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和曾荫权、焦裕禄的两种人生

    无意中听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香港特首曾荫权每年的公关支出非常少，而且每一笔数目想进，对香港人交代得清清楚楚。又说此事在香港没有什么反应，香港人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大陆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把这件事和内地官员的奢侈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把曾荫权和焦裕禄、孔繁森并列。更有某人得意洋洋地说：香港与大陆一国两制十多年以来，香港已经成为大陆的一面镜子。　　

    看到这里，我的心里掠过一个念头：要变天了！因为照这则新闻的逻辑发展下去，顺理成章的，内地也应该效法香港的制度建设，我们现在所谓的问责制不就是从香港引进的嘛，接下来就是三权分立、廉政公署什么的，全面与香港，也就是西方接轨，这是不可言喻的舆论准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同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像腐败人人都痛恨，对立两派都极力反对，但会开出完全不同的药方，当然要达到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是否有人包藏祸心就不得而知了。　　

    把曾荫权和焦裕禄、孔繁森并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对于孔繁森，我了解的不是很详细。但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那可是家喻户晓的，他的事迹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把他和曾荫权放在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两个人是由不同的社会制度培养出来的，不同的理想和追求，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　　

    曾荫权是香港特首，是香港人按照资本主义选举制度选举出来的管理者，他效忠的是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要受到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约束。资产阶级虽然从经济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政治上进行压迫，但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还是要维持一定的秩序，以实现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分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以维持现有体制的正常运转，这就是民主与专政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贪污和腐败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给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运转设置障碍，从这个角度上说资产阶级内部对于贪污腐败也是非常痛恨的，所以设置了各种法律制度加以防范和限制。　　

    有人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人是由选民们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必须要对选民负责。这个说法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也不算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选举党中有两个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一个是选民，另一个就是资本。在商品社会当中，选举也是一种商业活动，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讲究投资和回报。资本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选举活动首先就要取得资本的认可，遵循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这就是选举的本质。另一因素是选民，他们所谓的一人一票不过是对这种选举进行包装，给它打上全民、平等的标签。这就像某个村选村长，要想当村长首先要取得村里财主的认可，认这个财主做干爹，这个过程肯定是秘密的，然后财主出钱进行包装宣传，当然财主的干儿子不止一个，村民所要做的就是从财主的若干个干儿子当中选择一个，过几年再换一个，无论是谁当选，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老太爷的利益，最后才是拿一些残羹冷饭给村民作为安抚。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选谁上台，整个社会结构，内政外交政策都不会有大的改变，这是由资本决定的。所以富的照样富，穷的依旧穷，失业的继续失业，因为资本家需要失业，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会消灭失业。这样的选举即使进行一千年，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而焦裕禄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培养的，在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干部典范，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标准。焦裕禄一心扑在工作上，把他全部的爱和生命都献给了兰考人民。“他心里总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成了焦裕禄的写照，他用自己的一生解释了什么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什么叫共产主义理想。他不是那些所谓的“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用他的话说他是毛主席派来的，专门为人民服务的。“为选民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一字之差，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哲学。“为选民服务”是谁选我，我为谁负责，你要是不选我，我当然就不用对你负责。在这个职务上我要为你做事，离开这个职务，当然我就不必为你做事。而“为人民服务”则是全身心的，毫无保留的，它要求人们要有极高的思想觉悟，要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的爱，全副精力的投入到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去，这种精神浸透在人们的骨髓里，不管是工作那还是工作外，也不管与自己有关还是无关。就像另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由于经历了旧社会的种种苦难，他对于新社会倍加珍惜，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无比的热情，他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怀着对同志、对战友、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爱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中。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当他听到有的地方受灾时，感同身受，把自己仅有的津贴和衣服寄给灾区人民；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他在雨夜把素不相识的大嫂送回家中；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他会在去医院看病的途中去建设工地参加劳动，全然忘了看病的事情；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浸润在雷锋的每个毛孔当中，他完全把这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从不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雷锋日记中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有人说雷锋日记中充满了豪言壮语，但是当一个人用他的全部生命去实践他所说过的话时，你还能说它是豪言壮语吗？现在的人把雷锋精神当中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本质抽走，把雷锋精神庸俗化成做好事，擦擦道路栏杆，扫扫地，给路人修修鞋，给老人理理发，这是非常肤浅的，也就注定了学雷锋逐渐流于形式，变成了“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里走”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社会现实。所以综合起来看，曾荫权和焦裕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非常荒谬，非常不负责任的。　　

