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新浪财经频道为中国证券市场20周年做了个专题，邀请一些重量级的经济学贤达为其发言，今天看到一篇“二十年回忆之周正庆：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五点意见”。周正庆先生是证监会的前主席，由他来谈对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程的感受，恐怕说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看了周先生的感言，觉得有些悲怆之感，有一种“原来被忽悠了这么久”的意味在其中，被谁忽悠了呢？被周先生口中的“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架构和学说忽悠了。
周先生开口就直奔主题“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尤其看到了它消极阴暗的一面。对此，我归纳成了‘三性’：脆弱性、贪婪性和欺骗性：在金融危机下，百年投行顷刻倒闭；三大评级机构，为追逐利润，收取高额评级费，违背职业操守，弄虚作假，把有毒证券贴上了优质标签，欺骗了全世界。”
如果其他人，比如普通股民看到的是自己的血汗钱被“三性”怪物吞噬殆尽的现实的残酷，比如大小投资者看到的是买到手的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刹那间变成一堆虚幻的负数，那么作为证监会的前主席的周正庆先生，恐怕就是从亲眼所见的无数中外案例、黑幕、罪行中得出的感受。
草民想，周正庆先生所言的所谓“脆弱性”，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有风吹草动就拍屁股走人，一触即溃，留下一堆烂摊子的德行；所谓“贪婪性”，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秉承的对自身利润的最大化的无穷无尽的追逐，哪怕是带血的利润、触犯一切禁忌的利润也在所不惜；所谓“欺骗性”就是培育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拜物教的氛围，以巫婆神汉的法术麻痹大众、麻痹商业对手，通俗了说，就是坑蒙拐骗。
周正庆先生的核心结论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给世界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理应对某些西方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再不可把它奉为经典去盲目崇拜。”
草民以为，周正庆先生的这些感悟，应该是由切身的感受油然而发的，草民大胆猜测，周先生当初多多少少又何尝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和力行者？倒不是说别的原因，这30年来主导中国经济理论界、经济决策咨询界所的主流群体，就是一个个“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坚决膜拜者和全力吹鼓手，周先生多年来何尝不是置身于这些声音的包围之中难以自省？
除去如“吴市场”、“张产权”、“厉股份”、“曹破产”、“茅富人”这样的老一代“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膜拜信徒，还有后来的如樊纲、许小年、周其仁以及林林种种的“经济学家”、“首席”、“师”们，还有诸如陈志武、文贯中这样的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终身教职，却整天在中国鼓吹“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和价值观的“双重身份”者。
说白了，这个主流群体就会跟在“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后面学舌，鼓噪，没有半点自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原创的理论和实践，动不动就拿亚当.斯密、科斯这些“鼻祖”及其后人的招牌和本本吓人。其实就是一种鹦鹉现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鹦鹉。
周正庆先生总结的“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体系的“三性”： 脆弱性、贪婪性和欺骗性，有一个总的外在表现：冷血性。
简而言之，主流经济学信奉的新自由主义价经济学值观中有一件高傲的外衣：“理性”，再将其人格化，叫做“理性经济人”。通过“理性”这把刀，把人性的血肉剔除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就是非人性的“理性”，用百姓的语言说，叫做“不说人话”。
比如，今天就见到一位，《广州日报》报道“北师大学者董藩称目前房价不算高”，这位“学者”的背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提出了创建投资法学、租赁经济学的设想，是国内实施购房按揭贷款、建立二板市场等发展主张的最早提出者和积极推动者。”，显然属于“主流”。董藩先生的“核心理论”是：买不起是不是意味着没有成交量？没有成交量你怎么来解释现在我们建多少房子都不够卖…什么是商品？只要能卖得出去，定价就是合理的。
当然，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冷血理论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性”，却丧失了基本的人性，网络上对董先生是一片热烈的“问候”之声，而这种完全背离社会民众生存实际的言论在这些年的主流经济学者中，一直是惊艳不断的。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鹦鹉在中国鸣唱的两个支柱，一个是“看不见的手”理论，一个是“市场自我调节”理论，形成了“包医百病”、“包打天下”的理论体系。其实，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市场自我调节”都否认了鹦鹉们存在的理由。
第一，如果“看不见的手”是决定性力量，那么所谓经济学家们的存在有何必要？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就跟“玉皇大帝的手”似的，谁知道“玉皇大帝”是怎么想的，会怎么做？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自称“玉皇大帝的代表”，那就只有巫婆神汉了，西方经济学鹦鹉以为是“看不见的手”的代言人，与巫婆神汉何异？
第二，如果“市场自我调节”成立，那么这些整天唠唠叨叨地讲学、研讨，不厌其烦地抄书，把洋文变成汉字，把汉字变成洋文，相当于做无用功。按“自我调节”逻辑，市场无论有何种异动，与经济学鹦鹉们什么相干？人家市场已经“自我调节”了，这些经济学鹦鹉专家、学者有何用？再把“看不见的手”和“市场自我调节”合一块儿考虑，鹦鹉们还有什么存身之处？
鹦鹉理论家、专家们对“政府调节”可谓是痛心疾首、恨之入骨，连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行为，中国的鹦鹉们也很不以为然。但反过来一想，政府应该对市场“无为”，难道鹦鹉们的“有为”就应该？这是说不通的。
更无聊的是，诸如放话说“目前房价不算高”、“只要能卖得出去，定价就是合理的”这位董藩先生，乃至于“吴市场”、“张产权”、“厉股份”们，往往都依附在目前还有浓厚非市场色彩的体制内得到了种种好处，比如福利性的分房或者低价房，比如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退休待遇等等。
而且，但凡经济出了什么问题，鹦鹉们开出的“药方”一律是“市场化不彻底”，“改革不到位”，全然不顾周正庆先生所指出的“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庐山真面目”，这跟张悟本的绿豆“包医百病”有何区别？
既然如周正庆先生所言“近三十年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给世界带来了不良的后果。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理应对某些西方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再不可把它奉为经典去盲目崇拜。”
那么。何不来一次“焚书坑儒”，焚“某些西方经济理论”之书，“坑”至今还在执迷不悟于“某些西方经济理论”之“儒”们。当然，这个“焚书坑儒”是非暴力的，是温柔的，和风细雨、追求公平的。
第一、开展对“某些西方经济理论”的质疑、讨论、批判，也算是把有害的、饱含“脆弱性、贪婪性和欺骗性”的书们烧一烧。
第二、把整天夸夸其谈、坐而论道这些“三分无用、七分有害”的“某些西方经济理论”的大小“儒生”们，从体制内下降到社会“基层”，正当壮年的可以去富士康之类的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环境中“奋斗和创业”，已经年迈的可以“享受”与同工龄、同年龄的企业退休工程师、管理者甚至工人的待遇。让“儒生”们回归社会现实，于“儒生”来看，可能算是被“坑”了一把，但于“儒生”于社会，何尝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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