她第三次赴京。2010年3月4日两人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4名工作人员连夜将她们用专车遣返回乡。3月5日早晨，两人被“接访车”带到了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在公安局做完询问笔录，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当日警方通知，下午要开一个会，要求段定梅、乔转丽参加。
3月5日下午，县政府广场设了“主席台”，扯起了横幅：“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会场是黑压压的人群。下午2时，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到达会场。警察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并说这是县领导安排的，他们也没办法。当时特别想跑，或“找个地洞钻进去”。段定梅说。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段定梅的丈夫李志民则估计有1万四千人。一名富平县的村干部透露，3月5日当天县里通知了各乡镇、各村组的干部去开会。他说“明知县政府在瞎搞，但我们不敢说”。
群众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剥夺。同时，群众上访反映问题，希望讨个公道和说法，是对政府机关的信任。而富平县领导不仅不去积极解决，反而利用手中权力和国家机器给予制裁和打压，甚至采取万人大会公开处理的做法羞辱上访者，更是对公民人身权、名誉权的侵犯和人格的侮辱。
“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即使封建社会的官吏，恐怕也不敢这样兴师动众地问罪访民，而今日富平县的官大人们，居然如此对待人民群众，那里还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们要问，富平县还是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朗朗乾坤？其实，像富平县官老爷们这样以“维稳”为名，无法无天地滥用权力压制群众信访的行为，在其他地方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他们所谓的“维稳”，已经变成了知法犯法的挡箭牌和遮羞布。这种畸形的“维稳”是建立在访民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而得不到伸张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毁坏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
这种不解决实际问题，依靠打压“维稳”的野蛮做法，以其说是在“维稳”，不如说是在制造、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这些年来，在各地弱势群体“被暴力”事件在日趋增多的同时，“暴力报复社会”伤害无辜的犯罪案件也在大幅上升。这里面固然有当事人本人的责任，但是弱势群众没有解决问题途径、没有讲理的地方，从而对政府和司法部门失去希望和信任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尊重公民权利。在一个公民合法权益可以任意遭到践踏的社会，不管其物质如何发达，国民断然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11月9日，国务院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部分地区和领域矛盾增加，必须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识能力，防止“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发生。意见的出台无疑是治理权力滥用行为的一个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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