    现在回到反腐这个问题上，对待贪污腐败，无论中外，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反对腐败，中外由于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差别，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对腐败问题主要是依靠法律和制度这些外在力量，依靠体制内的制衡和监督。这种反腐机制是相对封闭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内部而言，人民群众则被排除在这个机制之外，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不敢发动群众。但是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崇尚“利益至上”，讲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商品社会中一切都可以化为商品，进行买卖，这就为各种贪污腐败制造出了肥沃的土壤。价值观与法律制度成了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调和。人本身的私欲，受到了外在制度力量的限制，所以这种私欲在严密的法律和制度面前，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个合适的途径发泄出来。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贪污腐败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以一种极为隐蔽、独特的方式进行着。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没有腐败，只是这种腐败很隐蔽，不会轻易被外人知道罢了。而毛泽东时代对待腐败问题，是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情都存在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其中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来起作用。所以毛泽东时代反对腐败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各种法律，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对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上面。私有制是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而人的私欲则是腐败的思想基础，所以毛主席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紧，通过有目的的整风学习，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思想上不给人的私欲以膨胀、成长的空间，尽可能消除贪腐的思想基础。同时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加入到反对腐败的斗争来。人民至上，群众工作高于一切，是贯穿毛主席一生的工作方法。思想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行动上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同时又要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毛主席一生发动过无数次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一方面对当权者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也起到教育作用，鼓励人民群众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同时也要对群众运动进行引导，尽量不使之出现偏差和扩大。诚然这些群众运动在实际组织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过过火和扩大，造成一些损失，但总体上保持了共产党的生机和活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任何物体都必须保持不断的运动才能够生存和发展，静止只会走向灭亡。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把群众运动一棍子打死只能是因噎废食，为了眼前而丢掉了长远。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很艰难的，生孩子对孕妇来说是非常痛苦的，难道因为惧怕痛苦和流血，便连孩子都不生了吗？那就静等着人类灭亡吧。　　

    国内不是有人把西方的政治概括为一人一票吗，我认为这种概括很传神，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就是所谓的选票政治。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全部的政治活动就是填选票，从资产阶级推出的若干个候选人当中选择一部分，然后就没有你的事情了，社会生活，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唯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填选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是多方面的，无所不在。日常生活，经济生产，文化活动，国家大政都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影子。人民不仅可以选举和罢免代表，还可以组织起来对国家生活进行监督和管理，可以随时对有问题的官员进行检举批判，可以用游行和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想法……，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发动起来，无论是反革命分子，还是贪污腐败官员，蜕化变质之流都将无所遁形。什么是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毛主席打了一场反对贪污腐化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政治清明的人民时代，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虽不敢说是绝后，但绝对是空前的。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这么做？谁能这么做？然而盛极必衰，在毛主席去世后，群众运动也陷入了低潮，再加上有人别有用心的打压，给群众运动打上动乱、折腾的标签，所以中国大地一片沉寂，群众运动销声匿迹，中国社会在一片“稳定”的呐喊声中悄然发生的变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如今中国再次响起了反腐的声浪，然而时移势易，我们羡慕起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把这当做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准备引入中国。自己有宝贝弃之不用，反而婉转求就于他人，此中含意令人深思。所谓接轨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改变别人的东西适应自己，一种是改变自己适应别人的东西，问题是我们会选择哪一种呢？