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尚不死，南方报不休
——从围剿孔庆东看转型时期的笔杆子
只因为对南方报系发了几句微词，孔和尚就被戴上了“新型汉奸、文革余孽”的帽子，大有不死无以谢国人之势。
我服了，我真的服了，我不服不行。所以我这篇文章完全与孔和尚无关，与南方报系无关，是我瞎掰。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历史事件中，知识精英成为了走资派的先锋队，而媒体又成为知识精英的有力武器。
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尽管是由党和国家出资兴办的，却已经变成瓦解国家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此情形下，尽管发动政变的保守领导人掌握着苏联国家大权包括军权，仍然难免陷于孤立而迅速倒台。批判的武器战胜了武器的批判。
看起来这是个历史之谜：知识精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却又成为了体制的掘墓人。
很多人至今无法理解：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的确，在改革之前，知识分子只要遵循党的路线，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
但是，用钱是买不来信仰的。
何况，体制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是天然对立的。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高涨得出乎了官僚们的意外。
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
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苏联知识分子不无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
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越来越乐意会见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这一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歪曲。
知识分子越来越自觉其阶级利益，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个人言论自由才能保障知识分子利益最大化。
可以想见，文革把他们打发到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使之斯文扫地，难怪知识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了。
虽然知识精英口口声声自由平等，实际上也未能免俗，不过是追求本阶层的利益而已——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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