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顾名思义，首先当然指的是宫殿、是建筑，其次才是在里面发生的历史、保存的遗迹和文物。建筑是石头的书，离开了建筑这个载体，一切历史、遗迹和文物都难以完整的附骥。就像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可以矫情地把或劫掠、或偷盗并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稀世珍品，称之为“抓”来的，但却丝毫不能改变这些文物来路的卑鄙与肮脏，下流与无耻，更改变不了大英博物馆没有文明资格、没有道德资格来阐述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文明历史一样。之所以开宗明义要提出这一点，就是要撕掉台岛湾民60多年来，特别是1965年以来将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外双溪的、堆藏故宫被劫掠文物的仓库，伪称为所谓“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寡廉鲜耻的公然造假面孔。
之所以要在此对台北市的这个故宫文物仓库的管理当局和台湾当局给予严厉批驳，首先来自于这个仓库的来路的肮脏，其次源于目前的保管员周功鑫的无知和猖狂。在此，必须严正指出的是：故宫只有一个，那就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而台北市外双溪的这个非法剽窃故宫之名的被劫故宫文物囤积仓库，不过是在1965年由砖头和水泥伪造起来的山寨盗版而已。长期以来，为了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为了照顾台岛湾民一些人的所谓面子，大陆尤其是政界和学术界、文化界、文物界都没有让台湾省宣称的所谓“台北故宫”难堪过，但自以为是的台岛湾民在坐井观天之下，反倒愈发嚣张狂妄起来，不但妄言台北外双溪仓库的原故宫文物比故宫博物院多，周功鑫之流更是寡廉鲜耻地倒打一耙指责故宫博物院名称“侵权”，狂妄叫嚣外双溪仓库才有资格叫做故宫博物院，尤其令人鄙视和讪笑的是，周功鑫在一番“考证”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远超过被劫掠到外双溪仓库里的原故宫文物数量。这也让我想起几年前大嘴巴李敖李大师的妄言“故宫博物院里没什么收藏了，都被劫到台湾省来了”——很显然，在台澎金马60年的洗脑，让我们有必要给李大师以宽厚的怜悯，而闻过知改的李大师在特许观摩了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收藏、了解情况之后也心服口服：“之前我说的话，错了。”
大陆不少网民以为台北外双溪仓库窃藏的是故宫全部精品，故而在极度自恋和封闭无知的外双溪仓库管理当局、台媒和湾民的歪曲渲染下，不免陷入自卑。其实，故宫博物院里的收藏多于外双溪仓库，在精品上也当仁不让。比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前半部分保存在大陆，后半部分保存在台北外双溪仓库；被乾隆并称为三希帖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外双溪仓库，而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则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故宫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被推翻，紫禁城的全部宫殿本应收归国有，但按照当时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即“后寝”部分。溥仪在此居住14年后，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溥仪被撵出紫禁城后，段祺瑞及清朝遗老们都策划让溥仪再次回宫，图谋帝制复辟的形势异常紧迫。为防止复辟，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也就是在1925年以后，原来的皇城紫禁城才被称为故宫。1927年，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连续叛变革命，孙中山三大政策基础上确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被彻底破坏，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被公开屠杀，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也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决裂。随着蒋介石所谓“二次北伐”和蒋桂战争的结束，1928年，故宫博物院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接收，当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东北易帜，由服从北京政府改为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日军入侵华北危及文物，故宫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上海储藏。1936年，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存于上海的文物分批转运到南京储存。1937年起，日本法西斯接连发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刚转迁到南京的南迁文物，又不得不再次西迁，分散在贵州安顺、四川重庆、乐山、峨嵋等四处。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全部东归南京的中央博物院。换言之，故宫的文物，大部分保存在北京，一部分精品保存在南京。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蒋介石却无视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时代要求，顽固坚持反共独裁的法西斯专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拒绝履行1945年国共最高领导人在重庆签定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即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内战。三年的解放战争，不是所谓国共两党的个人恩怨，一己之争，而是决定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两条道路的决战。党心军心民心、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民权民生早已全面破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1948年9月之后就以螺旋下坠的速度加速走向崩溃，岌岌可危的南京政府下令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院的故宫精品文物窃运台湾省，这一方面是蒋介石集团为顽抗和偏安所做的物资准备——与盗运上海中央银行金库的黄金白银和银元的目的并无二致，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集团为现实和证明其“正统身份”的象征——不光是故宫和中央博物馆的精品文物，还有多个博物馆的珍贵收藏。比如说，原藏于故宫博物院文渊阁的、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当年存放《四库全书》的书柜都保存完好，但离开了文渊阁的这套《四库全书》却被国民党当局窃藏在台北外双溪仓库内。1948年被窃运到台湾省的文物一共三批，总计2972箱。抵达基隆后，先后存放在杨梅、台中糖厂、北沟等地。1965年，国民党流亡当局在台北近郊的外双溪修建了仓库，窃藏至今。这就是孤悬大海的台湾省台北市为什么会出现故宫文物的原因，这也是去年故宫博物院官方证实，故宫的藏品，数量多于台北外双溪仓库，质量上也是精品荟萃。外双溪方面也不得不对此予以承认。这事实上是对长期以来外界，尤其是在台岛湾民社会中一系列错误教育的矫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空前支持和广泛响应。1961年，国务院宣布故宫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从五、六十年代起就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维护整修。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今，故宫已成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其它四个分别是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美国白宫。故宫博物院正是在故宫这个作为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国家级的综合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此外，1986年，在沈阳故宫的基础上建立了沈阳故宫博物馆，主要研究和收集满清入关之前在关外的历史。但基于清兵入关之前位于沈阳的宫殿，是作为地方政权的所在而非取得全国政权后的皇宫，影响不大，故一般而言，凡指故宫，一般都指的是位于首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后者则需专门说明为“沈阳故宫”。
让我们不满意的是，无论是故宫博物院的郑欣淼院长个人还是大陆相关的官产学界，都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定位、历史价值、名称保护、形象维护、对外宣传等方面放弃原则，混淆最基本的学术界限，放任甚至纵容台北市外双溪的那个故宫被劫文物仓库公然窃取和盗用故宫博物院这一独有名称，这不仅是对故宫博物院正统历史地位的亵渎，更是对故宫文物被劫掠历史的公然诋毁。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流那么简单，如果不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明确清晰地说明清楚，那么，危及的不光是后人怎么看待堆砌于外双溪仓库的故宫被劫文物的历史真相，更危及到我们推翻蒋记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必要性和必然性。
当然，让我们暂时稍感宽慰的，是大陆有关部门一直没有答应周功鑫提出的所谓要大陆签署“不扣押文物保证书”，才允许外双溪窃藏的故宫文物赴大陆参展这一荒谬绝伦、寡廉鲜耻的非法要求。道理很简单：你外双溪的文物本来就属于故宫，换言之，你外双溪不过是暂时保有收藏权而没有所有权；大陆赴台参展的文物，从来没有要求台湾当局签什么保证书；最卑鄙的，其实是周功鑫和台湾当局借文物展览对大陆社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凭空歪曲和蓄意抹黑，这也反应了他们对这些非法窃取的文物其实是忐忑不安、心中有鬼的。在此，也特别希望郑院长和大陆的文物、文化同仁，别被研究文物的书生意气冲昏了头脑，心里始终要有一根弦，要始终牢记：世界上只有一个故宫。故宫博物院不仅仅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名字，而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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